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之死(蘇格拉底之死說明了什么問題)

蘇格拉底的名聲固然是在其身后由柏拉圖一類擁蠆構建起來的，但在文明史上，一個偉大哲學家竟被民眾法庭判刑處死，畢竟是絕無僅有的事。一直讓人困惑的問題是，蘇格拉底究竟是不是因“敗壞青年”和“不敬神”的罪名而被處死的？如果是，“敗壞青年”和“不敬神”在何種意義上構成了重罪乃至死罪？如果不是，蘇格拉底究竟是在哪種情況下，因為說了什么或做了什么而獲死刑？他的死可以避免嗎？

若不想深窮，大可人云亦云，說他是因為“不敬神”和“敗壞青年”而被處死的。但是這等于真正弄清了事實真相嗎？“不敬神”的罪名或許來自蘇格拉底作為哲學家或智術師（sophist）的名聲，而無論是哲學家還是智術師，當時都在搞古代條件下的“啟蒙”，都在宣揚新潮的哲學乃至“科學”思想，都不那么敬神，至少不那么敬傳統意義上的神，故而要指控他們“不敬神”（柏拉圖因而不遺余力地為老師辯護：他其實十分虔誠），并不冤枉。問題是，當時不那么敬神的哲學家和智術師比比皆是，為何單單把蘇格拉底揪出來起訴并判死？看來，“不敬神”即使能夠充作罪名，也并不具有太大的殺傷力。那么，“敗壞青年”究竟指的什么？這聽上去有點不倫不類，不大像是一個“合適”的罪名，當事人怎么可能因此成為被告并且被判死呢？可是，恰恰是這個看似不大像罪名的罪名，才真正置蘇格拉底于死地。所謂“敗壞”，決非簡單的道德腐蝕，而包含著致命的政治內含。

為什么這么說？在當時雅典，無論是“敗壞青年”之道德罪名，還是“不敬神”之宗教罪名，都與政治不可分割地糾纏在一起。這就意味著，不談政治，就不可能知道蘇格拉底之死的真正原因。從文獻可知，蘇格拉底不僅是個哲學家、道德家，也多少是個政治人。他被判刑并處死之事，發(fā)生在西元前399年，即，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中戰(zhàn)敗投降之后的第五年。這時希臘政治的主線，是激進民主派與貴族寡頭派的結構性沖突；數百個城邦可大致劃分為實行激進民主制與寡頭制兩大類政體，而每個城邦內部也大致分裂為民主派和寡頭派兩大派，雅典并非例外。應當指出的是，所謂寡頭制，按現代標準，仍是民主制，只不過是不那么激進的民主制，斯巴達的政制就再好不過地說明了這一點。

從柏拉圖和色諾芬筆下的蘇格拉底對民主政體總是不屑、譏諷來看，蘇格拉底顯然不是民主派，或者說，其政治立場與寡頭派相同或相近。這個派別里雖有少量的中產分子，但其核心卻是部落貴族。蘇格拉底本人雖出身平民，父親為石雕師，但他的弟子和朋友卻多為部落貴族，也多屬于貴族寡頭派，如柏拉圖的親戚克里提亞和卡爾米德，蘇格拉底的仰慕者亞西比得，以及柏拉圖本人、色諾芬、柏拉圖的哥哥阿迪曼托和格勞孔等。以此故，說他身邊聚集了一個貴族寡頭派的“圈子”或“小集團”，是符合事實的。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亞西比得。他英俊瀟灑、風流倜儻、能言善辯、精通音律，為當時雅典城的頭號酷哥，粉絲無數，連口齒不清都有人模仿。當時坊間有流言，說亞西比得與蘇格拉底關系曖昧，是他的“情人”。這個說法在柏拉圖的著述里也不難找到證明，在有關對話中甚至可以看到，亞西比得向朋友們夸耀：他與身材矮小、扁塌鼻子、皮膚黝黑，但光芒四射、魅力無窮的蘇格拉底在練身館里調過情！他甚至當眾色誘蘇格拉底，無奈后者并不領情，使其陽謀未能得遂。記載表明，亞西比得是一個野心勃勃、傲慢無禮、富于攻擊性的家伙。正是他憑著三寸不爛之舌，在公民大會上煽動群眾忽悠群眾，使其所提遠征西西里的動議在“公投”中獲得通過，本人被任命為遠征軍總指揮之一，但遠征軍離港后不久，便因故叛逃到雅典的頭號敵邦斯巴達，為其高層出謀劃策，給雅典造成了重大傷害。

