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千島湖事件(1994年千島湖事件名單)

文章摘自：新京報，作者：徐春柳。

核心提示：1994年3月31日，24位臺灣旅客乘坐“海瑞號”游船在千島湖觀光時，與6名大陸船員及2名大陸導游共32人，在船艙內被燒死。

千島湖慘案

四月陽春，位于杭州西郊淳安縣境內的千島湖，碧水呈奇。因擁有1078座翠島而得名的千島湖，曾被譽為“天下第一秀水”。

但是，25年前發生在這里的一場慘案，打破了千島湖的寧靜，也曾給兩岸關系蒙上了一層陰影。

1994年3月31日，24位臺灣旅客乘坐“海瑞號”游船在千島湖觀光時，與6名大陸船員及2名大陸導游共32人，在船艙內被燒死。

是“意外事故”？還是“特大搶劫縱火殺人案”？

慘劇突發，24位臺灣游客千島湖遇害

1994年4月1日下午，上海《文匯報》駐浙江記者萬潤龍正在家中寫稿，電話鈴聲響起。他的一名學生在電話中說，千島湖一艘游船起火，估計船上游人已全部遇難，省市領導和軍警已趕赴現場，具體情況還不清楚。

萬潤龍回憶，他當時馬上意識到這絕不是一般性的事件，立刻請示報社領導，決定介入采訪，探個究竟。

隨后，萬潤龍分別給浙江省公安廳、杭州市公安局等十多個單位的熟人打電話，回答都如出一轍：已接上級通知，不準接受記者采訪。

經過多方出擊，萬潤龍終于在一位通訊員那里，了解到事件的一些情況：4月1日凌晨，有人在千島湖上發現一艘還在燃燒著的游船，報告公安部門后，游船被拖到岸邊，經過搜尋，游船艙底發現若干具被燒焦的遺體。

根據了解到的情況，萬潤龍在4月2日的《文匯報》上獨家刊發了關于“千島湖游船發生火災”的消息。

按照國臺辦現任發言人、時任新華社記者范麗青等人后來的報道，慘案是這樣發生的。

3月31日16時許，在千島湖從事摩托艇營運的吳黎宏、胡志瀚、余愛軍，攜帶獵槍、斧頭等工具，乘摩托艇到湖中猴島附近水域窺測目標，欲搶劫游船上游客錢物。

當“海瑞號”游船經過猴島時，天色已暗，三人駕艇靠近船尾。余愛軍和胡志瀚蒙面登上游船，誘逼24位臺灣游客交出錢物后，將他們和船員趕入游船底艙。后來，吳黎宏也登上“海瑞號”，用鐵絲把底艙門擰死。

他們在向底艙連開數槍、扔下炸藥、澆上汽油后，帶著所劫錢物駕艇逃離。

新聞封鎖，一些境外媒體歪曲報道

4月3日晚上，萬潤龍乘出租車直奔千島湖現場，抵達時已是4日凌晨?，F場軍警密布，任何無關的人禁止入內。在罹難者家屬陸續趕赴現場后，當地政府除禁止媒體采訪外，還密切監視臺灣家屬，嚴禁臺灣旅行業代表到現場勘察及攝影拍照。

萬潤龍在得到了一位領導的幫助后，進入了停尸間等事故現場進行了采訪?！暗鋵?，我在現場就看到許多臺灣媒體同行假扮遇難者家屬?！比f潤龍回憶。

很快，一些臺灣媒體報道稱，“由于大陸對消息封鎖，所以整個狀況仍不明了”。還有臺灣媒體稱，船上遺體上半身炭化，下半身完好，存在疑點。一時間，海外謠言四起，甚至謠傳該案“有大陸軍警涉嫌作案”。

“千島湖事件的第二天，我正好在上海參加一個研討會。”時任臺灣海基會副秘書長的石齊平回憶，到事發第三天，他再也坐不住了，想去現場。4月4日從上海趕到杭州，石齊平受到阻止，沒法到達事發現場。

“那個時候，如果石齊平能到現場，出來說一句話，就不會造成臺灣民眾情緒這么大的反彈?！苯衲?月12日，時任?；鶗貢L的焦仁和告訴本報記者。

當時參與處理的浙江省民政廳方副廳長曾向萬潤龍表示，由于我們沒有全面及時地報道，境外媒體尤其是港臺媒體“先入為主”，連篇累牘地歪曲報道，造成了很壞的影響。

借題發揮，臺灣當局挑撥兩岸關系

在境外媒體“歪曲報道”的同時，大陸媒體的報道中，國務院領導對這起“火災事故”的處理非常重視，責成浙江省政府認真處理好善后工作。

在《人民日報》1994年4月10日的報道中，國臺辦負責人發表談話稱，3月31日浙江省千島湖發生了游船火災事故，國臺辦對遇難者表示哀悼。目前有關部門正在深入調查事故原因，爭取盡快查明后公布。

