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意見怎么寫(入黨申請群眾意見怎么寫)

議題參與人員

議題策劃：葉俊東

統籌審稿：周清印

組織實施：高遠至/許中科

采訪寫作：半月談基層治理智庫課題組

編輯組稿：徐寧/原碧霞/范鐘秀/孫好/趙一鴻

目錄

價值取向篇之一：群眾意見是一把最好的尺子

價值取向篇之二：群眾利益無小事

價值取向篇之三：減負，讓基層輕裝前行

價值取向篇之一

群眾意見是一把最好的尺子

半月談記者 晏國政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集中體現了黨的根本宗旨和群眾路線。以人民為中心，其核心要義不僅在于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還包括工作成效由人民來檢驗和評判。

紀檢監察干部在一位老人家中征求意見和建議 張國俊 攝

群眾滿意不滿意、群眾高興不高興，是檢驗工作成效的試金石。建立以群眾為導向的評價體系，由人民群眾來檢驗和評判黨的工作，是“人民創造歷史”唯物史觀的理論邏輯使然，也是我們開展各項工作的實踐邏輯必然，既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更具有重要的現實需要。

讓群眾滿意是黨的一貫宗旨

長期以來，我們黨形成并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并將人民群眾檢驗和評判工作作為踐行宗旨、路線的重要內容。

在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曾用“銅墻鐵壁”“眼睛”“土地”等形容人民群眾，他指出，“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接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同時要求“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

改革開放時期，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始終堅持人民立場，進一步明確黨的工作成效要由人民群眾來評判。

鄧小平明確指出“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是全黨想事情、做工作對不對好不好的基本尺度”。江澤民強調，“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們工作價值的最高裁決者”。胡錦濤提出，要樹立正確的政績觀，“把群眾滿意作為第一標準”。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強調：“讓群眾滿意是我們黨做好一切工作的價值取向和根本標準，群眾意見是一把最好的尺子。”他同時告誡全黨，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標準”。

不斷探索實踐路徑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逐漸形成了傾聽群眾意見、接受群眾評判、改進黨和政府工作的一系列制度。

比如，在建立和完善黨內民主制度的同時，成功找到了支持和保證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的各種途徑和方式，并從憲法層面明確，保障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結合黨和政府運行實際，建立健全了接訪制度、調研制度、輿論監督制度、人民陪審員制度、人民監督員制度，以及便民服務熱線制度、社情民意調查制度等，這些制度幾乎涵蓋了黨和政府工作的各個方面，進一步暢通了黨委政府聯系群眾、接受群眾評判和監督的渠道，將人民評價制度落到了實處，在實際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進入新的歷史時期，結合現實情況，各地各部門進一步完善了接受群眾評判的工作體系。

一是探索實施第三方評估監督。即借助統計部門、社會組織、高校、智庫等第三方力量，對某項工作或某領域工作開展評估調查，直接聽取群眾意見建議和評價，以相對客觀的方式完成自我監督。這一方式在我國脫貧攻堅考核驗收工作中得到大范圍應用，為脫貧攻堅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撐。

二是地方黨委政府運用網絡信息技術，借助大眾媒體平臺，開展專項問政活動，聽取群眾對各部門工作的意見，接受群眾對政府各項工作的監督和評價。近年來，太原、西安、武漢等眾多大中城市，均開展了以“向人民匯報、請人民評議”等為主題的大型電視問政活動，群眾代表作為觀眾，走進電視臺，當面聽取政府各個部門主要負責的工作匯報，并提出意見、建議、批評，當面促進問題解決。這一形式直觀可感，效果突出，受到群眾歡迎。

總體看，經過幾十年探索，人民群眾檢驗和評判黨委政府工作的理念逐漸養成，制度不斷完善，路徑不斷拓展，效果不斷顯現，為我們黨進一步開展相關工作積累了重要實踐經驗。

沈陽推行“掃碼好差評”群眾監督評價機制

創新完善以群眾為導向的評價體系

黨史上的理論總結和實踐探索，為我們建立以群眾為導向的評價體系，提供了豐富滋養和有益借鑒，也為我們堅持成功經驗、進一步完善群眾評價的體制機制，更好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夯實長期執政根基奠定了良好基礎。總體看，有三方面經驗。

一是要教育廣大黨員領導干部強化宗旨意識，站穩人民立場。百年黨史經驗告訴我們，越是面臨復雜局面，越是應對重大挑戰，越要站穩人民立場，依靠人民力量。要結合黨史學習教育，讓廣大黨員干部明白“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強化宗旨意識，增強答卷意識，堅決摒棄“眼睛向上”“只對上負責”等思維和行動，真正視人民群眾為衣食父母，視人民群眾為“閱卷者”，通過自己的行動取信于民，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和評判。

