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西周

夏商西周的歷史地位

在上古時代相當艱苦困難的條件下，社會人們所創造的文化能夠得以

保存并且發展壯大，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就世界歷史的范圍看，夏

商西周時期的社會歷史一脈相承，其間不僅沒有間斷，而且三代的文化漸

次延續而屢創輝煌。這個能說是世界歷史發展中的一個奇跡。這一點可以

作為我們所闡述的夏商西周的歷史地位這個問題的第一方面。

站在文明時代檻上的禹是夏朝的奠基者。從禹子啟開始，夏朝正式建

立。夏朝共歷四五百年的時間，在大約公元前21世紀至前17世紀之間。

《史記·夏本紀》集解引《汲冢紀年》說夏朝“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

十一年”。所謂“無王”，指夏朝初期太康失國以后的一段時間。在這段時

間里，東夷族的羿、寒浞先后占據了統治地位，直到太康弟仲康的孫子少

康時，夏王才恢復了統治。曾經見到過《汲冢紀年》材料的晉朝人束皙說

“夏年多殷”（《晉書·束皙傳》），認為夏朝比殷朝的年數更多。他可能

是把堯舜的時間都算在了夏朝之內，也可能只把盤庚遷殷以后至紂王的時

間算作殷朝年數。無論如何，在我國文明時代的開始階段，夏朝都是歷時

長久的一個重要時期。繼夏而起的商朝是由子姓的商族所建立的。商的祖

先契與舜禹的時代約略同時，可見商也是一個相當古老的部落。商在早期

是活動在黃河下游北方廣大地區的部落，時常進行遷徙，到了成湯時期，

商族活動在今冀南、豫北一帶。大約在前17世紀成湯在眾多方國部落的

支持下滅掉夏朝，建立了商朝。按照《史記》的記載，商朝共傳十七世，

三十一王。商朝的覆滅是前11世紀的事情。《史記·殷本紀》索隱引《汲

冢紀年》說商朝“用歲四百九十六年”，與商朝的實際情況當相距不遠。

商朝可以分為兩個大的階段。從成湯滅夏到盤庚遷殷以前為第一階段，稱

為早商時期；盤庚遷殷之后至商朝滅亡，為第二階段，稱為晚商時期。早

商時期殷都屢遷，商朝都邑先后有毫、囂、相、庇、奄等。盤庚繼位以后

把都邑從奄遷徙至殷。這以后，商的都邑還可能有過小范圍內的移動，也

可能出現過兩都并存的局面，但大體說來，基本上還是以殷為都邑的。

《史記·殷本紀》正義概括《紀年》的說法，認為“自盤庚遷殷至紂之滅

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其說大致可信。和了姓的商族一樣，姬姓的

周族也有相當古老的歷史。周的始祖棄是舜禹時代的人，曾被舜任命為后

稷。在部落首領公劉的時期，周族居于戎狄之間，公劉率族眾遷徙至豳。

公劉以后九傳至公亶父，周族又從豳遷徙到歧山下的周原。這以后周族才

迅速發展，特別是在周文王的時期曾經達到“三分天下有其二”（《論

語·泰伯》）的興盛局面，受到多數方國部落的擁護，從而為武王伐紂滅

商奠定了基礎。大約在前11世紀，周武王率眾滅掉商朝，成為周朝的開

國之君。周朝以平王東遷為分界劃分成西周與東周。東周包括春秋、戰國

兩個階段，社會歷史進入了迅速變革的時期。周代能夠自成體系、穩固發

展的歷史時期還是西周。從周武王開始，西周王朝共歷十二世，十三王，

此外，在武王之后周公曾經攝政稱王一個時期，在厲王末年有長達14年

的“共和”時期。西周的滅亡在前771年，前后延續了兩個多世紀的時間。

我國的上古文明自夏朝起就有了相當迅猛的形勢。從世界范圍看，在

前21世紀到前11世紀，即我國的夏朝和商朝時期，堪稱文明古國可以與

夏、商匹敵的為數甚少，僅有尼羅河流域的埃及、兩河流域的巴比倫、印

度河流域和克里特島的一些城邦國家。在這個時期以后，我國的周朝把夏、

商的古代文明繼續推向興盛。傳統文化不僅得以延續，而且有更高水平的

發展，可是與夏、商同時期的文明古國卻由于種種原因而陷于衰落和滅亡。

我國的夏、商時代正值埃及的中王國和新王國時期。新王國結束后，埃及

就陷入分裂局面，利比亞人占據其北方地區，努比亞人則進入其南方，致

使埃及文明處于衰竭的境地。此后，埃及還曾并入波斯帝國的版圖。隨著

國家的覆滅，古埃及的文字也逐漸被人們遺忘，終于成了一種死文字。作