以上提到的部落精英都是蘇格拉底圈子里的重要人物。可以說，他們是蘇格拉底之死的原因，卻不能說是直接原因。要弄清事情的來龍去脈，還得回到西元前404年。這一年雅典在持續(xù)了二十七年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中最終戰(zhàn)敗投降，斯巴達軍隊進駐雅典，雅典人被迫拆毀防御性“長墻”和體現其海上霸權的數百艘戰(zhàn)艦。接下來，斯巴達在寡頭派中指定了一個三十人委員會，為戰(zhàn)后雅典制定法律法規(guī)。但這些人并不好好制定法律法規(guī)，卻組成一個小集團，大搞恐怖政治。他們不經審判便對民主派大開殺戒，抄沒其財產，并將很多人放逐他鄉(xiāng)；把民主派趕盡殺絕后，便在自伙兒內部殺起的溫和派來。此即臭名昭著的“三十僭主”暴政。其首腦人物正是克里提亞，柏拉圖另一個親戚卡爾米德則為其頭號幫兇。

僭主統治激起了強烈反彈，流亡在外的民主派積蓄力量，很快卷土重來，與寡頭派在雅典城郊展開激戰(zhàn)，寡頭派敗北，克里提亞和卡爾米德均在戰(zhàn)斗中被殺。這時，斯巴達方面見寡頭派不得人心，也出于牽制正迅速崛起的底比斯的考慮，沒有進行干預，而是默許雅典恢復民主政體，民主派遂得以復辟。僭主暴政只持續(xù)了八個月，但期間以種種罪名殺害的雅典人竟高達一千五百人，幾與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最后十年戰(zhàn)死的人數相當。

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圖雖寫下大量有關蘇格拉底的文字，但僅在《第七封書信》里順便提及“三十僭主”。這封信雖也提到克里提亞，但對其所犯罪行卻只是輕描淡寫，對亞西比得的罪行更是一字未著。不僅如此，此兩人還被柏拉圖安排為其大量“對話”里的主人公。同樣，色諾芬在其《回憶蘇格拉底》中也僅一次間接提到克里提亞、卡爾米德和亞西比得等人在雅典人當中引起的怨恨。不難想見，色諾芬是要讓蘇格拉底與他的弟子脫鉤，以證明他清白無辜。這些人是犯了罪，但那是他們的秉性使然，與蘇格拉底對弟子們的薰染何干？如果說柏拉圖和色諾芬的其他文字多少尚能做到“客觀”，為何偏偏在克里提亞和亞西比得等人的問題上如此諱莫如深？二人到底有何難言之隱？

要回答這個問題，還得對雅典民主作一番考察。事實上，西元前5至4世紀的激進民主是蘇格拉底審判的一個至為關鍵的因素。何謂“激進民主”？此即democratia。從字面上看，它很像democracy，但內涵大為不同。這是一種由民眾通過公民大會、議事會等機制直接行使軍事、政治、法律、外交等大權的氏族形態(tài)的民主。這種民主與現代民主的最大區(qū)別是：公民不僅參與軍政首腦的選舉，而且直接參與重大事務的決策，而在現代民主中，公民只選舉出議員和行政首腦，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并不參與也不可能參與決策（公投是例外，但極少舉行，不像在雅典是家常便飯，即主要決策方式）。換言之，希臘民主是直接民主，而現代民主是間接民主或議會民主。直接民主只有在國家規(guī)模很小的條件下方可能存在。

為了充分了解希臘民主，還得看一看現代民主。17世紀以降，民主的理念在西北歐洲崛起，逐漸在整個歐洲、北美乃至全球得到認可。以此故，希臘民主也開始受到推崇，至19世紀甚至被大大拔高，以至于今天很多人以為，現代民主的源頭就是希臘民主。但現代民主并非起源于希臘，而發(fā)端于基督教的平等理念與中世紀的議會制度和法律觀念，與希臘民主無關。其實兩種民主在源起、理念、規(guī)模、形式和程序上都有重大差別。

