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發生的未來(已經發生的未來讀后感1000字)

本書解讀疫情后全球發展難題和未來趨勢，關注全球復蘇與增長這個核心議題，深入解讀變局邏輯。

涉及焦點、難點、熱點話題，包括：韌性社會、經濟增長、氣候治理、地緣沖突、新技術、新商業、新社會、新契約等。

作者施瓦布，系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馬勒雷，“每月晴雨表”管理合伙人。讓我們跟著施瓦布一起看看未來世界5大變局。

編輯：麥叔@MBA俱樂部

三年來，世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盡管多年來許多國際組織和專業人士一直在警告可能會發生一場全球大流行，但新冠疫情的爆發還是讓全世界猝不及防。

我們希望疫情危機盡快過去，但是這能做到嗎？世界衛生組織前任總干事曾表示，“疫情總有開始，也終將結束”。然而從社會學和心理學層面來看，大流行并不會很快消失。

我們生活在疫情時代，面對的不只是一場疫情危機，這次疫情還會帶來許多重大而持久的變化，許多影響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才能逐步消除。

疫情危機放大了人類社會方方面面的重大變化，有些變化早在疫情爆發之前就已經出現，隨著疫情到來而加速發展。

這些變化包括不斷加速的自動化創新、不斷加劇的社會不平等、不斷強化的科技監管、不斷升級的中美競爭，也包括局部倒退的全球化進程、經濟范式變遷和日益分裂的地緣政治格局。

還有一些即將到來的變化，它們絕不只是原有趨勢的加速發展，而是在疫情之前完全無法想象的變化。

比如，對社會重大事項的重新考量（“大辭職潮”已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更激進的社會福利和稅收政策、新型國家干預措施、日益受到歡迎的幸福政策和人們重新恢復對自然的敬畏等，這些都屬于剛剛出現卻愈發重要的系統性變化。

世界在變化，能夠塑造我們的觀點、影響我們選擇和行動的「敘事」也發生了改變。

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施瓦布新書《大敘事》中，提供了一系列相互關聯的敘事，闡明了即將到來的變化和人類的對策。

從經濟、環境、地緣政治、社會和技術這五大領域，審視后疫情時代人類社會將要面臨的共同挑戰和問題，采用多元化視角分析這五類問題的解決方案和人類社會的未來之路。

當前，全球公共債務達到了“二戰”以來的峰值，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也達到了戰時規模，這使財政和貨幣政策回歸正常變得十分困難，將給“決策者帶來艱巨的挑戰”，在通貨膨脹可能卷土重來的背景下，這一問題顯得尤為嚴重。

當利息開始上升，債務的可持續性會立刻面臨風險：政府的償債成本會大幅攀升。在增長放緩、債務上升的背景下，世界將走向何方？

在諸多影響中，有四個方面最為突出：第一，國家之間的趨同性終止；第二，通貨膨脹卷土重來；第三，生產效率再次提升；第四，加密貨幣強勢出現。

前兩個將產生很大的問題，第三個將為我們帶來希望，第四個則揭示了我們必須面對的重大未知和不確定性。

第一，富國和窮國之間趨同性的終止可能是暫時性的，也可能成為后疫情時代經濟格局的系統性特征。目前來看，一個可以確定的趨勢是，世界經濟的疫后復蘇將是不平衡的。

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前景要遠遜于發達國家，這種相互背離的情形將會形成“雙速”全球經濟局面。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曾預計發達國家的經濟產值到2022年將會恢復至疫前水平，然后便會小幅超越，而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發展至少在2025年以前都會遠落后于這一趨勢。

在可預見的未來，出于幾個現實原因，全球經濟增速將低于以往。這些原因包括（不按特定順序排列）：全球人口老齡化、社會不平等、全球化的局部倒退及其帶來的供應鏈危機、高負債水平、地緣政治沖突和中國經濟增速不可避免地趨緩。

這些因素通常會相互交織、相互強化，限制未來的經濟增長。

雖然經濟學家和決策者承認各國需要經濟增長來擺脫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但他們也希望在確保經濟高質量增長的同時，實現人類發展、社會進步和環境健康。

