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背圖》是一部唐代問世的預言國家治亂興衰的讖書，假托李淳風與袁天罡合作。該書的每一幅圖與所配讖語統稱為一“象”，后世傳本有 60象至 67象不等。由宋至清，《推背圖》被列為官方禁書，而民間仍有多種版本流傳。【3】北洋時期，新編本《推背圖》亦遭查禁，但在社會各階層中頗為流行。國民政府時期，解禁后的《推背圖》經商家與媒體營銷而逐漸成為知名度極高的“圖讖”預言書。
目前，學界對抗戰時期的《推背圖》及其社會影響鮮有問津。【4】從“讖緯”文化的角度看，這一時期民眾心態與行為的豐富面相仍未得到充分揭示，由此很難深入理解抗日戰爭這場民族解放運動的復雜性與曲折性。事實上，由于社會啟蒙滯后，當時“讖緯”文化在民眾的精神世界中仍占據一定地位，對其心態與行為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面對日軍侵華造成的社會危機，商家如何趁機營銷《推背圖》？民眾如何運用《推背圖》因應時局和調適心態？讀書人與中共政治力量又如何對待該書的“迷信”問題？這些問題都需要分析和討論。本文擬以抗戰時期的《推背圖》為切入點，以社會文化史的視角，考察“讖緯”文化對民眾心態的塑造，揭示這一時期不同階層應對社會危機的立場、策略及其內在張力。
在抗戰時期的華北、華東與華南，由于日軍侵華帶來社會恐慌，諸多城鄉民眾傳看《推背圖》，試圖從中尋覓中國遭遇外敵侵略的某種“天命”或“劫數”。
20世紀 30年代初，上海商家營銷《推背圖》與市民談論該書的現象尤為引人注目。九一八事變后，侵華日軍造成的社會危機日趨嚴重，上海被籠罩在戰爭的陰云之下，該地的書商借機大量售賣新編本《推背圖》，而普通市民紛紛談論該書關于這場事變的預言。1931年 12月的一天，有商販在上海某茶樓中向茶客推銷《推背圖》。他翻到該書第 55象，向人介紹說：這圖上的“昂昂若千里之駒”一句現已應驗，“昂昂，即昂昂溪”，就是 1931年馬占山將軍抗日失敗的地點；馬身上的火焰即“日球之光铓”，是指日本；這幅圖的頌詞“問即不送山頭去，走入長安去求乞”一句，指馬占山將軍退卻克山。【5】該商販所持《推背圖》的版本當為藝海書店 1912年版，其對第 55象的解釋顯系穿鑿附會，不過是利用人們渴望洞察時局走向的“天命”觀念與占卜心理，刺激其消費欲望。像這樣在街頭茶肆中營銷《推背圖》的商販為數不少，而茶客們也確有借此談論時局的興趣。
當時，上海市民對《推背圖》并不陌生，因為在清末北洋時期，該地一直是國內出版、銷售新編本《推背圖》的大本營。藝海書店于 1912年推出的新版《推背圖說》為每一象配備干支與易卦，使之明確帶有易占的特征，在形式上契合了傳統的象數之學。上海文明書局與中華書局于 1915年合作出版了《圣嘆手批中國預言》（又名為《中國二千年前之預言》），其中包含的“金圣嘆手批本《推背圖》 ”（即后世所稱“金批本《推背圖》 ”）對民眾心態影響甚大。該書繼承了藝海書店版《推背圖說》的諸種優勢，以金圣嘆之名解說全書 60象的預言。其圖文相互配合，采用了拆字、嵌字、藏頭、類象、比喻、諧音等表達方式。就占卜技術而言，該書新增各圖“應該與舊圖所用方式非常類似，是一種混用幾種占法的演算”，【6】可能包括占星術、象數易學、陰陽五行說與宋代邵雍《皇極經世》一書的“元會運世”推算法。【7】就歷史觀而言，該書以推演“國命” 【8】為中心，秉持循環歷史觀，認為國家的一治一亂自有“天數”和周期，而“天數”可以被認識和理解，如其第 60象頌詞所云“茫茫天數此中求，世道興衰不自由”。【9】新編本《推背圖》雖遭北洋政府查禁，但實際上禁而不止。這與當時社會啟蒙的局限頗有關聯。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與“科學”的旗幟，雖喚起了一些讀書人的覺醒，但并沒有真正實現普通民眾的社會啟蒙。他們仍較多延續著傳統的倫理觀念與思維方式，希冀有所謂符應“天命”的政治強人重建社會秩序，恢復過往的太平日子。1927年 1月，一位署名為“逸庵”的作者在《申報》上撰文稱古書《推背圖》有“將軍頭上一叢草，二人立在石頭上”一句，前半句“寓蔣一字”，后半句“寓介石二字”。其由此推論《推背圖》“言之恰合”，【10】暗示蔣介石是“天命”預定的領導國民革命的政治新星。對于上海民眾而言，這種以“圖讖”猜測政治變局的做法并不稀奇。
1932年初，一·二八事變在上海造成嚴重的社會恐慌。當時，蔡廷鍇與蔣光鼐領導的十九路軍奮起抵抗，后有張治中率領的第五軍前來增援，但日軍也隨即增派援軍。3月初，由于日軍偷襲瀏河，中國軍隊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線。一時間，上海局勢岌岌可危，人心惶惶不安。十九路軍退出上海市區前后的幾天內，“大批的《燒餅歌》和《推背圖》就出現于上海各馬路上了”。【11】諸多報攤和小販開始推銷包含《推背圖》在內的《圣嘆手批中國預言》一書，同時還兜售南京金陵塔碑碑文，以其中“回天一二九，引起白日結深仇”的字句附會一 ·二八事變。【12】時居上海的作家茅盾在書攤上買了幾種不同版本的《推背圖》和《燒餅歌》。據其觀察，上海一些民眾認為這次事變為《推背圖》提供了一個新注解 ——日軍炮轟上海閘北地區是“天意”，“不必歸咎于誰”。【13】
