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明

三星堆文化的重要特色——神

趙殿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原載《中華文化論壇》2002年1期)

三星堆文化的精神內涵和文化特色或許可以用一個字來概括——神。首先，它是神圣的，它以祭神的方式形

成了一個原始宗教體系和多方朝覲的宗教圣地；其次，它是神奇的，在人像、神像、器物的造型藝術上具有奇

特的形式和手法，并且被注入了人的靈氣和情感；第三，它是神秘的，不僅歷史上對三星堆遺址沒有任何記載，

而且這個高度發達的古代文明的出現和消失又是那樣突然和詭秘。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三星堆文化是一個

“神奇”的文化。

一、神圣的原始宗教信仰。

三星堆文化的繁榮階段，在三星堆遺址內外發現了許多器物坑，埋藏著大量奇異精美的文物，目前己基本

認定是祭祀坑。其中1986年一號坑出土器物420多件，二號坑出土器物1100多件，1929年月亮灣器物坑出

土器物400多件，1987年倉包包祭祀坑出土器物40多件，1976年高駢器物坑出土器物10余件，1990年鹽

亭麻秧器物坑出土器物10多件[注1]。這些祭祀坑出土器物種類繁多，但就其性質而言大都與宗教祭祀禮儀活

動有關，主要是成組成批專門用于祭神的文物。

祭祀坑中的文物主要可以分為人像、神像、神樹祭壇、靈獸、禮器、祭器等幾大類。人像類包括各種按真

人大小用寫實手法制造的青銅像，如通高2、6米的立人像、數十件人頭像、跪坐或站立的小人像等等，它們

可能是參加或主持祭祀的巫師、首領乃至國王。神像類包括各種青銅面具和眼形飾件，如寬達1、38米的突目

大面具、成對的勾云飾突目面具、數十件可懸掛的半圓形面具、以及人面像、獸面具等，是用夸張變形的手法

塑造出令人崇敬供人膜拜的神像，可能主要是祖先始祖之神。神樹有大小八株，最大的高達4米，上面有鳥、

龍、仙果等神物；神壇數件，有的用靈獸、祭師、神殿構成完整的祭祀場面，表達了天地人三界的宇宙觀念。

動物造型種類繁多，形態生動，有的做成人首鳥身等形式，主要有鳥、魚、蛇、虎、龍、鳳等。禮器類包括以

尊、壘為主體的青銅禮器和以玉璋、玉璧為主體的玉石禮器。祭器主要是祭祀中使用的器具和物品，如甕、盤、

盞、器座等陶器，象牙、海貝等物品[注2]。。

這些器物都蘊含有特殊的文化內涵和意識觀念，構成了一個獨特系統的原始宗教體系。這種原始宗教是以

萬物有靈的靈神崇拜為基礎的，主要包括對天地萬物的自然崇拜、對氏族標志物的圖騰崇拜、對始祖先輩的祖

先崇拜等方面或階段。三星堆文化繁榮時期，這種原始宗教發展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融合了多方面的內

涵，并且通過具體的器物造型反映了出來。其中主要有以“神樹”崇拜為集中代表的對天然物體的“自然崇拜”觀

念；以“魚、鳥”崇拜為突出特征的“圖騰崇拜”習俗；以“眼睛”崇拜形式表現出來的對“縱目神”蠶叢的祖先崇拜等

等；并且通過以雕像群體所表現的巫祭集團組織和主持了宗教祭祀活動。這些巫祭是處于人神中介地位的特殊

人員，是一切涉神功能、涉神需要、涉神活動的體現者和組織者。“以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為基本

內容，以巫祭集團貫穿起各種宗教活動，構成了三星堆時期精神文化的基本框架”[注3]。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

物成為了這種宗教構架的生動寫照。

三星堆遺址由于經常舉行宏大而神圣的宗教祭祀活動，加上它強大的經濟文化實力，吸引了遠近眾多民族

和國家前來交往，使三星堆古城成為了多種文化交匯在一起的古代文明中心。在祭祀坑、墓葬、遺址出土的文

物中，己包含有許多遠方的文化因素，如夏文化（二里頭文化的銅牌和陶器）,商文化（尊、壘等青銅禮器和璋、

璧、戈、圭等玉石禮器群）,良渚文化(玉錐型器及琮、璧等禮器)等等。還有一些文化因素可能與南亞乃至西亞

的古代文明有關，如金杖、金面罩的使用，神樹的造型，人像的塑造等[注4]。經鑒定，三星堆出土的海貝和

象牙主要來源于東南亞及其沿海地區。三星堆銅人像的形象、裝束、大小有很多不同，可能反映了參加祭祀者

來自許多不同的民族或群體，眾多的動物雕像則可能是代表不同氏族部落的圖騰。有的學者認為其中還有來自

良渚文化的神像[注5]。從總體上看，三星堆文化是以本地文化因素為主發展起來的，而外來文化的加入又大

大促進三星堆古蜀文明的發展進程。各種文化往來的時間和情況可能有所不同，但大型宗教活動的吸引力產生

的強大凝聚作用或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三星堆古城大約己經成為了一個多方朝覲的宗教圣地，它以祭祀