因此他們渴望用一種新的衡量工具來評估人類生產和消費決策對自然環境的影響，既能體現對兒童看護和志愿者活動等社會工作的重要貢獻（無法用金錢來衡量），又能兼顧經濟效益的分配方式。

這些方面是無法通過GDP來體現的。最早提出用更好的人類進步指標來取代或補充GDP的是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SimonKuznets）。他在“二戰”前夕首創GDP概念，但很快意識到這一概念并不能涵蓋社會福祉。

羅伯特·肯尼迪在幾十年后指出，GDP衡量一切，但“無法涵蓋那些讓生命有意義的因素”，包括健康、教育和兒童福利等。

自此，各國不斷探尋能夠代替GDP的指標，比如不丹提出的“國民幸福指數”，馬來西亞提出的“生活質量指數”、“真實發展指數”，經合組織認可的“美好生活指數”和“同一個地球資產負債表項目”等。

所有這些提議都旨在采取不同的方法，用社會、環境因素補充甚至取代GDP指標。雖然此類努力仍在繼續，但用人均GDP（平均每個人創造的GDP）來代替總量GDP可能是最好的辦法。

人均GDP反映了一個被大多數替代性方法忽視的關鍵現象：有些國家的人口下降了。日本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日本常常被描述為一個沒有希望的國家，因為日本同時面臨人口下降和增長停滯兩大問題。但是如果將人口結構納入統計數據，將總量GDP轉化為人均GDP，我們就會發現日本的發展表現要好于大多數國家。

日本的人均GDP一直在高位上保持增長，并且自2007年以來，適齡勞動人口實際的人均GDP（這個定義比人均GDP的范疇還要窄）增速超出了七國集團的其他國家。

隨著世界各國進入老齡化社會，越來越多的國家經歷了人口的負增長，人均GDP將成為最好的衡量指標：如果人口降幅大于總量GDP降幅，那么即使出現經濟衰退，人均GDP仍有可能呈上升趨勢，這或許表明實際情況沒有預想的那么糟糕。

主張使用人均GDP這一指標的理由包括：它往往代表著一個國家采取的措施有助于強力提升該國的生活滿意度（幸福指數），比如更高的預期壽命、更有效的社會保障、更低的嬰兒死亡率和貧困率、更少的空氣污染和腐敗問題。

這些已經得到一年一度的《世界幸福報告》的證實。根據最新發布的報告，在排名前二十五的國家中，只有一個國家（哥斯達黎加）的人均GDP不足15000美元；而排在后六十名的國家中，沒有一個國家的人均GDP超過15000美元。

未來數年，不管上述潛在的替代性指標進展如何，許多領導者仍然會癡迷于追求GDP的最大增長，因此GDP仍將左右大多數經濟決策。

然而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是，各國將日益注重用不同的視角來衡量進步，并且會更加重視保護GDP衡量范圍之外的要素（比如生物多樣性和社會凝聚力等）。

專家和科學家從未如此清晰地分析和評估人類社會面臨的生存威脅，截止目前我們每個人都能明顯感受到氣候變化。極端天氣在世界各地頻繁發生甚至已經快速成為一種常態。

世界氣象組織近期報告稱，氣候變化引發的災害數量在過去50年中增加了500%，造成了價值3.64萬億美元的損失，奪走了200萬人的生命，尤其給貧困國家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環境科學家約翰·羅克斯特倫在與《大敘事》作者施瓦布對談中介紹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并闡述了人類“無路可退”的重大影響：“我們必須回答這兩個問題：我們是否在破壞人類賴以生存的生命支持系統？我們是否正在推動地球遠離自最后一個冰川時代以來一直保持的超級穩定狀態？如何在一個穩定和強韌的地球上，為人類界定一個安全的活動空間？

我所想要闡述的大敘事是我們目前處于人類世的中期，人類是推動變革的主導力量，因此必須和地球重新建立連接，成為地球的守護者就必須認識到地球擁有無法改變的邊界。”

氣候行動目前可謂是步履維艱，這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缺乏對碳排放的定價；第二，推廣低碳技術的工作成效不足；第三，國際氣候協定實施架構失靈。

