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大陸上不讓談胡適

胡適早早地起了身，他拿起今天送來的報紙看了看。看著眼前的報紙，他深深地嘆了一口。

遠在臺灣寶島的他，并不知道目前的大陸是什么樣的，但是他明白，以目前自己的情況肯定是沒有辦法再回去的了。

他繼續看著報紙，眉頭漸漸地皺起來。這張報紙是拖友人送來的一份大陸的新聞報紙，里面細細地記載了目前大陸的重要事件。他胡適之沒想到居然也能夠“人在臺灣，名在大陸”。這一份報紙的含量可不低，想來已經在整個大陸徹底流傳開了。

他胡適之看來是又“出了一次名”，只不過這一次的名，可不像早年搞新文化運動那會兒的盛名了。而是一個妥妥的罵名。

他胡適之成了眾人唾棄、眾人鄙夷的對象了。

胡適知道，既然自己選擇了這樣一條在他們眼里是“背離”真理的道路，那就得做好一路黑到底的準備。

只是讓他沒想到的是，這份報紙的底下，居然有自己的小兒子胡思杜發表的文章。

胡適笑著往下看，可他越看，卻越是發現不對勁。他臉上的笑容慢慢地消失。

胡適與自己這個孩子不大對付，可常言道：父子情深。自己再如何與這個兒子不對付，那也總不得會徹底撕破臉。可自己的所作所為似乎與這個孩子的理念完全沖突了。

胡適感到了極大的壓力，這是他在自己兒子報紙上的文章中感受到的。他緩緩放下手中的報紙，說了句：“人各有志，都為自己所想而戰，縱然是父子，也不得不沙場相見啊。”

只見那張報紙上，赫然能看見自己小兒子胡思杜文章中極為醒目的幾個字：胡適乃無比軟弱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

關于胡適

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那么一個關鍵人物是不容忽視的，他就是胡適。不論是文學上，還是在政治上胡適都是極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但由于胡適的個人原因，他的形象也總是有所不同。由于胡適個人的種種原因，以至于在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國，胡適的基本面貌都是“戰爭罪犯”、“反動宣傳的鼓動家”、“資產階級買辦文人”此類完全屬于反面的形象。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形象，使得人們對胡適的印象產生了刻板因素。在這樣的刻板印象之下，導致胡適最終妖魔化了。

然而在九十年代之后，文學藝術此類學術界逐漸步入新階段，胡適的正面形象逐漸的回歸，更多人慢慢地了解到胡適，雖然他的理念有所偏差，但他具有著知識分子的良好品格。他在文學界以及喚醒中國青年道路上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晉朝名將劉希樂曾說：大丈夫蓋棺事方定。然而，許多的偉人在死后比深淺更容易了解也更容易被人曲解。胡適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胡適從1917年回國一直到1962年，這是幾十年的歷程中，不是在我國的文學上、思想上、學術上、政治上都是有著不可磨滅的重要意義的。

從最開始五四運動“領頭羊”之一的學術大家、新文化運動啟蒙者、優秀的北大教授，曬到新中國成立之后，被批判成的蔣匪奴才、買半文人，再到如今的啟蒙之父、學術領袖。胡適的形象也在崎嶇坎坷中慢慢改變。

聲名鵲起的績溪三胡之后

胡適在被陳獨秀引薦至北大，并在北大逐漸獲得眾人認可的艱辛過程中，蔡元培可以說是“功不可沒”。蔡元培在初始胡適之時 ，便對胡適的出身產生了一定的“誤解”。

胡適在引薦進入北大之后，撰寫了一本《中國哲學史大綱》，為了這本《中國哲學史大綱》能夠更為之名氣盛起，于是邀請了當時就任于北大的校長蔡元培來為此書作序。

雖然胡適作為自己學校的一名文學系的教授，但是蔡元培卻在之前與胡適的接觸著實是比較少的，于是在看完了胡適給予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后，“理所當然”的誤會了胡適。