“臺灣是個很淺碟子的社會，一發生點事，馬上報紙、電視上都會有。在媒體開放方面，臺灣與大陸理解不一樣?！苯谷屎驼f，臺灣老百姓看到案情沒有盡快公布，馬上情緒就會很沸騰。

信息的不明朗，導致了島內民意不滿，臺灣“立法院”的各黨派“立法委員”，紛紛要求刪除兩岸交流的預算和中止兩岸談判，并要求宣布大陸是“高度危險旅游地區”。

與此同時，臺灣當局某些人士蓄意發表攻擊、污蔑祖國大陸，挑撥兩岸人民感情，破壞兩岸關系的言論。進而全面停止組團到大陸旅游，暫時凍結兩岸文教交流和投資經貿活動。

對此，焦仁和認為，這里不能否認完全沒有政治操作，當時民進黨對兩岸任何接觸都反對，所以他們當然會借這個機會，來煽動、擴大事件。但是，“很客觀，很冷靜地說，大部分的臺灣民眾，一看到電視上那些哭哭啼啼的場面，對于大陸的處理，不夠透明，就會不信任，就會覺得這里面有問題，有陰謀。”

內參推動，慘案17天后真相公開

變化，發生在4月17日。

慘案發生后第17天，浙江省公安機關宣布：千島湖“海瑞號”游船失事，系一起“特大搶劫縱火殺人案”，3名涉案犯罪分子已被公安機關抓獲。

根據后來6月20日《人民日報》的“千島湖事件始末”一文可知，早在慘案發生的一開始，當地政府就了解到，這不是“火災事故”，而是一起特大刑事案。

報道中稱，4月2日，杭州公安局抽調14名法醫，對所有遺體進行了認真檢驗：遇難者進入底艙前并未死亡，死亡系“窒息燒烤”所致；專家確認有“汽油助燃”；船舶專家“排除了因船和設備引起火災”的可能；痕跡專家發現“出入底艙的鐵梯缺失”，底艙口上方鋼板有“獵槍散彈發出所致圓形狀凹陷”；刑偵專家分析認為，船上人員極可能“受暴力脅迫進入底艙，而后被焚燒致死”；公安機關確定，這是一起“有預謀、有準備的特大圖財害命案”。

實際上，真相的公布和一篇內參有關系。

早在4月4日，萬潤龍從事故現場回到杭州，馬上將新聞封鎖造成嚴重惡果的情況寫成內參———《千島湖“3·31事件”搞新聞封鎖適得其反》。

內參詳述了事件發生后浙江省所做的大量善后工作，但是，因為有關部門搞新聞封鎖，而封鎖的只是我們自己，卻堵不住海外的聲音，導致海外媒體發表了很多不利于我們國家的主觀報道，事件真實的情況無法通過正當的傳媒渠道及時地昭告世人，造成了難以彌補的政治損失和極為惡劣的影響。內參建議，中央盡快采取措施，公布千島湖慘案真相。

“這是當年惟一的全國好內參一等獎?！比f潤龍回憶，江澤民當時在內參上進行了批示。新聞封鎖這才得以取消，事實真相終于得到披露。

當時一位參與處理事件的正廳級干部對新聞封鎖評判說，世界上最糟糕的足球隊員是將足球踢向自己的球門，讓對方得分。

《人民日報》“千島湖事件始末”一文中也坦承：在海峽兩岸之間，由于長期隔閡和社會制度的差異，在看待一些問題的觀念和處理方式上存有差異，因觀念和處理方式的不同，引起的誤解也肯定會存在。

石齊平后來與?；鶗麻L辜振甫有次談話，說到發生這么大的刑事案件，新聞是不可以封閉的。大陸到破案了才公布詳情，這對臺灣人來講，就會懷疑，有沒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臺灣著名學者潘家慶也認為，浙江省有關部門對該事件的不公開操作，理解為在未抓獲犯罪嫌疑人之前公布案情不利于破獲案件，與臺灣媒體對刑案報道態度不同，正是兩岸新聞觀念的差距，導致了事態的擴大。