五四以來國人一直崇拜希臘民主，甚至崇拜一切希臘事物，這使很多人對希臘民主的缺陷視而不見。事實上，激進民主于前6世紀末興起以后，雅典精英刻意迎合群眾，使后者權力越來越大，不僅幾千人聚集在公民大會上以公投的方式選舉領導人，以公投方式就軍政和外交大事進行表決，而且在民眾法庭充當“法官”兼“陪審員”，幾百至幾千人以公投方式對被告做出生殺予奪的判決。于是阿里斯提德、地米斯托克利、客蒙、米爾提亞德等杰出的軍政人物被判流放或被“扔進地坑”；伯里克利雖僥幸逃脫了死刑，卻仍被控為竊賊并被罰款；指揮阿吉紐西海戰(zhàn)大獲全勝的八個將軍凱旋后立即被判死。當然還有蘇格拉底被判刑處死。尤其讓人大跌眼鏡的是，蘇格拉底被處死后不久，主要起訴者之一、民主派干將美勒托本人也被判極刑，被亂石砸死；八將軍被判死刑后（其中六人被執(zhí)行）僅僅幾天，起訴他們的人也被處死。這難免讓人想到雅各賓暴政。

雅典民主還做過其他錯事，舉兩例說明。

一，前416年，民主的雅典人投票決定對彌羅斯島居民進行滅族性大屠殺，原因很簡單，這個弱小城邦想在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中保持中立，既不跟雅典也不跟斯巴達結盟，而在雅典民主派看來，這不啻是蔑視其權威，挑戰(zhàn)其作為提洛同盟盟主的地位。據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雅典人執(zhí)行了這次滅族屠殺，殺死了彌羅斯島所有男子。

二，前415年，雅典民眾在亞西比德等人忽悠下通過決議，遠征西西里島的敘拉古城邦。在并沒有任何站得住腳的理由，且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還遠未結束的情況下，雅典人又發(fā)動了另一場規(guī)模堪比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本身的戰(zhàn)爭，企圖吞并敘拉古及西西里島其他城邦的土地，掠奪那里的財富，結果卻是全軍覆沒，死亡了幾萬人，連統帥尼西阿斯和德謨斯提尼也被敘拉古人俘虜處死。此役使雅典元氣大傷，從此走向敗落。

當然，雅典民主遠非沒有優(yōu)點。雅典民主雖有以眾暴寡的傾向，雖相對于現代民主在很多重要的方面并非自由（例如婦女、外邦人沒有公民權，遑論奴隸；再如公民財產權得不到保障，沒有教育自己孩子的權利，沒有不參與政治的權利，沒有不信仰城邦諸神的權利，甚至言論自由也受到一定限制），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為民主在雅典創(chuàng)造的相對寬松的環(huán)境，才使悲劇、哲學、修辭術得以誕生，使詩歌、繪畫、雕塑、音樂、科學等得以繁榮，使一大批文學家、藝術家和思想家得以涌現，對西方文明產生了深遠影響。民主的最大長處，莫過于能夠在既有經濟社會條件下，較好地發(fā)揮普通人的主觀能動性，使公民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對國家懷有強烈的認同感。此外，民主派在對待反對派方面，也明顯比貴族寡頭派更仁慈，至少沒有像他們那樣大肆殺戮。如果說雅典民主做了一些錯事，那是因為它仍發(fā)育不全。如果歷史能給雅典民主更多的時間，它也許能夠逐漸完善起來的。

為了更好地了解蘇格拉底之死的來龍去脈，還得知道對當時的法律制度有所了解。若把沿自氏族制度的雅典政制與現代制度作一個簡單比較，不難發(fā)現二者之間存在著一些明顯的差異：在現代社會，訴訟由一職業(yè)階層即律師和法官來進行，在雅典情況卻并非如此；在現代社會，因任何訴訟都需要專業(yè)化的法律知識，被告一般會請辯護律師，但這種情形對雅典人來說可以說聞所未聞。古希臘根本就不存在職業(yè)化的法官和律師概念。事實上在氏族制遺風遠未脫盡的雅典，法律仍相當粗糙，還沒有從與政治、宗教和習俗中完全分化出來，立法、司法職能與軍事、政治、宗教等職能仍有很大程度的重合。相當于法官、律師和陪審員等職能由誰來履行？由民眾法庭來履行，而民眾法庭又由抽簽產生的數百到數千名“法官”兼“陪審員”構成。從“人群心理學”的角度看，在“人群”中，本來能夠獨立思考的個體不復存在，人們“思想和感覺中的道德約束突然消失，原始沖動、幼稚行為和犯罪傾向突然爆發(fā)”。如此這般，要總能做到公正合理，實在太難了。

