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哈爾濱機場事件(2010哈爾濱機場事件吸人圖片)

1985年12月19日子夜，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響起，正在熟睡中的外交部蘇歐司副司長戴秉國被吵醒。當時電話還沒普及，戴秉國家的電話多半用于工作。他知道，這么晚電話響，一定有重要情況。

果然，電話來自外交部，部里通知戴秉國立即出發去黑龍江齊齊哈爾，有一架蘇聯民航客機迫降在了齊齊哈爾附近的一片莊稼地里。

目前好消息是，機上的38名乘客和5名機組人員都平安無事；而壞消息則是，飛機是被劫持進入中國的。

這架飛機在當天下午迫降后，一直由公安部處理，但由于涉及蘇聯，因此現在改由外交部出面協調。戴秉國被告之，到現場后立即接替公安部的，由他牽頭處理。

掛了電話，戴秉國馬上起床，從家里直接趕往機場。

到了機場，已有一架軍用運輸機在等候。他和幾名來自公安部和民航局的一同登機，緊急飛赴哈爾濱。

暗夜中，巨大的軍用運輸機閃爍著航行燈，在巨大的轟鳴聲中起飛，消失在漆黑的夜空里。

安-24

這是戴秉國第一次乘坐專機，他發現機艙里連個凳子都沒有，只好席地坐在地板上。航行途中，他一直在不停地思考應對方案，根本無法入睡。

這次突發的劫機事件，恰好趕在中國和蘇聯改善關系的節骨眼上，是重大、敏感的外交難題，戴秉國肩上的責任重大。

飛行中的戴秉國還不知道，他將要處理的，是一件對中蘇兩國關系影響深遠的事件。

專機從北京直飛哈爾濱，然后戴秉國一行轉乘直升機趕往齊齊哈爾，再換乘汽車前往甘南縣的長吉崗鄉。等他們到達現場，已是第二天上午9點。

在北大荒冬日的陽光下，一架涂著cccp字樣的安-24型民航客機，正停在一塊平坦、狹長的麥茬地上。時值嚴冬，地面被凍得結結實實，飛機降落時在地面滑行了380多米之后才停下。

也幸虧是冬天，如果是夏天農田里土地松軟，還有農作物阻礙，飛機迫降時劇烈摩擦，很可能會發生爆炸。

在這架安-24旁，已有中方工作人員和兩臺大客車。讓戴秉國奇怪的是，蘇聯乘客們卻依然滯留在飛機上。

他馬上向現場的黑龍江省委外辦主任了解情況，這才搞清楚了事情的來龍去脈。

原來，這架飛機是被33歲的副駕駛阿里穆拉多夫劫持到我國的。他因為對單位領導有意見，自認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因此產生了劫持飛機逃離蘇聯的想法。

1985年12月19日這天早上，阿里穆拉多夫以副駕駛的身份執行安24短途飛行任務。他利用安檢漏洞，把一根很長的錳鋼條和一把折疊水果刀偷偷帶上了飛機。

飛機起飛后，阿里穆拉多夫借故把機械師和另一個工作人員支出駕駛艙，然后把艙門反鎖，拿出水果刀威脅駕駛員，命令飛機改變航線。隨后這架飛機從東北方向進入中國境內，迫降在了齊齊哈爾。

在飛機安全落地后，阿里穆拉多夫告訴趕到的中方人員，是他劫持了飛機，于是被中方帶走。

由于當時兩國關系非常冷淡，人員之間也彼此互不信任，被劫持的蘇聯駕駛員和全體乘客都不敢下飛機。

他們認為，飛機是一個國家的飛行國土，只要不下飛機，就不算離開自己的國家，這樣就可以不受中國法律約束。

在戴秉國到達前，駕駛員和乘客們不顧中方勸阻，堅持留在飛機上，并蜷縮在飛機里度過了一個寒冷的夜晚。飛機機艙只有一層薄薄的金屬皮，在酷寒的冬季，這一夜讓乘客們苦不堪言。

