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宇案 法官(彭宇案法官王浩是哪里人)

如今的網絡上充斥著一種風氣，人們似乎不再以助人為樂為榮，并逐漸貶低這種精神，中國作為禮儀之邦已經流傳千年，追求優秀的道德品質也已經被刻入基因，但此時的社會卻有倒退的傾向。

追其源頭，人們會發現這種現象的產生，來自于2006年一起備受爭議的案件。

案件的主人公彭宇因扶倒地老人徐壽蘭而惹禍上身，雙方對簿公堂，最終以彭宇賠償達成和解而告終。

這本是一起圍繞彭宇是否碰到老人作為判決依據的普通的案子，卻因審理過程中南京法院一位法官的一句“既然不是你撞的，你為什么要去扶”，使其成為深遠影響社會的案件。

從此以后，“扶不扶”成為社會日益討論激烈的話題。

這朵陰云至今仍在籠罩著社會與人心，彭宇當初是否撞倒老人已經顯得不再重要，但回顧這件事情的詳細經過，人們會發現事件的背后另有隱情，更加對現在的社會風氣扼腕嘆息。

故事的地點發生在南京，2006年11月20日早晨，66歲的徐壽蘭手里拎著東西在公交車站等待83路公交車的到來。

與此同時，年輕上班族彭宇正站在徐壽蘭等待的公交車上，整日重復的工作使彭宇感到煩躁，因此他的精神有些萎靡。

在人擠人的車廂中打瞌睡的彭宇沒有想到，自己即將的遭遇將會使自己從一個普通人變成社會輿論的漩渦，并成為中國道德與法治發展路上不可繞過的人物。

這天的9點30分，兩輛83路公交車一前一后地到達了站臺，徐壽蘭站在前面一輛公交車前，她發現后面的83路車人很少，于是她選擇向后走去，搭后面的公交車。

由于年事已高，徐壽蘭走路十分緩慢，上年紀的老人如同一張輕薄的紙，好像風一吹就能吹倒，因此周圍的人群即使因上班潮而略顯擁擠，人們也始終保持著與這位老人的距離。

但不幸的事情還是發生了，正當徐壽蘭走過前一輛公交車的后門時，她突然倒在了地上，手里的東西也雞飛蛋打般散落一地。

徐壽蘭一時感到渾身劇痛，綿軟無力的身體無法使她強撐著站起來，她絕望地看著周圍的人群。

許多人雖然看到了倒在地上的老人，卻因著急上班或怕惹麻煩而選擇視而不見，只有個別人投去了同情的目光，并思考是否要幫助扶起老人，彭宇正是其中之一。

原來，彭宇一直站在公交車靠門的邊緣位置，因此當車到站停靠時，他可以第一個擠下車廂，于是他是距離徐壽蘭最近的人。

想要走出車站，彭宇必須首先跨過躺在他腳下的徐壽蘭，出于種種原因，彭宇最終沒有選擇視而不見。

認清形勢后，彭宇走上前將徐壽蘭扶了起來，其他人見到已經有人伸出第一把手，便也上前幫忙扶穩老人。

徐壽蘭十分有禮貌，在眾人扶她起來時，她口中一直說著“謝謝”，但即使她站了起來，卻還是有些站不穩，看來這次摔跤對這位老人的損害很大。

彭宇見狀感到很擔心，他也是一名兒子，因此為保證老人的健康與安全，彭宇決定即使冒著被公司老板問責罰款的風險，也要帶這位老人去醫院檢查。

趕往醫院前，彭宇首先通過徐壽蘭給她的兒女們打了電話，電話那頭得知母親的危險后急忙趕來，一行人扶著老人走進了就近的醫院。

由于事發突然，徐壽蘭的孩子出門時并沒有帶多少錢，彭宇便為徐壽蘭墊付200多元入院費后趕忙向公司走去。

彭宇原本以為自己的善舉會換來徐壽蘭一家人的感謝，卻不曾想幾天后，他收到徐壽蘭子女的電話，電話中的聲音十分不善，稱彭宇要承擔徐壽蘭的所有治療費用。

突如其來的索賠使彭宇感到手足無措，因為在醫院時，雙方的態度還算溫和，等待檢查結果之前，徐壽蘭的家人還與彭宇友好地交談了不算短的時間。

彭宇最為記憶猶新的，是徐壽蘭的家人曾對他說：如果徐壽蘭只是一般骨折或軟組織挫傷，他們一家是不會計較這些的，但此時電話里的聲音好像彭宇的仇人一樣，使他感到驚悚。

原來，經過醫院的診斷，徐壽蘭被查出頸骨骨折，需要更換人造股骨頭，這筆手術費用對于普通人家很不菲，即使醫保可以抵消一部分，但最終的花費仍需2萬多元。

面對突如其來的索賠，彭宇自然不肯接受，因此他斷然拒絕了徐壽蘭家人“無理”的請求。

在艱難的協商下，對方提出私了，稱彭宇只需支付費用的一半即可，這使彭宇更加認定徐壽蘭一家是在敲詐他。

這件事放在今天，是赤裸裸的訛人行徑，但徐壽蘭向彭宇解釋道，她摔倒的原因正是由于彭宇下車時誤撞導致，彭宇自然不會承認，于是一行人吵到了警察局，警察幫助雙方找到了事發當天唯一的目擊者。

據目擊者的回憶稱，他并沒有看到彭宇撞到了徐壽蘭，他看到的是彭宇見到老人倒地后十分熱心地幫助了她，徐壽蘭很可能是自己不小心摔倒。

面對目擊者的一面之詞，徐壽蘭一家不肯輕易相信，于是他們執意要求彭宇進行賠償，但彭宇背靠匱乏的證據，說什么也不肯賠償。

面對彭宇的不配合，徐壽蘭一家感到十分憤怒，于是他們將彭宇狀告到了法庭。

2007年1月，徐壽蘭以原告的身份將訴狀送至南京市鼓樓區法院，指認彭宇將她撞倒，要求向彭宇索賠醫療費、精神損失費等共13.6萬元的賠償，這場官司的重點是彭宇是否在徐壽蘭摔倒前與她有過肢體性的接觸。