1932年 2月，茅盾匆匆從上海趕回故鄉烏鎮避難。臨行之前，他又特地到棋盤街的一家書局，花八角錢買了一部《圣嘆手批中國預言》。在回烏鎮的火車上，茅盾遇到一些同行的旅客談論一 ·二八事變的“天命”與“劫數”。當時，一位南方人說：“萬事難逃一個‘數’。東洋兵殺到上海，火燒閘北 ——蔡廷鍇，蔣光鼐，《燒餅歌》里都有呢！”另一位老先生也稱：“人定不能勝天。你看十九路軍到底退了！”依照其意，上海遭此一劫，是命里注定。這位老先生還說道，“要有皇帝，才能太平”；宣統帝將來要有殺身之禍，而另外“一個真命天子，還在田里找羊草”。其他幾位旅客也熱心轉述了許許多多某地有“真命天子”出世的傳說。他們的對話體現了王朝時代臣民普遍認可的歷史觀，即“一治一亂，循環反復，亂極乃有治；然而撥亂反正，卻又不是現在的當局，而是草野蹶〔崛〕起的真命天子”。【14】其實，普通民眾依據直接與間接的日常生活經驗，或多或少相信個人與國家的命運在相當程度上受“天命”的支配。其中一些宿命論者認為“天命所在，凡治亂、窮達、貴賤、禍福、生死、貧富必有理由，必有時機，不能強為取舍”。【15】相信“天命”與期盼“真命天子”，表明他們不自覺地延續著傳統的臣民心態。
誠然，普通民眾也具有一定的民族意識，對侵華日軍抱有“普遍的敵意”，【16】很少有人心甘情愿接受外來侵略者的統治。一 ·二八事變爆發后，上海民眾組織了“上海市民義勇軍”，協助十九路軍作戰，并擔負戰地救護及后勤運輸等工作。民營的上海廣播電臺與凌云、大中華、李樹德堂、中西廣播電臺紛紛開始報道戰爭的進程，戰時開播的國華、亞聲、鶴鳴等電臺也相繼跟進，積極聲援十九路軍，激勵民眾抗戰信心。在十九路軍退出上海市區后不久的一天傍晚，定居該地的學者李季在其住所的院子里聽到房客們的議論。有人說：“要干才有出路。我們大家去當兵，不愁東洋人不吃敗仗。” 有人提議：“不買東洋貨，他們就要餓死。”還有人嘆息道：“中國要齊心，早就把日本滅掉了。”【17】以當時的國情而言，即使有更多民眾當兵，全民不買日貨，也很難在短時間內將侵華日軍全部逐出中國。蔣介石等國民政府高官對此有較為清醒的認識，而這些房客身居社會底層，見識有限，但他們也有愛國抗敵之意。
1932年 3月至 7月，日軍占據上海，一些書店借機大力營銷《推背圖》。3月初，上海的戰爭形勢仍十分緊張。詩人王禮錫在 3月 2日的日記中稱：“今天像戰事初起的那一天一樣的使全上海的人心陷于慌亂。”【18】不久，上海四馬路的百新書店在《申報》連日刊載獨家代售《中國二千年之預言》的廣告，稱該書包括金批本《推背圖》《周呂望萬年歌》《蜀漢諸葛亮馬前歌》《唐李淳風藏頭詩》《宋邵康節梅花詩》《明劉伯溫燒餅歌》與《黃蘗禪師詩》等 7種。為提升該書的銷量，其廣告宣稱，1932年 1月 28日發生的上海中日戰事早已為唐代袁天罡、李淳風合著的《推背圖》一書算定；該書預言的，“事事應驗無訛”，但后世的傳本經過多次翻印，“已失真髓”；百新書店獨家代售的《推背圖》是清朝大內秘藏唯一的真本，內有金圣嘆與張之洞的詳細批解；該書在庚子國變時流至海外，由某華僑花巨資購回，現在影印出版。【19】為說明金批本《推背圖》的靈驗，這則廣告還特地舉例說明該書第 39象對一·二八事變預言的準確性。其解釋說，“鳥無足”指飛機，“有月”指十二月，“升”指二十一日，而陽歷的 1932年 1月 28號即陰歷十二月二十一日。照這樣解釋，一·二八事變是預定要發生的事情，而“一朝聽得金雞叫，大海沉沉日已過”一句則意味著“倭國必亡”。因此，讀者只要細心揣摩《推背圖》的預言，未來的大事“件件俱可預知”。【20】在百新書店獨家代售《中國二千年之預言》一書的同時，上海南京路文明書局也在《申報》刊登廣告發售《金圣嘆手批中國預言七種》。【21】這雖是商家極力營銷讖書以謀利，但其關于“倭國必亡”的預言解讀迎合了人們普遍希望日軍戰敗的意愿。
1932年 7月，上海社會大致恢復到一 ·二八事變之前的秩序，但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仍不乏關于《推背圖》的閑談。上海茶樓的茶客中除了一些臨時來此談事情者外，還有一些每天在某個特定時間和地方落座的老顧客，“他們大抵是既有閑而又有錢的上海中產的住民”。這些老顧客在此看報，吃點心，“與日日見面的幾個熟人談《推背圖》的實現”。【22】除了這些有閑又有錢的茶客，普通民眾也同樣樂于談論《推背圖》關于時局的預言。這種具有神秘主義色彩的生活現象大致延續清代的社會傳統。清代“儒者兼具各種術數知識，殆人人為之，實為極平常普通之事”，【3】而鄉間民眾也愿意請當地儒生幫助擇吉或占卜。在“國命勝人命” 【24】之說的影響下，他們對推演“國命”的禁書《推背圖》頗為好奇，不乏私下抄錄和傳閱者。清末民初，一些同情革命的讀書人在舊本《推背圖》基礎上重新編創，使之明確帶有易卦占卜的形式。在諸種新編本《推背圖》中，金批本有所謂金圣嘆按語，貌似準確預言了唐代至清代的治亂大事，以至于危機下的上海民眾愿意相信該書第 39象圖讖——侵華日軍必在酉年戰敗。
與上海地區的情況一樣，華北各地的諸多民眾也借助《推背圖》《燒餅歌》一類的讖書猜測國命“天數”。這些民眾主要是農民、商販、店員、學徒、車夫、警察、手工業者、一般工人等經濟收入與知識水平有限的群體。他們以在亂世中保全身家性命為首務，不愿意直接參與政治革命，但習慣于以神秘預言因應政局變化。對其而言，公民意識與政治權利保障都還是陌生的新事物。
七七事變爆發后，一些書店趁機營銷《推背圖》等讖書。北平淪陷后“時局一緊張，《推背圖》一類的預言書籍又出而問世了”。【25】1937年 7月，上海百新書店出售《中國二千年之預言》，其報紙廣告稱：“日后如何？四省如何收復？《中國二千年之預言》請加推敲，可明究竟。”【26】11月14日，該書店的廣告又稱：“一切世界大事之關于中國國家的變故，冥冥中均有定數。”【27】在書店廣告的誘導下，各地城鄉民眾紛紛閱讀《推背圖》，試圖從中猜出時局的走向和“天意”。
抗戰時期，《推背圖》在城鄉社會廣泛流行的現象引起讀書人的關注與思考。由于在抗戰動員上的著眼點不同，他們對于該書之民眾影響的看法與引導策略存在明顯的差別。有人擔憂該書的“迷信”觀念對民眾產生消極影響，有人將其視為茶余飯后的“閑話”并予以理解，還有人編創《新推背圖》，用以激發抗戰必勝的信心。
其一，讀書人對《推背圖》之“迷信”觀念誤導民眾的擔憂與批判。