在戴秉國到來前3個小時，黑龍江省外辦專門調撥了兩輛空調大客車來到飛機邊上，供乘客登車取暖，還提供了面包、牛奶、奶酪和魚罐頭等食品。

中方的態度讓蘇聯乘客們感受到了友好和誠意，開始逐漸打消對“敵對國家”的警惕。

安-24

吃了東西后，乘客們開始輪流進入兩臺空調車取暖。不過他們仍然是輪流坐一會兒，之后依然返回飛機。

因此，戴秉國在現場看到的情景是：一架停在農田中的客機、兩輛大客車和幾十名不肯撤離現場的蘇聯乘客。

現在，戴秉國的首要任務是把這些乘客請出機艙，否則天黑后他們很有可能被凍傷。他進入機艙，用流利的俄語代表中國政府向乘客和機組表示慰問，并勸說道：

“離這里最近的大城市是齊齊哈爾，那里條件好。我們現在把你們送到齊齊哈爾，你們可以好好的休整一下。我們已經安排了最好的賓館，你們可以在那里等待蘇聯政府派飛機接你們回去。”

不過，戴秉國的這番慰問卻碰了個軟釘子，蘇聯乘客依舊堅持不下飛機！這種情況，讓他這個“老外交”也有點兒犯難。

戴秉國這年44歲，剛當上外交部司局級領導。他畢業于四川大學外語系1959級俄羅斯語言文學專業，畢業后進入外交學院研究生班深造，1966年正式進入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工作。

在外交部，他從科員做起，一直做到副處長、處長、副司長，曾經在1969年中蘇兩國關系最緊張的時刻，被派往莫斯科工作。

戴秉國在莫斯科

雖然戴秉國經常和蘇聯人打交道，對蘇聯的情況也比較熟悉，但也從沒處理過劫機事件。后來在回憶錄中他也坦言：“處理此事，對我的自身能力、體力都是一個考驗。”

而此時他果然遇到難題：勸說效果不好，雙方進入了僵持狀態。

從60年代起，中蘇交往已經中斷了很久，經過長達幾十年的隔閡與敵對，蘇聯乘客對中方不夠信任。因此乘客們堅持：“沒有接到莫斯科的命令，不能下飛機。”

就在僵持不下之時，蘇聯大使館的領事部主任格里山趕到了現場。

看到格里山，戴秉國心里感到一陣輕松。他們在工作中早就熟識，已經是老朋友了。

戴秉國以為，蘇聯領事部的人一到，乘客們就會下飛機。但讓他沒想到的是，格里山和飛機駕駛員單獨交談了30分鐘后，卻對中方說：“這件事我一個人做不了主。”

由于當時通訊條件非常差，所以格里山的解決方案是，讓隨行的兩名蘇聯外交人員乘坐中方提供的汽車返回齊齊哈爾，再從那里向大使館匯報。拿到莫斯科的指示后，兩人再返回現場通報。在此期間，格里山則留在現場和乘客們在一起。

蘇聯領事部的這種反應讓戴秉國非常驚訝。

地處東北的甘南縣，12月份深夜的嚴寒是很可怕的。而且乘客中不但有孩子，衣物也并不厚實，有的人登機是進行短途旅行，只穿著毛呢裙子。

說到齊齊哈爾的甘南縣，我曾在2010年國慶假期去拍攝過農田作業。我記得那次開車從北京出發時，還穿著短袖，等駕車來到甘南縣后，我們都套上了羽絨服。當時夜間氣溫已經是零下4度，比北京低了將近20度。

我記得那次為了拍日出場景，凌晨就要出發。在室外，我們每人都套了兩件羽絨服才能抵擋。作為一個習慣寒冷的北方人，甘南的低溫也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這種環境中，單靠飛機單薄的金屬外殼是不足以保暖的。如果乘客在飛機上再滯留一夜，零下30多度的低溫，隨時會威脅他們的生命安全，多一分鐘就多一分危險。

