唐代古文運動是什么？
唐代文學的另一成就是古文運動的興起。
南北朝時代，帝王、貴族左右文壇，為了用華麗纖巧的形式來掩飾空虛貧乏的內(nèi)容，于是特別注意形式美的駢文，發(fā)展繁榮起來。駢文一味追求聲律、詞藻、排偶、用典，形式四、六對仗（用四字和六字的句子組成，互相對稱），看起來華麗整齊，內(nèi)容卻空洞無物。文風萎靡，形式僵化，拘束于對偶，拘于平仄，無法自由表達思想感情和政治見解，無法反映生動活潑的現(xiàn)實生活。隋文帝時李諤上書反對駢文，說它“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云形；積案盈箱，唯是風云之狀”。（他反對駢文的上書卻通篇是駢體）隋文帝也深惡文章浮艷，下令：“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實錄。”泗州刺史司馬幼之，就因文表華艷而得罪。但隋煬帝擅長駢文，自以為與士大夫比文章也可以高出眾人，也當選他做皇帝。隋文帝的詔令自然不再有效。唐朝上起詔敕，下至判辭書牘，無不用駢文。北宋有人說：“唐太宗功業(yè)雄卓，然所為文章，纖靡淫麗，嫣然婦人小兒嘻笑之聲，不與其功業(yè)稱，甚矣，淫辭之溺人也。”唐文士不能作駢文，即無仕進的可能，駢文的盛況可以想見。武周時陳子昂效法西漢古體文作政論，對當時的文風發(fā)生了很大影響。唐玄宗開元、天寶以后蕭穎士、李華、元結(jié)、獨孤及、梁肅、柳冕等人擯斥文壇浮艷之風，主張以三代兩漢古體文為法，以儒家經(jīng)典為依據(jù)，創(chuàng)作上亦力變排偶為散體，成為韓愈之前古文運動的先驅(qū)。
唐以前，在文學上無所謂古文。古文這一概念由韓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來流行已久的駢文視為“俗下文字”，把自己的奇句單行，繼承先秦兩漢文體的散文稱為古文，并使之和“俗下文字”對立。韓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復古代的儒學道統(tǒng)。這種復古的主張在當時得到廣泛的響應，成為一種社會運動，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
安史亂后，大唐帝國陡然走向了衰落的道路。藩鎮(zhèn)割據(jù)，佛道二教盛行，僧尼道士“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和唐王朝的利益發(fā)生矛盾。以韓愈為代表的復古主義思潮，發(fā)展成為一種廣泛的社會思想運動，正是從意識領(lǐng)域內(nèi)來挽救這個嚴重危機，促進中興局面的出現(xiàn)，以鞏固唐帝國。它反映了廣大階層人民的現(xiàn)實要求。韓愈主張恢復儒家思想的正統(tǒng)地位，反對佛道二教，來整飭社會風尚。他要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儒家思想，而駢文已經(jīng)成為表達思想的桎梏。因而自然地需要反對駢文，開展一個文體革新運動，提倡古文。古文不僅語言長短不拘，抒寫自由，便于表達思想，而且它本來就是載儒家之道的，因而古代名畫也便于學習和宣揚儒家之道，排斥佛、道。韓愈說，我所以致力于古文，不只是好其文辭，而且好其道。又說：“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歐陽生）哀辭后》]這就是說學古道必須學古文，學古文是為了學古道。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內(nèi)容，文是形式。文道合一，以道為主，這是韓愈倡導古文運動的基本觀點，也是以韓愈為代表的古文運動的基本內(nèi)容。在文體改革方面韓愈主張在繼承散文傳統(tǒng)的基礎(chǔ)上革新和創(chuàng)造，反對模擬抄襲的不良文風。強調(diào)博學群書又不蹈襲前人，“師其意不師其辭”，“唯陳言之務去”，做到推陳出新。他認為運用語言，必須“文從字順”，即合乎自然語氣。要從實際出發(fā)，“因事陳詞”，做到“豐而不余一言，約而不失一辭”。韓愈在文道合一和文體改革方面提出了比前人更為明確具體的主張，而且還將自己的主張貫徹于實踐，寫了許多優(yōu)秀作品，大大提高了古文的水平。
韓愈的古文，內(nèi)容豐富，形式多樣，舉凡政論、表奏、書啟、贈序、雜說、人物傳記、祭文、墓志、傳奇，皆所擅長，不少作品達到了思想藝術(shù)完整的統(tǒng)一。可大致概括為論說與記敘兩類。其論說文立論鮮明，氣勢雄渾，結(jié)構(gòu)嚴謹，邏輯性強，富于說服力，名著如《諫迎佛骨表》、《原道》、《原毀》、《爭臣論》、《師說》等均以發(fā)揚儒道為根本，雖有封建說教，但能針砭時弊，其中有些見解，至今仍可借鑒。其記敘文愛憎分明，抒情性強，有的人物性格躍然紙上，有的繪聲繪色，可泣可歌，名篇如《送李愿歸盤谷序》、《送董邵南序》、《張中丞傳后敘》、《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銘》等或敘或議，筆鋒均帶感情。對所寫人物滿腔同情，對社會黑暗亦多有揭露，充滿憤世嫉俗的批判精神。總之韓愈的古文雄奇奔放，流暢明快，如長江大河浩瀚千里。語言上亦獨具特色，除貫徹其務去陳言和文從字順的主張外，善于錘煉詞句，善于創(chuàng)造性地使用古代詞語，又善于吸收當代口語創(chuàng)造出新的文學語言。他新創(chuàng)的許多精煉的語句，有不少已經(jīng)成為成語，至今保存在文學語言和人們的口語中。如“俯首帖耳，搖尾乞憐”，“不平則鳴”、“雜亂無章”、“落井下石”等。韓愈是古文運動的公認的領(lǐng)袖。
柳宗元在古文運動中地位僅次于韓愈。他提出“文以明道”的口號，反對片面追求詞藻的華麗。他認為作家的行為和品德是進行創(chuàng)造的首要條件，寫出的作品在社會上應起“褒貶”和“諷喻”的作用，應該寫得“詞正而理備”。他對古文運動的最大貢獻是寫出大量的名篇，在這方面取得了與韓愈相當?shù)某删汀Ｋ睦碚摵蛯嵺`同樣是古文運動獲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柳文說理透辟，雄深雅健，寓意幽微，山水游記尤為出色。他的山水游記文筆清新秀美，富有詩情畫意。所寫山水景物生動逼真，細致精彩，呈現(xiàn)出如他自己所說的“清瑩秀澈”、“鏘鳴金石”之美，代表作有《永州八記》。他的寓言諷刺小品如《三戒》、《蝜蝂傳》等簡潔警策，含意深遠，鞭笞世態(tài)人情，深刻辛辣，耐人尋味。他的傳記散文多取材于社會下層，往往通過下層人物的描寫，反映中唐時代人民的悲慘生活，揭露尖銳的階級矛盾，具有深刻的思想意義。名篇如《宋清傳》、《種樹郭橐駝傳》、《梓人傳》及《捕蛇者說》等。
