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儒家

略論中國儒學發展的基本脈絡

從中國儒學發展的有五大階段

1.先秦中國儒學的奠基時代

2.兩漢儒家經學的獨尊時代

3.魏晉隋唐儒、道、佛斗爭與交融時代

4.宋明理學儒學發展的新階段

5.清代中國傳統儒學的清理與總結時代。

中國儒學向以內容寬廣、典籍浩繁而著稱。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甚至是中國

傳統文化的主體，它又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其他學派相互交織相互牽引，或斗爭或

交融或顯或隱此伏彼起，從而共同形成了浩瀚龐雜的中國傳統文化。

一般說來任何一種思想學說的產生一個學術流派的形成總是有它相應的社會歷史

條件的。存在決定意識，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也是自

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基本事實所驗證了的客觀真理。儒學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它

的社會基礎基本上是以血緣宗法關系為紐帶的封建社會制度。它雖然也有一定的行政

手段但主要是宣教道德與倫理。

因此中國儒學的整個發展歷程也基本上是與中國封建社會的形成、發展以及其衰

落、滅亡而相適應的，作為對于中國封建社會歷史發展在政治與道德領域中的一種反

映，它確有與封建社發展階段或封建王朝之更替相重合之處，因為它的理論學說的

基本內容必然要制約于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與政治，不然也就不可能成其為中國儒

學，而另一方面任何一種社會意識形態一旦形成它又必然具有自身的相對獨立性，

必然要受到同時存在的各種意識形態的相互制約相互撞擊從而表現了意識形態領域

發展前進的特有規律。

一先秦中國儒學的奠基時代

韓非曾言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顯學者顯赫之

學也即盛極于一時的思想學說。春秋、戰國之世儒家與墨家都曾經盛極一時。儒家之

學孔子即為最高代表。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社會之經濟、政治制度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變革的實質就是

在于由奴隸制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而這一社會變革反映到思想領域就是百家爭鳴即

各個階級、階層的代表人物為適應這一重大的社會歷史變革分別立足于本階級或集團

的利益而提出的社會、政治、倫理等方面的思想學說。此期各個學術流派的主要代表

人物又都為本學派的形成與發展構建了較為堅實的理論基礎形成了較為完備的理論體

系。如儒家前有孔子后有孟軻、荀卿道家前有老聃后有莊周、楊朱法家前有李悝、商

鞅后有韓非、李斯等。由于各家之思想學說都欲干人君以用世以自己的理論觀點、思

想學說來改造社會。

道家也是以自己的觀點干預社會人生因而其間的理論斗爭亦十分激烈。由于激烈

的論爭相互辯難亦相互吸取從而又促使各家之思想學說均趨向成熟。學術界常言先秦

諸子之百家爭鳴是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黃金時代，而這一時代之最大成就就在于各個

學術流派都為自身奠定了深厚的理論根基。

儒學的奠基雖以孔子為主體實亦包容了先秦儒家之群體。堯、舜、文、武被奉之

為儒家道術的鼻祖，而周公制訂《周禮》、《儀禮》成了名副其實的儒學先驅。至孔子

之時既創立了以仁、禮為核心的龐大的儒家思想體系，又刪訂六經為儒學留下了傳世

的經典，其弟子三千賢者七十有二，使儒學思想廣為傳播成了影響深遠的學術流派。

二兩漢儒家經學的獨尊時代

儒學思想理論的確立、成熟并非一定可以得到官方的認可。春秋、戰國諸侯爭強

圖霸紛紛以富國強兵為事何暇顧及于仁義、道德孔子周游列國然莫能用干七十余君無

所遇。孟軻亦曾到處求仕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

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對于孟軻所述唐、虞、三代之德則視之為迂，

儒家之思想學說雖然美妙動聽然不切實用只能在野說說而已。

秦統一中國以強兵、苛法為事既以武力征戰而吞滅六國，以嚴刑峻法而理政治民，

銷天下兵器鑄十二金人于咸陽，欲以強力而成其萬世之業。李斯建議大焚篇籍，非博

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

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記秦始皇本紀》后又以侯生、盧生之事將術士四百六十人

坑殺于咸陽。這就是著名的焚書坑儒。儒家學派遭此劫難實已陷入來絕之境地。

然而歷史似乎故意捉弄世人。秦始皇以如是之精心所謀劃的萬世基業竟落得個二

世而亡。成為中國歷史上最短的一個王朝。漢初儒生賈誼《過秦論》中言秦欲焚書坑

儒以愚黔首，而結果卻正以其仁義不施而身死國亡。秦之滅亡所給予漢王朝的統治者

以重要啟示儒學、仁義不能拋棄。

漢興劉邦為解決群臣之酗酒爭功就不得不起用叔孫通制定朝儀。之后為恢復農業

彌合戰亂之瘡痍先選取了黃老之道，為無事以與人民休養生息。此時亦開始除挾書之

律，開獻書之路，大收篇籍要以儒術來穩定人心穩定社會。至孝武之世乃建藏書之策，

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這就是名著史冊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秦皇之