觀看完《中國哲學史大綱》，蔡元培雙眼為之一亮，胡適的這本《中國哲學史大綱》充滿了對中國自古以來的哲學探討與深究，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文。

這樣的想法令蔡元培十分感嘆，這胡適居然對中國自古以來的哲學歷史研究得如此之深，胡適也不時在蔡元培身旁說著：稟有漢學的遺傳性、雖自幼進新式的學校，還能自修漢學，至今不輟。此類語句。一下子使得蔡元培將胡適誤認為是“績溪三胡”(即：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之后了。

蔡元培也為之高興，畢竟這樣一名不僅懂得西洋哲學與西洋文學，又能兼治漢學的人才能夠成為北大的一名教授，也是北大的光榮事。

這個誤會可能是胡適對蔡元培的暗示，也可能是蔡元培有意為之。但至少胡適這個所謂的“績溪漢學世家之后”的名聲流傳開來了。

而胡適這本由蔡元培作序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于1919年2月由出版后。因其“績溪漢學世家之后”的名頭迅速走紅，剛一發售就廣受歡迎，甚至有不少人讀完胡適的這本《中國哲學史大綱》之后發出感嘆：“《哲學史》一書，為中國哲學辟一新紀元。”

在之后新文化運動的領頭人物陳獨秀、胡適等人面對“守舊派文學家”林紓對新文化運動發出質疑的時候，蔡元培站出來為胡適等人發聲。

稱胡適是“家世漢學，其舊作古文，雖不多見，然即其所作《中國哲學史大綱》言之，其了解古書之眼光，不讓清代乾嘉學者”。這也讓本以漢學自居的林紓沒了質疑的氣兒。

興許是受到蔡元培的影響，許多名家文士都對胡適產生了這樣的誤會。比如吳虞聽聞之后，再加上其看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受益頗多，于是將胡適視為標桿。并大力贊賞著胡適是“講新學而不昧漢學家風”。

著名的名家金毓黼讀到胡適發表的文章之后，也說出了“胡氏承其家學，頗右漢而左宋”這種對胡適評價頗高的話。

甚至于當時名聲十分響亮的章士釗都贊賞著胡適：不僅是有極高超的“家傳舊學”，而且新學水準更是“實遠在其中國知識之下，現在他所提倡的并不是他所長。”

作為頂級的留美博士胡適，更是名傳世界的美國哲學大家杜威的門徒，由此可想而知，胡適的新學水平是極為高超的。而當時的輿論卻是：胡適自身的新學水平尚不及自己的舊學水平。

倘若擁有博士頭銜，且還是杜威的弟子，以這樣水平的新學造詣都不如舊學水準的話，那胡適舊學底蘊之深，就更為之夸張了。

由于這些誤會，使得胡適當時的處境極為微妙，甚至在之后胡適對于自己形象的塑造助力頗大。

然而對于別人以“績溪三胡之后”的身份誤會自己，胡適對此誤會并不否認，而且坦然地接受，這也使得在之后對胡適的研究中，許多名人都就“胡適思想同乾嘉漢學的關系”不斷地探究著。

成為極具盛名的文化領袖

北大的文科學長陳獨秀、北大教授錢玄同等人對胡適的幫襯也是胡適能夠猛然崛起的一大助力。

他們對胡適揄揚有加，本就是引薦胡適來北大共謀新文化運動的陳獨秀更是時常為其吶喊助陣。陳獨秀等人并沒有因為胡適年輕資歷淺就對胡適產生輕視，反而時常對他多加贊譽。其中錢玄同更是成為了胡適經常援引的對話對象。

為了擴大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吸引更多《新青年》的讀者。陳獨秀與錢玄同發表的言論時常有很多所謂的過當之處，甚至于劉半農和錢玄同不惜在《新青年》雜志上化名唱雙簧，以此宣傳白話文、故意人身攻擊屬于“守舊派文人”的林紓和各種古文。