活動的形式實現了文化的融合和社會的繁榮。正是多元文化的撞擊和融合，才創造出如此光彩奪目的三星堆文

明。

二、神奇的造型藝術杰作。

三星堆文化的這些精神內涵，是用高超的藝術手法，通過具體的藝術造型表現出來的。由此產生的一大批

造型藝術的杰作，具有神奇的形態和強烈的感染力，在中國乃至世界美術史上留下燦爛的篇章。

三星堆文物中最令人驚嘆的是數百件大小青銅雕塑作品，包括立人像、小人像、人頭像、人面具、神樹和

各種動物造型。通高2、6米的青銅立人像（K2②﹕149、150），人體身高1、7米，比例勻稱，端莊嚴肅，

身披法衣，站于祭臺之上，是指揮整個祭祀活動的群巫之長，也可能就是國王。這是一件寫實主義的園雕精品，

己具有高座紀念碑式的藝術效果[注6]。通寬1、38米的大型銅面具（K2②﹕148），則用變形夸張的手法，

使五官特別是眼睛極度突出，表現了它作為神像的特有氣質，是一件浪漫主義的杰出作品。高達4米的神樹

（K2②﹕94），不僅是我國乃至世界上最高的單體青銅器之一，而且用飄擺的枝葉、驕健的巨龍、欲飛的神鳥、

鮮熟的果實等奇物加以裝飾，突出了該樹作為天梯和圣界的特殊功能。動物的造型神態各異，而且都充滿了靈

氣，其中有一件雄雞昂首長鳴，形態極其生動優美（K2③﹕107）。

從雕塑的種類來看，三星堆文物中包括有圓雕、高浮雕、淺浮雕、片狀掛飾等種，還有線刻、透雕、裝飾

附件等其他一些藝術表現形式。立人像、人頭像、銅樹等是圓雕作品的代表，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觀瞻。人

面具是一種半圓形的高浮雕，可以高高懸掛起來，供人們從寬闊的視角進行膜拜。獸面具和眼形飾件等淺浮

雕是裝在平面上的藝術品，有單方面的視覺效果。牌飾、魚形掛飾等是懸掛在器物上的片狀作品。玉邊璋（K2③

﹕201—4）上的祭山圖是線刻藝術的杰出代表。玉璋（K1﹕235—5）頂端的小鳥則是用透雕方法制作而成

的。三星堆時期的造型藝術手法己經達到了相當完備的程度。

三星堆藝術的神奇之處還在于它具有深刻的文化內涵。這些藝術作品是在宗教祭祀活動中使用的，是貢獻

給神的圣潔之物，用以表達對神的信仰與崇敬，因而蘊含著人們深厚的情感和愿望，被塑造得極其生動而怪異。

前面講到的原始宗教的主要方面和內容，都是通過具體的藝術形式表現出來的。其中有表現巫師祭司的一百多

件雕像和線刻人像，每件人像的大小、形象、裝束、位置又各有不同，分別放置于廣場或廳堂、神樹、神殿、

祭山儀式等特定的環境之中，既反映出他們在宗教祭祀活動中的不同身份和職能，又表現了他們是來自不同民

族、地區、不同社會等級的巫師或酋長，成為研究當時社會和文化結構的形象資料。用于表現神像崇拜的大型

面具和眼形飾件，則被制作成個體巨大、眼睛夸張、神態莊重，上百件一起被組裝懸掛起來，形成強烈的宗教

氣氛。他們通過“眼睛崇拜”表現了對以“縱目”為主要特征的始祖神蠶叢的形象崇拜；而這種巨眼高懸的神像，

有可能還是古代“蜀”字的起源所據[注7]。作為主要表現氏族部落圖騰的數十種動物雕像，分別代表了參加祭

祀活動的眾多民族集團。當時的人們還能通過一些具體化的物體來表示地下、人間、天上等宇宙觀念，并且將

它們組合在一起表現“三界”之間的關系，反映出對天地人神的崇拜（K2③﹕296）。通過高大的樹木和鮮活的

鳥獸、奇異的飾件，又表現出神樹具有天梯和圣地等內涵，使其在祭祀儀式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他們還能用構