二是持續完善群眾評價的體制機制，為群眾檢驗和評判黨的工作提供制度保障。從建黨以來的探索實踐看，制度是人民群眾評價黨的工作的最有力保障。新發展階段推進群眾評價工作，既要堅持和完善現有的體制內的人民監督評價制度，也要進一步拓展體制外的人民監督評價渠道；既要堅持常態化建設，又要開展階段性專項活動，切實提升人民群眾對評判黨委政府工作的感知度、獲得感、認同感。要認真總結評價第三方評估、電視問政類節目等體制外評價渠道的利與害、效與用、得與失，在此基礎上進行完善、推廣。要認真探索如何利用網絡、大數據等技術手段，拓展人民評判的路徑。

三是推動群眾評價工作要堅持求真務實，注重實效，杜絕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推動群眾評價工作不是政治作秀，不應曇花一現，應當成為每位黨員領導干部的內心認同、主動作為和經常性工作。要以“講認真”的態度推進群眾評價工作，堅決杜絕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政治作秀、“一陣風”等不良傾向，避免不良行為消解群眾的信任和信心。

價值取向篇之二

群眾利益無小事

半月談記者 李亞楠

“群眾利益無小事”，把群眾的“小事”當成大事來辦，是我們黨贏得群眾信任和支持的重要經驗，也是我們黨推進基層工作的重要價值取向。

從“一口水井”到“一種立場”

在江西瑞金沙洲壩，有一口歷經歲月滄桑的石井，承載著一段溫暖的紅色記憶。

1933年4月，毛澤東隨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從瑞金葉坪村轉移至沙洲壩。沙洲壩一帶常年干旱，缺水嚴重，加之村民迷信，怕挖井招來鬼神之禍，便到幾公里外的小河里挑水，或喝村前又臭又臟的塘水。毛澤東得知后，帶領尋找水源，開鑿出一口5米深的水井，解決了當地村民飲水難的問題。這口井也被當地人親切地稱為“紅井”。

毛澤東說：“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

我們黨的歷代領導人都是如此。鄧小平多次強調“領導就是服務”，以糾正黨內出現的說空話而不為群眾干實事的領導作風。江澤民倡導“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理念；胡錦濤明確提出“群眾利益無小事”，黨的十七大上，“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被寫進了黨章。

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任職時，曾寫過一篇《心無百姓莫為“官”》的文章：“‘群眾利益無小事’。群眾的一樁樁‘小事’，是構成國家、集體‘大事’的‘細胞’，小的‘細胞’健康，大的‘肌體’才會充滿生機與活力。”

從“一場演出”到“一場革命”

回望百年奮斗路，無數優秀的中國共產黨人用生命詮釋“群眾利益無小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使命，在歷史的壯闊畫卷中留下永不褪色的形象。

黨中央在延安時期，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逢年過節時的文藝演出，要讓群眾坐在前頭。這是毛澤東在棗園看過幾次演出后特意叮囑機關干部和部隊官兵的，“老鄉們生產忙、看戲機會少，要跑很遠的路過來不容易，我們應該讓他們坐最前面”。

類似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毛澤東把侯家溝的婦女生不出孩子的事當作緊要事，要求對村里的水質進行查驗；部隊官兵幫老鄉搶收糧食、禁止宰殺老百姓的牲口……

習近平總書記將餐飲浪費、垃圾處理、農村廁所改造、“小眼鏡”等“小事”當作“國之要事”來抓。針對“廁所革命”，習近平總書記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廁所問題不是小事情”，要“努力補齊這塊影響群眾生活品質的短板”。在各地考察調研時，他也經常會走進農戶家里，詢問村民使用的是水廁還是旱廁，還實地察看廁改情況。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群眾利益不是虛的，它在每一件“小事”中體現。

陜西洛南縣四皓街道辦定期邀請醫生為村民體檢 陶明 攝

一是要認識到群眾利益絕不是一個空洞概念。群眾的感情最樸實、感受最實際，群眾對黨和政府工作的評價，往往就來源于一張身份證、一紙證明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只有將群眾的每一件“小事”當作“大事”來辦，才能“得民心者得天下”，獲得最廣大群眾的支持。

二是要處理好“小事”與“大事”的辯證關系。中國延安干部學院教授王濤表示，領導干部要抓發展穩定、市政建設、招商引資等“大事”，也要抓與群眾利益息息相關的“小事”。尤其進入新發展階段之后，不少影響人民群眾實現美好生活的障礙，都是以往認識中的“小事”。很多時候，“小事”辦不好，最終就會壞了“大事”。

三是要增強問題意識，解決好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與群眾利益相關的小事有許多，解決起來肯定要區分輕重緩急。不同階段可能有不同的“小事”，不同地方也有不同的“小事”，要增強問題意識，深入調查研究，摸清民情民意，從群眾最關心、最頭疼的“小事”入手，才能贏得群眾的滿意。

價值取向篇之三

減負，讓基層輕裝前行

半月談記者 歐甸丘

“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針尖就是基層政府、基層群眾、基層企業，他們是落實所有國家大政方針的“最后一米”。在黨的歷史上，基層負擔過重問題時有露頭，尤其是上世紀80年代之后，基層負擔不時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我們黨順應時勢變化，盡力及時解決基層負擔過重問題，讓基層輕裝前行，這也成為黨的一個重要的工作取向。