就在格里山等待莫斯科回復時，戴秉國也開始聯系在北京坐鎮指揮的國務院領導，并把情況通過中方渠道，通報給了蘇聯外交部副部長。

蘇聯外交部副部長得知后，立即給駐華大使館打電話，讓駐華大使轉達，請中國在現場的官員帶他的口信給格里山：按照中國政府的安排，馬上讓乘客們去齊齊哈爾。

在當時落后的通訊條件下，這條口信竟先于蘇聯方面傳達到了現場。得到口信的戴秉國立即找到格里山，告訴他：“莫斯科有指令，要機上乘客立即下機。”但格里山不信，說他本人沒有接到莫斯科的指令。

這個細節，讓我們感受了到當時兩國關系的疏遠。雖然戴、格二人彼此相熟，但在處理正事時依然保持警覺。

看到格里山不相信自己，戴秉國很嚴肅地把他單獨叫到一邊，對他說：“天快黑了，你這么多同胞，如果有人凍死在這里，你要負責的。”

格里山猶豫半天，對戴秉國說：“老戴啊，憑著我們多年的了解和友誼，這次我聽你的。”——《戴秉國回憶錄》第44頁。

于是，在蘇聯領事官員的說服下，機上乘客很快下了飛機。中方立即用11輛空調客車把他們拉到齊齊哈爾市區，安置在賓館里。

90年代初的齊齊哈爾

乘客們來到齊齊哈爾時，已經是半夜11點多了，他們住進了當地最好的賓館——湖濱賓館。中方專門騰出了兩個樓層供他們住宿，這里能洗熱水澡，蘇聯客人們還吃了可口的晚餐，度過了溫暖、舒適的一夜。

第二天一早，齊齊哈爾市政府派人前來慰問，給每位蘇聯客人贈送一件羽絨服。當時羽絨服在國內已經很常見，但在輕工產品短缺的蘇聯人眼中卻很稀罕。乘客們每人得到了一件羽絨服，而且還能隨便挑顏色，都非常開心。

