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異記

罕見的西漢蒼頡款石鎮尺

作者：馬洪

來源：《收藏家》2019年第12期

赤柏松古城位于吉林省通化縣快大茂鎮西南約2.5公里的山前低矮臺地上，北高南低，平

面呈不規則矩形，城墻周長1051米，設有4處城門和3座角樓。該城址最早發現于20世紀50

年代，其后進行過多次考古調查，而正式的考古發掘是在21世紀進行的，2005至2011年，吉

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該城址分兩個階段進行了調查、勘探和發掘，主要清理城內東部院落居

址，并解剖北城墻。城內出土的繩紋板瓦和筒瓦等建筑構件，漢式風格明顯，表明該城具有顯

著的漢文化因素;而所出鐵器與中原地區西漢中晚期和東漢早中期的同類器物形制相似，年代

也大體相當，學界由此推斷赤柏松古城的存續年代大約為西漢中晚期至東漢早中期。關于該城

址的性質，發掘者認為，赤柏松古城既具有軍事要塞之功能，同時也達到了東北地區縣級城市

的規模，可能為漢代中央政權管轄范圍內最東北處的一座具有重要政治意義和軍事意義的城

池。

本文介紹的這件石器，2008年出土于赤柏松城址東部一處臺基式排房建筑的外側，滑石

質料，通體磨制，長方條形，長14.76、寬3.76、厚3.15厘米，器身下部有一塊斜角殘損，表

體存在多處戳劃痕跡。款文“蒼頡”二字，分別刻劃于器身兩面的上部，另外還有一“蒼”字，刻

劃于側面的上部，三個字大小基本相同，長約2.5厘米。款文書體為小篆，字形結構，方圓兼

備，線條勁挺而有筆勢，從細部觀察，每一筆畫基本為一次完成，幾乎沒有停頓斷筆的現象，

線條轉折、銜接較為流暢自然，可見刻字者對于篆書形體結構的把握相當嫻熟。從文字史的角

度看，漢承秦制，初用篆書，后來篆書呈現衰落的趨勢，隸書變曲為直、化繁為簡，逐漸發展

成為社會使用的主流書體，并在東漢進入鼎盛時期。目前發現的東漢碑刻、簡牘等文字材料，

多用隸書，篆書作品已不多見，由此推測這件篆書刻款石器，有可能屬于西漢時期的遺物。關

于該器物的性質，考古發掘者暫定名為“磨光石器”，其實，判斷這件器物的功用和屬性，從以

下幾點似可得出結論：其一，這件器物為滑石材質，滑石在常見的10種礦物中，莫氏硬度值

為1，是一種比石膏的硬度值還小一半的石料，從石料硬度考慮，一般是不會作為制造生產工

具的材料的，而比較適合制作擺設、飾品和把玩觀賞類物件，由此基本可以判斷該器物屬于非

生產性器物。其二，將造字圣人蒼頡之名鐫刻于這件器物上，可說是為這件器物貼上了標簽，

其文化含意是顯而易見的。其三，該器身的邊棱處存在光滑細膩的磨痕，據有關專家分析鑒

定，應屬長時間撫摩把玩留下的痕跡。基于上述三點，筆者推斷該器物應是一件西漢時期在文

案上使用的鎮器。

鎮，壓物之器，源于春秋戰國時期。早期的鎮器，系壓席角、帷帳之用，以石、銅材質居

多，常見多為動物造型，考古學名謂“席鎮”。作為文房書案的鎮器，起源有兩種說法：一是古

代文人時常會把小型的青銅器、玉器放在案頭上把玩欣賞，因為它們都有一定的重量，所以人

們在玩賞的同時，也會信手用來鎮壓文書。二是由受席鎮功能的啟發，由此衍生而來。學術界

一般認為，鎮器正式進入文房不晚于南北朝時期，多引證《南史-垣榮祖傳》這條史料：“帝嘗

以書案下安鼻為楯，以鐵為書鎮如意，甚壯大，以備不虞，欲以代杖。”稍晚，唐代杜光庭

《錄異記史·異石》也載有：“會稽進士李眺，偶拾得小石，青黑平正，溫滑可玩，用為書鎮

焉。”這是古人使用鎮器最早的文獻記錄。所謂“書鎮”，乃是文書之鎮，紙張發明以后使用的

是紙質書寫材料，故書鎮稱謂“鎮紙”或“紙鎮”。書鎮的實物材料，目前我們所見到的大多為宋