甚至于魯迅挖苦屬于“守舊派文人”、“不曉得變通”、“不知世界潮流浩蕩”的林紓和劉師培等人時發表的言論，口氣更是出格與激烈。

雖然這些名人文士們這樣比較出格的言論只是為了鼓吹宣傳的緣由而張大其辭，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新青年》的影響力、宣傳了新文化運動。

但這樣的言論和方式，也使得不少的名人文士對《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產生了反動的聲音。也正是因為陳獨秀他們這些文人名士們這樣的過激言論與行為，反襯出同為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胡適的溫和理性形象。

胡適與陳獨秀等人不同的一個點，就是胡適歡迎反對的言論，即使胡適本人是十分的堅信文學革命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胡適依舊主張：盡管趨于極端，議論定須平心靜氣。一切有理由的反對，本報一定歡迎，決不致不容人以討論。

胡適為此還曾說過一句實屬有趣的話：“適意吾輩不當亂罵人，亂罵人實在無益于事。”

即使面對林紓對新文化運動的大力批評，怒斥白話文以及新思潮，胡適依舊會在教學中選取林紓的文章作為教本，并不因為林紓辱罵他胡適之、貶低新文化、抨擊新思潮和白話文就因此對林紓嗤之以鼻，并不因為理念的不合而偏狹自限。

也正是胡適這樣的表態與作為，讓許多的學生、文人雅士們對其贊賞有加。如一個留日學生張黃在致胡適的信中所言:“此地的留學生都格外敬愛先生，因為先生所持的純粹是學者的態度，不像錢先生他們常常怒罵。”

由此可見，胡適本身是和善的。

“五四”運動爆發后，胡適的老師杜威前來為他加油助威，在這樣的萬眾矚目之下，本就在剛歸國不久時因“績溪三胡之后”而聲名鵲起的胡適，再加上自身在“新文化派”與“守舊文人派”爭戰中溫和的形象。胡適便成為了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塊極具影響力的“金字招牌”。

不僅成為了諸如出版社重金拉攏的對象，更是成為了諸多青年學生崇拜的偶像。

新文化運動的支持者舒新城，很早便訂閱了《新青年》，甚至在《新青年》上發表過通信，還得到了《新青年》主辦人陳獨秀的熱情回應。

但即使是如同他這樣的新文化運動的支持者，對胡適的了解也并不深，只是到“新文化派”與“守舊文人派”爭戰與五四運動時期，才知道胡適是“思想界的一個明星”。

也正是因為逐漸了解到了胡適，他為了向胡適表達出逐漸的仰慕之情，于是在1919年10月29日寫了一封有趣的信給胡適:“年前我在《新青年》上看見先生的文章，我就羨慕異常，以為西洋留學生能肯在中國舊文化上去研究革新的方法，將來效果一定是很大。當那個時候，我雖然羨慕先生，但還不知先生是甚么人。近來在各雜志上 時常讀先生的文章，才知道先生您是思想界的巨星。我并不是在恭維您，因為以今日文學界、思想界革 新的成績來推論及于先生的。”

而毛澤東同也崇拜著胡適，而胡適對毛澤東也非常看重，兩人曾經有過不少的互動。

這時候的毛澤東與胡適無疑有著較為密切的關系，甚至到1920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自己的《反對統一》的文章中依舊引用了胡適“二十年不談政治”的主張。

只不過在最后雙方因為各自的思想不同，各自的追求不同，從而分道揚鑣。

上述胡適與包括舒新城、毛澤東這樣的在地青年知識分子互動的情況正可印證《努力》周報的讀者徐望之在致胡適的信中所言的情況:“先生的思想是很博雜的，所以先生的事業亦是多門的，一般青年對于先生，倒好像上海人無論買什么東 西，都要先到先施、永安去問一問，這實在是先生的榮譽，亦是先生的責任。”

胡適的抉擇與被批判

在五四運動期間，胡適經常與李大釗對于“問題與主義”一事產生爭執，李大釗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胡適對于自己老師杜威的理念更為贊同，胡適甚至對馬克思主義有強烈的偏見。作為共產黨員的董必武，曾經對胡適給予過勸說，董必武希望胡適能夠對共產黨進行支持，然而更加清新與國民黨的胡適對于董必武的這個勸說是拒絕的。