基層負擔的變遷

基層負擔過重，是一定歷史時期內最為困擾基層的問題之一。

時間回到20世紀80年代，基層反映最為強烈的負擔主要是農民的經濟負擔。1989年，國家要求農村人均集體提留和鄉鎮公益事業統籌費，一般應控制在上年人均純收入的5%以內。然而，農民實際負擔不止于此。以四川綿陽市某鄉為例，農民實際負擔71.46元，占上年人均純收入的13.8%，超過限額8.8個百分點。類似的情況出現在當時不少省份，成為當時引發基層不穩定的主要因素。

隨后20年間，為基層卸去過重的經濟包袱是國家念茲在茲的大事。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作出了自2006年1月1日起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的決定。在我國延續了2600年的“皇糧國稅”從此退出歷史舞臺，農民經濟負擔過重的矛盾逐步消解。

此后，基層干部形式主義負擔問題逐漸浮現。不少基層干部用“開不完的會、報不完的表、交不完的材料、迎不完的檢查”“工作時間‘五加二’‘白加黑’”來形容其負擔，“任務重、責任大、權力小”成為基層干部的最大痛點。

基層負擔重與各項實際工作任務繁雜有關，但相當部分負擔也來自無謂的形式主義，甚至有上升為主要負擔之勢。

2018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指出，現在，“痕跡管理”比較普遍，但重“痕”不重“績”、留“跡”不留“心”；檢查考核名目繁多、頻率過高、多頭重復；“文山會海”有所反彈。這些問題既占用干部大量時間、耗費大量精力，又助長了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他強調，這種狀況必須改變。

減負，一直在努力

政策立意著眼基層所急，行動實施摸著石頭過河，共同構成基層減負工作的基調。

為了減輕農民負擔，1990年以來，國家多次發布相關文件，“一號文件”亦多次載明減負要求，有的省份還制定了減輕農民負擔的法律法規。比如：湖北省曾出臺《農民負擔監督管理條例》，明確要求任何部門和單位不得違反規定擅自出臺涉農收費的文件和措施。

針對基層企業的減負，則經歷了從禁止向企業亂攤派、亂收費，到主動幫助企業降成本的思路之變。政府從“婆婆式”的管理者逐步回歸公仆式服務者，隨著“放管服”改革的深入，對中小微企業扶助安排的不斷落實，企業減負的紅利正在兌現。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2020年發布的一項針對17640家企業的調查結果顯示，2017年至2019年，企業納稅總額占營業收入的比重3年均值為4.78%，且逐年下降；樣本企業平均人均“四險一金”年均下降0.05萬元；物流成本占營業成本的比重年均下降0.07個百分點。

針對基層干部負擔問題，黨中央明確2019年為“基層減負年”，著力解決困擾基層的形式主義問題，取得明顯成效。2020年，中辦又印發《關于持續解決困擾基層的形式主義問題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堅強作風保證的通知》，旨在堅決杜絕形形色色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持續為基層松綁減負，讓干部有更多時間和精力抓落實。

截至2020年11月底，以黨中央或中央辦公廳名義發文同比下降33.7%；省區市文件和會議數量同比下降27.7%和29.5%；中央和國家機關文件和會議數量同比下降14.3%和59.7%。

走好未來減負之路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基層負擔過重問題以不同的面貌出現在不同的領域，矛盾的焦點在不斷轉換。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出現問題并不可怕，關鍵要從走過的路，找對未來的路。

基層工作人員在為群眾辦理業務 馬希平 攝

一是政務信息要更加公開透明。任何針對基層下達的任務、指標、數據公開越充分，越容易得到公眾監督。在監督、反饋渠道暢通的情況下，基層工作的“超重”苗頭上級易于了解把握，相應調整也能較為有效。

二是要建章立制完善相關規定。減輕基層負擔應采取頂層設計和基層探索相結合的方式，法治化軌道上的頂層設計至關重要，從根本上決定了基層減負的實施力度和方向。無論是從減輕農業稅的相關中央規定，還是力戒形式主義的中央文件，無一不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制度化推動減輕基層負擔。

三是要明確考核指標確保導向。在中央頂層設計之下，為基層減負應當在針對各部門的考核方案中指標化、具體化，減輕基層負擔才能具有操作性，最終才能將減負落到實處。比如，有的省份制定相關規定：發至縣一級的文件比上年減少30%～50%；以省政府名義印發的政策性文件一般不超過8頁，至多不超過10頁（5000字以內）……這樣的“數字化”規定倘能落到實處，不流于機械，是值得鼓勵的。

四是政策設計要強化基層參與。任何中央、省制定的針對基層的政策，其“最后一米”必將落在基層干部群眾頭上。政策制定時，廣泛征求意見，深入基層調研，發動基層干部建言獻策，往往有利于制定出更加切合實際的政策，避免政策“水土不服”，避免給基層造成不必要的折騰，增加不必要的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