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與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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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與道德的一般關系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法律與道德同屬于上層建筑，其性質與作用方向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但法律與

道德也對經濟基礎有著巨大的反作用，同時兩者之間又相互依存、相互交叉、相互影響。據此，法律與

道德的一般關系主要可作如下表述：

生成形態并列。法律與道德都是社會的重要行為規范，都對人們的行為進行評價對社會關系進行調整。

但是，兩者屬于不同的社會規范體系。馬克思指出：“道德的基礎是人類精神的自律”。這一論斷不僅深

刻地概括了道德的本質特征，而且指明了道德與法律的根本區別。從性質上看，道德體現的是“人類精神的

自律”，它包括人們關于善與惡、美與丑、公正與偏私、誠實與虛偽、正義與非正義等觀念形態，也包括與

這些觀念相對應的倫理行為規范。道德的規范作用來自于社會輿論、內心信念和傳統習慣等精神力量，實

際上是通過社會成員的自覺性來發揮作用的。而法律表現的是“國家意志’’的他律，具體而言，它是由國家

機關根據占社會領導地位或主導地位的階級意志而采用規范形式制定的，同時又是依靠國家強制力即法庭、

警察、監獄等來保證施行的。所謂法制即是上述法律規范體系及有關的立法、執法、守法、法律監督等一

系列環節的制度。以上說明，在社會規范系統中，法律與道德是兩個并列存在的對立面的統一。就其生成

形態來說，法律主要是一種制度形態的上層建筑，道德主要是一種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它們在基本內涵、

表現形式、調控方法等方面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

調控范圍交叉。法律與道德的關系不僅表現為對立面的排斥，而且存在著對立面的過撞與轉化。正如

恩格斯所說的那樣，“政治、法律、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

都互相影響并對經濟基礎發生影響。”法律與道德的交叉與滲透，有兩個重要表現：一是法律意識與道德觀

念具有同一屬性而相互聯系，二是法律規范與道德規范的調控范圍有所重疊而相互包容。一般來說，凡是

法律所禁止和制裁的行為，也是道德所禁止和譴責的行為；凡是法律所要求和鼓勵的行為，也是道德所培

養和倡導的行為。反言之，許多道德觀念也體現在法律之中，許多道德問題也是可以訴求法律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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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從規范作用的范圍來看，法律與道德對人們行為有著不同層次的要求。前者一般只能規定最起碼的

行為要求，而后者可以解決人們精神生活和社會行為中更高層次的問題。例如，道德可以要求人們“毫不利

己，專門利人”，而法律只能規定人們不許損人利己或損公肥私。

社會功能互補。在社會規范體系中，法律與道德是兩種不同屬性的行為規范，在調整社會關系方面盡

管兩者手段不一，但其功能卻相互補充。道德的作用主要表現為對人們行為的規范和誘導，其實現方式主

要依靠輿論督促、內心修養和習慣驅使，因而道德在社會職業和家庭生活中影響廣泛而深遠。但道德也有

局限性，它對嚴重危害他人或社會利益的行為只能譴責而不能制裁。而法律則不然，它明文規定什么可以

為、什么不可以為，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既有引導、推動作用，更有懲戒、防范作用。但法律并非萬能，

其設定的“中人”(即一般人)標準不同于道德倡導的“圣人”標準，因此對雖“缺德”而不犯法的行為往往無能為

力。在現代社會中，法律的他律約束作用與道德的自律教化作用只有相互補充和密切配合，才能達到建設

社會文明的良好效果。

二、社會規范調控體系中的法律與道德

社會規范調控體系或系統，是指在一定的國家、地區、領域內存在的由一定的社會經濟關系所決定的

社會規范而構成的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統一體。系統整體性理論告訴我們，處于某一系統的單一要素并

非孤立地存在系統之中，而是與其他要素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系統整體的良性運行和發展，離不開各個

要素的協調運行和發展。在社會規范體系中，法律與道德作為兩種重要的調整手段，從不同方面、以不同

方式、通過不同機制對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發揮不同的影響和作用。為了治國安邦，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

我們必須堅持兩手抓，既抓法制建設，堅持依法治國，又抓道德建設，堅持精神文明。在這一系列的問題

上，我們要運用唯物辯證法的觀點及系統論的方法，反對片面夸大或縮小任何一方作用的論調，反對將兩

者割裂對立或混為一談的觀點，對法制建設、道德建設以及兩者的協調發展作出科學的思考。

法制建設與“法律萬能論”。歷史和經驗表明，法令行則國治國興，法令弛則國亂國衰。保持國家穩定

和社會安寧，最根本、最靠得住的措施是實行法治。這是因為，法律最具穩定性、連續性，不會因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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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動而變動，不會因領導人注意力的變化而變化；法律最具統一性和唯一性，規范明確，具有普遍的約

