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治國

《管子》的禮治思想

武漢科技大學董雪

摘要：《管子》一書包含豐富的思想，禮治思想也是其中較重要一個思想。“禮”是一切

行為規范的合理準則，在中國文化中占有著重要的地位，是很有中國特色的。“禮”著重強調

的是等級制度。《管子》在其倡導的治國思想中提出過治國首先要重民、愛民、富民、利民其

次，在治國方略上必須禮法并用，德法并舉，即以法來維護人民的利益，同時，以“禮”來

維護社會秩序，使社會和諧發展。再次，在用人制度上必須堅持尊賢授德，察能授官，重視

人的價值的充分實現。由此可見禮治思想之重要。有禮有法，禮法并用才是治國之道。

關鍵詞：《管子》；禮；治國

一、緒言

管子，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尊稱仲父，公元前723年出生于今安徽省潁上縣建潁

鄉管谷村，被譽為我國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和經濟學家，是我國“宰相制度”

的奠基人、千古名相，曾被梁啟超譽為“中國之最大的政治家”、“學術思想界一巨子”，并有

《管子》一書流傳于世，并提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的治國綱要，是春秋第一霸主。他

“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的思想，有著強烈的唯物主義思想，影響深遠。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社會的一大混亂時期，《管子》一書正是在這種環境之下，經過對舊

的思想的繼承和對當前形勢的思考與創新而形成的產物，具有著時代特色。《管子》一書并非

管仲所著，而是“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葉適《水心集》）因此它包羅萬象，博大精

深。道德、禮治、政治、軍事、法律、經濟、教育、醫學、哲學、天文學、農學等等方面無

不涉及。內容之寬廣，是其他家所無法媲美的。

《管子》中將“道”視為無上無窮，無形無象的最高范疇最基本的規律。而“禮”正是

對“道”的一種形象化，規范化，具體化。《說文解字》說：“禮，履也，所以事神至福也。”

“禮”的起源可能與祭祀祖先和鬼神的儀式有關，《禮記禮運》說：“夫禮之初，始諸飲食，

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后又逐漸的演化為帶有倫

理道德意義的行為規范，并帶有尊卑有別、貴賤有等、上下有序的等級特性，是中國統治階

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規范。本文就將對禮治方面進行探討，加以研究。

二、倉廩實，知禮節

“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牧民》）管仲認為糧食充足，百姓才懂得

禮節制度；衣食豐足，百姓才知道榮譽恥辱。這種將“禮”建立在“利”之上的看法是很有

依據的。“甚富不可使，甚貧不知恥。”（《管子侈靡》）由于太過貧窮，以至于吃不飽穿不暖，

此時“禮”就要退居二線，因為實在是無暇他顧。《管子》認為人們對于“佚樂，富貴，存安，

生育”的需求是合情合理的，衣食豐足才是百姓的第一需要。《管子國蓄》說：“五谷食米，

民之司命也。”只有當百姓“倉廩實”、“衣食足”了，后才又精力去了解禮。《管子禁藏》說：

“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就是說，衣食豐足了就不會發

生爭奪，相互不會有怨氣和怒意，上下親密就用不著動武了。即物質生活得以滿足，才會產

生對精神生活的追求。因此，物質生活影響著道德生活，并制約著道德生活。由此可見，形

成良好的道德倫理思想的基礎和前提是“倉廩實”、“衣食足”。同時，《管子治國》說：“民

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正是說的是百姓富裕了，才會有心情去學習禮，運用禮，掌握

禮。百姓懂得了禮，君主才能夠更加簡單，更加方便的治理。

三、禮義

《管子牧民》中視禮、義為“國之四維”中的兩維，也是最核心的兩維。禮，是具有等

級特性的一種規范；而義，是則是為人處事的原理。二者合起來叫做禮義，也就是具有等級

特色的為人處世的原則，強調所處的身份地位不同就需有著不同行為的準則。

《管子五輔》中說：“義有七體，禮有八經”。

“義有七體”是指：“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

整齊撙詘，以辟刑僇；纖嗇省用，以備饑饉；敦蒙純固，以備禍亂；和協輯睦，以備寇戎。”