在唐德宗貞元時期（785-805，），由于韓愈的努力倡導，古文發(fā)生了廣泛的影響。許多人向韓愈請教，一時“韓門弟子眾多”。而李翱、皇甫浞等皆為著名的韓愈的追隨者、擁護者。至唐憲宗元和時期（806-820），又得到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的影響更大。從貞元到元和的二三十年間，古文寫作蔚然極盛，逐漸壓倒了駢文，成為文壇的主要風尚。這就是文學史上所說的“古文運動”。
唐代古文運動提出的“文以載道”對后世影響深遠。這個觀點，實質(zhì)是主張文學要反映現(xiàn)實生活，要有充實的思想內(nèi)容。這里所說的“道”，固然是指儒家之道，但通過韓、柳的創(chuàng)作表明，他們主張的“傳道”、“明道”并不排斥對社會現(xiàn)實的評議、批判和揭露。正因為如此，“文以載道”的主張為后世文人普遍接受。古文運動提倡的散體文同樣影響深遠。它結(jié)束了駢文的長期統(tǒng)治，恢復了古代散文的歷史地位，并擴大了它的實用范圍，從著書立說擴大到抒情、寫景、紀游等。北宋以歐陽修為首的文學改革運動，按其主張實為唐代古文運動的繼續(xù)，并涌現(xiàn)出更多的優(yōu)秀古文作家，形成了以唐宋八大家為代表的新的古文傳統(tǒng)。它具有題材更廣、與現(xiàn)實生活聯(lián)系更密切、文學性更強等特點。新的古文傳統(tǒng)形成后，支配中國文壇1000多年，直到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后才被語體文所代替。
唐代古文運動是什么？
唐代文學的另一成就是古文運動的興起。
南北朝時代，帝王、貴族左右文壇，為了用華麗纖巧的形式來掩飾空虛貧乏的內(nèi)容，于是特別注意形式美的駢文，發(fā)展繁榮起來。駢文一味追求聲律、詞藻、排偶、用典，形式四、六對仗（用四字和六字的句子組成，互相對稱），看起來華麗整齊，內(nèi)容卻空洞無物。文風萎靡，形式僵化，拘束于對偶，拘于平仄，無法自由表達思想感情和政治見解，無法反映生動活潑的現(xiàn)實生活。隋文帝時李諤上書反對駢文，說它“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云形；積案盈箱，唯是風云之狀”。（他反對駢文的上書卻通篇是駢體）隋文帝也深惡文章浮艷，下令：“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實錄。”泗州刺史司馬幼之，就因文表華艷而得罪。但隋煬帝擅長駢文，自以為與士大夫比文章也可以高出眾人，也當選他做皇帝。隋文帝的詔令自然不再有效。唐朝上起詔敕，下至判辭書牘，無不用駢文。北宋有人說：“唐太宗功業(yè)雄卓，然所為文章，纖靡淫麗，嫣然婦人小兒嘻笑之聲，不與其功業(yè)稱，甚矣，淫辭之溺人也。”唐文士不能作駢文，即無仕進的可能，駢文的盛況可以想見。武周時陳子昂效法西漢古體文作政論，對當時的文風發(fā)生了很大影響。唐玄宗開元、天寶以后蕭穎士、李華、元結(jié)、獨孤及、梁肅、柳冕等人擯斥文壇浮艷之風，主張以三代兩漢古體文為法，以儒家經(jīng)典為依據(jù)，創(chuàng)作上亦力變排偶為散體，成為韓愈之前古文運動的先驅(qū)。
唐以前，在文學上無所謂古文。古文這一概念由韓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來流行已久的駢文視為“俗下文字”，把自己的奇句單行，繼承先秦兩漢文體的散文稱為古文，并使之和“俗下文字”對立。韓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復古代的儒學道統(tǒng)。這種復古的主張在當時得到廣泛的響應，成為一種社會運動，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
安史亂后，大唐帝國陡然走向了衰落的道路。藩鎮(zhèn)割據(jù)，佛道二教盛行，僧尼道士“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和唐王朝的利益發(fā)生矛盾。以韓愈為代表的復古主義思潮，發(fā)展成為一種廣泛的社會思想運動，正是從意識領(lǐng)域內(nèi)來挽救這個嚴重危機，促進中興局面的出現(xiàn)，以鞏固唐帝國。它反映了廣大階層人民的現(xiàn)實要求。韓愈主張恢復儒家思想的正統(tǒng)地位，反對佛道二教，來整飭社會風尚。他要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儒家思想，而駢文已經(jīng)成為表達思想的桎梏。因而自然地需要反對駢文，開展一個文體革新運動，提倡古文。古文不僅語言長短不拘，抒寫自由，便于表達思想，而且它本來就是載儒家之道的，因而古代名畫也便于學習和宣揚儒家之道，排斥佛、道。韓愈說，我所以致力于古文，不只是好其文辭，而且好其道。又說：“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歐陽生）哀辭后》]這就是說學古道必須學古文，學古文是為了學古道。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內(nèi)容，文是形式。文道合一，以道為主，這是韓愈倡導古文運動的基本觀點，也是以韓愈為代表的古文運動的基本內(nèi)容。在文體改革方面韓愈主張在繼承散文傳統(tǒng)的基礎(chǔ)上革新和創(chuàng)造，反對模擬抄襲的不良文風。強調(diào)博學群書又不蹈襲前人，“師其意不師其辭”，“唯陳言之務去”，做到推陳出新。他認為運用語言，必須“文從字順”，即合乎自然語氣。要從實際出發(fā)，“因事陳詞”，做到“豐而不余一言，約而不失一辭”。韓愈在文道合一和文體改革方面提出了比前人更為明確具體的主張，而且還將自己的主張貫徹于實踐，寫了許多優(yōu)秀作品，大大提高了古文的水平。