一些讀書人對一·二八事變后上海街面廣為流傳《推背圖》《燒餅歌》之類預言書的社會現象心懷憂慮。1932年，有人感嘆中華民族沉浸在“希望的夢一般的生活中”，缺乏自覺與自信，不能正面認識社會現實，反而從《推背圖》一類的預言書中尋找“命定”論的所謂依據。【28】還有人認為，《推背圖》之類的預言書籍皆為“誣民惑世之言”；在當時“世界公理與強權”的決勝關頭，更不可聽任這類“荒誕無稽之談”消解民眾的“抗日之心理”。【29】在這些讀書人看來，民眾缺乏教育啟蒙，仍保持著王朝時期臣民的身份觀念與思維方式；他們從《推背圖》中尋找時局變化之“天命”的行為與觀念帶有宿命論的迷信色彩。
1933年 4月，上海一些報紙大登《推背圖》這類書的廣告，民眾也紛紛傳閱該書，這引起讀書人的更多擔憂。魯迅評論說，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上海就“大賣著《推背圖》的新印本”，人們試圖從中窺測個人與社會的運命，但運命之說“毫不足以治國平天下，是有明明白白的履歷的”，如果以該書作為政治工具，那中國的運命真是“窮”極無聊了。【30】郁達夫也注意到，自民國肇興以來，每逢戰爭或天災發生后，總會有“不可思議的謠言與《推背圖》《燒餅歌》之類的預言印刷品出來”，這是有識者假托“神意天啟”批評“社會破綻”，也表明近世“統治者的壓迫，國民的懶惰與無智”。【31】還有人分析說：《推背圖》和扶乩活動的流行，都是在社會最危急的背景下產生的；普通民眾缺乏科學觀念，且長期身處災荒動亂之中，“必然地要把眼光移向上天，希望神祇的救濟”，因而“定命論”與“果報觀念”便成為民眾思想上根深蒂固的“盤踞勢力”。【32】也有人對上海百新書店營銷《推背圖》的做法批評說，“在這國難嚴重、時局動蕩不休的時候，每一個人都急于想知道未來一切事變的發展”，但此時營銷《推背圖》一類書籍，屬于“異常投機”行為；對于未來形勢的估計應根據當前的客觀形勢，而《推背圖》“一些模糊不清的文句，只能淆亂人心，加助謠言的成長”。【33】魯迅、郁達夫等讀書人有意啟蒙民眾，但多少忽視了《推背圖》對于民眾的心理安慰作用，因而他們的呼聲難以真正改變民眾的心態。
一些學者也批判《推背圖》對民眾的精神麻醉作用。文學家許地山明確指出，《推背圖》《燒餅歌》這類預言書是一種迷信，其文句“無論選擇那一個時期底史實來解釋都可以解得通”。【34】上海通志館編纂胡懷琛呼吁，政府應查禁《推背圖》這種“妖言惑眾之書”。【35】學界的批評與呼吁距離民眾的精神需求較遠，未意識到讖書“迷信”問題的病根在于民眾的文化潛意識。換言之，他們對《推背圖》之社會影響的分析雖看對了“病癥”，但沒有開對“藥方”。
其二，讀書人對民眾傳閱《推背圖》之精神需求的理解與認可。
一些讀書人視《推背圖》為普通民眾聊以自慰的“閑話”。有人稱，金批本《推背圖》關于未來的預言“好像有點意思，當作閑話說說亦可”；該書第 39象讖言“旭初升，人都哭”中，“旭”字“難道是指旭日旗而言嗎？哭的人卻實在不少了”。【36】其借《推背圖》之言間接批判侵華日軍給中國人造成的災難。金批本《推背圖》第 39象頌詞云：“十二月中氣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羅。一朝聽得金雞叫，大海沉沉日已過。”【37】這一象圖文極易引發人們對東鄰日本的聯想。許多讀書人像普通民眾一樣，認為該象影射抗日戰爭。
不少讀書人肯定《推背圖》預言對普通民眾的心理安慰作用。有人提出，以《推背圖》這種迷信反抗民族壓迫的形式固然不足為法，但從中“可以看到中國民族運動深入民間的一個側面”；“在嚴厲的政治壓迫之下，還要想盡方法來推進反民族壓迫運動，這種精神實在可佩服；這種作法，也值得供我們參考”。【38】一位署名“林莽”的作者贊同民眾借助《推背圖》猜測時局的做法，認為“這倒不是如嚴正之士所謂的消極和逃避”，而是“人類還要繼續活下去的表示”；關注預言的心理及其延續“就構成人類的歷史和改革了人類的生活”。【39】作家唐弢對抗戰時期民眾追捧《推背圖》的現象表示同情。他說，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初，社會生活運行的規則與秩序一時難入正軌，民眾只好“過著猜謎的日子”。【40】尤其在日軍侵華的危局中，一些民眾“又來翻查《推背圖》，諉一切于定命，要從六十個連圖帶字的謎語里，猜出這四千年古國的前途來”。【41】這些讀書人清楚意識到《推背圖》對于民眾的心理安慰作用，并予以理解和同情。
知名學者雖未公開談及《推背圖》，但默認易占傳統的心理暗示作用。比如，吳宓、陳寅恪等人曾通過易卦占卜預測抗日戰爭的結局。1937年 7月 27日，日軍進攻北平南苑，頗有占領全城之勢。當晚，清華大學教授吳宓以易卦占卜中國命運，得“解”卦。因為此卦辭文不易解讀，他請教陳寅恪，陳說：“此是吉卦。”【42】吳因而稍感安慰，整衣而臥，“以靜待天命”。【43】另外，西南聯大的沈有鼎教授曾運用易卦占卜選擇避亂方式，與幾位追隨者成功躲過日軍飛機轟炸，因此贏得錢穆、聞一多等人的推崇。【44】顯然，傳統易卦占卜為時人應對戰爭形勢變化提供了一定的心理依托。與之相應，附會“易卦”的新編本《推背圖》至少在形式上增加了些許可信性。
其三，讀書人利用《推背圖》預言鼓舞抗戰勝利信心的機智與策略。
面對《推背圖》在城鄉社會廣泛流行的實際情形，一些讀書人憑借其知識優勢解讀該書預言，借以激勵民眾抗戰勝利的信心。1938年，有人將《推背圖》與《燒餅歌》預言一并分析，稱抗戰“最后之勝利，必屬于我，民族復興，可操左券”；【45】1941年，“偽滿運終”。【46】如其所言，這種分析意在借助讖書“鼓勵民志”。【47】不過，1941年之后，偽滿洲國仍然存在，這種“鼓勵民志”的預言落空了。