（《管子五輔》）即一以孝敬父兄慈愛和順來供養家屬，二以恭敬忠誠來侍奉君主，三以公正

合宜來實行禮節，四以嚴整謙遜來避免犯罪，五以節儉省用來防備饑荒，六以純樸專一來防

備禍亂，七以協調和睦來防備敵寇。此七點為“義之體”。百姓必須懂得義然后才能公正，公

正然后才能協調，協調才能處于安定，處于安定然后行動才有威勢，行動有威勢才能征戰取

勝，防守堅固。所以，義是不可或缺，不可不推行的。

“禮有八經”是指：“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管子五輔》）管

子認為百姓懂得了義，卻還不懂禮，人們只有懂得了禮后才能恭敬，恭敬然后才能謙讓，謙

讓然后才能少長貴賤不相超越，混亂才不會發生，禍亂就不會產生。所以就需要八方面的準

則來使得百姓懂得禮，即上下各有禮儀，貴賤各有本分，長幼各有等次，貧富各有限度。上

下沒有禮儀就要發生混亂，貴賤沒有本分就要發生爭執，長幼沒有等次就要發生背棄，貧富

沒有限度就要失去節制。所以，“禮不可不謹也”。為了保證“禮之經”又提出了八項原則，

即“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逾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問舊，小不加大，淫不破

義。”

“禮之經”中的“上下有義”就是指的君臣上下級之間的關系，君臣應該各司其職，同

“義之體”中的“恭敬忠信，以事君上”相對應；《韓非子解老》：“父子貴賤之差也”，故“禮

之經”中的“貴賤有等”是指的父子之間的關系，“長幼有等”是指的兄弟之間的關系，同“義

之體”中的“孝悌慈惠，以養親戚”相對應。《管子心術上》說：“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

理，而為之節文者也。”

由此可見，禮是義的形式，義是禮的內在章程，二者互相呼應，聯系緊密。

四、禮、法兼容

“禮”在中國的地位和意義是舉足輕重的，早在西周時期就已經有了“禮”的存在，并

設定了禮制，而那時“法”相對于“禮”來說并不盛行。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這是舊的社會

制度漸漸衰落，新的社會制度漸漸萌生的大變革時期。臣弒君、子弒父、弟弒兄等等這種違

反禮制的現象層出不窮，至此，管仲意識到只靠那些禮義的教化是不行的，必須拿出更加強

勢的手段來限制人們，規范人們，震懾人們，使人們不敢逾越禮的范圍。便在西周“禮”的

基礎上，提出了更具有強制力的手段——刑罰，以此來震懾那些脫離禮制的奸險惡人，這就

是“法”的最早的形態。

“法”并非是一成不變的，古時的法是與刑密切聯系的，只是為了對罪犯的懲罰，而后

長期的經過“禮”的影響與約束變得更加的道德化，越來越人性化，成了規范人們行為和維

持社會秩序的一種強制手段和方法，沒有法這個強大的武器進行制約，人們很容易就偏離道

德的軌道，被利益誘惑。。“法”是以“禮”為根本而形成的一種具有道德準則的強制手段。

《管子》認為禮與法并不是相對立的，而是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是同出于道的。

《管子心術上》說：“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

然者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乎道。”“禮”是“理”在社會中存在的形態是永恒不

變的“道”的體現；“法”是用來督察世事，是經過權衡制定出來的，而權衡是要根據“道”

而進行的。《管子樞言》說：“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為之法，法出于禮，禮出于治，治、

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后定。”人本來是相互憎恨的，人心兇悍，所以需要法律，法律出

自禮，禮出自言辭，言辭和禮，都是道的體現，萬事都等待言辭和禮的要求而后才能確定關

系。正如梁啟超所說：“我國古代禮與法視為同一物，禮者即規律本族之法。故禮制之著于竹

帛者，皆可認為一種成文法。??若禮可認為成文法。則周代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

可謂最古最繁博之法典焉矣。”