束力；法律最具權威性，集中體現了人民的愿望、黨的主張、國家的意志。依法治國的這些特性是其他方

式不可替代的。因此，在實現國家職能、管理國家事務與社會事務、維護社會秩序方面，法制的主導作用

是不容懷疑的。但必須注意的是，強調依法治國，并非將其與道德建設對立起來，采取非此即彼的形而上

學態度。法制建設需要接納道德的要求，尋求道德的支持，依靠道德的輔佐。我們強調法律至上，但并非

主張法律萬能，忽視道德建設。應該看到，在一些西方國家，由于整個社會調控體系對法律過分強調，導

致道德等其他社會控制力量的削弱，出現了過度依賴法律的“社會法律化”現象和道德冷漠的“吉諾維斯“綜

合癥”，從而造成西方國家一邊是高度的法律化，另一邊卻是道德淪喪的結局。對此，我們應引以為戒。道

德建設與“泛道德主義”。如同法制在治國方式中的地位一樣，道德對于精神文明有著同等的重要意義。精

神文明的核心是思想道德，這就是說，全民族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是精神文明建設的最終目標，同時，社

會主義思想道德集中體現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性質和方向。道德建設在精神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其他

范疇無法取代的。從“國治”的意義上看，法治是治國的根本方式，但德治也是治國的一個條件。所謂為政

不得不用道德，不以德即亂，道德教化是治國安邦的基礎。就道德與法律的關系來說，法律離開道德就可

能變成惡法，法治離開道德就可能失去必要的社會條件。但是，在強調道德上述作用的同時，還必須正確

把握法治實踐中的道德定位。在立法中，應充分考慮道德因素和道德標準，以適當方式使某些道德規范法

律化。法律對道德規范的確認和轉化固然十分重要，但我們切不可將其泛化，滑向立法倫理主義，將一切

道德規范法律化，從而導致法律對良心、思想的恐怖統治；在司法判決中，由于立法已對道德予以充分考

慮、篩選和吸納，就應當避免道德標準對司法判決的介入，不能用道德標準代替法律標準或是兼采雙重標

準。司法活動中的泛道德主義，將對嚴格依法辦事、正確處理法律糾紛帶來負面影響。

“德治”、“法治”之爭與法律、道德協調發展。作為治國方略的法律與道德，究竟是“以德去刑”，抑或

是“不務德而務法”，或者是“法德輪換”以至“法德合流”，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引起長期的爭鳴。春秋戰國時

期，儒家偏重“德治”，強調“德主刑輔”。孔子認為“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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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他希望通過“德治”、“禮教”去掉刑殺”，達到“無訟”的境地。法家倚重

“法治”，主張“以法為本”。韓非子認為，“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韓非子•顯學))。

他認為，只有實行嚴刑峻法才能止奸，才能防止違法犯罪。儒家重視“德治”，法家重視“法治”，各有其合

理的積極因素，可供我們借鑒；但儒家的輕法思想和法家的輕德思想，則是應該批判舍棄的。我們應該走

出傳統，不能拘泥于歷史上的“德治”、“法治”之爭，而應賦予法律與道德以新的時代意義，堅持法制建設

與道德建設的協調發展。強調兩者協調發展，在現階段并不是意味著法律與道德等量齊觀，同步發展。其

理由是：第一，解決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期突現出來的社會問題和腐敗問題，主要憑借兩種手段，

一個是思想道德教育，一個是法律。但法律具有主導作用，正如鄧小平所說的那樣，“還是要靠法制，

搞法制靠得住些”。第二，法制變革與道德觀念更新，在由計劃經濟向甲楊經濟轉軌時期，表現為兩種不同

速率的發展過程。前者可以由國家運用政權力量和社會資源，根據規劃加快速度予以推進；而后者雖可設

定目標但教化過程是漸進的，使新的道德思想成為社會的普遍觀念和人們的共同認識，有待于更長時期的

努力。由于他律與自律的質的規定性，決定了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不可能齊頭并進而保持同步。在這種情

況下，兩者的協調發展應是指法律與道德的相互補充、相互促進與相互推動。從一定意義上說，即是法律

的道德化與道德的法律化。

三、依法治國的道德基礎

系統理論表明，各個孤立要素性能和功能的總和并不能反映系統的整體性能，換言之，系統的整體性

質和功能只存在于各個要素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之中。根據這一要求，組成社會規范系統的要素即法律