圖復雜的組畫，表現“祭山”等完整的祭祀活動場面。

總之，注重人像動物形體的塑造，用優美生動的造型藝術作品表達復雜而抽象的思想感情，反映出豐富的

社會文化內涵，是三星堆文化的一個顯著特征。在這些藝術品之中蘊藏著許多神奇的故事和理念，有待人們去

探尋。

三、神秘的文明起源與消亡。

三星堆遺址在史書典籍中沒有任何記載。清代《漢州志》有“三星泮月”之說，那只是對這一帶地形環境的描

寫，被稱作“漢州八景”之一，與歷史文化無關。如此宏大的古城，如此發達的古代文明，為什么出現和消失得

這樣突然，為我們留下了無數的迷團。

首先呈現出來的是三星堆文化的時代、地域和文化性質之迷。三星堆文化的認識和三星堆遺址的正式發掘，

是從1980年開始的。經過二十年的不斷努力，目前己初步弄清它是距今五千至三千年前一種獨具特色的考古

學文化，開始時稱之為“三星堆文化”。三星堆遺址可分為四期，各期文化既有密切聯系又有一定區別。相似的

文化遺址分布在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直到三峽內外的廣大地區。在長達兩千年、寬達上千公里的時空范圍內，它

是一個還是幾個文化？有幾個區域或類型？其性質、面貌和關系如何？都還有許多問題值得探討，存在一些不

同的意見。目前主要有“一個文化的早晚兩期”（將遺址一期和二三四期分開）、“兩個文化”（一期又稱寶墩文

化，二三四期專稱三星堆文化）、“三個文化”（一期稱寶墩文化，二三期稱三星堆文化，四期稱十二橋文化）

等幾種看法。筆者傾向于用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橋文化來分別加以命名，并且與周圍先后存在的

遺址聯系起來，共同構成一個相互聯系又有所區別的文化體系；而成都平原和川西、川中、川東、鄂西等地的

相關遺存，則可能是不同文化階段的一些地方類型[注8]。構筑考古學文化的年代序列和文化譜系，是利用考

古材料解決歷史和文化問題的重要基礎。各學科專家特別是考古工作者應該通過深入的發掘和研究，為破譯三

星堆之迷打下更加堅實的基礎。

其次是三星堆文化的主人之迷。從目前發現的大量遺跡遺物可以看出，三星堆遺址的繁榮時期，己經形成

了一個高度發達的古代文明中心。是誰在這里創造出如此輝煌的成就？成為人們最為關心的話題之一。有的同

志認為目前的考古材料還不能研究這種歷史問題。但這又是無法回避的，是各學科研究者包括考古工作者應該

回答的問題，而且目前己有豐富的實物資料可供研究。雖然考古學文化并不等同于歷史王朝和分期，但重大的

考古現象必然留下歷史的痕跡，并與同時同地的歷史進程產生一定的聯系。三星堆文化在成都平原中心地區發

展了兩千多年，肯定與在此形成的古蜀歷史有直接的關系，問題在于如何論證得更加合理。由于蜀史的文獻記

載十分簡略又充滿神話色彩，給研究帶來了困難，形成不少分歧意見，也增加了探索工作的神秘感。我們認為，

從寶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十二橋文化，再到春秋戰國時期的晚期巴蜀文化、最后在秦漢初期融合于多元一體

的漢文化之中，當地的考古學文化基本上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文化序列，也可以說是一個古代文明形成、發

展、消亡的完整歷程。從總體上看，它所反映的應該就是古代巴蜀特別是蜀人的歷史進程，或者說是巴蜀文明

興亡的全過程。這一過程可以分為五個階段，其中距今4000—3000年間的三星堆文化繁榮時期，是第一個發

展高峰，是巴蜀文明正式形成的階段[注9]。處于這一時期的“三星堆文化”的主人，目前主要有“魚鳧氏蜀王”

和“杜宇氏蜀王”兩種看法。我們傾向于前一種意見，即魚鳧氏蜀人是三星堆文明的主要創造者[注10]。上述哪

種看法更接近于歷史的真蹄，尚待更多的材料和更深入的研究加以驗證。

第三是三星堆文化的來源之迷。這是一個更加難解的古史之迷。三星堆文化看似非常突然地出現在川西平

原之上，并形成繁榮而奇特的古代文明。它包含了大量外來文化因素，如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二里頭文化、