《管子五輔》說：“禮有八經，法有五務”。”，“禮有八經”在上文中已經提到，“法有五

務”指“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辨事，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才，庶人耕農樹藝”是說

君主選擇臣子任命官職，大夫擔任官職治理政事，長官承辦事務堅守職分，士人修養品德學

習才藝，百姓從事農業生產勞動。這里“禮”與“法”已經充分的結合在一起，相互兼容了。

“夫人必知禮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讓，尊讓然后少長貴賤不相逾越，少長貴賤不相逾越，

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管子五輔》）百姓懂得禮了，卻還不懂的法，

這就要宣布法令來安排人力。“夫民必知務，然后心一，心一然后意專，然后功足觀也。故曰：

力不可不務也。”（《管子五輔》）百姓必須懂得法，然后才能做到思想一致，思想一致然后才

能做到意志專一，思想一致而意志專一，然后功業就足有可觀，所以說：法不可不注重。《管

子君臣上》：“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

行私者也。”所以法不僅是制約百姓的手段，更是防止君主徇私舞弊的工具。《管子牧民》：“刑

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眾而心不服，

則上位危矣。”所以禮又是補充了法的不足。《管子任法》中說：“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于

法。”此處又強調了法對禮的重要作用。《管子任法》又說：“群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

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禮與法是互相補充，相互兼容的。

“禮”與“法”都是一種規范手段，只是手段不同。“禮”是由自我的道德情操和社會輿

論來約束的，是一種自身的約束力，具有對等級概念的教化作用的；而“法”則是國家運用

強制手段對百姓進行震懾和懲罰，是一種外在的限制力，具有對百姓的公平性和強制性。管

仲的這種禮法并施、軟硬兼施的思想同西周時期的德主刑輔，還有孔孟推崇的的禮治、反對

法治和韓非子的“不務德而務法”相較來說更加的全面，更加的合理。

五、禮與治國安邦

（一）得民心

用民須先養民，只有使“民”的生活條件提高，“民”才會有動力幫助你。“王者以民為

天，民以食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漢書．酈食其傳》）這句話是管仲說的，意思

是對君王來說百姓是最重要的，對百姓來說食物是最重要的，如果能夠了解把握老百姓最看

重的糧食，那么這樣就可以實現王道了。這在以農業為主的封建社會，是非常重要的，它關

系到贏得民心的重要條件，關系到一個國家的興衰。《管子君臣下》：“國之所以為國者，民

體以為國。”民乃國之根本，即得民心者的天下。“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于民

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惡業。”（《管子形勢解》）政令能夠推行，在于它順從民心；政令之所

以廢弛，因為它違逆了民心。所以要贏得民心就得滿足百姓的四種愿望，即“四順”——“民

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民，

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無擇也。”（《管子形勢解》）這樣即

使是遠方的百姓也會親近歸順。“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

之而民不來也。”（《管子形勢解》）所以“四順”便是投百姓之所好而所給予百姓“禮”和“利”，

而百姓得到禮與利之后便會歸順，并還以“禮”與“利”。送人玫瑰，手留余香，這種給予就

是取得的道理是治國的一大法寶。

除了讓百姓“倉廩實”“衣食足”以外，還需要一定的教條進行規范，使百姓品行端正，

棄惡揚善，見利不誘，見害不懼，以防止因滿足百姓的物質需求，而導致的奢侈行為。便有

了上文中將到的“四維”（禮、義、廉、恥）。

（二）四維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一維絕

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

錯也。”（《管子牧民》）管子把禮、義、廉、恥視為“國之四維”，強調禮義的作用，并將“禮”