1943年，高龍生創作了三幅《新推背圖》，預言同盟的德國、意大利與日本必然戰敗。其預言詩云：“十字架下一匹布，田有赤土血染紅。太陽貫穿一條木，三寇命運一般同。”【48】第一幅圖配合第一句詩“十字架下一匹布”，即希特勒的“希”字；第二幅圖配合第二句詩“田有赤土血染紅”，即墨索里尼的“墨”字；第三幅圖配合第三句詩“太陽貫穿一條木”，即東條英機的“東”（東）字。這種做法雖似文字游戲，但確是借《推背圖》傳播抗戰勝利的希望。
高龍生創作《新推背圖》的方式，客觀上呼應了國民黨將領馮玉祥以《推背圖》鼓勵軍民抗戰精神的手法。1937年 10月，馮在《我們一定勝利》一文中列舉了“中國必勝”的 11項依據，其中第 8項依據是《推背圖》上“已經預定”。馮解釋稱，他在去青島的途中遇到了一位 60多歲的上海老人，這位老人向同船而行的旅客介紹說自己“看見《推背圖》上已經注定，即日本必敗，中國必勝”。【49】同時，馮也表示，“中國人民要一齊拼命，去爭奪這種勝利”。【50】馮如是引用《推背圖》，未必出于其對該書預言的信從，但至少利用了該書在民間流傳廣、影響大的現實情形以及人們崇奉的“天命”觀念。他雖肯定該書關于抗戰勝利的預言，但同時表示必須“一齊拼命”奪取這種勝利，而非坐等勝利到來。馮的這篇文章客觀上增強了人們對金批本《推背圖》第 39象應驗的信心。因此，無論讀書人如何看待《推背圖》，城鄉普通民眾熱衷于討論該書卻是不爭的事實。其中很多人像勞思光教授家鄉的長輩們一樣，相信《推背圖》關于“日本在酉年戰敗”的預言，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抗戰的“民心”基礎。
整體而言，讀書人對《推背圖》及其社會影響的認知各有長短，促使人們進一步反思讖緯文化與民眾心態的關聯。由于忽視了普通民眾的社會處境與心理需求，讀書人批判《推背圖》的公共輿論尚不足以改變民眾對于該書的精神依賴。在此情勢下，馮玉祥與部分讀書人借助《推背圖》激勵抗戰勝利信心的做法，確有因勢利導的實用意義。
全面抗戰爆發后，華北與華東的社會局勢日趨動蕩，普通民眾更熱衷于議論《推背圖》之類的讖書。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他們通過算命、相面、占卜、堪輿等方式解決生活疑問的現象實為尋常。有報紙廣告稱，“半覺居士”以佛法為人推命，“所言屢中”。【51】還有廣告稱，“惠思道人”精通“相法”，“善斷吉兇休咎窮通富貴，確有獨到之妙”。【52】直到 1948年，堪輿家談養吾的作品還在公開售賣。【53】在神秘文化氛圍濃郁的社會環境中，普通民眾把握自身命運的能力有限，因而或多或少都有“聽天由命”的心態。
華北民間的一些會道門以《推背圖》所謂“天命”誤導、欺騙民眾，甚至得到侵華日軍的支持。1932年，山東濟南公安局破獲李樂川偽稱“天皇、地皇、人皇”的匪案。李氏供稱，《推背圖》有“十八子為皇帝”的字句，其姓李，符應天象的暗示，因而想“起事”。【54】1933年，山東省長山縣的“一心堂”會首馬士偉輾轉來到天津，投靠日本人，在前日租界設立一心天道龍華圣教會，自行稱帝。其信徒借助《推背圖》的讖言向調查該會的日本人展示馬士偉稱帝的“天命”。【55】1936年 7月，河北武清縣柳行鎮人張海與其子張振鴻在天津售賣假《推背圖》，內有“雙日照燕山，混鬧百姓不安，太極真主出現時，手拿夜旗趕上天”等語。【56】這二人旋即被當地警察以“妖言惑眾”罪拘獲。20世紀 40年代，天津一貫道得到日偽政權扶持，其佛堂的外間墻上常懸《推背圖》《劉伯溫碑文》等讖書。【57】1942年，北平的先天道首領江洪濤接受大東亞佛教會理事長光岡法師的驅使。該道門的黃色三角形會旗“據說是按劉伯溫《推背圖》制的”。【58】李樂川、馬士偉之類的鄉村“能人”多見識、善鼓動，“在時局不靖，民心浮動時，他們很容易在《推背圖》、《燒餅歌》之類的東西蠱惑下鋌而走險”。【59】實際上，《推背圖》與近代所有民間宗教的教義都沒有關系。一些會道門接受其觀點，“只是為了擴大自己預言的影響”，【60】可能在某個特殊時候，將該書中的某句話作為“激發群眾政治行動的信號”。【61】這些會道門公然利用《推背圖》的一個基本前提，是民眾普遍相信該書反映的“天命”觀念與易占傳統。
還有一些會道門在侵華日軍的扶持下為虎作倀，用《推背圖》消解民眾的抗戰意識。20世紀三四十年代，北方地區的農民仍深受傳統圖讖文化的影響，加之舊式戲劇的熏染，普遍相信“凡事有定數，無所謂反抗和斗爭，一切均是‘天意’ ”。【62】這種具有“宿命論”色彩的歷史觀念很容易被敵人利用。山東的一些會道門接受侵華日軍訓練而成為漢奸，刻意利用《推背圖》蠱惑人心。當八路軍在山東增擴民眾團體時，有會道門宣稱，《推背圖》上寫著“單看龍蛇跨馬，五洋大鬧中華；西方佛子回去，胡兒對對還家”。【63】其意在誘導民眾相信五洋各國進攻中華是上天注定的“劫數”，必須等到“西方佛子”撤出中國，侵華日軍自然就回日本，而民眾也不用參加抗日活動。當八路軍宣傳擴軍時，這些會門又造謠說：“牛八領兵下江東，十八子把帝封。”其將這謠言的意思解釋為朱德領兵南下但不會成功，將來是一位姓李的人得天下，因此民眾不必參加八路軍。【64】這些借《推背圖》制造的謠言也的確迷惑了不少鄉村民眾。
平綏戰線的失敗，是漢奸們利用《推背圖》破壞抗戰的重要案例之一。1937年 10月，有人在《大公報》上撰文分析了平綏戰線失敗的漢奸因素，指出平綏一帶的漢奸勢力非常龐大，也特別活躍。他們對《憲書》中“宜立志救護祖國”等字句大肆歪曲，以此證明中國一到 1937年陰歷八九月間就會亡國，“并且順便就證明了中國的亡是天數難逃”。【65】這些漢奸解釋稱：“本來嗎，憲書不是‘欽天監’算出來的，《推背圖》推出來的嗎？那還會有錯？”【66】普通百姓缺乏政治辨識力，容易被漢奸的這種誘導性言論裹挾，而地方政府對漢奸破壞抗戰的文化手段置若罔聞，其后果是“在華北各線的戰爭中，平綏線是首先崩潰了”。【67】平綏戰線的失敗固然有其政治、軍事、經濟等多方面的局限，而漢奸利用《推背圖》瓦解民眾抗日意志的手段實不可忽視。只是國民政府對傳統讖緯文化的潛在危害雖有清醒認識，但未采取有效的應對措施。