滅絕儒學到漢武之儒術獨尊，儒學可謂從十八層地獄上到了九重青天。由是乃開始了

儒家經學的長達兩千余年的統治地位。漢代的經學獨尊既促使儒學與封建政治緊密地

結合在一起，也賦予了儒學以無尚的光榮與權力。治經可以免賦稅，治經可以給官祿，

以《易》至兩千石者不乏其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

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兩漢經學可謂盛極一時。

盛極而衰似乎是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至東漢之末一方面由外戚與宦官的激烈斗

爭使東漢王朝中央政權長期處于嚴重的政治危機之中，而社會階級矛盾的加劇，黃

巾大起義的突然爆發又大大加劇了已經無法維系的社會危機。這一歷史條件本身已決

定了儒家經學無法以其固有的地位而繼續存在。另一方面經學發展之自身也已形成了

嚴重的雙重危機：一是煩瑣注經所形成的沉重枷鎖已使經學無法繼續發展，思想信仰

亦嚴重跌落，以儒學沽名釣譽者比比皆是，何能再度喚起人們對于儒學的尊崇，迫

使儒學不得不進入為自身的存在而艱苦抗爭的新的歷史階段。

三魏晉隋唐儒、道、佛的斗爭與交融

此期儒學發展的基本特點是在危機中求出路在斗爭中求發展。由于這一階段斗爭

較為復雜故又可以分三個方面加以敘說。

其一是儒、道之斗爭

東漢后期儒家經學雖已陷入嚴重的危機之中但其余威尚在孔子的圣人地位尚無

人敢公開否定。因此解救危機的方式尚不敢公然拋棄儒學更不便公開打倒儒家經學。

人們為脫開煩瑣注經的危機，避開混亂污濁的社會現實，便從清淡議世入手，逐步

形成了援道入儒的談玄之風。清談無益于治國，貴無者亦不能不食人間煙火。玄不可

代儒乃是現實社會自身存在與發展的必然要求。

其二是儒、佛的斗爭

佛教之傳入中國始聞于西漢之末東漢則有人奉信并開始譯經。由于佛與道在世界

觀上有明顯的相通之處，故魏晉玄學的興起對佛教的傳入與興起實有迎就之作用。至

東晉南北朝時期佛教乃大為盛興。佛、儒之不能相容乃其思想學說之本質使然，一個

要積極入世治政，一個要出家避世修入天堂此乃冰炭之不能同爐也。韓愈由于其激烈

的反佛斗爭不但丟官并且幾乎丟掉了生命。儒家之思想學說正是在斗爭中磨煉著自己。

加之魏晉隋唐之數百年間儒學貌似停滯實在奮爭。由于這一期間進行了較為充分

的反思、抗爭、吸取、積累才使它有可能進入新的飛躍并能重新崛起。

其三是儒學發展的新階段宋明理學

理學亦稱道學又稱新儒學。

這一時期之所以被稱為新儒學或儒學發展的新階段，就在于它既以儒學為根基深

深地、牢牢地植根于其中，又在理論形態、治學方法、治學態度等方面表現了鮮明的

新的特點。

首先理學亦以承繼儒家之道統而自居。其次宋儒所奉典籍亦皆儒學之經典。至于

理學之所以為新，又在于它表現了與漢唐經學的不同特點，概其大要：可分三條。

一理學以性與天道為中心問題。這在先秦是孔門弟子所不可得而聞的問題，而在

漢、唐又是為浩繁的經學所湮沒了的問題。

其二理學以對儒家經典之義理的闡述為其治學的基本形式與方法，它與以傳注訓

詁為基本方法的漢代經學表現了迥然不同的特點。而這也正是漢學與宋學的根本分歧

之一。

其三理學在儒家思想學說的發展歷程中表現了最為完整的理論形態。先秦、漢、

唐儒學大致均以社會政治人倫為基本問題，對于宇宙、天道很少論及幾乎為道家所獨

占。大約是經歷了數百年與佛、道之學的斗爭，儒學也不得不在這方面彌補自己的缺

欠。吸取道、佛也好改造佛、道也好總之要使自身的思想學說形成為完整的理論形

態。

四清代中國傳統儒學的清理與總結

大約又是一個物極必反。宋明理學為矯漢儒煩鎖注經之失便努力以思想學說的闡釋為

己任。拋開經傳而空說義理，久而久之，必然會束書不觀游談無根，顧炎武語。而矯

虛之弊又在務實。明末清初,時才俊之士痛矯時文之陋，薄今愛古,虛崇實挽回風氣幡

然一變。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皆負絕人之姿為舉世不為之學。

時至近代鴉片戰爭時外國的堅船利炮撞開了古老封閉的封建中國的大門，而武昌

起義之一舉成功又宣告了封建帝制在中國的終結。中國儒學之服務對象的主體封建政

權已一朝瓦解。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至此，作為中國儒學之思想學說的發展，亦喪失

了其基本的條件。清末儒康有為、廖平之陷入極端之畸形，實乃勢數之必然。中國儒

家思想學說的發展事實上也進入了終結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