在面對董必武的勸說時，胡適甚至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即如同美國那樣做和平議會，而并非是“槍桿子里出政權”。甚至在不久后胡適公開發表了一篇名為《胡適致毛澤東》的電報，其中的內容無不在輕視著中國共產黨，并勸說毛澤東等下放下武力。胡適的這一篇電報，使得他與中國共產黨逐漸地走向了決裂。1948年，國民黨潰敗，蔣介石逃跑時制定了相應的“搶人計劃”，胡適也赫然在列。為了留下胡適這樣的人才，中共中央再一次給予了胡適一個機會，在廣播中，特意的勸解胡適不要跟著蔣介石逃跑，會讓胡適做北大校長。然而頑固不化的胡適卻始終與蔣介石站在一起，最終毫不猶豫地坐上了飛機與蔣介石共同逃往臺灣。

胡適在蔣介石的勸說下，答應了蔣介石前往美國去尋求支援，并以“淚珠盈眶地請求”美國能幫助蔣介石進行戰爭，而不許共產黨統治中國并根據他們自己的目的來改變中國。

為此，他以決心放棄學術專業而“為國服務”。也正是因為胡適這樣的言論與行為，讓他徹底的走向了人民的對立面。而并未跟隨著胡適逃跑的兒子胡思杜多次發表了對自己父親胡適的批判文章，胡思杜甚至稱自己的父親胡適是一名“無比軟弱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并且主動將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的自己與父親胡適分化出界線。并將胡適最終定義為“反動階級的忠臣”。這樣大義滅親的舉動，讓胡適心中疼痛萬分。

在1951年年末，開啟了針對胡適的批判運動，此時的胡適徹底的成為了被批判的對象，成為了文人的反面。胡適在哲學史學文學，等等領域的成就與著作全都被簡單粗暴的否定。在“文革”十年里，胡適這個名字甚至成為了一頂惡臭的“大帽”，人人都避之不及。在思想解放，實事求是的基礎下，許多文人開始對歷史人物進行了客觀的評價，為此，許多文人編輯出許多關于胡適的文章，在思想方面，雖然還是批判胡適，但是在其他領域上對胡適重新評估。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五四運動迎來了60周年，在這個時機，許多文人對于胡適在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中的客觀貢獻做出了分析，他們肯定了胡適追求社會自由的思想，肯定了胡適在當時反封建文化和思想的功勞。

隨著客觀的評價，所有人都摘掉了，看胡適的有色眼鏡，開始逐漸贊賞起胡適在各個領域的成就。

結語：胡適的一生可以說是從高光到低谷一路下墜。高光之時深受青年一輩的喜愛與追捧，不論是其文學造詣、革除封建的新思想，還是他在“新文化”與“守舊派”爭戰中保持著的溫和爾雅，都是他吸引著別人的魅力所在。不可否認，胡適在后期因為自己的信仰問題與思想問題走上了與人民背離的道路。這樣的情況是值得我們去批判的，甚至是值得我們去唾棄的。

然而我們并不能因為一個人“政治抉擇”的問題，就徹底地將他所有的貢獻與成就否定了。即使離世而去，胡適也依舊被全盤否定，“鞭尸”數十載，甚至一度成為了人人避之的“反動文化高帽”。但胡適展現出來的諸多成就與貢獻，是我們中華發展以來不可忽視的一部分，倘若如早期的胡適所說“不談及政治”，那無疑，胡適在我國的近代史上，能夠成為前三的文化大家。只不過有時候選擇，也很重要。而如今的胡適早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得到了“翻案”，我們能夠以最客觀的角度去解讀這個曾經有名的才子。而我們在看待胡適時，應當拋開看他的“政治有色眼鏡”，用文學的角度、用啟蒙思想的角度、用哲學大家這些角度來看他似乎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