戴秉國和乘客一起來到達齊齊哈爾市區后，次日就接到外交部指示：協調黑龍江省政府，立即調直升機，把蘇聯人運到哈爾濱，蘇方專機第二天就到。

要求傳達后，黑龍江省的一位負責卻說太困難，他們做不到。

戴秉國這時只是一名副司長，級別比這位領導低很得多，但是他工作在中蘇關系第一線，知道事關重大。

1985年，中國和蘇聯的國內形勢都有新變化，雙方正在試探著接觸，嘗試改善雙邊關系。

劫機事件之前幾個月，一個中國高級代表團來到莫斯科，參加了契爾年科的葬禮，中國不再稱蘇聯為“社會帝國主義”；戈爾巴喬夫也表示“蘇中要提高對話的級別”。

就在劫機事件前6天，戈爾巴喬夫剛剛主動會見了路過莫斯科的中國副總理，并轉達一個信息：雙方應舉行高級會晤，恢復兩黨關系。

安24狹小的機艙

因此，剛剛發生的這起劫機事件就變得非常敏感。處置過程中的每個細節，都可能直接影響兩個大國之間脆弱的關系。而這些情況，地方領導并不十分了解。

由于時間緊迫，為了完成中央使命，戴秉國也很不客氣地對這位領導說：“對不起，這是中央的命令。能做到要做，做不到也要想辦法做。”—《戴秉國回憶錄》第46頁。

后來，黑龍江省緊急調派了直升機，把蘇聯人全部按時運到了哈爾濱。

乘客們安全抵達哈爾濱時，已是當天下午。這時距事發已經過去了50多個小時。

這50個小時里，被劫持的蘇聯乘客從甘南縣的荒郊野外，來到齊齊哈爾的賓館，此時又落座在哈爾濱機場貴賓室中。

在中方的溫暖和熱情下，蘇聯人心中的堅冰漸漸融化，他們已經完全沒有事件剛開始時的懷疑和冷漠，只有信任和感激。

左一位戴秉國，陪同領導出訪蘇聯

不久，從蘇聯飛來一架專機降落在哈爾濱機場，準備接這些客人回國。臨行前，中方為蘇聯人舉行了一個歡送宴會。

宴會一共6張桌子，中方特意安排一名蘇聯客人和一名中國工作人員間隔落座。在幾天的交往中，大家已經漸漸熟悉，宴會的氣氛雖稍顯拘謹，但很輕松。

菜品上桌后，蘇聯人都連聲夸贊。當時蘇聯的副食品供應并不豐富，能在中國吃到如此可口的飯菜，是一種意外的喜悅。

席間，蘇聯客人還品嘗了中國啤酒。幾杯啤酒喝下，餐桌上的氣氛更熱烈了，大家甚至開起了玩笑。

一名蘇聯乘客端著酒杯站起來祝酒，說：“希望能再多待幾天就好了。”話音剛落，客人們都開懷大笑。

臨行前，中方又給每位客人贈送了一個氣壓熱水瓶。這東西現在不算什么，在當時可是非常值錢的寶貝。

最后，這架滿載著歡聲笑語的專機起飛回國，一次沒有任何政治色彩和壓力的接待，圓滿結束。

蘇聯乘客和機組人員平安離開之后，停放在曠野中的那架安-24飛機成為接下來的重點。

在中方武警戰士和公安人員晝夜看守下，安-24一直完好無損的停放在農田。1986年元旦后，蘇方派了一架飛機送來7名專家，對飛機進行檢修。蘇方人員看到我方武警、公安人員冒著嚴寒守護飛機，很感動，表示了誠摯的感謝。

安-24駕駛艙

為了能在農田起飛，當地農場派出了大型拖拉機，在莊稼地里壓出一條簡易跑道，隨后蘇聯民航局飛行局局長親自駕駛這架飛機飛回了蘇聯。

而那名劫持飛機的副駕駛阿里穆拉多夫，則因劫持民航客機受到了中國法律的制裁：他被判八年有期徒刑。對劫機犯的審判，也體現了中國的司法主權。

蘇聯解體后，阿里穆拉多夫被遣送回國。臨走時他已經能說一口漂亮的中文，還在中國結識了很多朋友，他表示很感激中國照顧了他這么多年。

后記：

1985年，中國政府在中蘇關系仍然非常困難的情況下，用一種熱情友好的方式妥善處理了劫機事件——全體乘客和機組人員都平安返回蘇聯，被劫持的飛機也完整歸還。

中方的處理方式，對蘇聯產生了很大的觸動，為緩和兩國的緊張關系提供了契機。

這次事件，讓斷絕了多年的高層交往開始恢復，雙方50個小時的對話總數，超過了此前20年的總和。

劫機事件發生半年后，1986年7月28日，戈爾巴喬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發表講話，著重談了蘇中關系。

講話中戈爾巴喬夫表示：蘇聯將從阿富汗、蒙古部分撤軍；同意按照主航道中心劃分阿穆爾河（黑龍江）的邊界走向；對中國國內政策表示尊重和理解。

戈爾巴喬夫的海參崴講話，在中蘇關系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這是蘇方第一次在中蘇關系的三大障礙問題上做出松動，也是60年代以來蘇聯領導人歷次講話中調子最為緩和的一次。兩個月后，1986年8月13日，中方對戈爾巴喬夫的講話表示謹慎歡迎，提出恢復邊界談判的建議。

就這樣，到了1986年夏季，中，蘇雙方幾乎在所有的問題上都取得了共識。此后兩國高層開始頻繁往來，堅冰開始融化。

戴秉國近照

在劫機事件過去后的第三年，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正式訪華，30年的隔閡從此消除。

如今回顧這段“劫機風波”我們發現，中蘇兩國“結束過去，開辟未來”的新歷程，從安-24意外降落在中國的那一刻起，就已經開始了。

這次全權負責，并圓滿處理事件的戴秉國，此后又繼續全程參與了中蘇關系正常化的進程，并于兩年后升任外交部部長助理；1993年12月，再次晉升為外交部副部長。

2013年3月，72歲的戴秉國退休；2016年3月，他出版了《戰略對話：戴秉國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