韓愈的古文，內(nèi)容豐富，形式多樣，舉凡政論、表奏、書啟、贈序、雜說、人物傳記、祭文、墓志、傳奇，皆所擅長，不少作品達到了思想藝術(shù)完整的統(tǒng)一。可大致概括為論說與記敘兩類。其論說文立論鮮明，氣勢雄渾，結(jié)構(gòu)嚴謹，邏輯性強，富于說服力，名著如《諫迎佛骨表》、《原道》、《原毀》、《爭臣論》、《師說》等均以發(fā)揚儒道為根本，雖有封建說教，但能針砭時弊，其中有些見解，至今仍可借鑒。其記敘文愛憎分明，抒情性強，有的人物性格躍然紙上，有的繪聲繪色，可泣可歌，名篇如《送李愿歸盤谷序》、《送董邵南序》、《張中丞傳后敘》、《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銘》等或敘或議，筆鋒均帶感情。對所寫人物滿腔同情，對社會黑暗亦多有揭露，充滿憤世嫉俗的批判精神。總之韓愈的古文雄奇奔放，流暢明快，如長江大河浩瀚千里。語言上亦獨具特色，除貫徹其務去陳言和文從字順的主張外，善于錘煉詞句，善于創(chuàng)造性地使用古代詞語，又善于吸收當代口語創(chuàng)造出新的文學語言。他新創(chuàng)的許多精煉的語句，有不少已經(jīng)成為成語，至今保存在文學語言和人們的口語中。如“俯首帖耳，搖尾乞憐”，“不平則鳴”、“雜亂無章”、“落井下石”等。韓愈是古文運動的公認的領(lǐng)袖。
柳宗元在古文運動中地位僅次于韓愈。他提出“文以明道”的口號，反對片面追求詞藻的華麗。他認為作家的行為和品德是進行創(chuàng)造的首要條件，寫出的作品在社會上應起“褒貶”和“諷喻”的作用，應該寫得“詞正而理備”。他對古文運動的最大貢獻是寫出大量的名篇，在這方面取得了與韓愈相當?shù)某删汀Ｋ睦碚摵蛯嵺`同樣是古文運動獲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柳文說理透辟，雄深雅健，寓意幽微，山水游記尤為出色。他的山水游記文筆清新秀美，富有詩情畫意。所寫山水景物生動逼真，細致精彩，呈現(xiàn)出如他自己所說的“清瑩秀澈”、“鏘鳴金石”之美，代表作有《永州八記》。他的寓言諷刺小品如《三戒》、《蝜蝂傳》等簡潔警策，含意深遠，鞭笞世態(tài)人情，深刻辛辣，耐人尋味。他的傳記散文多取材于社會下層，往往通過下層人物的描寫，反映中唐時代人民的悲慘生活，揭露尖銳的階級矛盾，具有深刻的思想意義。名篇如《宋清傳》、《種樹郭橐駝傳》、《梓人傳》及《捕蛇者說》等。
在唐德宗貞元時期（785-805，），由于韓愈的努力倡導，古文發(fā)生了廣泛的影響。許多人向韓愈請教，一時“韓門弟子眾多”。而李翱、皇甫浞等皆為著名的韓愈的追隨者、擁護者。至唐憲宗元和時期（806-820），又得到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的影響更大。從貞元到元和的二三十年間，古文寫作蔚然極盛，逐漸壓倒了駢文，成為文壇的主要風尚。這就是文學史上所說的“古文運動”。
唐代古文運動提出的“文以載道”對后世影響深遠。這個觀點，實質(zhì)是主張文學要反映現(xiàn)實生活，要有充實的思想內(nèi)容。這里所說的“道”，固然是指儒家之道，但通過韓、柳的創(chuàng)作表明，他們主張的“傳道”、“明道”并不排斥對社會現(xiàn)實的評議、批判和揭露。正因為如此，“文以載道”的主張為后世文人普遍接受。古文運動提倡的散體文同樣影響深遠。它結(jié)束了駢文的長期統(tǒng)治，恢復了古代散文的歷史地位，并擴大了它的實用范圍，從著書立說擴大到抒情、寫景、紀游等。北宋以歐陽修為首的文學改革運動，按其主張實為唐代古文運動的繼續(xù)，并涌現(xiàn)出更多的優(yōu)秀古文作家，形成了以唐宋八大家為代表的新的古文傳統(tǒng)。它具有題材更廣、與現(xiàn)實生活聯(lián)系更密切、文學性更強等特點。新的古文傳統(tǒng)形成后，支配中國文壇1000多年，直到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后才被語體文所代替。
唐代古文運動是什么？
唐代文學的另一成就是古文運動的興起。
南北朝時代，帝王、貴族左右文壇，為了用華麗纖巧的形式來掩飾空虛貧乏的內(nèi)容，于是特別注意形式美的駢文，發(fā)展繁榮起來。駢文一味追求聲律、詞藻、排偶、用典，形式四、六對仗（用四字和六字的句子組成，互相對稱），看起來華麗整齊，內(nèi)容卻空洞無物。文風萎靡，形式僵化，拘束于對偶，拘于平仄，無法自由表達思想感情和政治見解，無法反映生動活潑的現(xiàn)實生活。隋文帝時李諤上書反對駢文，說它“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云形；積案盈箱，唯是風云之狀”。（他反對駢文的上書卻通篇是駢體）隋文帝也深惡文章浮艷，下令：“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實錄。”泗州刺史司馬幼之，就因文表華艷而得罪。但隋煬帝擅長駢文，自以為與士大夫比文章也可以高出眾人，也當選他做皇帝。隋文帝的詔令自然不再有效。唐朝上起詔敕，下至判辭書牘，無不用駢文。北宋有人說：“唐太宗功業(yè)雄卓，然所為文章，纖靡淫麗，嫣然婦人小兒嘻笑之聲，不與其功業(yè)稱，甚矣，淫辭之溺人也。”唐文士不能作駢文，即無仕進的可能，駢文的盛況可以想見。武周時陳子昂效法西漢古體文作政論，對當時的文風發(fā)生了很大影響。唐玄宗開元、天寶以后蕭穎士、李華、元結(jié)、獨孤及、梁肅、柳冕等人擯斥文壇浮艷之風，主張以三代兩漢古體文為法，以儒家經(jīng)典為依據(jù)，創(chuàng)作上亦力變排偶為散體，成為韓愈之前古文運動的先驅(qū)。
唐以前，在文學上無所謂古文。古文這一概念由韓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來流行已久的駢文視為“俗下文字”，把自己的奇句單行，繼承先秦兩漢文體的散文稱為古文，并使之和“俗下文字”對立。韓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復古代的儒學道統(tǒng)。這種復古的主張在當時得到廣泛的響應，成為一種社會運動，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