面對會道門與漢奸力量的造謠生事，中共對其著力批判，引導民眾走出《推背圖》等讖書的迷信誤區。1941年，山東民主政府公安廳廳長劉居英在全省縣以上鋤奸干部聯席會議上報告，特別提到侵華日軍利用會道門和《推背圖》鼓動民眾放棄抗日的行徑。【68】1942年 1月 16—19日，中共太北區黨委和一二九師政治部鑒于許多群眾受離卦道的蒙騙而參加涉縣暴亂，在當地聯合召開文化界座談會，討論華北文化建設問題，同時要糾正文化宣傳工作脫離群眾的偏頗。據參加這次會議的華北新華書店總編輯王春記載，作家趙樹理發言時特地展示了他從老百姓家里借來的《推背圖》《太陽經》《老母家書》《麻衣神相》與《洞房歸山》等書。趙認為，這些舊時的圖讖、民間宗教文本以及占卜類書籍“才是在群眾中間占著壓倒之勢的‘華北文化’ ”。【69】他進而解釋說，這種“華北文化”之所以具有壓倒之勢，“是因為它深入普遍，無孔不入，俯拾即是，而且其思想久已深入人心”。【70】此后，華北各根據地進一步通過識字班、文藝演出等方式進行破除迷信的宣傳和教育。1942年 10月，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出臺了冬學運動方案，促進“群眾關心行政，參加選舉，了解三三制的真義，啟發民主精神”。【71】在這些宣傳教育活動與鄉村土地改革的合力推動下，華北根據地的很多貧困農民在政治和經濟上翻了身，感覺根據地的“天”不同于淪陷區的“天”。不過，不少農民的傳統心態雖然“歷經空前的激蕩和改造”，【72】但其仍舊相信“天命”和鬼神，因為在其內心深處，翻身后的政治風險仍是自身難以把握的隱憂，他們的命運還要聽從上天的安排。
抗戰勝利之初，很多人認為金批本《推背圖》的第 39象“影射中日相爭”，【73】也有人繼續批判該書預言的荒誕性。胡陵提出，抗戰勝利是“我們全民族忍受了最大苦難，執行了艱辛的戰斗，用血換來的結果，不是僥幸，也不是宿命的”；一些人將此當作《推背圖》預言的實現，則是“可怕的歪曲”。【74】但在接踵而至的解放戰爭中，依賴該書預測時局者仍大有人在。不少人開始猜測誰可能是《推背圖》第 40象所預言的那位將統一中國的“小小天罡”。【75】1946年夏，華北新華書店總編輯王春提出，當時禁錮民眾思想觀念的“封建文化”大約有 6個方面：其中最“高等”的方面是那些以《推背圖》《東方朔》等書預測未來“世界前途”的人，他們在鄉下尤其受人尊敬；【76】這些“封建文化”盤踞民眾的頭腦中，非常難以改變；應當積極動員人民參加農會與工會，學習時事政治，這樣“《推背圖》、《東方朔》再不上場”。【77】顯然，在充滿不確定性的戰爭環境中，不少民眾仍眷戀傳統讖緯文化，從中尋求心理安慰與命運方向。其臣民心態的改變有待于社會的整體進步。
抗戰時期，新編本《推背圖》成為各界普遍關注的重要圖讖預言。該書在城鄉社會得以廣泛傳播，實與官方的解禁、戰爭的刺激、出版商的營銷以及知識界的評論密切相關。誠然，傳統讖緯文化本身具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在日軍侵華引發的社會危機中愈發顯出其塑造民眾心態的力量。
《推背圖》等“圖讖”明顯制約著抗戰時期民眾的政治態度與行為策略。雖然經過新文化運動的啟迪與國共兩黨的政治動員，但普通民眾仍深受傳統臣民心態的影響，執著于“天命”觀念與易占傳統。他們相信世道變化自有定數，非自身之力可以左右。他們在亂世之中，等待符應“天命”的強人應運而生，如大旱之望云霓，卻不甚關心自己在共和時代應有的政治權利與人格尊嚴。從文化潛意識的角度看，他們習慣于將自身看作是一種不具有獨立精神與人格的“身體化”存在，【78】也習慣于以臣民心態接受所謂符應“天命”之統治者的管理與教化。對其而言，走出臣民心態的過程注定復雜而艱難。
誠然，抗戰時期的普通民眾雖較多相信《推背圖》反映的“天命”觀念，但也希望“天命”切合其社會期待。上海市民在一·二八事變爆發后紛議《推背圖》的現象表明，普通民眾傾向于從命理的角度看待該書的預言。他們相信個人有“人命”，國家有“國命”，《推背圖》預言大體是個人命理在國家層面的延伸與擴大，“人命”與“國命”均與“天命”密切相關。由于現代“科學并不能為人們解決所有的問題，尤其是人類社會自身的問題，個人的命運問題，人文學科在這方面又沒有發揮足夠大的作用”，【79】因而傳統“命理”觀念在民國時期仍受追捧。面對侵華日軍造成的社會危機，普通民眾既想順應《推背圖》所示的“天命”，也希望“天命”能符合自身的利益訴求。換言之，這一時期的《推背圖》傳播展示了“民間的情緒反應與社會期待”。【80】
《推背圖》屬于傳統術數的產物，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人們對于未來局勢變化的好奇心，但終究只是“致遠恐泥” 【81】的“小道”。其體現的“天命”觀念確有令人誤入“宿命論”泥沼的風險。更關鍵的是，該書容易被心術不正者歪曲利用，甚至成為漢奸協助日軍統治華北的文化工具，從而增加中華民族解放的阻力。不過，1945年抗戰勝利反而促使諸多民眾更為相信《推背圖》預言“天數”的靈驗，無形中強化了其臣民心態。這是中共在解放戰爭中仍須面對的社會深層問題。
總之，《推背圖》為抗戰時期的普通民眾帶來心理安慰，同時也促使其繼續保持臣民心態。然而，沒有普通民眾的思想覺醒與政治權利保障，也就無所謂近代政治革命與民族解放的最終勝利。在普通民眾如何走出臣民心態的問題上，抗戰時期的《推背圖》為后世留下一個悠長的歷史背影。
注釋：
【1】勞思光：《“絕倒芳時虛度” ——我以術數自娛》，《解咒與立法》，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臺北）1991年版，第240頁。