殷商文化、以及南亞、西亞地區的文化內容，更有一大批獨樹一幟的器物和藝術作品。近年來發現的寶墩文化

遺址群，又為尋找三星堆文化的本土淵源提供了線索。三星堆文化到底是怎樣形成的，目前還沒有比較一致的

看法。從史料傳說的角度，又有蜀人來自西部山區等說法，夾雜在神話故事之中。研究的角度也有“傳播論”和“影

響論”等不同的觀點。有的更具體指出是來自舜“竄三苗于三危”，“早期蜀人是由當地的濮人和西遷的部分三苗

之眾融合而成的”[注11]；有的說“三星堆二期文化很可能是在夏末商初時，由遷入成都地區的夏遺民，與當地

土著居民相結合所創造的一種新型文化遺存”[注12]。筆者認為：影響三星堆文化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它

可能是以本地文化為主，吸收多種外來文化而成的，其中可能包括三苗（石家河文化）、夏（二里頭文化）等

因素，但不一定就是在舜遷三苗、桀奔南巢時才傳入的。三星堆文明正是多元文化撞擊而生的文明之光，具體

分析各種因素的來源，將有助于解開三星堆燦爛文化的起源之迷。

另一個重大的迷團是三星堆文化為什么突然消失了。從三星堆遺址的情況可以看出，宏大的三星堆古城和

古遺址群，在商周之際突然廢棄，至今此地仍基本保持了當年的地形地貌，既為我們存留下寶貴的遺產，又為

后人留下了無限的迷茫。廢棄的原因目前主要有水患說、遷移說、亡國說、改朝換代說等。筆者傾向于最后一

種意見，并曾從遺跡遺物與史料結合的角度加以分析，指出在“商周之際或西周前期大約有一次杜宇取代魚鳧、

強行改變三星堆文化發展進程的重大歷史變革。這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歷史課題”[注13]。上述各種看

法都還未能形成比較公認的結論，三星堆遺址的突然荒廢和三星堆文化的迅速消失仍然是個未解之迷。

神秘的三星堆之迷還有很多，如古城的興建與布局、祭祀的形式與目的、人群的族屬與構成，甚至于在每

一種文化現象、每一件特殊器物中都有許多待解之迷。神圣的信仰是主體，神奇的藝術是其表現形式，神秘的

歷史是所產生的結果，這就是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共同構成了一個“神奇”的三星堆。三星堆古代文明正是以

其神秘的歷史、神奇的藝術、神圣的信仰而具有神話般的色彩，留給人們無限的想象和探索空間，因而充滿無

窮的魅力。

注釋

[1]三星堆一、二號祭祀坑見《三星堆祭祀坑》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99年）和《文物》1987年第10期、

1989年第5期上的兩個簡報。1929年器物坑參見馮漢驥、童恩正《記廣漢出土的玉石器》《文物》1979年第

2期。倉包包祭祀坑簡報發表于《四川考古報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高駢器物坑見敖天照、王友鵬《四

川廣漢出土商代玉器》《文物》1980年第9期。鹽亭器物坑見趙殿增《綿陽文物考古扎記》、趙紫科《鹽亭

縣出土古代石璧》《四川文物》1991年第5期。

[2]趙殿增《三星堆祭祀坑文物研究》《三星堆與巴蜀文化》巴蜀書社1993年；《人神交往的途徑——三星堆

文物研究》《四川考古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

[3]趙殿增《三星堆文明原始宗教的構架特征》《中華文化論壇》1998年第1期。

[4]參見1989年10月《四川文物廣漢三星堆遺址研究專輯》霍巍《試論三星堆文化與西亞文明的關系》等

有關文章。

[5]張明華《良渚獸面紋為虎紋的又一重要例證》《中國文物報》1998年9月9日。

[6]李松《三星堆青銅雕像群的美術史價值》《三星堆與巴蜀文化》巴蜀書社1993年。

[7]趙殿增《從“眼睛崇拜”談“蜀”字的本義與起源》《四川文物》1997年第3期。

[8]趙殿增《略談巴蜀文化與巴蜀文明》《巴蜀文化論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

[9]趙殿增《三星堆考古發現與巴蜀文明進程的探索》1999年中國考古學會第十次年會論文，待刊。

[10][13]趙殿增《三星堆考古發現與巴蜀古史研究》《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專輯》1992年。

[11]俞偉超《三星堆蜀文化與三苗文化的關系及其崇拜內容》《文物》1997年第5期。

[12]杜金鵬《三星堆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的關系及相關問題》《四川文物》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