看作是“四維”中的核心部分，“義”為“禮”的內在章程，而廉與恥則是在懂得了禮與義之

后而形成的一種廉潔和知恥的道德情操。《淮南子泰族訓》中也有提到：“民無廉恥，不可治

也。非修禮義，廉恥不立”。

“禮、義、廉、恥”雖然有著主次之別，但聯系也是很緊密的。禮與義在上文中已經有

所提及，而廉與恥是由禮義中延伸出來的，有了禮義，人們就會介于禮義的自我約束的和輿

論的壓力而形成廉恥心，有了廉恥心就會自覺地遵禮守義。“禮不愈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

恥不從枉。故不逾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管子牧民》）即遵守禮就不會超越規范，講求義就不會自行鉆營，做到廉就不會掩飾過錯，

懂得恥就不會追隨邪曲。這樣君主的地位就穩固了，百姓就不會投機取巧了，品行就端正了，

壞事就不會發生了。所以，“禮、義、廉、恥”四維互相呼應，是道德倫理最基本的要求。

《管子》中的禮已被提高到國家政治生活的最高層面，認為禮關系到國家的生死存亡這

部分對于治國尤其重要，指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強調“禮不愈節”，“故不愈節則上位

安”

（三）治國先正君

《管子君臣上》又說：“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禮，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

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職之，人臣之事也。”意思是天象有常法，地形有常態，人禮有常

制，他們一旦成立就不會變更，這就叫做“三常”，兼領而統一百官，這是君主的責任；分工

而各司其職，這是臣子的職責。君主的工作是治理國家，而君主又是一個國家的象征和代表。

“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

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管子牧民》）即駕馭百姓

的關鍵在于君主重視什么，引導百姓的法門在于君主帶什么頭，招引百姓的途徑在于君主喜

愛什么、厭惡什么，因此君主追求的物品，臣下就會去求得；君主愛吃的食物，臣下就會去

嘗試；君主愛好的東西，臣下就會去宣揚；君主厭惡的東西，臣下就會去藏匿。因此，治理

國家的“常禮”是由君主自身決定的。而“人有常禮，一設而不更”，也就是說要是想將國家

治理好，君主就必須設定一個利國利民的“常禮”出來。這樣才能“道德定于上，而百姓化

于下矣。”（《管子君臣上》）而這個利國利民的“常禮”是受君主自身影響的，“上之人務德，

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于上，而善下通于民。”所以君主以自己的言行舉止來帶動整個國家

的人民，是其更加的道德化，就是說君主先在上形成禮，然后善德就能夠下達于百姓。

《管子》的圣人觀，認為一切道德倫理皆出于圣人，只有圣人才是最佳的統治者，強調

君王之道，在于強化君主的高尚道德修養。綜上所述，要想治國必先正自身，在現實社會中，

人們往往會用自己的眼光和態度去評價別人的行為，所以，君主要正確的設定“常禮”來將

輿論引導到正確的軌道之上，是其為治國安邦所用。

（四）治國的武器——禮法

《管子》一書是以人性本惡來進行研究的，認為人生來是帶有欲望的，前文中也是有提

及的：

1、“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牧民》）

這里雖然談不上人性本惡，但也是將“禮”放于了利己的后位。

2、“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為之法，法出于禮，禮出于治，治、禮，道也。萬物待

治，禮而后定。”（《管子樞言》）

這里“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就很明確的指出了人性本惡。

3、“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無擇也。”（《管子形

勢解》）

這里講的是人容易被“利”所誘，喜歡謀利，而且還會因為懼怕禍害而離去。

當然除了上文中所講的這些，《管子》一書中還有很多，在這里我就不一一列舉了。因此，

治理國家就需要禮法來對人進行限制。用禮來使人們自覺地認識到自己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

用法來使人們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禮與法構成了治國的武器，不僅作用于百姓，

更作用于君主。

六、參考文獻

1.于秀萍，《禮與法——從海瑞、張居正看中國古代社會的法制傳統》

2.謝浩范，朱迎平譯注《管子全譯》

3.劉興富編著《賢臣名相——管子》

4.張連偉著《管子——哲學思想研究》

5.路則權，《簡論管子禮學思想的幾個特點》

6.蔣澤楓，李德紅，《論管仲禮法并用思想的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