【2】《尚書·盤庚上》云：“先王有服，恪謹天命”。“天命”一詞有如下含義：上天的意志，也指上天主宰眾生的命運；自然的規律、法則；古代帝王自稱受命于天的神圣資格；人的天賦；天年，指人的壽命。本文取第一種含義。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的“天命”觀念深刻影響了后世的人生觀。傅斯年認為，孔子的“天命”觀是“命定論與命正論”的調和。以命定論而言，“孔子所謂天命，指天之意志，決定人事之成敗吉兇福禍者，其命定論之彩色不少”；以命正論而言，孔子不是完全的命定論者，其“天命”觀中有修德以俟天命眷顧的“俟命論”成分，這種“俟命論”即為“凡事求其在我，而不責其成敗于天”的“命正論”。見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年，第 615、616頁。傅氏所言令人信服。“天命”作為上天的命令或意志而言，基本等同于“天意”。《漢書·禮樂志》云：“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此處“天意”即上天的意志。在中國傳統社會的語境中，通常將作為人事變化之終極決定者的上天意志稱為“天命”或“天意”，從宿命論的角度評論天災人禍則曰“劫數”或“定數”。
【3】學界關于《推背圖》一書的源流與版本的討論，可參見胡懷琛：《推背圖考》，《宇宙風》（乙刊）第 36期，1941年 1月，第 8—11頁（文頁）；王碩：《〈推背圖〉的流傳及其歷史觀點》，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編：《歷史文獻研究》（北京新三輯），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2年版，第 160—168頁；翁常鋒：《〈推背圖〉研究》，潘美月、杜潔祥主編：《古典文獻研究輯刊》第十六編，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13年版。
【4】目前僅見謝貴安與翁常鋒的相關討論。謝貴安認為，今本《推背圖》（即金圣嘆手批本《推背圖》）出自 1946年朱肖琴所編的《中國預言八種》；民國時人偽造或改造《推背圖》，可能出于預言未來事物的欲望，也可能出于“宣傳愛國”的需要（謝貴安：《中國讖謠文化研究》，海南出版社 1998年版，第 331、334、335頁）。其對今本《推背圖》來源的說法不確。翁常鋒考察了民國時期一些讀書人對新編本《推背圖》產生和傳播的影響，頗有新意（翁常鋒：《〈推背圖〉研究》，潘美月、杜潔祥主編：《古典文獻研究輯刊》第十六編，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13年版）。
【5】清□：《記一個賣〈推背圖〉書販之言》，《申報》1931年 12月 5日，第 11版。
【6】勞思光：《“絕倒芳時虛度” ——我以術數自娛》，《解咒與立法》，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臺北）1991年版，第240頁。
【7】參見苗元一：《中國歷史宿命論研究 ——推背學概論》，岳麓書社 2011年版；許欽彬：《解讀〈推背圖〉》（修訂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6年版；楊景磐：《皇極經世演繹》，中國國際廣播音像出版社 2006年版。
【8】王世舜、王翠葉譯注：《尚書 ·周書 ·召誥》，中華書局 2012年版，第 224頁。
【9】《推背圖》，《圣嘆手批中國預言》，文明書局、中華書局 1915年版，第 74頁。
【10】逸庵：《蔣介石考》，《申報》1927年 1月 23日，第 17版。
【11】茅盾：《故鄉雜記》，《現代》第 1卷第 2期，1932年 6月 1日，第 201頁（文頁）。
【12】據說，有人在 1927年拆除明代建于南京的“金陵塔”時發現一通石碑，碑文云：“拆去金陵塔，關門自己殺。日出東，月落西，胡兒故鄉起烽煙。草弓何優柔，目睹江山落夷手。冬盡江南萬古愁，繁華忽變瓦礫邱。回天一二九，引起白日結深仇，眼見日西休。”或云此碑文系劉伯溫之言。參見朱肖琴補注：《中國預言八種》，廣益書局 1947年版，第 98頁。
【13】茅盾：《故鄉雜記》，《現代》第 1卷第 2期，1932年 6月 1日，第 201頁（文頁）。
【14】茅盾：《故鄉雜記》，《現代》第 1卷第 2期，1932年 6月 1日，第 202—204頁（文頁）。
【15】阮國恩：《人事與天命》，《潭岡鄉雜志》1936年第 6期，第 13頁（欄頁）。
【16】黃道炫：《敵意 ——抗戰時期冀中地區的地道和地道斗爭》，《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 3期。
【17】李季：《暴日侵滬期中一個文字勞動者脫險的經過與感想》，王禮錫：《戰時日記》附錄，神州國光社 1932年版，第 231頁。
【18】王禮錫：《退兵之日》（1932年 3月 2日），王禮錫：《戰時日記》，神州國光社 1932年版，第 128頁。
【19】《廣告》，《申報》1932年 3月 25日，第 5版。
【20】《廣告》，《申報》1932年 3月 25日，第 5版。
【21】《廣告》，《申報》1932年 3月 31日，第 4版。
【22】郁達夫：《上海的茶樓》，《良友》第 112期，1935年 12月，第 45頁（文頁）。
【23】王爾敏：《儒學世俗化及其對于民間風教之浸濡 ——香港處士翁仕朝生平志行》，《近代文化生態及其變遷》，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2002年版，第 52頁。