安史亂后，大唐帝國陡然走向了衰落的道路。藩鎮(zhèn)割據(jù)，佛道二教盛行，僧尼道士“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和唐王朝的利益發(fā)生矛盾。以韓愈為代表的復古主義思潮，發(fā)展成為一種廣泛的社會思想運動，正是從意識領(lǐng)域內(nèi)來挽救這個嚴重危機，促進中興局面的出現(xiàn)，以鞏固唐帝國。它反映了廣大階層人民的現(xiàn)實要求。韓愈主張恢復儒家思想的正統(tǒng)地位，反對佛道二教，來整飭社會風尚。他要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儒家思想，而駢文已經(jīng)成為表達思想的桎梏。因而自然地需要反對駢文，開展一個文體革新運動，提倡古文。古文不僅語言長短不拘，抒寫自由，便于表達思想，而且它本來就是載儒家之道的，因而古代名畫也便于學習和宣揚儒家之道，排斥佛、道。韓愈說，我所以致力于古文，不只是好其文辭，而且好其道。又說：“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歐陽生）哀辭后》]這就是說學古道必須學古文，學古文是為了學古道。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內(nèi)容，文是形式。文道合一，以道為主，這是韓愈倡導古文運動的基本觀點，也是以韓愈為代表的古文運動的基本內(nèi)容。在文體改革方面韓愈主張在繼承散文傳統(tǒng)的基礎(chǔ)上革新和創(chuàng)造，反對模擬抄襲的不良文風。強調(diào)博學群書又不蹈襲前人，“師其意不師其辭”，“唯陳言之務去”，做到推陳出新。他認為運用語言，必須“文從字順”，即合乎自然語氣。要從實際出發(fā)，“因事陳詞”，做到“豐而不余一言，約而不失一辭”。韓愈在文道合一和文體改革方面提出了比前人更為明確具體的主張，而且還將自己的主張貫徹于實踐，寫了許多優(yōu)秀作品，大大提高了古文的水平。
韓愈的古文，內(nèi)容豐富，形式多樣，舉凡政論、表奏、書啟、贈序、雜說、人物傳記、祭文、墓志、傳奇，皆所擅長，不少作品達到了思想藝術(shù)完整的統(tǒng)一。可大致概括為論說與記敘兩類。其論說文立論鮮明，氣勢雄渾，結(jié)構(gòu)嚴謹，邏輯性強，富于說服力，名著如《諫迎佛骨表》、《原道》、《原毀》、《爭臣論》、《師說》等均以發(fā)揚儒道為根本，雖有封建說教，但能針砭時弊，其中有些見解，至今仍可借鑒。其記敘文愛憎分明，抒情性強，有的人物性格躍然紙上，有的繪聲繪色，可泣可歌，名篇如《送李愿歸盤谷序》、《送董邵南序》、《張中丞傳后敘》、《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銘》等或敘或議，筆鋒均帶感情。對所寫人物滿腔同情，對社會黑暗亦多有揭露，充滿憤世嫉俗的批判精神。總之韓愈的古文雄奇奔放，流暢明快，如長江大河浩瀚千里。語言上亦獨具特色，除貫徹其務去陳言和文從字順的主張外，善于錘煉詞句，善于創(chuàng)造性地使用古代詞語，又善于吸收當代口語創(chuàng)造出新的文學語言。他新創(chuàng)的許多精煉的語句，有不少已經(jīng)成為成語，至今保存在文學語言和人們的口語中。如“俯首帖耳，搖尾乞憐”，“不平則鳴”、“雜亂無章”、“落井下石”等。韓愈是古文運動的公認的領(lǐng)袖。
柳宗元在古文運動中地位僅次于韓愈。他提出“文以明道”的口號，反對片面追求詞藻的華麗。他認為作家的行為和品德是進行創(chuàng)造的首要條件，寫出的作品在社會上應起“褒貶”和“諷喻”的作用，應該寫得“詞正而理備”。他對古文運動的最大貢獻是寫出大量的名篇，在這方面取得了與韓愈相當?shù)某删汀Ｋ睦碚摵蛯嵺`同樣是古文運動獲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柳文說理透辟，雄深雅健，寓意幽微，山水游記尤為出色。他的山水游記文筆清新秀美，富有詩情畫意。所寫山水景物生動逼真，細致精彩，呈現(xiàn)出如他自己所說的“清瑩秀澈”、“鏘鳴金石”之美，代表作有《永州八記》。他的寓言諷刺小品如《三戒》、《蝜蝂傳》等簡潔警策，含意深遠，鞭笞世態(tài)人情，深刻辛辣，耐人尋味。他的傳記散文多取材于社會下層，往往通過下層人物的描寫，反映中唐時代人民的悲慘生活，揭露尖銳的階級矛盾，具有深刻的思想意義。名篇如《宋清傳》、《種樹郭橐駝傳》、《梓人傳》及《捕蛇者說》等。
在唐德宗貞元時期（785-805，），由于韓愈的努力倡導，古文發(fā)生了廣泛的影響。許多人向韓愈請教，一時“韓門弟子眾多”。而李翱、皇甫浞等皆為著名的韓愈的追隨者、擁護者。至唐憲宗元和時期（806-820），又得到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的影響更大。從貞元到元和的二三十年間，古文寫作蔚然極盛，逐漸壓倒了駢文，成為文壇的主要風尚。這就是文學史上所說的“古文運動”。
唐代古文運動提出的“文以載道”對后世影響深遠。這個觀點，實質(zhì)是主張文學要反映現(xiàn)實生活，要有充實的思想內(nèi)容。這里所說的“道”，固然是指儒家之道，但通過韓、柳的創(chuàng)作表明，他們主張的“傳道”、“明道”并不排斥對社會現(xiàn)實的評議、批判和揭露。正因為如此，“文以載道”的主張為后世文人普遍接受。古文運動提倡的散體文同樣影響深遠。它結(jié)束了駢文的長期統(tǒng)治，恢復了古代散文的歷史地位，并擴大了它的實用范圍，從著書立說擴大到抒情、寫景、紀游等。北宋以歐陽修為首的文學改革運動，按其主張實為唐代古文運動的繼續(xù)，并涌現(xiàn)出更多的優(yōu)秀古文作家，形成了以唐宋八大家為代表的新的古文傳統(tǒng)。它具有題材更廣、與現(xiàn)實生活聯(lián)系更密切、文學性更強等特點。新的古文傳統(tǒng)形成后，支配中國文壇1000多年，直到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后才被語體文所代替。
唐代古文運動是什么？
唐代文學的另一成就是古文運動的興起。