與道德，不僅應考慮自身的發展與完善，而且要著眼相互間的關聯與配合。法律道德化在哲學意義上即表

達了社會規范的最佳結構及各個要素之間的協調配合狀態。依法治國是依照既定法制治理國家與社會，使

國家成為法治國家，使社會成為法治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需要與之相匹配的精神文明狀態，從觀

念形態和行為規范來說，道德是人們的法律意識、法治觀念和在法律范圍內活動的基礎。一句話，道德是

法制建設的精神支柱。這即是法律道德化的實質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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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活動的道德指引。依法治國所依據的法必須是反映人民意愿和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法，是合乎

理性、正義、公平觀念的法。要制定這樣的法，從參加人員、制定過程到內容都必須以正確的思想道德觀

念為指導，并將某一部分道德規范變成法律規范。具體說來，道德在立法活動中的作用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道德是立法內容的重要淵源。在立法過程中，必須充分考慮道德因素和道德標準，以適當形式將道

德的根本原則、主導內容法律化。現實的法律與道德在調控范圍上多有交叉，就是因為立法認同或吸收了

許多道德規范。可以認為，法中有德，法律作為國家制定的行為規則，不能不反映社會普遍遵守的價值取

向，并將一些道德原則具體化，從而使得法律具有相應的道德意蘊。第二，道德是制定法律的指導思想，

任何法律規范都包括有立法者關于善與惡、是與非的價值判斷，反映立法者允許什么、限制什么、禁止什

么的價值取向。立法決不能違背正義觀念、公共利益和其他道德基本原則，否則即是惡法、壞法。這種法

律不僅難以實施，而且會使立法者失信于民，使法律權威受到破壞。可見，不道德的法律己失去其存在的

本來價值。

執法主體的道德能力保證。執法活動是依法治國的關鍵環節。法律的正確貫徹和公平的實現，不但

要求法律規范實現“合法性”與“合道德性”的統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執法主體的道德能力，即執法

者道德水平的高低與執法質量的好壞有著直接的關系。一般認為，執法主體具體適用法律規范的行為，代

表了正義、公平、秩序的道德觀。執法者在其執法活動中道德水平低下，其后果較之執法者法律水平不高

要嚴重得多，它直接影響執法機關的形象和法律的權威。因此，執法主體需要良好的法律職業道德，具有

可行的道德能力保證，才能夠在履行法律職務過程中忠于職守、唯法是從，剛直不阿、廉潔公正；才能不

懼以權壓法、以言代法，避免徇私枉法、貪贓弄法。必須看到，這種道德能力的獲得和提高，并不是法律

職業本身所賦予的，而是依靠執法主體對職業道德要求發自內心的體驗和認識，形成強烈的正義感、責任

心和氣節來維系的。

守法心態的道德制約。依法治國的直接目的是法的實現。法的實現是法律規范在人們行為中的具體

落實。法律所具有的一體遵行的效力，表現為權利被行使、義務被履行、禁令被遵守、責任被承擔。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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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實現這種調整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秩序的價值目標，必須依賴于社會成員對法律的自覺信仰與普遍遵從。

一般而言，社會成員道德水準越高，守法意識就越強；法律的效益就越見明顯。守法是一種道德義務，大

多數社會成員并不僅僅是因為法律的強制力而守法，在許多情況下是由于他們的道德習慣而守法。健康的

守法心態，是社會道德要求在人們心理上的反映和積淀，其實質內容主要是對法律遵守的義務感和對違反

法律的羞恥心。質言之，法律可以利用其威懾力量迫使人們就范或對違法行為進行懲罰，但無法保證每一

個人在任何時候都是守法者，只有道德上的知恥才是守法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法律“治標不治本、治端

不治始”，需要通過道德彌補其不足。可見，守法的自律心態，是法律他律性目標實現的基礎。

四、道德教化的法律保障

從系統論的觀點出發，社會規范系統要求法律與道德諸要素形成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合理結構，其

中包括它們相互間一定的比例、一定的秩序、一定的結合方式等。道德法律化即是通過這種結構的合理化，

以實現規范系統的功能優化。思想道德建設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核心內容之一，決定著精神文明的

性質和方向。它要解決的是整個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動力的問題。在當前情況下，道德建設應做到教育

