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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 I ten perfect lives, I would give them all to China.”（如果有十次生命，我將把它們全部奉獻給中國）。

這是一位美國人留下的臨終遺言，同時她也是南京大屠殺期間救助中國同胞的27名外國人之一。她把她的一生都奉獻給了中國，最后卻又不得不離開中國，回國后以自殺這樣悲壯的方式離開這個世界。

明妮·魏特琳1886年9月27日出生在美國伊利諾州的一個基督徒家庭。她從小就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向往長大后成為老師。她從17歲開始信奉基督教，她堅信要在這一個時代把福音傳遍天下！”大學畢業后，她懷著滿腔熱情和使命感，受美國基督會的派遣，以傳教士身份來到中國。

當時的中國社會仍停留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階段，女子教育尚在沉睡之中。魏特琳見到的中國民眾普遍窮苦，而大多數的婦女都不識字。魏特琳決心改變這種狀況，在安徽廬州府（今合肥）創辦了三育女子中學。

在她的精心管理下，“校務蒸蒸日上，成績卓越，備受外界贊揚推崇”。兢兢業業六年時光，魏特琳不僅積累了豐富的教育教學經驗，更播下了矢志推廣中國女子教育的種子。

在此期間，魏特琳給自己取了一個中國名字“華群”，意為“融入華人群眾中，為中華群眾服務”。正如她名字中的寓意一樣，自踏上中國的那一刻起，魏特琳的命運就與中國人民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1916年金陵女子大學在南京成立。兩年后，來華6年的魏特琳第一次獲得回美國休假的機會，她打算在此期間與未婚夫正式走進婚姻殿堂。正在這人生的關鍵時期，魏特琳收到了一封來自金陵女子大學的邀請書。

在這兩難的抉擇面前，魏特琳經過幾番思考，決定將婚期延后，毅然接受金陵女子大學的聘請。過了不久，她的婚約宣告解除。此后，在金陵女子大學的22年時光中，魏特琳一心教育、情系校園、終身未嫁。

1919年9月，魏特琳正式受聘為金陵女子大學教育系主任兼教務主任，1919年至1922年校長德本康夫人（Matilda Thurston）回美國募捐期間，她擔任代理校長。

初入金陵女子大學，魏特琳便憑藉過硬的專業素養和豐富的實踐經驗，很快融入了新的教學環境中，并雷厲風行地進行了一系列科學有效的改革措施。而且利用休假到歐、美進修學習，把丹麥、荷蘭的成人教育推廣到中國，對中國女子教育功不可沒。

在金陵女子大學期間，魏特琳開創了師范教育課程和教學實習，為培養中學教育人才奠定了基礎。此外，她經常走訪鄰里，發現附近有100多名兒童因為貧困而失學，于是她又募款開辦小學，免費招收這些孩子。

魏特琳對教育的熱誠以及悲天憫人的心腸，對金陵女子大學的學生來說是最好的榜樣。就像該校的校訓“厚生”一樣，她時常鼓勵學生不要只顧自己的需要，而是要走出象牙塔，獻身社會，為窮苦四鄰服務。就像她經常做的那樣：為鄰居婦女開課講授衛生知識，每周兩次為校園四周的貧民看病。

1928年北伐戰爭后，舉國上下掀起了收回教育權的浪潮，國民政府要求教會學校校長及校董事會董事長都必須由中國人擔任。大量外籍教員紛紛離開，時任金陵女子大學校長德本康夫人也自行辭職，由金陵女子大學的首屆優秀畢業生吳貽芳任新校長，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性大學校長。（1930年在國民政府教育部立案，更名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而魏特琳在回國的浪潮中卻堅定地選擇了留下。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當時中國形勢日趨緊張，魏特琳便從1937年開始寫日記，不論當天工作多繁忙、身心多疲累，甚至還時常躲空襲而被打斷，她仍堅持不懈地記錄。從1937年8月12日到1940年4月的日記中，她詳細記載了在日本占領下南京的情形，并每月定期郵寄給美國好友，以便她們更好地了解中國時事。

而在抗日戰爭爆發前，魏特琳原本準備回國休假。但是當她得知戰爭的消息，立刻取消回美國，著手進行保護金陵女子大學及師生的各項預備工作。當時美國大使館要求美國公民撤離南京，魏特琳拒絕離開。

她在日記里寫道：“我認為我不能走……這也是我的使命，就像在危險之中，男人們不應棄船而去，女人也不應丟棄他們的孩子一樣。”