南北朝時代，帝王、貴族左右文壇，為了用華麗纖巧的形式來掩飾空虛貧乏的內(nèi)容，于是特別注意形式美的駢文，發(fā)展繁榮起來。駢文一味追求聲律、詞藻、排偶、用典，形式四、六對仗（用四字和六字的句子組成，互相對稱），看起來華麗整齊，內(nèi)容卻空洞無物。文風萎靡，形式僵化，拘束于對偶，拘于平仄，無法自由表達思想感情和政治見解，無法反映生動活潑的現(xiàn)實生活。隋文帝時李諤上書反對駢文，說它“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云形；積案盈箱，唯是風云之狀”。（他反對駢文的上書卻通篇是駢體）隋文帝也深惡文章浮艷，下令：“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實錄。”泗州刺史司馬幼之，就因文表華艷而得罪。但隋煬帝擅長駢文，自以為與士大夫比文章也可以高出眾人，也當選他做皇帝。隋文帝的詔令自然不再有效。唐朝上起詔敕，下至判辭書牘，無不用駢文。北宋有人說：“唐太宗功業(yè)雄卓，然所為文章，纖靡淫麗，嫣然婦人小兒嘻笑之聲，不與其功業(yè)稱，甚矣，淫辭之溺人也。”唐文士不能作駢文，即無仕進的可能，駢文的盛況可以想見。武周時陳子昂效法西漢古體文作政論，對當時的文風發(fā)生了很大影響。唐玄宗開元、天寶以后蕭穎士、李華、元結(jié)、獨孤及、梁肅、柳冕等人擯斥文壇浮艷之風，主張以三代兩漢古體文為法，以儒家經(jīng)典為依據(jù)，創(chuàng)作上亦力變排偶為散體，成為韓愈之前古文運動的先驅(qū)。
唐以前，在文學上無所謂古文。古文這一概念由韓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來流行已久的駢文視為“俗下文字”，把自己的奇句單行，繼承先秦兩漢文體的散文稱為古文，并使之和“俗下文字”對立。韓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復古代的儒學道統(tǒng)。這種復古的主張在當時得到廣泛的響應，成為一種社會運動，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
安史亂后，大唐帝國陡然走向了衰落的道路。藩鎮(zhèn)割據(jù)，佛道二教盛行，僧尼道士“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和唐王朝的利益發(fā)生矛盾。以韓愈為代表的復古主義思潮，發(fā)展成為一種廣泛的社會思想運動，正是從意識領(lǐng)域內(nèi)來挽救這個嚴重危機，促進中興局面的出現(xiàn)，以鞏固唐帝國。它反映了廣大階層人民的現(xiàn)實要求。韓愈主張恢復儒家思想的正統(tǒng)地位，反對佛道二教，來整飭社會風尚。他要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儒家思想，而駢文已經(jīng)成為表達思想的桎梏。因而自然地需要反對駢文，開展一個文體革新運動，提倡古文。古文不僅語言長短不拘，抒寫自由，便于表達思想，而且它本來就是載儒家之道的，因而古代名畫也便于學習和宣揚儒家之道，排斥佛、道。韓愈說，我所以致力于古文，不只是好其文辭，而且好其道。又說：“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歐陽生）哀辭后》]這就是說學古道必須學古文，學古文是為了學古道。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內(nèi)容，文是形式。文道合一，以道為主，這是韓愈倡導古文運動的基本觀點，也是以韓愈為代表的古文運動的基本內(nèi)容。在文體改革方面韓愈主張在繼承散文傳統(tǒng)的基礎(chǔ)上革新和創(chuàng)造，反對模擬抄襲的不良文風。強調(diào)博學群書又不蹈襲前人，“師其意不師其辭”，“唯陳言之務去”，做到推陳出新。他認為運用語言，必須“文從字順”，即合乎自然語氣。要從實際出發(fā)，“因事陳詞”，做到“豐而不余一言，約而不失一辭”。韓愈在文道合一和文體改革方面提出了比前人更為明確具體的主張，而且還將自己的主張貫徹于實踐，寫了許多優(yōu)秀作品，大大提高了古文的水平。
韓愈的古文，內(nèi)容豐富，形式多樣，舉凡政論、表奏、書啟、贈序、雜說、人物傳記、祭文、墓志、傳奇，皆所擅長，不少作品達到了思想藝術(shù)完整的統(tǒng)一。可大致概括為論說與記敘兩類。其論說文立論鮮明，氣勢雄渾，結(jié)構(gòu)嚴謹，邏輯性強，富于說服力，名著如《諫迎佛骨表》、《原道》、《原毀》、《爭臣論》、《師說》等均以發(fā)揚儒道為根本，雖有封建說教，但能針砭時弊，其中有些見解，至今仍可借鑒。其記敘文愛憎分明，抒情性強，有的人物性格躍然紙上，有的繪聲繪色，可泣可歌，名篇如《送李愿歸盤谷序》、《送董邵南序》、《張中丞傳后敘》、《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銘》等或敘或議，筆鋒均帶感情。對所寫人物滿腔同情，對社會黑暗亦多有揭露，充滿憤世嫉俗的批判精神。總之韓愈的古文雄奇奔放，流暢明快，如長江大河浩瀚千里。語言上亦獨具特色，除貫徹其務去陳言和文從字順的主張外，善于錘煉詞句，善于創(chuàng)造性地使用古代詞語，又善于吸收當代口語創(chuàng)造出新的文學語言。他新創(chuàng)的許多精煉的語句，有不少已經(jīng)成為成語，至今保存在文學語言和人們的口語中。如“俯首帖耳，搖尾乞憐”，“不平則鳴”、“雜亂無章”、“落井下石”等。韓愈是古文運動的公認的領(lǐng)袖。
柳宗元在古文運動中地位僅次于韓愈。他提出“文以明道”的口號，反對片面追求詞藻的華麗。他認為作家的行為和品德是進行創(chuàng)造的首要條件，寫出的作品在社會上應起“褒貶”和“諷喻”的作用，應該寫得“詞正而理備”。他對古文運動的最大貢獻是寫出大量的名篇，在這方面取得了與韓愈相當?shù)某删汀Ｋ睦碚摵蛯嵺`同樣是古文運動獲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柳文說理透辟，雄深雅健，寓意幽微，山水游記尤為出色。他的山水游記文筆清新秀美，富有詩情畫意。所寫山水景物生動逼真，細致精彩，呈現(xiàn)出如他自己所說的“清瑩秀澈”、“鏘鳴金石”之美，代表作有《永州八記》。他的寓言諷刺小品如《三戒》、《蝜蝂傳》等簡潔警策，含意深遠，鞭笞世態(tài)人情，深刻辛辣，耐人尋味。他的傳記散文多取材于社會下層，往往通過下層人物的描寫，反映中唐時代人民的悲慘生活，揭露尖銳的階級矛盾，具有深刻的思想意義。名篇如《宋清傳》、《種樹郭橐駝傳》、《梓人傳》及《捕蛇者說》等。