與管理有機結合，強化道德行為的訓練，規范人們的道德行為，實現這一目的的重要途徑是適當引入硬約

束機制，重建現代道德文明和倫理精神，這是在當前道德評價失范、價值取向紊亂、道德教育扭曲變形、

道德生活不甚理想的狀況下，強化道德風氣、樹立道德精神的療救之途。所謂硬約束機制，即是運用國家

政權的力量和社會資源推動精神文明建設健康發展，通過法律的手段提高社會機構和社會成員行為的道德

水準。概言之，法律是道德建設的權力支柱。這也是道德法律化的真正含意。

法律的規范一強化作用。通過立法手段可以選擇和推動一定道德規范的普及，即以法律規范形式確認

和吸收某些道德標準，使之成為法律標準，從而推進法律目標的實現。這是我國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中的一

個重要特點。例如，我國憲法規定了社會主義道德的基本要求，民商法確認交易活動中誠實信用的道德原

則，尊師重教、尊老愛幼的傳統美德在<教師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青少年權益保障法)中得以反映，

若干職業道德準則、市民行為規范被賦予行規、民規的法律意義，等等，無一不是道德規范法律化的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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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作為法律化的道德，既包括實體性內容，即對社會倡導的主體道德行為、現階段容許的道德行為和

社會責罰的非道德行為作了分層次規定；也包括程序性內容，即對非規范行為設定了懲罰性措施及實施機

關。這樣，通過法律對其倡導或禁止某些行為的宣示，有助于產生社會共識，形成新的道德標準。

法律的監督一保障作用。道德的生成和發展離不開良好的法律環境。法律既能揚善，又、能懲惡，即

通過監督保障機制保護文明道德行為，禁止直至懲罰不文明道德行為。首先，法律輩以國家的名義對人們

的行為進行評價，它不僅反映贊成什么、反對什么的價值取向，而且為人們提供了識別是與非、好與壞的

判斷標準。更重要的是，法律激勵人們履行法律義務、擔負胎責任，是他們同嚴重違反社會主義道德行為

和壞人壞事進行斗爭的有力武器。其次，法律酗國家強制力對違法犯罪行為進行制裁，使違法犯罪分子在

認罪服法時進行思想改造，洗心覆面，重新做人；使道德不穩定分子在法律強制時受到教育和震懾，懸崖

勒馬，棄舊圖新。這對牙凈化社會風氣，維護道德環境無疑是有力的保障。

法律的識別一批判作用。法律對道德的作用，不僅表現為對新道德的強化與保障，而月諒表現為對舊

道德的抵制與批判。中國是一個有深厚道德基礎的國家，在以自然經濟為基礎、出宗法關系為紐帶的中國

傳統社會的歷史演進中，逐漸形成一套龐大而嚴密的道德文化體系。在這種倫理精神中，不乏作為中國．傳

統文明價值的合理內核，存在著體現東方人文性格的傳統美德。但勿庸置疑，以往的倫理道德在現代社會

中也具有消極的影響：宗法家庭倫理的傾斜導致對個人權利自由的壓制，人倫道德精神的偏差導致人們民

主、法制觀念的淡漠，道德規范的固有彈性導致整個社會生活的效率低下。加強法制建設，既是對道德文

明固有缺憾的彌補，又是批判繼承傳統道德文化的重要手段。這即是說，法律能以國家意志的形式，對傳

統道德的精華和糟粕作出明確的辨別，尤其對那些腐朽的、落后的、反動的成份予以剔除。法律所具有的

內在批判能力和推動社會進步的機制，總是一頭連著特定社會的歷史傳統，一頭連著未來的理想王國。可

以說，法律在道德建設中表現了繼承批判傳統與促進文明發展的統一。

法律的教化一推動作用。法律是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推進器。從法的精神看，可以運用權利本位、契

約自由、社會公平、效率居先的現代法精神去培育和教化人們，從而形成社會主義的義利觀，形成健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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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規范，最終使人們將法律精神的意志、規則、知識、價值等融化于自己的思想品

質道德觀念和日常行為之中，在他律的范圍內把自己塑造為自律、自覺、自在、自為的人。從法的功用看，

它通過自身的規范、協調、指引、教育、懲戒等社會功能，促進道德規范行為的養成、道德意識的覺醒，

最終達到道德理想的實現。這個過程即是從他律走向自律的過程。法律的上述作用具體表現為：法律具有

嚴格的規范性，它鮮明地昭示真善美是法律所肯定的，假惡丑是法律所否定的，從而使社會成員明確行為

標準，加強自律行為的引導；法律具有公開的懲罰性，它通過國家的強制力量制裁違反法律(也是嚴重違反

道德)的行為，能對整個社會產生警示作用；法律具有巨大的權威性，它包含有社會道德的起碼要求，常常

構成民族素質、信念的標和依托。同時它又具有一體遵行的效力，成為維系一個民族道德水準的最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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