當美國大使館最后一次召集所有尚滯留在南京的為數不多的美國公民并發出警告“再不撤離，以后我們將無法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的時候，魏特琳的回答是：“我不能在這個時候拋開中國！”她在大使館出示得“無論如何也不離寧”的文件證書上鄭重地簽上了自己的姓名。這已經是她第四次鄭重拒絕了美國大使館要她離開南京的要求。

日本軍隊攻占南京前，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大部分教職員先后撤往四川成都，借華西協和大學的校園繼續開辦，魏特琳則留在南京照管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校園，自愿與該學院教職員組成留守委員會，任代理院長。

1937年11月11日夜，上海完全淪陷，日軍分三路撲向南京，所經之處奸淫、虜掠、燒殺無惡不作。12月5日，日軍未經激烈戰斗，就進駐南京各要鎮。上海“八·一三”事變后，國民政府為安全計，明令：“接近戰區各大學另籌開學辦法。”

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地處南京市中心，吳貽芳校長和她的同事們經過商議決定：在校教職工分成兩大部分：一部分西遷辦學，一部分留校本部保護校產，救濟難民。留校教職工組成駐校維持委員會，美籍教授華群女士為主任。

1937年12月初各國大使館下了最后撤離的通告，魏特琳不忍丟下校內的婦孺，和德國商人拉貝等其他二十幾位外國人不顧大使館再三勸告自愿留下來，隨后成立了南京難民區國際委員會，將金陵女子大學和美國大使館等附近區域規劃為“戰時安全區”。

這個安全區在南至新街口，北至山西路，東至中山路，西至西康路的大概范圍內。主要包括了交通部大廈、華僑招待所、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最高法院、金陵大學等25處難民收容所。

他們要求中日雙方政府將這個安全區視為中立地帶，進入安全區的百姓可以得到庇護。安全區設立后，魏特琳成為金陵女子大學實際的負責人。她以非凡的組織協調能力，囤積運送糧食，并縫制了一面約8.3米長的美國國旗鋪在校園的草坪上，以防日本飛機轟炸。同時她也在金陵女子大學做好萬全準備，決定優先接納婦女、兒童和傷兵。

1937年12月第二個星期，日軍攻入南京大肆屠殺，一批又一批驚恐萬分的婦女和孩童涌入金陵女子大學。魏特琳和她的工作人員每日必須面對日本士兵不間斷的騷擾，以及數以千計難民的糧食所需；在極度壓力和危險之下，她仍然鼓勵、安慰中國人，要他們抱持信心與盼望。

留守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的魏特琳，每天疲于奔命接待逃避日軍的中國婦孺，使這個本來只計劃收容二三百人居住的校園，也擠滿了一萬多個婦孺。她除要照顧她們日常的飲食，也要奮力與校外企圖強進校園擄走婦女做慰安婦的日軍對抗、議論。

在她12月15日的日記里寫著：“除了中午吃飯之外，我一直站在校門口，看著難民們源源不斷地涌入校園。許多婦女神情惶恐，昨夜是恐怖之夜，許多年輕婦女被日本兵從家中抓走……我想，今夜校園一定進來了3000多人……昨天和今天，日本人進行了大規模的搶劫、摧毀學校、殺害市民、強奸婦女。”

12月19日夜，日軍設計分散魏特琳的注意力，說校園另一邊發生了事，當魏特琳前往查看，卻忽然聽見中國婦女的尖叫聲，轉頭趕回來看時，只見日軍已從校園大閘一邊擄走部分婦女。婦女驚慌的哭叫聲與苦苦的掙扎讓魏特琳難過不已，在日記寫著說：“主啊，求你今夜制止日軍的禽獸行為……”

12月21日的日記里寫著：“你們曾在南京住過的人，永遠也想象不出面前的街道是什么樣子，那是我所看到最悲慘的景象。公共汽車、小汽車翻倒在街上，東一具、西一具地躺著臉已發黑的尸體，到處都是被丟棄的軍服，所有的房子和商店不是被洗劫一空就是被燒毀…今晚校園里一定有六千或七千（也許是九千到一萬）難民。由我們這幾個人管理，簡直累壞了。我們不知道在高度緊張下自己還能支撐多久。”