為兩河流域經濟和文化中心的古巴比倫王國的建立與我國商朝開國的時間

約略相當，但它延續僅兩個多世紀即告終結，于前1595年被小亞細亞東

部的赫梯人滅掉。此后，巴比倫文化就再沒有什么進展，作為古巴比倫文

明象征的刻有漢謨拉比王法典的玄武巖石柱也被入侵的埃及人作為戰利品

帶回埃及古都蘇撒，直到20世紀初才被發現。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被稱

為哈巴拉文化，其興盛的時期和我國夏朝約略相當，可是在前18世紀左

右卻被入侵的雅利安人毀滅。此后哈巴拉文化即湮沒無聞，直到本世紀

20年代才通過考古發掘而為世人所知。就古代文明發展水平來看，各個

地區都有自己的優勢和輝煌業跡，都作出了杰出貢獻，然而在連續發展方

面我國的古代文明卻獨占鰲頭。史實表明，越是古代的文明，越是比較脆

弱，容易在風雨飄搖的時候顛覆其航船。然而，夏商西周的文明不僅達到

了很高水平，足可與世界上的其它文明古國相媲美，而且源遠流長、一脈

相承，即使在西周以后文明的進程也沒有中斷過。這種情況表明我國夏商

西周時期所創造的古代文明具有極其強大的生命力。

夏商西周的歷史地位的第二個方面是對于我國古代社會發展的重大而

深遠的影響。

夏朝對于后世的影響很大。商朝的統治者每以夏的覆亡為歷史的鑒戒。

湯臣仲虺曾經說：“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喪

〔厥〕師。”認為夏朝之所以滅亡，是因為夏王矯誣天命而虐待民眾，引

起上帝憎惡，故而喪師滅國。周朝統治者每以夏為自己的正宗，周人屢稱

自己為“有夏”。《尚書·君奭》載著名政治家周公的話謂“惟文王尚克修

和我有夏”。《尚書·立政》記載周公分析周何以能夠滅商的問題，謂上天

“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周人以夏自稱表明姬周族與夏族關系密切，

甚至可能原為夏族分支，所以才對夏表示十分尊敬。《尚書·召誥》載周

公之語謂“我不可不監于有夏”，認為夏朝“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強調周朝統治者必須汲取夏朝覆滅的教訓，才能夠長治久安。作為我國歷

史上第一個朝代，夏朝的許多制度、禮儀、文化等對于后世都有深遠影響。

孔子對于夏禮很感興趣，曾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論

語·八佾》），以自己懂得許多夏禮為榮耀。相傳夏的開國君主夏后啟曾經

“舞九韶”，對于以“韶”命名的樂舞，孔子十分欣賞，認為它已經達到

了盡善盡美的程度，“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論語·述而》）。夏朝

的歷法稱為“夏令”或“夏時”，由于符合天象而為人們歷來所沿用，孔

子就主張“行夏之時”（《論語·衛靈公》）。相傳，造車、造酒等技術都

是夏朝時期所發明的，并且還達到了相當的水平，這對后世生產和生活的

發展有不小的作用。

商王朝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不僅比夏朝有了很多的發展，而

且表現出更為鮮明的特色。當時以商為核心的方國部落聯盟比較鞏固，商

朝成為聯系眾多方國部落的中心和紐帶。商朝時期王權得到加強。最高君

主的名稱在夏代多稱為“后”，到了商朝則稱為“王”。相傳成湯滅夏時就

以自己勇武為理由，而號稱“武王”。《詩經·常發》記述商的苗裔對成湯

的頌揚說：“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局。”滅夏的時

候，成湯威風凜凜地站在大旗下，虔敬地拿著大鉞，所指揮軍隊的氣勢如

烈火般旺盛，沒有誰能夠阻擋。這些詩句塑造了商王成湯的鮮明形象。

《尚書大傳》說：“湯放桀而至于毫，三千諸侯大會。湯從諸侯之位，三

讓。三千諸侯莫敢繼位，然后湯繼天于之位。”由此可見，商王在為數眾

多的方國部落間具有很高的威望。成湯滅夏以后，曾經作了一篇《湯誥》，

其中說“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群后”，可見在那個時候“王”