如果不能對世界范圍的二氧化碳排放進行定價，脫碳工作就永遠不可能獲得真正的激勵。沒有明確的價格，政府、企業和消費者就不會大規模改變行為方式。許多地方都制定了碳定價計劃，但都存在不足之處。

它們要么確定了相對高的價格卻只涵蓋小部分經濟活動（比如歐盟只針對不到一半的經濟活動實行碳定價）；要么覆蓋范圍很廣但征收的碳稅很低（比如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實行的排放限額和交易系統）。

諾獎得主威廉·諾德豪斯預測指出，為了實現將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的目標，或者在2050年以前實現凈零排放，到2030年碳價必須升至300～500美元/噸，到2050年以前繼續升至1000美元/噸。

此外低碳技術投資不足主要是由于威廉·諾德豪斯所說的“創新激勵失調”引起的，如此大規模噸開發建設離不開政府強力支持，因為綠色創新帶來的公共回報要遠大于私人利潤。

所以一個全面的國際氣候政策必須解決上述三大相互依存的問題，既要制定普遍性碳定價機制，構建有效的低碳技術公共支持體系，又要為國際氣候協定打造全新的架構。

大多數專家和市場參與者認為，如果不能施行系統性甚至是“激進的”改革措施，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進步，而只有政府才有能力也有合法的理由來推進這些改革。

中美目前對抗的原因可以用“修昔底德陷阱”的比喻來概括：一個崛起的大國挑戰原先的霸主時，不可避免地出現結構性緊張關系。

這種對抗將是未來數年全球混亂、無序和不確定性的來源，因為無論“喜歡”美國與否，對美國全球角色的質疑和美國逐漸脫離國際舞臺的趨勢，都必然會加劇國際動蕩。

許多國家原先依賴美國憑借霸主地位提供的全球公共產品（以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維護海路安全并解決其他全球問題），現在卻不得不自行管理自己的地盤。因此，地緣政治格局將受到“全球治理赤字”的影響。

最近，中等規模的國家更加強硬并實施自己的行動計劃就是這一問題的具體表現，比如土耳其在高加索地區的行動、白俄羅斯在歐盟邊境的行動、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行動或沙特阿拉伯在也門的行動等。

盡管這些行動局限在區域之內，卻使世界更危險、更混亂，因此不利于全球穩定。

展望未來，除非個別國家和國際組織成功找到解決方案，在全球范圍內改善合作，否則我們就有可能進入“熵時代”：緊縮、怨恨、分裂、憤怒和狹隘日益決定世界的面貌，使之更難理解，缺失秩序。

由于上述所有原因，未來幾年中美關系的走向將是決定全球地緣政治以及其他領域主要成果的壓倒性因素。

兩國在眾多領域相互依存，觸及國際事務的最重要方面：氣候和環境變化、全球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國際貿易和投資、沖突和地區動蕩、未來科技治理、意識形態領域根深蒂固的沖突、太空主導權競爭等。

其中每項重大議題的結果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美兩國合作的能力。但經過長期的戰略接觸，兩個國家似乎已經得出結論:雙方最根本的意識形態、政治和戰略鴻溝無法彌合。

清華大學的薛瀾把兩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責任歸咎于美國。“很久之前，學者們就已經警告過這一潛在陷阱。

但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爭端表明，美國國內政治的運作方式使任何政客都無法擺脫這樣的陷阱。

人們曾希望美國新政府改變現狀，但遺憾的是，他們錯了。新政府或多或少是在重走老路。這不是隨便一位政客都能輕松解決的困境。”

在我們共同面對的眾多社會挑戰中，最具危害性、最深層次的莫過于不平等。

新冠疫情加劇了此前一直存在的不平等狀況，使其在幾個方面嚴重惡化。

首先是疫情暴露了不同社會階層遭受的不同風險，凸顯了階層之間的驚人差異。其次是疫情揭示了工作的絕對重要性、天然的價值屬性與其帶來的經濟報酬之間深度脫節的問題。

換而言之就是疫情讓我們明白在危機來臨時，社會最需要的人（包括護士、快遞員、清潔工）獲得的經濟價值卻最低。

再次時我們觀察到某些國家追求的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太高了資產價格，尤其是金融市場和地產市場的資產價格，從而擴大了財富差距。