元以后的遺物，之前的實物制品比較少見，而早至西漢時期的書鎮，更是極為罕見，通化赤柏

松古城址發現的這件器物，表明早在西漢時期，書鎮已經開始使用。值得注意的是，該鎮器的

形制為長方條形，與明清流行的尺形書鎮相近似，我們可視其為鎮尺的初型。據考古發現，盡

管在蔡倫之前的西漢時期已有紙張出現，但屬初始階段，尚未普及使用，所以赤柏松古城所出

的書鎮，鎮壓的應該還是帛、麻一類的絲織品書寫材料，以石鎮壓，防止起皺和移動，便于書

寫。

關于該鎮器上的“蒼頡”款文，也是有其歷史文化背景可做合理解讀的。

倉頡，一名蒼頡，原姓侯崗，俗稱倉頡先師，歷史傳說中的皇帝左史官和造字始祖，其身

份和造字的事跡，自戰國以來便廣泛流行。稽諸文獻，漢代及以前的相關文字記錄頗多，例

如：《荀子史·解蔽》載：“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韓非子史五蠹》載：“昔者

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呂氏春秋史·君守篇》載：“奚仲作車，倉頡

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淮南子史·本經

訓》載：“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春秋元命苞》載：“龍顏侈侈，四目靈光，

實有睿德，生而能書。于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烏羽山川，指掌而創文

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蒼頡在漢代以前，已被知識階層所熟知，成為文化人

尊崇的對象，尤其在西漢時期，將其神化到登峰造極的程度。秦始皇兼并六國后，丞相李斯作

《倉頡篇》七章，以秦小篆書寫，作為中國統一文字的依據。入漢以后，該書經過改編，以隸

書形式再現，在社會上廣泛流傳。漢武帝時期，實行武攻文治的國家政策，重視教育，興辦太

學，發展地方教育機構和私學。“蒼頡作書，以昭后嗣，幼子承昭，謹慎敬戒。”《倉頡篇》作

為學童使用的識字課本，隨著政府頒布和人口流動等多種傳播途徑，遍行全國各地，已普及到

地方的郡縣一級。由海外人士捐贈、北京大學收藏的竹書《倉頡篇》，據考證時代最早、文字

最多，是西漢武帝時期的版本。據報道，“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戶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

六十”的偏遠城邦小國精絕國遺址，也發現了《倉頡篇》殘簡，由此可見，這部學童課本普及

面之廣泛。其實，《倉頡篇》并不單純是一部字書，而是帶有明顯意識形態色彩和教化功能的

教科書，其中便含有西漢政權向邊遠少數民族地區輸入漢文化的政治意圖。漢武帝平定衛氏朝

鮮后，在朝鮮半島北部和中部地區建立四郡，郡縣級官吏皆由中央政府派遣，政治、經濟和文

化典章制度基本遵循漢式，加之大量中原移民的涌入，漢文化在這里發生了深刻的影響。通化

赤柏松古城正位于漢四郡之一的玄菟郡境內，在學術界，甚至有諸多學者認為，該城址便是漢

代玄菟郡下轄三縣之一的上殷臺縣治所所在。赤柏松城址出土了數量可觀的具有漢文化因素的

器物，表明該城當時的居民多有漢人的成分，這件“蒼頡”款石鎮器，便是上述歷史背景下的一

件漢人遺物，其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彌足珍貴。

（責任編輯：牧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