真相披露，海協會專家踏看案發現場

案件真相披露后，兩岸人士共同努力來跨這道坎。

4月19日，浙江省檢察機關批準依法逮捕搶劫縱火殺人的案犯吳黎宏、胡志瀚、余愛軍。

大陸同意海基會去了事案發地，并允許臺灣記者進入現場。焦仁和還記得，5月8日，海基會副秘書長許惠祐帶領6位鑒識、刑偵專家和法醫、律師以及7位罹難者家屬抵達杭州。在此后4天時間里，海協會方面的專家詳細介紹了事件發生、現場救援、案件偵破的全過程，回答了?；鶗＜姨岢龅膯栴}。海協會專家還陪同?；鶗恍星巴u湖實地踏看了案發現場。

“有了這些動作，臺灣的民眾就逐漸放下了，人死不能復生。”焦仁和說。

5月16日，臺灣旅行業者達成共識向各界宣布，取消對前往大陸旅游的抵制，由業者自行決定出團大陸。其他各項中斷的交流，也陸續重開。

6月12日，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千島湖特大搶劫、故意殺人案一審做出判決。

被告人吳黎宏、胡志瀚、余愛軍分別被判處死刑。

“兩辦”發文，突發事件報道要爭取時效

據萬潤龍回憶，“千島湖事件”后，當年8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國內突發事件對外報道工作的通知》。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由“兩辦”這樣的權威機關，就突發事件報道問題聯合發出專門通知。通知指出：對突發事件的對外報道，要充分考慮事件的復雜性，敏感性和報道可能產生的影響。報道要有利于我國的改革、發展和穩定，有利于維護我國的國際形象。報道必須真實準確，爭取時效，把握時機，注重效果。

傳播學專家張君昌認為，這類天災人禍和突發事件無須掩飾，及時準確報道，有效引導，反而有利于事件的處理。反之，結果是我們自身處境尷尬、被動無奈。

2007年11月1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開始施行。其中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遲報、謊報、瞞報、漏報有關突發事件的信息，造成后果的，根據情節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

新觀察

讓真相公開天塌不下來

秦關

一起謀財害命的普通刑事案件，經過17天才對外公布真相。期間由于當地有關部門封鎖消息、海外媒體炮制大量“推測性”新聞，使一件偶然的突發事件，變成一個影響兩岸關系的“政治事件”。這是人們從千島湖事件中獲得的一個直觀印象。

從政治傳播學的角度來觀察“政治謠言”或者“政治誹謗”的發生、發展與消弭，“千島湖事件”無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經典案例。

對于發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這起刑事案件，地方政府的第一反應是等破案后再公開真相，忽略了公眾對及時信息的需求。當真相缺位的時候，謠言就會大行其道。

臺灣島內一些高官和政治人物，借題發揮，結果必然是，地方政府對這一悲劇的處理方式，不僅沒有起到預期效果，而且適得其反地讓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有機可乘，客觀上也為兩岸關系和交流附上一道濃重的陰影。

信息即權力。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最大成就，莫過于中國社會漸次走向開放。從信息公開的角度來說，這種開放通常體現在兩方面：一是權力層面，即權力的運行必須透明；二是社會層面，在個人自由與契約精神的關照下，公民有權利獲知真相，即所謂知情權。

而這種社會權利不應被權力以任何不正當的理由加以剝奪與減損。

顯然，謠言四起的“耳語社會”里，人們對公權力的不信任感之所以成倍增長，被“夸大”，一個重要原因即在于信息封鎖帶來的負面影響，事實上遠遠大于其虛擬的積極意義。

這一點，尤其體現在政府的危機管理中。眾所周知，信息越封閉，真相越少，發布越不及時，便越能給人以想象空間。當客觀真實與想象真實展開較量，對于滿天飛的各類消極或者使危機擴大化的信息，人們通常都會采取一種“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態度。

在那些自認為通過信息封鎖便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從而間接有益于政治與國家的人身上，我們看到的是一種“致命的自負”。

事實上，這一思維近些年來仍沒有完全根除。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發生在2003年春天的非典事件，當真實的“謠言”滿天飛舞的時候，一些官員卻還在信誓旦旦地否認疫情。這段并不遙遠的歷史證明，中國人在這一年之所以能夠成功抗擊非典，取決于政府與民眾一起直面真相，同舟共濟。這一勝利，是國家與社會合作的勝利，它也從另一個側面表明，政府在處理危機時時常低估社會對危機的消化能力。

人類的所有探索，莫不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相。所謂“人若能預知三日，將富可敵國”，絕大多數時候，我們都生活在不確定性之中。對于未來，人們無從把握，但是對于已然發生的事情，只要你不去刻意隱瞞它，總還是大有可為。穩定是重要的，然而歷史證明，只有真相才能安定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