《魷魚游戲》在全球范圍內大受歡迎，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這一系列游戲引起了世界各地觀眾的共鳴。

富裕國家的繁榮似乎變得越發難以企及，而相互攀比帶來的過度負債讓許多人的生活陷入悲慘的境地。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與過去相比，那些出身貧寒、缺乏社會關系的人越來越難以突破社會階層。

整個社會體系似乎對弱勢群體有了深度偏見。

對不平等的日益擔憂及其引發的深層次不滿情緒將促使許多國家重新界定社會契約。廣義來講，社會契約是指官吏公民個人和制度體系關系的安排及預期，是連接所有人和整個社會的黏合劑。

幾十年來，幾乎所有國家的社會契約都在慢慢發生變化，在不知不覺間迫使公民個人對自己的生活和經濟成果承擔了更大責任。

人們對社會契約失去信任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平等問題、絕大多數再分配政策失效、被排斥和被邊緣化的感覺以及廣泛存在的不公平感。構建更公平的新型社會契約是一個具體而又迫切的需要。

新型社會契約會采取哪種特定模式呢？其實并沒有適用于所有國家的模式，因為每個國家都有其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但是有效的社會契約具有三點最為突出的共同的特征和原則：

（1）提供更加廣泛的社會援助、社會保險、醫療和基本的優質服務。

（2）加強對勞動者的保護，為其提供強制性的福利、最低的體面工資，并幫助他們適應創新及其帶來的顛覆性影響。

（3）重新界定社會契約是一項劃時代的任務，我們必須傾聽年青一代的聲音，因為是年青一代將要生活在新型社會契約下，所以他們是否遵從社會契約至關重要。

關于技術對人類的貢獻，人們的看法總是針鋒相對。有些人認為技術是解決人類問題的最終方案，是人類進步的源泉；也有人對技術的作用有所懷疑，擔心技術可能被用于不法目的。

無論如何，技術變革不可避免的會到來，與社會、經濟或者地緣政治等復雜適應系統的變革相反，技術的變革更顯而易見。

技術是一種現實，不依賴于價值判斷，或許正是因為這一點，許多人認為明日的世界在根本上與昨日別無二致，只是多了技術變革的附屬品。

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就持有這種觀點，他在討論未來的變化市肯定地說：“人類關系的基本屬性——愛、友誼、權力和敬意，這些基本的人類關系并不會隨時間而改變，變化的只是技術。”

某些技術變革使我們成為技術樂觀主義者，另一些則使我們傾向于技術悲觀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敘事方式塑造了我們對技術進步中包含的機遇和風險的看法。

科學家在表達未來看法時往往比較謹慎，但科幻小說作者則不然。后者正是以這些文學、電影或者漫畫作品影響和塑造了我們對科技的看法。

以人工智能為例，人工智能激發了恐懼也點燃了希望，各種情緒往往是因為不同的文化偏見造成的。

對人工智能未來的研究表明，西方敘事的一個分支對整個英語世界的人工智能反烏托邦前景產生了過度的影響，關于人工智能應該是什么面貌，我們的想法來自于好萊塢電影，在英國所做的一個調查顯示如果人們關注人工智能，他們會提到“終結者“。

相比之下，日本人對于人工智能的態度明顯不那么反烏托邦，因為日本漫畫中的機器人有著獨特的文化歷史，比如最著名的《鐵臂阿童木》和《哆啦A夢》深刻影響了人們對人工智能的聯系。這就是不同的敘事方式完全改變人們對科技思考的典型案例。

要解決看似令人畏懼的問題，可以從實用角度開始——我們每個人都應采取行動，關注我們分內的事情，比如體恤別人的感受，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重新認識自身的責任并愿意承擔責任。

換言之，我們應當建立一種信念：基于對美好未來的無限向往而心懷希望，我們就能改善現狀，如果隨之采取關鍵行動，就有可能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