【24】王充：《命義第六》，《論衡》，岳麓書社 2015年版，第 14頁。
【25】君祥：《〈推背圖〉之類》，《大公報》（上海版）1937年 8月 8日，第 9版（本市增刊）。
【26】《日后如何？四省如何收復？〈中國二千年之預言〉請加推敲可明究竟》，《時報》1937年 7月 31日，第 7版。
【27】《南北戰局日趨激烈，頃刻千變，欲知未來如何？請購奇書便可預知》，《時報》1937年 11月 14日，第 5版。
【28】啟沃：《希望》，《申報》1932年 10月 18日，第 12版。
【29】清□：《記一個賣〈推背圖〉書販之言》，《申報》1931年 12月 5日，第 11版。
【30】倪朔爾：《運命》，《申報》1934年 2月 26日，第 16版。
【31】郁達夫：《謠言預言之類的誕生》，《申報》1933年 3月 2日，第 20版。
【32】白榕：《斥預言》，《申報》1934年 6月 15日，第 19版。
【33】君祥：《〈推背圖〉之類》，《大公報》（上海版）1937年 8月 8日，第 9版（本市增刊）。
【34】許地山：《扶箕迷信底研究》，商務印書館 1941年版，第 86頁。
【35】胡懷琛：《〈推背圖〉考》，《宇宙風》（乙刊）第 36期，1941年 1月，第 11頁（文頁）。
【36】仲燕：《隨筆》，《大公報》（天津版）1932年 2月 27日，第 9版。
【37】《推背圖》，《圣嘆手批中國預言》，文明書局、中華書局 1915年版，第 53頁。
【38】剡川野客：《推背圖》，《星期畫報》1941年第 7期，第 19頁（文頁）。
【39】林莽：《〈推背圖〉及其他》，《春秋》1944年第 1卷第 7期，第 80頁（文頁）。
【40】唐弢：《謎》，《識小錄》，上海出版公司 1947年版，第 81頁。
【41】唐弢：《謎》，《識小錄》，上海出版公司 1947年版，第 82頁。
【42】吳宓：《吳宓日記》第 6冊，吳學昭整理注釋，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 1998年版，第 179頁。
【43】吳宓：《吳宓日記》第 6冊，吳學昭整理注釋，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 1998年版，第 179頁。
【44】熊月之：《近代中國讀書人的命理世界》，《學術月刊》2015年第 9期。
【45】劉基等著，謝翹訂釋：《燒餅歌新解》，大新書局 1938年版，第 3頁。
【46】劉基等著，謝翹訂釋：《燒餅歌新解》，大新書局 1938年版，第 17頁。
【47】劉基等著，謝翹訂釋：《燒餅歌新解》，大新書局 1938年版，第 3頁。
【48】高龍生：《新推背圖》，《聯合畫報》1943年 6月 25日，第 6版。
【49】馮玉祥：《我們一定勝利》，《馮玉祥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 458頁。
【50】馮玉祥：《我們一定勝利》，《馮玉祥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 458頁。
【51】《廣告》，《申報》1935年 2月 9日，第 14版。
【52】《廣告》，《申報》1938年 12月 30日，第 6版。
【53】《廣告》，《申報》1948年 12月 23日，第 1版。
【54】《破獲怪匪》，《申報》1932年 12月 6日，第 7版。
【55】李世瑜：《現代華北秘密宗教》，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0年版，第 174頁。
【56】《津售賣推背圖再度被捕送局》，《京報》（北京）1936年 7月 28日，第 6版。
【57】李世瑜：《一貫道調查報告》（1940—1948年），《社會歷史學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7年版，第 164頁。
【58】諸大覺、王鷹：《抗日戰爭時期的無錫先天道大暴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無錫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無錫文史資料》（第 13輯），1986年印行，第 11頁。
【59】張鳴：《鄉土心路八十年：中國近代化過程中農民意識的變遷》，上海三聯書店 1997年版，第 23頁。
【60】楊慶堃：《中國社會中的宗教》（修訂本），范麗珠譯，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第 183頁。
【61】楊慶堃：《中國社會中的宗教》（修訂本），范麗珠譯，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第 185頁。
【62】《敵后文藝運動概況》（一九四一年八月），《李伯釗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李伯釗文集》，解放軍出版社 1989年版，第 32頁。
【63】劉居英：《抗戰四年來山東鋤奸工作的總結 ——劉居英在山東縣以上鋤奸干部聯席會議上的報告》，山東省檔案館、山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合編：《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八輯，山東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 81頁。