這段期間，魏特琳一面組織校內教職員工巡邏校園，一面請來在"國際安全區"服務的外籍男士輪流守夜。她自己更是日夜操勞，不是守在門房，就是被叫去阻止進校來奸掠的日兵，從他們手里奪回中國婦女。她整天無法吃上一餐安頓的飯，無法睡上一個安頓的覺。不少日兵因此惱怒，拿著血跡斑斑的刺刀威脅她;還有的野蠻地打她耳光。魏特琳都忍受了，她自覺地承擔了保護萬余名中國婦女兒童的重任，她說，金陵女子大學就是我的家，我絕不離開。

在這段慘淡、黑暗的日子里，魏特琳幾乎每日都在金陵女子大學組織禱告會，教這些避難的婦女兒童讀經、唱詩，安慰他們受創的心靈，幫助他們在苦難中尋找盼望。

1940年4月初的一天(即汪精衛偽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不久)，《紫金山晚報》上刊登了一篇名為"真正的罪犯"的文章，將矛頭對準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幫助中國難民度過困難的西方人。

自稱"真相衛士"的作者表示:"讓我們看看那個所謂的慈悲女菩薩吧!明妮·魏特林其實是一個人販子，一個出賣中國人的叛徒。我們必須揭露她，必須把獻給日軍的那些婦女和姑娘們的帳算在她頭上。"(事實上，日軍幾乎把所謂"金陵女子大學"當成一個妓院對待，1937年的平安夜，日軍的某一高級軍事顧問表明:"我們從1萬難民中挑選100名妓女。"并且，魏特琳要求對方必須"許諾不會抓走良家婦女，并且要讓姑娘們自愿。"這完全屬于權衡之舉，當時的日軍十分猖狂。)丹尼森夫人(金陵女子大學實際負責人)十分憤怒，不聽明妮·魏特琳的一切解釋。

幾天后，長期處在高度密集、緊張的工作壓力下，魏特琳病倒了。在她日記的最后一頁，1940年4月14日（星期日）她寫道：“我快要筋疲力盡了。以前，雖然工作進展緩慢，但還能有步驟地制定工作計劃，而現在連這些也做不到了，雙手也不聽使喚。我希望能馬上去休假。”魏特琳遞交了辭職報告。她患上了嚴重的精神抑郁癥。

1940年5月14日，她在多方的勸說下離開南京回美國治病。她在日記中寫道:"多年來我深深地愛著金陵女子大學，并且試圖盡力幫助她。"她這樣說了，也確實這樣做了。但是她將不得不離開她無限熱愛的這一切了。

抵達美國家園后，她仍無法忘懷遭日軍擄走施暴及殺害的婦孺，不愿出席教會及鄰舍設的歡迎會；家人欲探望她，也遭拒絕。

帶著極度疲憊的身心，對日軍殘暴的行徑的極度憤恨，以及同事不理解的悲傷，魏特琳選擇了離世而去。

1941年5月14日，距她離開南京一周年那天，在美國印第安納波利斯獨居的寓所，55歲的魏特琳打開煤氣開關，中毒而死。她的枕邊放著一張她和避難兒童的照片，上面沾滿了淚水。

在她自殺前不久的日記上，她這樣寫著：“Had I ten perfect lives, I would give them all to China.”（如果有十次生命，我將把它們全部奉獻給中國）

魏特琳的去世，是一名英雄之死，她也是一名南京大屠殺的犧牲者，她為了拯救成千上萬人的生命而最終也犧牲了自己的生命。正如美國基督教傳教士聯合會宣布魏特琳死訊時說的那樣，“我們認為，像在戰場上倒下去的士兵一樣，魏特琳女士也是在戰爭中犧牲的。”而在位于美國密西根州雪柏德鎮郊的魏特琳女士墓地，墓碑上鐫刻著四個醒目的中文大字：金陵永生。

魏特琳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奮勇救助難民的舉動，贏得了南京市民和中國人民的愛戴。她對中國那份犧牲的愛，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

1941年6月，魏特琳去世的消息傳到中國后，在她葬禮的同一天，金陵女子大學的師生在成都也舉行了悼念儀式，后來吳貽芳校長在校內多次舉辦活動紀念她。

為了紀念魏特琳，1999年，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提出了在校園內建立魏特琳的塑像，這個提議最終在2001年得到批準，2002年12月12日，在如今南京師范大學金陵女子學院前方，一位戴著眼鏡的女子面容安詳，微笑注視著來往的人們。此后每年都會有許多人在南京師范大學隨園校區的魏特琳紀念碑前緬懷這位在南京大屠殺期間以及后來的日子拯救了成千上萬中國人的美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