由于當時的中國并沒有眾多公共場所攝像頭，并且案發當時人多眼雜，幾乎沒有確切的證據證明彭宇碰到了徐壽蘭。

而法院的審判導向一直都是疑罪從無，徐壽蘭方在最開始無疑是必輸的局面。

彭宇因此顯得有恃無恐，在4月第一次開庭審理時，彭宇像往常一樣前去上班，他的妻子代替他出庭，與原告徐壽蘭進行答辯。

在法律的審判前，雙方如同角斗場中的公牛，彭宇的妻子只字未提彭宇是在做好人好事，而是直擊重點，申明“原告受傷并非被告所導致，不應該承擔責任”。

第一次庭審以雙方的不歡而散告終，這一案件并沒有實質性的進展，徐壽蘭一家感到準備不充分，于是在第二次庭審開始前，徐壽蘭要求彭宇到達現場，雙方進行正面的較量。

休庭期間，徐壽蘭的律師想到了雙方曾經在當地派出所留下的筆錄，筆錄是距離案件發生最近的證據，于是他們急忙前往警局請求調取，但警察的回復令在場眾人大跌眼鏡。

警局方面稱：由于警察局恰巧在這段時間里進行裝修，許多筆錄在運輸過程中被雜亂地堆放，一時間找不到彭宇案的筆錄。

這一回應頓時使社會輿論掀起軒然大波，起初人們只是認為這是一起普通的老人訛人案件，卻想不到案件背后可能隱藏著關于警察、司法腐敗的重大社會隱患。

警局的行為無疑使人們進一步擔心社會的公平正義是否存在，彭宇案的社會影響第一次開始發酵，越來越多人開始討論起這一案件，網絡上的聲音也此起彼伏。

于是第二次庭審招來了許多社會人士圍觀，這一次，面對原告的層層追問，彭宇的辯論與他妻子的答辯截然不同。

當原告問他是否撞到人時，彭宇立即否認，但他承認：自己下車時確實與其他人相撞，卻沒有撞到徐壽蘭。

彭宇的這一回答顯然是對自己不利的，但他不得不這樣回答，原因是徐壽蘭一方請來了當時為雙方做筆錄的民警。

據民警的回憶與補寫的筆錄稱：當時彭宇確實說過自己下車時感到左手撞倒了什么東西，但他稱自己并沒有撞到徐壽蘭，而是徐壽蘭撞了他。

面對民警的陳述，彭宇雖然感到了一絲慌張，但他依舊鎮定自若，稱自己既不認可警察的補錄，還要向相關部門反映警局丟失筆錄原稿的失誤。

在彭宇的反擊中，他依舊掌握著庭審的走向，并且他還在有意將輿論引導至原告與警局暗自合謀的遐想，使輿論幾乎一邊倒地支持他。

即使后來警局提供了案件的原稿，但上面并沒有彭宇的簽名，一些已經失去獨立判斷的人們自然聯想到在做筆錄時，警察對雙方，尤其是對彭宇是否進行了暴力執法或嚴刑逼供。

徐壽蘭一方又一次感到自己的攻勢已經式微，于是他們絞盡腦汁想要從彭宇的話中找到突破口，只要可以成功推翻彭宇的詭辯，就會有勝訴的可能。

原告律師發現彭宇最初在醫院留下了200多元，于是認為這筆錢是彭宇墊付的賠償金，而彭宇則反駁到這筆錢是他出于良知而為徐壽蘭代付的錢，徐壽蘭一家應該償還他這筆錢。

徐壽蘭一方抓住了彭宇的漏洞，窮追不舍地問他：既然是借款，為什么一直沒有向徐壽蘭提出歸還。

彭宇則將重重地撂下一句話:他很討厭原告，按照常理，彭宇的話語是合理的，任誰都無法接受自己做了好事，卻最終成為了被告。

第二次庭審以雙方激烈的交鋒結束，但彭宇的感覺不是很好，因為他的辯詞都很不值得推敲，似乎一切不利的因素都在向他襲來，勝利的天平好像提前倒向了徐壽蘭。

