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 魏征(李世民魏征鏡子)

魏徵，現作“魏征”隋唐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和史學家，因直言進諫，輔佐唐太宗共同創建“貞觀之治”的大業，被后人稱為“一代名相”。唐太宗李世民與他的“明鏡”魏征，在歷史上算是“明君賢臣”的典范了，他們的故事亦被傳為美談。

不過，從這對君臣融洽關系的背后，卻隱藏著許多不為人知的秘辛。歷史的真相卻是：在當時的政治、經濟、民族等問題的影響下，李世民與魏征之間的關系，并不像后人理解的那般融洽，反而十分微妙。

武德九年六月，李世民在政變中除掉了自己的親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后來，又將李氏旁支的子嗣誅殺殆盡，奪取繼承權。沒過多久，李淵便礙于壓力傳位給了李世民，被李世民架空成為了太上皇。李世民當政后，做了不少“善后工作”：

首先，為了確立自己登基的合法性，他翻看國書，篡改國史，向天下人灌輸自己享有正統繼承權的歪理。

其次，李世民為了緩和自己與反對勢力的敵對關系，同時，減輕殺兄逼父的心理壓力，他啟用了一大批早年效忠于太子李建成的舊臣，堵住天下之人的悠悠眾口。

尤其是魏征，原本他就已經是東宮重臣，李世民在登基后，立即賜魏征高官厚祿，將他拉攏到身邊。

那么，為何李世民會對以魏征為首的東宮舊臣網開一面呢？是否像某些史學家說的，李世民唯才是舉，重視人才呢？

并非如此，其中的原因非常復雜，涉及到貞觀初期的政治矛盾、國家經濟、民族關系等因素。

因為，李唐坐擁江山未久，所以，大唐在國際形勢上的處境非常尷尬，南北本來就尖銳的民族矛盾在大唐內部不穩的情況下更加突出。高句麗盤踞在大唐的東北方，對遼東虎視眈眈。突厥、吐谷渾等北方民族不斷進犯西北。

正所謂“攘外必先安內”，雖說，突厥連年寇邊，但是，李世民根本不敢發動對外戰爭。他深切的意識到“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的內部問題，此時，倘若對突厥發動戰爭，那么，李氏兩代人的努力將付諸東流。

面對這種局面，李世民第一時間想到了魏征。

首先，魏征是東宮大臣中最能代表山東庶族集團的關鍵人物，只要能夠拉攏魏征，那么，李世民就可以牽制山東的士族勢力。只要解決了山東問題，那么，李世民就可以利用山東的士族勢力和庶族集團影響關中，進而解決西北問題。

此時，倘若除掉魏征，山東的士族勢力和庶族集團，非但不能為李世民所用，反而會成為影響大唐統一的另一不安因素，這種局面是李世民不愿看到的。所以，李世民才會對山東的庶族集團表現得十分寬宏大量，寬恕了他們死罪，并讓這群人心懷感恩。

那么，魏征在山東究竟有多大的影響力呢？

魏征在追隨李密投降后，“久不見知”，沉寂了一段時間。后來，魏征毛遂自薦，“自請安輯山東”，擔負起收編山東各路起義勢力的重任。所以說，李世績、竇建德部下，曹旦及齊善行等人之所以會投效大唐，離不開魏征的拉攏。

由此可見，魏征是山東庶族與大唐之間的紐帶，倘若魏征垮臺，山東庶族難免會狗急跳墻。李世民非常聰明，他并未直接將魏征派去山東，而是讓魏征“安輯河北，許以便宜從事”。所以，魏征在抵達河北后，盡自己最大努力保護山東集團。

那么，如何保住這群人呢？魏征亦看穿了李世民的“良苦用心”，也看到了唐初各種矛盾的焦點。

于是，魏征利用自己擔任諫議大夫的便利條件，以“居安思危”等理由說服了皇帝。而魏征諫言的能力也是非常關鍵的，他明白想要說服一國之君，若不急言利語，李世民必然不會放在心上。而“狂夫之語”才會引起李世民的重視。

這也是魏征與歷朝歷代言官的不同之處，后人都認為：魏征“精通群書，頗明王霸之術”、“素有膽氣，善得人主意”，殊不知，魏征只是“對癥下藥”罷了。倘若，當朝天子不是李世民，想必魏征會拿出另一套話術。

除了話術之外，魏征十分擅長借古喻今，而且他選擇的事例都非常有說服力。

就唐朝發展而言，魏征并未引據太久遠的例子，而是選擇了距離大唐最近的隋朝。魏征向李世民指出，大隋王朝之所以在短時間內覆滅，最關鍵的原因就是隋帝窮兵黷武、徭役不息。魏征的精妙之處在于，他通過引用前朝的例子，使李世民放棄“重役山東，攻伐高麗”的想法，借此初步達成了自己的目的。