由于希臘民主是一種氏族形態(tài)的原始民主，現代意義上的專業(yè)法庭和職業(yè)律師根本不存在，所以不僅任何公民可以起訴任何被認犯法之人，而且從理論上講任何公民都可在民眾法庭上發(fā)表意見，揭發(fā)控告任何個人尤其是公職人員的違法行為。這意味著，任何手握權力者都受到密切的監(jiān)督和制約。從權力應受制衡這一民主原則看，普通公民監(jiān)督并約束公職人員以防止其濫用公權，乃天經地義，希在粗陋的氏族式民主的操作中，任何擔任公職者，無論賢或不肖，隨時都可能陷入被動和危險。不僅任何人可以起訴任何人，而且判決結果取決一個超大“人群” — 幾百至五六千個公民聚在一起組成的民眾法庭 — 的投票，而非取決于少數專業(yè)律師和法官依法依據進行的辯論、商議和斟酌。

對當時情勢既已有所了解，不妨把目光再次轉到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后的雅典政局。西元前403–402 年，雅典通過了一項旨在使兩派達成和解的法令。僭主暴政被推翻以后，民主派為了穩(wěn)定局面，也考慮到斯巴達隨時可能進行軍事干涉（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結束后，斯巴達在雅典城派駐了一只占領軍），決定不搞秋后算賬，而是打起了統戰(zhàn)牌，其重要成果之一便是跟寡頭派達成了一個既往不咎的協定，并以“寬恕法令”的形式將之固定下來。根據這一法令，民主派不得對寡頭派提出政治起訴，不得追討僭主統治期間被其沒收的財產。這就意味著，民主派雖然翻身了，但礙于“寬恕法令”，也因斯巴達的軍事威脅，卻難以申冤。既然如此，想要報仇雪恨，就得想辦法繞過“寬恕法令”。

盡管任何人可以起訴任何人，但要起訴，總得有個理由。此時，民主派人士胸中的復仇火焰遠未熄滅。更糟糕的是，克里提亞、亞西比德等對城邦造成的傷害之大，超過古代希臘任何人，而蘇格拉底作為他們的老師，怎么說也難辭其咎。但要直接指揮他參加了寡頭派的屠殺行動，說他與克里提亞等人相勾結殺戮民主派，既證據不足，又面臨著“寬恕法令”的障礙。得找到一些不像是政治起訴，卻又真正具有殺傷力的罪名。既然蘇格拉底是哲學家或智術師，有不少新潮“啟蒙”言論，“不敬神”不就是一個現成的罪名？但這個罪名還不夠給力，還得有尺度更大的罪名。既然克里提亞、卡爾米德和亞西比德等一大批貴族青年追隨他，后又對城邦犯下大界，哪怕只是仰慕他的學問，不怎么談政治，為什么不能說他“敗壞青年”？我們并不非因為蘇格拉底參與了屠殺民主派才起訴他的。但這樣的指控看似繞過了“寬恕法令”，卻終究顯得牽強。起訴者既不敢把真實動機抖露出來，只好將就使用一個看似間接的罪名。這應該是第一輪投票判他有罪者不占多數的主要原因。

即便在第一輪投票中蘇格拉底被判有罪，局勢也并非不可扭轉。根據法律，被告被判有罪以后，法庭必須根據控方和被告提出的不同量刑方案，進行第二輪投票，然后才做出最終的判決。然而，此時蘇格拉底已年屆七十，相對于當時四十來歲的平均年齡已是高齡，所以他下定決心，不惜老命也要抗爭，要與民主派斗下去。按照當時的法律，控方提出量刑方案后，被告可以提出一個反方案。這時蘇格拉底若能低下他高貴的頭，提出一個還說得過去的反方案，比如說放逐，或者交納一筆數額足夠的罰金，與此同時在態(tài)度和語言上也不那么傲慢，很可能就會免于一死。據色諾芬，蘇格拉底拒絕提出自己的量刑方案。他認為這不啻是認罪。蘇格拉底何罪之有？但拒絕提出自己的量刑方案，不啻是犯了藐視法庭罪，幾百個群眾組成的法庭情緒如何，可想而知，結果也可想而知。