【64】劉居英：《抗戰四年來山東鋤奸工作的總結 ——劉居英在山東縣以上鋤奸干部聯席會議上的報告》，山東省檔案館、山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合編：《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八輯，山東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 81頁。
【65】王文：《平綏線上的失敗》，《大公報》（上海版）1937年 10月 25日，第 5版。
【66】王文：《平綏線上的失敗》，《大公報》（上海版）1937年 10月 25日，第 5版。
【67】王文：《平綏線上的失敗》，《大公報》（上海版）1937年 10月 25日，第 5版。
【68】劉居英：《抗戰四年來山東鋤奸工作的總結 ——劉居英在山東縣以上鋤奸干部聯席會議上的報告》，山東省檔案館、山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合編：《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八輯，山東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 81頁。
【69】王春：《繼續向封建文化奪取陣地》，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總編委會編：《文化事業》，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叢書之八，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 588頁。
【70】王春：《繼續向封建文化奪取陣地》，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總編委會編：《文化事業》，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叢書之八，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 588頁。
【71】《一九四二年山東全省冬學運動方案》（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五日），山東省檔案館、山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合編：《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九輯，山東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 90頁。
【72】李金錚：《土地改革中的農民心態：以 1937—1949年的華北鄉村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 4期。
【73】鬼谷子：《推背圖》，《廣播周報》（復刊）第 60期，1947年，第 18頁（文頁）。
【74】胡陵：《談“談〈推背圖〉 ”的人》，《海風》（天津）1945年第 2期。
【75】《推背圖》，《圣嘆手批中國預言》，文明書局、中華書局 1915年版，第 54頁。
【76】王春：《繼續向封建文化奪取陣地》，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總編委會編：《文化事業》，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 592頁。另外五部分如下：一是神靈信仰與因果報應觀念，它是“一切封建迷信思想的總結晶”，為害最烈；二是“陰陽禁忌”，“它是人民日常生活行動的總顧問”；三是“巫神”，一派是驅邪的“法師”，一派是裝神的“巫神”；四是“教”，包括有政治目的的會道門（如紅槍會、一心道等）和宣傳迷信的民間社團（如吃齋會等），而且前者“常被日寇、蔣介石的特務機關利用來禍國”；五是“卜”，分為“神卜”與“人卜”。見王春：《繼續向封建文化奪取陣地》，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總編委會編：《文化事業》，第 590—592頁。
【77】王春：《繼續向封建文化奪取陣地》，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總編委會編：《文化事業》，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叢書之八，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 595頁。
【78】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1年第 2版，第 39頁。
【79】熊月之：《近代中國讀書人的命理世界》，《學術月刊》2015年第 9期。
【80】翁常鋒：《〈推背圖〉研究》，潘美月、杜潔祥主編：《古典文獻研究輯刊》第十六編，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37頁。
【81】張燕嬰譯注：《論語 ·子張》，中華書局 2006年版，第 291頁。
本文原刊于《福建論壇》2021年第8期，轉載自“福建社會科學院福建論壇雜志社”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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