在唐德宗貞元時期（785-805，），由于韓愈的努力倡導，古文發(fā)生了廣泛的影響。許多人向韓愈請教，一時“韓門弟子眾多”。而李翱、皇甫浞等皆為著名的韓愈的追隨者、擁護者。至唐憲宗元和時期（806-820），又得到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的影響更大。從貞元到元和的二三十年間，古文寫作蔚然極盛，逐漸壓倒了駢文，成為文壇的主要風尚。這就是文學史上所說的“古文運動”。
唐代古文運動提出的“文以載道”對后世影響深遠。這個觀點，實質(zhì)是主張文學要反映現(xiàn)實生活，要有充實的思想內(nèi)容。這里所說的“道”，固然是指儒家之道，但通過韓、柳的創(chuàng)作表明，他們主張的“傳道”、“明道”并不排斥對社會現(xiàn)實的評議、批判和揭露。正因為如此，“文以載道”的主張為后世文人普遍接受。古文運動提倡的散體文同樣影響深遠。它結(jié)束了駢文的長期統(tǒng)治，恢復了古代散文的歷史地位，并擴大了它的實用范圍，從著書立說擴大到抒情、寫景、紀游等。北宋以歐陽修為首的文學改革運動，按其主張實為唐代古文運動的繼續(xù)，并涌現(xiàn)出更多的優(yōu)秀古文作家，形成了以唐宋八大家為代表的新的古文傳統(tǒng)。它具有題材更廣、與現(xiàn)實生活聯(lián)系更密切、文學性更強等特點。新的古文傳統(tǒng)形成后，支配中國文壇1000多年，直到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后才被語體文所代替。
唐代古文運動是什么？
唐代文學的另一成就是古文運動的興起。
南北朝時代，帝王、貴族左右文壇，為了用華麗纖巧的形式來掩飾空虛貧乏的內(nèi)容，于是特別注意形式美的駢文，發(fā)展繁榮起來。駢文一味追求聲律、詞藻、排偶、用典，形式四、六對仗（用四字和六字的句子組成，互相對稱），看起來華麗整齊，內(nèi)容卻空洞無物。文風萎靡，形式僵化，拘束于對偶，拘于平仄，無法自由表達思想感情和政治見解，無法反映生動活潑的現(xiàn)實生活。隋文帝時李諤上書反對駢文，說它“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云形；積案盈箱，唯是風云之狀”。（他反對駢文的上書卻通篇是駢體）隋文帝也深惡文章浮艷，下令：“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實錄。”泗州刺史司馬幼之，就因文表華艷而得罪。但隋煬帝擅長駢文，自以為與士大夫比文章也可以高出眾人，也當選他做皇帝。隋文帝的詔令自然不再有效。唐朝上起詔敕，下至判辭書牘，無不用駢文。北宋有人說：“唐太宗功業(yè)雄卓，然所為文章，纖靡淫麗，嫣然婦人小兒嘻笑之聲，不與其功業(yè)稱，甚矣，淫辭之溺人也。”唐文士不能作駢文，即無仕進的可能，駢文的盛況可以想見。武周時陳子昂效法西漢古體文作政論，對當時的文風發(fā)生了很大影響。唐玄宗開元、天寶以后蕭穎士、李華、元結(jié)、獨孤及、梁肅、柳冕等人擯斥文壇浮艷之風，主張以三代兩漢古體文為法，以儒家經(jīng)典為依據(jù)，創(chuàng)作上亦力變排偶為散體，成為韓愈之前古文運動的先驅(qū)。
唐以前，在文學上無所謂古文。古文這一概念由韓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來流行已久的駢文視為“俗下文字”，把自己的奇句單行，繼承先秦兩漢文體的散文稱為古文，并使之和“俗下文字”對立。韓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復古代的儒學道統(tǒng)。這種復古的主張在當時得到廣泛的響應，成為一種社會運動，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
安史亂后，大唐帝國陡然走向了衰落的道路。藩鎮(zhèn)割據(jù)，佛道二教盛行，僧尼道士“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和唐王朝的利益發(fā)生矛盾。以韓愈為代表的復古主義思潮，發(fā)展成為一種廣泛的社會思想運動，正是從意識領(lǐng)域內(nèi)來挽救這個嚴重危機，促進中興局面的出現(xiàn)，以鞏固唐帝國。它反映了廣大階層人民的現(xiàn)實要求。韓愈主張恢復儒家思想的正統(tǒng)地位，反對佛道二教，來整飭社會風尚。他要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儒家思想，而駢文已經(jīng)成為表達思想的桎梏。因而自然地需要反對駢文，開展一個文體革新運動，提倡古文。古文不僅語言長短不拘，抒寫自由，便于表達思想，而且它本來就是載儒家之道的，因而古代名畫也便于學習和宣揚儒家之道，排斥佛、道。韓愈說，我所以致力于古文，不只是好其文辭，而且好其道。又說：“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歐陽生）哀辭后》]這就是說學古道必須學古文，學古文是為了學古道。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內(nèi)容，文是形式。文道合一，以道為主，這是韓愈倡導古文運動的基本觀點，也是以韓愈為代表的古文運動的基本內(nèi)容。在文體改革方面韓愈主張在繼承散文傳統(tǒng)的基礎(chǔ)上革新和創(chuàng)造，反對模擬抄襲的不良文風。強調(diào)博學群書又不蹈襲前人，“師其意不師其辭”，“唯陳言之務去”，做到推陳出新。他認為運用語言，必須“文從字順”，即合乎自然語氣。要從實際出發(fā)，“因事陳詞”，做到“豐而不余一言，約而不失一辭”。韓愈在文道合一和文體改革方面提出了比前人更為明確具體的主張，而且還將自己的主張貫徹于實踐，寫了許多優(yōu)秀作品，大大提高了古文的水平。