但據柏拉圖《申辯篇》，蘇格拉底并沒拒絕提出其量刑方案，而是同意支付三十米那贖罪金。在此之前，他甚至還膽敢提出，雅典應宣布他為城邦英雄，在“普呂坦內昂”里為他供應伙食直至去世。“普呂坦內昂”乃何地兒？是為雅典城邦神社大廳，里面燃燒著長明邦火，在雅典人心目中至為神圣，能夠在里邊享受公家伙食者，不是奧林匹克冠軍就是為保衛(wèi)城邦立下卓越戰(zhàn)功的英雄。蘇格拉底竟恬不知恥地說，他該在“普呂坦內昂”里享受公家伙食！是可忍，孰不可忍！幾百個手握生殺大權的公民是可以隨便挑釁、嘲弄的嗎？

此后蘇格拉底又說，他愿意支付一米那贖罪金；因財力有限，只能付這么多。一個米那！這不又是在羞辱法庭！？柏拉圖等人急忙叫他答應付三十米那贖罪金，由他們擔保付清，但所造成的影響已覆水難收，而此前所說在“普呂坦內昂”享受供奉云云所導致的后果肯定更加嚴重。凡此種種，一定使法庭上很多人尤其是寡頭派中強硬分子相信，被告簡直是在搞笑，在捉弄他們，羞辱他們！很多人本來傾向于中立，不打算判他死，現在見他如此不識好歹，便難免改變立場。結果，蘇格拉底即使表示愿支付30米那贖罪金，第二輪投票仍以壓倒多數否決了這一看似合理的方案（他終究認罪了，所以說“合理”），贊成判死者比第一輪投票判有罪者多出了80人，即360人對140人。至此，蘇格拉底的犧牲幾成定局。

從現代人的角度看，在當時雅典實在屬于另一個時代，在那里，今人熟知的公民權利并不存在，良性的政黨政治遠未開出，保障個人權利的重要機制如憲法、法治、代議制度、分權制衡、私有財產權、獨立法官制度、辯護律師制度、信仰自由等，都遠未形成。在這種情況下，對蘇格拉底的處置雖未必公正，卻是合乎法律的。但與其說他被判死，是因為“敗壞青年”、“不敬神”，毋寧說是由于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后波譎云詭的政治斗爭。確切地說，蘇格拉底死于民主派的政治報復。假如此時雅典的政制已進化得較好，公民權利已能得到較好的保護，作為對僭主暴政只負有間接責任的他，即便有罪，也罪不至死，放逐較為合適。但此時的雅典民主畢竟仍是一種粗糙簡陋的氏族民主，一種野性未泯的原始民主，不可能這么仁慈。以基督教興起后興起的道德標準來衡量，包括雅典民主派在內的希臘人智商雖高，大體上卻仍是一些不知慈悲為何的野蠻人，要讓他們以德報怨，不切實際。

民主派雖比寡頭派更仁慈，沒有對反對派搞大屠殺，但僭主暴政畢竟發(fā)生不久，殺戮的慘景仍歷歷在目，城邦上空仍飄蕩著血腥之氣，要他們沒有一點報復心，實在太難。寡頭派的累累血債并沒能真正得到清算，而蘇格拉底與寡頭派頭目的師徒關系又盡人皆知，難以撇清，民主派怎么能不伺機報復？即便無法指控他直接參與了屠殺，也并非找不到其他理由如“敗壞青年”等來打擊他，并藉以威懾城內外蠢蠢欲動者。克里提亞和亞西比得等人難道不正是被他“敗壞”后才給城邦造成了巨大傷害？考慮到寡頭派死硬分子此時正在埃留西（雅典遠郊的一個小鎮(zhèn)）搞還鄉(xiāng)團，磨刀霍霍，企圖再次殺回雅典變天，民主派就更有理由采取行動了。在此意義上可以說，蘇格拉底之死是必然的，他是被犧牲的。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蘇格拉底之死又是一種自我犧牲。若一心想要保命，他大可以在法庭上表現得謙卑、低調、順從，而非拒不認罪，更非大言不慚地要求被視為英雄，堂而皇之地在“普呂坦內昂”里享受供奉；即便認罪，也不必表示只愿付一米那贖罪金。從柏拉圖《克里同篇》可知，被判死刑之后，蘇格拉底也并非沒有機會逃離雅典。但他終究選擇了服從法律，選擇了在獄卒監(jiān)視下、與朋友們交談中飲毒芹而亡。

作者阮煒，原載《讀書》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