的地位已經遠在“后”之上。盤庚遷殷之后的晚商時期，王權進一步加強。

后期的幾位商王名號在干支字之前往往冠以美稱，如康丁、武乙、文丁等，

表示商王已經擁有了更加特殊尊貴的地位。商朝最后兩位王竟將上帝的

“帝”字用于王的名號，稱為帝乙、帝辛，直接反映廠君權神授的觀念。

商朝要保持其主導和核心的地位，必須由精明干練、富于經驗的強有力的

人物來充當商王。當這樣的人物在位的時候就會“諸侯畢眼”，反之，則

“諸侯莫朝”（《史記·殷本紀》）。商王繼位不僅有“父死子繼”的情況，

而且也有不少是“兄終弟及”。“兄終弟及”情況的大量出現，這在其它朝

代是罕見的。其原因可能與加強以商朝為核心的方國部落聯盟的需要有關。

商朝的社會政治生活中，神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也是很有特色的一

個方面。殷墟甲骨卜辭的材料表明，當時商朝的統治者幾乎是每日必卜、

每事必卜，許多重要的軍國大事都需要神意來決定。商王武丁及其稍后的

時期、人殉、人祭達到鼎盛，大量的人牲被殺掉祭祀神靈，顯示了神權的

特殊尊貴。對神權的高度重視，在古代社會中沒有哪一個朝代能夠和商朝

相比擬。龜甲獸骨文字是商朝文化的瑰寶。它雖然是商朝神權影響下的產

物，但卻從各個方面記載了商朝的史實與社會面貌，所以說是極可寶貴的

遺存。商朝以后，甲骨文近乎絕跡，因此卜辭材料就成為獨具特色的商朝

文化的代表。

我國上古時代社會文明的歷史進程與國家機構的完善、階級和等級關

系的變化、氏族傳統影響的逐漸削弱密切相關。周朝在這些方面由于宗法

制度、分封制度的實施而取得重大進展。周朝建立初期，以周公為代表的

統治集團審時度勢，全力推行這兩項制度，把周王族成員中盡可能多的人

物分封出去建立新的國家。通過分封以擴大周朝影響，行宗法以鞏固和提

高王權，周朝在這兩方面都取得了成功。究其實質而言，分封制實際上是

宗法制的外延。周朝文化的各個方面都打上了宗法觀念的烙印。孔子說：

“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他認為周朝文

化是在夏、商兩代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所以豐富而有文采，因此才被贊

成。周朝文化、制度進行創新的重要內容就是實行宗法制度。王國維說：

“欲觀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異于商者，一日

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喪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