韓愈的古文，內(nèi)容豐富，形式多樣，舉凡政論、表奏、書啟、贈序、雜說、人物傳記、祭文、墓志、傳奇，皆所擅長，不少作品達到了思想藝術(shù)完整的統(tǒng)一。可大致概括為論說與記敘兩類。其論說文立論鮮明，氣勢雄渾，結(jié)構(gòu)嚴謹，邏輯性強，富于說服力，名著如《諫迎佛骨表》、《原道》、《原毀》、《爭臣論》、《師說》等均以發(fā)揚儒道為根本，雖有封建說教，但能針砭時弊，其中有些見解，至今仍可借鑒。其記敘文愛憎分明，抒情性強，有的人物性格躍然紙上，有的繪聲繪色，可泣可歌，名篇如《送李愿歸盤谷序》、《送董邵南序》、《張中丞傳后敘》、《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銘》等或敘或議，筆鋒均帶感情。對所寫人物滿腔同情，對社會黑暗亦多有揭露，充滿憤世嫉俗的批判精神。總之韓愈的古文雄奇奔放，流暢明快，如長江大河浩瀚千里。語言上亦獨具特色，除貫徹其務去陳言和文從字順的主張外，善于錘煉詞句，善于創(chuàng)造性地使用古代詞語，又善于吸收當代口語創(chuàng)造出新的文學語言。他新創(chuàng)的許多精煉的語句，有不少已經(jīng)成為成語，至今保存在文學語言和人們的口語中。如“俯首帖耳，搖尾乞憐”，“不平則鳴”、“雜亂無章”、“落井下石”等。韓愈是古文運動的公認的領(lǐng)袖。
柳宗元在古文運動中地位僅次于韓愈。他提出“文以明道”的口號，反對片面追求詞藻的華麗。他認為作家的行為和品德是進行創(chuàng)造的首要條件，寫出的作品在社會上應起“褒貶”和“諷喻”的作用，應該寫得“詞正而理備”。他對古文運動的最大貢獻是寫出大量的名篇，在這方面取得了與韓愈相當?shù)某删汀Ｋ睦碚摵蛯嵺`同樣是古文運動獲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柳文說理透辟，雄深雅健，寓意幽微，山水游記尤為出色。他的山水游記文筆清新秀美，富有詩情畫意。所寫山水景物生動逼真，細致精彩，呈現(xiàn)出如他自己所說的“清瑩秀澈”、“鏘鳴金石”之美，代表作有《永州八記》。他的寓言諷刺小品如《三戒》、《蝜蝂傳》等簡潔警策，含意深遠，鞭笞世態(tài)人情，深刻辛辣，耐人尋味。他的傳記散文多取材于社會下層，往往通過下層人物的描寫，反映中唐時代人民的悲慘生活，揭露尖銳的階級矛盾，具有深刻的思想意義。名篇如《宋清傳》、《種樹郭橐駝傳》、《梓人傳》及《捕蛇者說》等。
在唐德宗貞元時期（785-805，），由于韓愈的努力倡導，古文發(fā)生了廣泛的影響。許多人向韓愈請教，一時“韓門弟子眾多”。而李翱、皇甫浞等皆為著名的韓愈的追隨者、擁護者。至唐憲宗元和時期（806-820），又得到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的影響更大。從貞元到元和的二三十年間，古文寫作蔚然極盛，逐漸壓倒了駢文，成為文壇的主要風尚。這就是文學史上所說的“古文運動”。
唐代古文運動提出的“文以載道”對后世影響深遠。這個觀點，實質(zhì)是主張文學要反映現(xiàn)實生活，要有充實的思想內(nèi)容。這里所說的“道”，固然是指儒家之道，但通過韓、柳的創(chuàng)作表明，他們主張的“傳道”、“明道”并不排斥對社會現(xiàn)實的評議、批判和揭露。正因為如此，“文以載道”的主張為后世文人普遍接受。古文運動提倡的散體文同樣影響深遠。它結(jié)束了駢文的長期統(tǒng)治，恢復了古代散文的歷史地位，并擴大了它的實用范圍，從著書立說擴大到抒情、寫景、紀游等。北宋以歐陽修為首的文學改革運動，按其主張實為唐代古文運動的繼續(xù)，并涌現(xiàn)出更多的優(yōu)秀古文作家，形成了以唐宋八大家為代表的新的古文傳統(tǒng)。它具有題材更廣、與現(xiàn)實生活聯(lián)系更密切、文學性更強等特點。新的古文傳統(tǒng)形成后，支配中國文壇1000多年，直到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后才被語體文所代替。
唐代古文運動是什么？
唐代文學的另一成就是古文運動的興起。
南北朝時代，帝王、貴族左右文壇，為了用華麗纖巧的形式來掩飾空虛貧乏的內(nèi)容，于是特別注意形式美的駢文，發(fā)展繁榮起來。駢文一味追求聲律、詞藻、排偶、用典，形式四、六對仗（用四字和六字的句子組成，互相對稱），看起來華麗整齊，內(nèi)容卻空洞無物。文風萎靡，形式僵化，拘束于對偶，拘于平仄，無法自由表達思想感情和政治見解，無法反映生動活潑的現(xiàn)實生活。隋文帝時李諤上書反對駢文，說它“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云形；積案盈箱，唯是風云之狀”。（他反對駢文的上書卻通篇是駢體）隋文帝也深惡文章浮艷，下令：“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實錄。”泗州刺史司馬幼之，就因文表華艷而得罪。但隋煬帝擅長駢文，自以為與士大夫比文章也可以高出眾人，也當選他做皇帝。隋文帝的詔令自然不再有效。唐朝上起詔敕，下至判辭書牘，無不用駢文。北宋有人說：“唐太宗功業(yè)雄卓，然所為文章，纖靡淫麗，嫣然婦人小兒嘻笑之聲，不與其功業(yè)稱，甚矣，淫辭之溺人也。”唐文士不能作駢文，即無仕進的可能，駢文的盛況可以想見。武周時陳子昂效法西漢古體文作政論，對當時的文風發(fā)生了很大影響。唐玄宗開元、天寶以后蕭穎士、李華、元結(jié)、獨孤及、梁肅、柳冕等人擯斥文壇浮艷之風，主張以三代兩漢古體文為法，以儒家經(jīng)典為依據(jù)，創(chuàng)作上亦力變排偶為散體，成為韓愈之前古文運動的先驅(qū)。
唐以前，在文學上無所謂古文。古文這一概念由韓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來流行已久的駢文視為“俗下文字”，把自己的奇句單行，繼承先秦兩漢文體的散文稱為古文，并使之和“俗下文字”對立。韓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復古代的儒學道統(tǒng)。這種復古的主張在當時得到廣泛的響應，成為一種社會運動，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