其實，李世民在執政之初經略關中、安撫山東，就是為了給將來進攻高句麗做鋪墊。然而，李世民一旦對高句麗宣戰，山東勢必會成為徭役的“重災區”，這是山東集團難以忍受的，更是魏征不愿見到的。那么，如何徹底打消李世民的念頭呢？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增加朝堂上山東集團的實力，并拉攏關隴集團替山東集團幫腔。

所以，只要壯大了山東集團的實力，今后李世民若想討伐高句麗，朝野上下勢必會出現一片反對聲音。為此，魏征先后向朝廷引薦了侯君集、 杜正倫、褚遂良等人，并著重栽培了侯君集、 杜正倫，讓他們成為文臣集團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在史料中我們可以看到，每當魏征與李世民在大殿上爭得臉紅脖子粗時，魏征的身后總有一群幫腔的文臣。

雖說，李世民非常討厭這群替魏征搖旗助威的大臣，卻無法奈何他們分毫。當時，魏征身邊的“盟友”主要有王珪、杜正倫、褚遂良三人。每當魏征向皇帝上奏時，王珪總會第一時間站出來附和，帶動身后的文官共同幫腔。而杜正倫、褚遂良則隨身攜帶紙筆，對李世民的一言一行“必書”、“必記”。

這個場面放到現在來看是非常可笑的，但的，卻有效地使李世民“不為非法”。

事實上，李世民對魏征等人的小心思了若指掌，他同樣看穿了魏征的心理活動，讓山東集團成為魏征的后盾，純屬不得已而為之。李世民“即位日淺，國家未安”，首要任務不是鞏固中央集權，而是協調各種政治力量。為了讓自己的頭腦清醒，李世民時刻保持“居安思危”的狀態。所以，魏征屢次觸怒龍顏卻沒掉腦袋，實屬必然。

為了獲取山東集團的支持，使朝中各政治勢力保持平衡，身為一國之君的唐太宗不得不耐心聽取群臣的諫言，還得將所有不滿全都埋在心里。《貞觀政要》中收錄了不少君臣語錄，這些文字幾乎三句話不離“居安思危”，“如何收成”的話題在君臣語錄中出現的頻率也很高，當然，這些都是李世民上位后的迫切需要。

可只有讓這些話從大臣們的嘴里說出，李世民才能順理成章地使國家“由亂入治”。

作為“反面教材”的隋煬帝，因大搞專制的“一言堂”，雖“勞神苦行，未能盡于合理”，最終斷送了祖宗基業。李世民不敢忘記“一言堂”的危害，他希望聽到不同的聲音。況且，魏征的大多數諫言，除了能讓李世民警醒外，還從側面襯托了李世民“善于納諫”的品德。

如果看透了這一點，李世民魏征君臣的一些對白就十分微妙了。

為了成就自己的美名，李世民在聽到魏征的反對意見時，總會先責怪一番，引出魏征“愿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并喪，空有其名”，如此云云。

隨后，李世民會裝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樣子，再說出那句至理名言：“征蹈履仁義，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

這種話若僅在史料中出現一兩次，我們當然可以認為李世民是高尚的，不過，類似的事發生太多次，難免會讓人認為李世民有“作秀”之嫌。而且，李世民采納魏征意見時，雙方探討的通常是一些小事。一旦面臨實質性問題，李世民必會獨斷專行，根本不會給魏征面子。

魏征是精明的，每遇到關鍵問題，他往往會采取回避之法。

李世民坐穩江山后，功德圓滿，隨即對山東集團進行了打壓。

侯君集被處死、杜正倫被驅逐。魏征過世后，“罷叔玉尚主，而足陪所撰碑”。直到魏征死后，兩人終于從“求諫”、“直諫”的表面關系，恢復到相互利用的實質關系。《舊唐書·魏征傳》中的記載已經非常明確了，侯君集、杜正倫被處理后，李世民第一時間打算對魏征動手，所以才會“始疑征阿黨”，想要將黑鍋扣到魏征頭上。

從時間上來看，李世民對魏征起疑心時，魏征尚在人世，由此可見，此時的李世民已經打算清算魏征了。不過，晚年的魏征在朝中的影響力極大，他的地位難以撼動，再加上，其他因素的制約，李世民不得不選擇隱忍。當然，在魏征死后，兩人之間隱藏了幾十年的矛盾在朝夕間爆發，李世民再也不需看魏征的臉色了。

魏征墓在陜西禮泉縣九嵕山唐昭陵西南約3公里處的鳳凰山巔，其墓址于山嶺南端依山鑿石而筑，屬昭陵陪葬墓之一。墓垣現僅有蟠桃紋碑首的豐碑一通，《舊唐書·魏徵傳》中有載：“帝親制碑文，并為書石”。碑首造型，與眾不同，似有獨特恩遇之意。現碑身通體磨光，已無書寫鐫刻痕跡。

參考資料：

【《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貞觀政要》、《舊唐書·魏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