天子臣諸侯之制。”這個說法很有見地，它精辟地說明了宗法觀念下周朝

文化的特征。在宗法觀念下，周人又提出了“禮”。周公治理天下的關鍵

就是制禮。作為禮儀制度、倫理觀念的禮，其起源是很早的，然而把它作

為一個完整的概念提出來，并把它作為社會文化生活的準則，則是周朝的

事情。與宗法制度、禮等相關聯，周人又提出了“孝”、“德”等觀念，并

使其在周代社會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這些制度和觀念對于我國古代社會

產生了巨大影響，我國傳統文化的許多內容都要追溯到周代才能弄清楚其

源流和實質。在社會結構方面周朝很有特色。它既和原始氏族時代以及殷

商時代有別，又跟綿延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時代的情況不同。周朝的社會

結構雖然繼往開來，但卻又自成體系。周朝在政治上注重的是“分”，而

不是“合”。分封制是這樣，宗法制也是如此。拿宗法制度來說，它強調

了從強宗大族里繁衍出數量眾多的支系小宗，這些支系小宗再繁衍出下一

個層次的支系小宗，從而形成連鎖式的分裂增長。就周朝獨具特色的井田

制度來說，其基本特點依然是“分”，即分別出公田和私田。假如和商朝

的社會結構相比，周朝的這個特點就更加明顯。商朝注重自身力量的發展，

靠自己的凝聚力形成方國部落聯盟。這種結構形式可以說是內聚型的。周

朝比較開放的社會結構使它比夏朝和商朝具有了更強的實力。夏、商時期，

都、邑的數量很少，到了周朝則數量巨增，呈現出星羅棋布的狀態。在周

朝，各地的經濟文化聯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強。殷代的甲骨文目前僅集

中出現于殷墟一地，而周朝的青銅器銘文則遍布四面八方。周朝比較開放

的社會結構大大推動了古代文明發展的歷史進程，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古

代方國部落的閉塞狀態。周朝之所以能對后世產生深遠影響，與這一點很

有關系。

社會結構的緩慢而重大的變動以及社會歷史的巨大運轉，是夏商西周

歷史特點的第三個方面。探討我國古代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動，研究者對于

春秋戰國時期投入較多的注意和精力，是十分必要的。這是因為春秋戰國

確是我國上古代社會演進出現大的轉折的關鍵時期。然而，需要看到，春

秋戰國時期社會上的威武雄壯的活劇正是在夏商西周以來所建造的巍峨舞

臺上演出的，春秋戰國時期前所未有的燦爛文化正是夏商西周以來長期積

累的發展。“十月懷胎，一朝分娩”，春秋戰國這個輝煌時代的誕生乃是夏

商西周長期孕育的結果。在專家們對于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變革已經做過

許多研究的時候，我們今天來縷析夏商西周時期社會結構的緩慢而重大的

變動，以及社會歷史的巨大運轉，對于認識和研究我國古代社會應當是一

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在這里，我們先對此進行一些簡要闡述。

夏代社會結構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部落與氏族組織對于社會的重大影響。

夏王出自姒姓族。夏朝時期有許多方國部落，見于《史記·夏本紀》的就

有杞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冥氏、斟戈氏

等。《呂氏春秋·用民》篇說：“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于湯而三千余

國。”如果說夏朝有幾千個方國部落，那還是可信的。夏朝時期，階級和

階級斗爭還是處于初始階段，國家也只是雛形，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在夏

朝與眾多的方國部落之間。夏桀亡國的主要原因在于夏朝失去了諸多方國

部落的支持，從而陷入了內外交困的局面。馬克思說：“在古代的羅馬，

階級斗爭，只是在享有特權的少數人內部進行，只是在自由富人與自由窮

人之間進行，而從事生產的廣大民眾，即奴隸，則不過為這些斗士充當消

極的舞臺臺柱。”夏朝的情況當然與古代的羅馬有許多區別，并不可以進

行簡單地類比，可是在階級斗爭初期階段許多規律性的東西還應當是一致

的。從總的情況看，夏朝階級斗爭的規模并趕不上古代的羅馬。那種斷定

夏朝時期階級矛盾已經相當嚴重和尖銳，斷定夏朝主要由于奴隸所進行的

階級斗爭而覆滅的結論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

商代的社會結構比夏代已經有了許多變化。商朝王權比夏強大，并且

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長。商王自稱“一人”或“余一人”，表示其至高無

上的地位。商王下面的職官設置有一個由簡而繁的過程。早商時期，最高

一級的是師保。這類職官的代表是伊尹，其后還有太甲時的保衡、太戊時

的巫咸、祖乙時的巫賢。這些人常常集官職與神職于一身，所以擁有很大

的權力。商朝社會結構中的“內服”與“外服”的劃分，也是夏代所沒有

的。生活在商周之際的周公曾經在《酒誥》中這樣概述其情況：“越在外

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

越百姓里居（君）。”內服是商王直接統治的王畿地區；外服是由邦伯所管

轄的地區，這些邦伯分為侯、甸、男、衛幾種，其中許多很可能是方國部

落首領而臣屬于商者。卜辭所載的侯有近50個，最著名的有倉侯、舞侯、

犬侯、侯告、侯專、杞侯等。甸，卜辭稱為“田”，“多田（甸）”即指許

多甸職官員。男，在卜辭中稱為“任”，著名者有而任、戈任、名任、盧

任等。衛，作為一種武職，在卜辭中多稱為“多射衛”、“多馬衛”、“多犬

衛”等，亦有單稱為“衛”者。卜辭和金文所見商朝的內服官有五六十種，