安史亂后，大唐帝國陡然走向了衰落的道路。藩鎮(zhèn)割據(jù)，佛道二教盛行，僧尼道士“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和唐王朝的利益發(fā)生矛盾。以韓愈為代表的復古主義思潮，發(fā)展成為一種廣泛的社會思想運動，正是從意識領(lǐng)域內(nèi)來挽救這個嚴重危機，促進中興局面的出現(xiàn)，以鞏固唐帝國。它反映了廣大階層人民的現(xiàn)實要求。韓愈主張恢復儒家思想的正統(tǒng)地位，反對佛道二教，來整飭社會風尚。他要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儒家思想，而駢文已經(jīng)成為表達思想的桎梏。因而自然地需要反對駢文，開展一個文體革新運動，提倡古文。古文不僅語言長短不拘，抒寫自由，便于表達思想，而且它本來就是載儒家之道的，因而古代名畫也便于學習和宣揚儒家之道，排斥佛、道。韓愈說，我所以致力于古文，不只是好其文辭，而且好其道。又說：“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歐陽生）哀辭后》]這就是說學古道必須學古文，學古文是為了學古道。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內(nèi)容，文是形式。文道合一，以道為主，這是韓愈倡導古文運動的基本觀點，也是以韓愈為代表的古文運動的基本內(nèi)容。在文體改革方面韓愈主張在繼承散文傳統(tǒng)的基礎(chǔ)上革新和創(chuàng)造，反對模擬抄襲的不良文風。強調(diào)博學群書又不蹈襲前人，“師其意不師其辭”，“唯陳言之務去”，做到推陳出新。他認為運用語言，必須“文從字順”，即合乎自然語氣。要從實際出發(fā)，“因事陳詞”，做到“豐而不余一言，約而不失一辭”。韓愈在文道合一和文體改革方面提出了比前人更為明確具體的主張，而且還將自己的主張貫徹于實踐，寫了許多優(yōu)秀作品，大大提高了古文的水平。
韓愈的古文，內(nèi)容豐富，形式多樣，舉凡政論、表奏、書啟、贈序、雜說、人物傳記、祭文、墓志、傳奇，皆所擅長，不少作品達到了思想藝術(shù)完整的統(tǒng)一。可大致概括為論說與記敘兩類。其論說文立論鮮明，氣勢雄渾，結(jié)構(gòu)嚴謹，邏輯性強，富于說服力，名著如《諫迎佛骨表》、《原道》、《原毀》、《爭臣論》、《師說》等均以發(fā)揚儒道為根本，雖有封建說教，但能針砭時弊，其中有些見解，至今仍可借鑒。其記敘文愛憎分明，抒情性強，有的人物性格躍然紙上，有的繪聲繪色，可泣可歌，名篇如《送李愿歸盤谷序》、《送董邵南序》、《張中丞傳后敘》、《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銘》等或敘或議，筆鋒均帶感情。對所寫人物滿腔同情，對社會黑暗亦多有揭露，充滿憤世嫉俗的批判精神。總之韓愈的古文雄奇奔放，流暢明快，如長江大河浩瀚千里。語言上亦獨具特色，除貫徹其務去陳言和文從字順的主張外，善于錘煉詞句，善于創(chuàng)造性地使用古代詞語，又善于吸收當代口語創(chuàng)造出新的文學語言。他新創(chuàng)的許多精煉的語句，有不少已經(jīng)成為成語，至今保存在文學語言和人們的口語中。如“俯首帖耳，搖尾乞憐”，“不平則鳴”、“雜亂無章”、“落井下石”等。韓愈是古文運動的公認的領(lǐng)袖。
柳宗元在古文運動中地位僅次于韓愈。他提出“文以明道”的口號，反對片面追求詞藻的華麗。他認為作家的行為和品德是進行創(chuàng)造的首要條件，寫出的作品在社會上應起“褒貶”和“諷喻”的作用，應該寫得“詞正而理備”。他對古文運動的最大貢獻是寫出大量的名篇，在這方面取得了與韓愈相當?shù)某删汀Ｋ睦碚摵蛯嵺`同樣是古文運動獲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柳文說理透辟，雄深雅健，寓意幽微，山水游記尤為出色。他的山水游記文筆清新秀美，富有詩情畫意。所寫山水景物生動逼真，細致精彩，呈現(xiàn)出如他自己所說的“清瑩秀澈”、“鏘鳴金石”之美，代表作有《永州八記》。他的寓言諷刺小品如《三戒》、《蝜蝂傳》等簡潔警策，含意深遠，鞭笞世態(tài)人情，深刻辛辣，耐人尋味。他的傳記散文多取材于社會下層，往往通過下層人物的描寫，反映中唐時代人民的悲慘生活，揭露尖銳的階級矛盾，具有深刻的思想意義。名篇如《宋清傳》、《種樹郭橐駝傳》、《梓人傳》及《捕蛇者說》等。
在唐德宗貞元時期（785-805，），由于韓愈的努力倡導，古文發(fā)生了廣泛的影響。許多人向韓愈請教，一時“韓門弟子眾多”。而李翱、皇甫浞等皆為著名的韓愈的追隨者、擁護者。至唐憲宗元和時期（806-820），又得到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的影響更大。從貞元到元和的二三十年間，古文寫作蔚然極盛，逐漸壓倒了駢文，成為文壇的主要風尚。這就是文學史上所說的“古文運動”。
唐代古文運動提出的“文以載道”對后世影響深遠。這個觀點，實質(zhì)是主張文學要反映現(xiàn)實生活，要有充實的思想內(nèi)容。這里所說的“道”，固然是指儒家之道，但通過韓、柳的創(chuàng)作表明，他們主張的“傳道”、“明道”并不排斥對社會現(xiàn)實的評議、批判和揭露。正因為如此，“文以載道”的主張為后世文人普遍接受。古文運動提倡的散體文同樣影響深遠。它結(jié)束了駢文的長期統(tǒng)治，恢復了古代散文的歷史地位，并擴大了它的實用范圍，從著書立說擴大到抒情、寫景、紀游等。北宋以歐陽修為首的文學改革運動，按其主張實為唐代古文運動的繼續(xù)，并涌現(xiàn)出更多的優(yōu)秀古文作家，形成了以唐宋八大家為代表的新的古文傳統(tǒng)。它具有題材更廣、與現(xiàn)實生活聯(lián)系更密切、文學性更強等特點。新的古文傳統(tǒng)形成后，支配中國文壇1000多年，直到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后才被語體文所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