而推動這一趨勢的是此前一直沒有提供證據的警察局，在庭審結束后，警察局向法院提交了筆錄的照片，這些照片拍攝于事發的第二天，因此還是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在筆錄中，有彭宇講述事件發生的詳細過程，驗證了民警在法庭中所說，彭宇確實左臂碰到了什么東西。

即使彭宇在筆錄中沒有明確提到是自己撞倒了徐壽蘭，但他的表述仍指向了一個事實：彭宇是這次案件的主要嫌疑人，他極有可能要為此付出法律的代價。

此時的彭宇已經陷入深深的恐懼中，徐壽蘭專業的律師團隊使他感到無比的壓迫，于是在孤立無援中，彭宇找到了律師，并接觸到了媒體。

由于彭宇最先找到媒體，并且此前兩次庭審中他的表現都對他有利，在媒體的渲染下，輿論仍是偏向他。

在與媒體的電話里，彭宇將自己的處境講了出來，他稱自己最近被他人誣告，還要賠償將近14萬元。

14萬，對于當時的中國家庭來說不是一個小數字，尤其是對一個普通家庭，于是這一事件被嗅覺靈敏的記者捕捉到，隨機十幾家媒體爭相報道。

于是在第三次庭審的前兩天，南京的大街小巷都在相傳一件爆炸新聞，那就是一個名叫彭宇的小伙子做好事扶老人，并將其送至醫院，如今卻反被老人起訴賠償。

并且在采訪中，彭宇還有意將第三次庭審時間爆了出來，于是這次庭審受到了空前的社會關注，人們在彭宇先入為主的觀念灌輸下，都在等待正義終究會幫助彭宇翻盤取勝。

在第三次庭審中，雙方的爭論一直持續到結束，彭宇始終沒有承認自己撞倒了徐壽蘭。

但在徐壽蘭一方搜集到全面且確鑿的證據下，彭宇還是敗訴了，他要賠償徐壽蘭的一部分醫療費。

彭宇在庭審前聯系媒體只是為自己造勢，他內心早已得知自己基本不會有翻案的可能。

但彭宇沒有想到的是，媒體是一柄雙刃劍，既可以幫助受難的人獲得更多關注，還會無限放大一些細節，使之成為社會矛盾的源泉。

媒體注意到，庭審時一位法官說了這樣一句話：既然不是你撞的，你為什么要去扶。

這句話在當時已經要宣判彭宇敗訴的語境中無疑是一句反問，但記者們只將這句話截了出來發布到網絡上，頓時引起群情激憤。

人們都以為正義的彭宇一方敗給了訛人的老人，再加上法官的這句話，一場史無前例的道德敗壞在社會中徐徐推進。

直到幾年后，彭宇在一次采訪中承認了自己當時確實撞倒了徐壽蘭，但已經沒有人想要得知真相，越來越多的老人倒地后因沒有被及時扶起而罹難，人們卻仍一味地嘲諷。

有人常說“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變老了”，一些扶倒地老人的事例中，即使救助者有充分的證據證明自己沒有撞人，最終的結局仍是被居心叵測的倒地者纏身。

他們因此耗費了大量精力與金錢，甚至因此工作不保、家庭破裂。

但事實的真相是，這樣的事例只是萬千事件中十分極端的事情，它們經過媒體的炒作被不斷放大，使網友們認為所有的倒地老人都會訛人。

因此，人們應該摒棄心中的揣測，勇敢地救助需要幫助的人，讓社會的良好風氣重新出現，同時，法律也應不斷地完善，給予救助者幫助，給予犯罪者嚴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