大致可分為四類。一是“百僚庶尹”。包括地位很高的舊臣、老臣以及商

王的近侍之臣。其中還有負責出納王命的史官。二是“惟亞惟服”。主要

是與商王關系密切的軍職官員。三是“宗工”。指負責王室祭祀和某些具

體事務的官員。四是“百姓里君”。指管理地方上的諸族與普通民眾的官

員。由于氏族制度影響的廣泛存在，所以殷代社會上還沒有多層次的嚴格

的等級制度出現。其階級結構中，貴族和官吏往往合二而一。許多子姓和

異姓部族的貴族又往往是商朝的職官，而卜辭記載的不少職官的私名則常

常是族名或地名。商朝貴族生前十分奢侈，死后以大量器物和奴仆隨葬。

殷墟婦好墓隨葬銅器440多件，玉器590多件，骨器560多件，石器70

多件，象牙雕刻品和陶器各數件，此外還有7000多個海貝，以及蚌器、

海螺等。這些琳瑯滿目的珍貴遺物反映了墓主生前的豪華生活。商朝的平

民主要指“眾”和“眾人”，還有卜辭所記載的從事手工業生產的“百工”、

“多工”。“眾”和“眾人”多是王族和其它子姓族的普通族眾。他們的社

會地位要比泛稱的“人”高一些。據《尚書·湯誓》說，眾的主要職責是

“穡事”，《孟子·滕文公》下篇說“毫眾”曾經去替葛伯耕種。卜辭有關

于他們參加墾田、協田、藉、播種等多種農事的記載。他們可以到宗廟參

加祭祀，從來不被用作人牲。商朝的奴隸在卜辭中最常見的是臣，有王臣、

奠臣、小丘臣、舟臣、牛臣等多種。比臣低下的是仆。商代社會結構很有

特色，其王權、神權和族權大致呈現著三足鼎立之勢。這三種權力在商代

社會歷史發展中的消長和相互影響，使商代社會光怪陸離、豐富多彩而引

人注目。

與夏、商兩代不同，西周時期社會上出現了嚴格的社會等級制度，而

這個等級制度是由分封制和宗法的實施而形成的。作為周朝立國之本的是

其分封制度。大規模地分封諸侯在周公當政和成康時期進行。周朝諸侯國

數量很多。《呂氏春秋·觀世》篇調“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國八百余”《茍

子·儒效》篇謂“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一姬姓獨居五十三人”；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謂“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姬

姓諸侯多是文王、武王、周公的后裔。異姓諸侯許多是周人的親戚，還有

一些是歸附周朝的方國部落首領。西周時期最重要的封國有武王弟康叔的

封國衛、商王室貴族微子啟的封國宋、協助武王滅商的呂尚的封國齊、成

王弟叔虞的封國晉、周王寶貴族召公的封國燕、周公子伯禽的封國魯等。

分封諸侯時要舉行隆重的冊命儀式。《左傳》定公四年記載冊封魯國的情

況是：“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

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

丑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

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冊，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

以《伯禽》而封于少昊之虛。”封賜東西雖多，但其中最重要者為士地和

民眾兩項，因此在儀式上要由專門的官員來“授士”“授民”。在分封制度

下，賞賜和受封都是主從關系的體現，諸侯對于周天于有捍衛王室、鎮守

疆土、朝覲述職、繳納貢物、奉命征伐等義務。在諸侯國內，諸侯可以將

本封國的土地和民眾封賜給卿大夫，卿大夫也可以再將土地和民眾分封給

自己的子弟和家臣，從而形成了不同層次的分封現象，但最主要的是周王

對諸侯的分封。和分封制相輔相成的是宗法制。在宗法制度下，從始祖的

嫡長子開始傳宗繼統，并且歷代都由嫡長子承繼，這個系統稱為大宗。嫡

長子稱為宗子，為族人共尊。和大宗相對應的是小宗。在一般情況下，周

天子以嫡長子繼位，歷代的周天子是為大宗，眾庶子封為諸侯，這些諸侯

就是小宗。諸侯亦以嫡長子繼位，眾庶子封為大夫，這些大夫即為小宗，

而諸侯則為其大宗。大夫也以嫡長子繼位為大宗，眾庶子為士，即小宗，

所以，在宗法系統里，諸侯和大夫實具有大宗和小宗雙重身分。大宗和小

宗的區分和貴族等級的層層封建完全合拍。宗法制的一個關鍵內容是嚴嫡

庶之辨，實行嫡長子繼承制，其目的在于避免貴族間對于財產和權力的爭

奪。宗法制是西周時期貴族間相互聯系的粘合劑，對于社會秩序的穩固具

有積極意義。作為周人的一種創造，它對于我國古代社會有很深遠的影響。

由于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實行，在西周時期社會上出現了多層次的具有穩定

隸屬關系的社會等級。關于當時的社會等級，《左傳》恒公二年說“天子

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

親，皆有等衰”，昭公七年說“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

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

隸臣僚，僚臣仆，仆臣臺”。這種等級關系以貴族間最為突出，所謂的五

等爵制就是其反映。西周時期的這種社會結構，人東周以后逐漸變化而終

至瓦解，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政局，實為這個瓦解的過程。

在先秦時期，自進入文明時代以來，夏商西周是綿延時間最久的歷史

發展階段。這個階段的社會發展積累了巨大的前進動力，創造了相當可觀

的社會財富和獨具特色的制度與文化，在中國古史和世界古史上都占據著

重要的地位。

（選自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會變遷》，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