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通牒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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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選擇:從最后通牒實驗到現代公司制度】

最后通牒實驗

[模版僅供參考，切勿通篇使用]

摘要：理性選擇理論是經濟社會學中的重要理論，其實際應

用價值在現代經濟活動中也尤為重要。本文從經濟學經典實

驗――最后通牒實驗的數據結論入手，借用經濟社會學理性選擇

理論來分析這種看似“非理性”的行為，從而嘗試分析理性經濟

人假設失敗的原因，并最終由最后通牒實驗過渡到現代公司的制

度，以該實驗的模型來分析公司何以達到社會均衡的狀態。

關鍵詞：理性選擇最后通牒公司制度

一、理性人的“非理性”行為：最后通牒實驗結論

筆者曾于20xx年參與過武漢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組織的“最

后通牒”實驗，其結論引起了我的興趣。

實驗在武漢大學校園內公開招募志愿者，對志愿者的學歷、

年齡，甚至是否是學生身份都不作限制。招募過程中，被試被告

知將要進行一個可能獲得報酬的簡單實驗。前期的招募階段，在

記錄被試姓名、性別、年級等個人信息后，依據年級進行分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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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分層隨機抽樣的辦法，在各層隨機抽取志愿者若干名。共招

募50名志愿者，實驗當日實到43名。

在我們的實驗中，接受者的成功實驗共有38組，可以看到:

當提供比例大于時（其中為11例，與1各1例），分配總會成功。

而提供比例小于時，隨著數值減小，成功率陡然降低。當提供比

例小于后，分配基本上總是失敗。這個結論對我們之前的假設做

了一個修正，接受曲線并不是連續的，而是大致在左右出現斷裂，

在之前，接受曲線是y=1的一條直線，在之后，接受曲線是一條

急劇下降的曲線。

此外，結論還顯示了一個更為有趣的現象：傳統的經濟學假

設認為人們是純粹自利偏好的,只會追求個人最大收益,而不

會關注收益分配或行為動機是否公平。新古典經濟學研究的重點

也是經濟行為人如何把稀缺的資源分配到效率最高的地方去，經

濟行為人的決策行為是通過高度復雜的思維活動做出的，為了更

好的解釋資源分配的問題，新古典經濟學借用了哲學的“理性”

概念對復雜的人類行為進行了抽象假定，這一假定包括經濟行為

人對其所處的環境的各種狀態及不同狀態對自己支付的意義都

具有完全的信息，并且在既定的條件下每個經濟行為人都具有選

擇使自己獲得最大效用或利潤的意愿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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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最后通牒實驗中，提議者的“理性”做法應當是最

大限度的給自己較大的分配比例，但我們看到的結論則是，真正

這樣做的被試僅占很小的比例。是“理性經濟人”假設失效了嗎？

并不盡然，“理性經濟人”假設作為經濟學的核心假設，幫

助經濟學構建了一系列擁有較高解釋力的經濟行為數學分析模

型，但是，諸如公平之類的社會偏好對最終行為選擇的影響引起

了學界對理性經濟人概念的反思。筆者認為：提議者在做選擇時

所做的考慮往往受到很多其它因素的影響，而經濟社會學的理性

選擇理論則更加完美的闡釋了“理性”的含義。

二、理性選擇理論：新古典經濟學與社會學的融合

經濟社會學的理性選擇理論其更合理之處在于強調了“最優

化”而不是“最大化”。從個人微觀角度出發，利益最優化的確

等同于利益最大化，但現實的情境往往要考慮到系統層面與微觀

互動的作用，因此，理性經濟人假設中的“利益最大化”往往會

失效――A處的利益最大或許意味著B的利益最小，那么其交互

作用則會導致A、B的利益均受影響。在這些情況下，影響決策

者的便不是“最大化”而是“最優化”了。經濟社會學理性選擇

理論假設：個人是自身最大利益的追求者，當在特定情景中有不

同的行為策略可供選擇時，行動者在理智上相信不同的選擇會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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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不同的結果，在主觀上對不同的選擇結果有不同的偏好排列。

因此，理性選擇行動者趨向于采取最優策略，以最小代價取得最

大收益。

回到上述最后通牒實驗的數據結論，較多的被試選擇了相對

公平的分配方案，即分給接受者一半左右的錢數。這種看似“非

理性”的行為在理性經濟人假設中是令人疑惑的，但在經濟社會

學的理性選擇理論中卻易于解釋。我們不妨從其理性選擇理論的

幾個關鍵要素入手，來探討這種看似“非理性”的“理性”。

1.社會優化

社會優化是理性選擇理論系統層面的主要概念。在理性選擇

理論中，如果雙方自愿交換沒有外在影響的資源，雙方均能獲得

較多的利益，沒有任何一方被傷害。如果這種交換發生在非競爭

性的結構中，交換率將在一定的范圍內浮動。在這種結構中，所

有使雙方獲利的交換完成后，便達到一種最佳狀態，這種最佳狀

態就是社會優化。

社會優化理論是假設了社會具有自動平衡的特征，它雖然不

能解釋系統的破壞與變化，但可以解釋和說明個體層面的破壞與

偏好的改變――而這恰是我們想要的。

在最后通牒實驗的結果之中，個體層面對利益最大的追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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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被打破了，但其實質是行動者通過對預期互動結果的審度而自

愿做出的“舍棄”，這種舍棄不是無限的，而是以提議者對接受

者可接受提案的預估為底限。在這個過程中，公平偏好起到了作

用，大多數提議者的預期底限恰是圍繞在公平點左右(依據不同

人對接受者利益接受寬容程度而有調整），因此，大比例的“類

公平”提案產生了。在這個過程中，接受者雖是被動的，其實也

已經在提議者的思考中有了互動。因此實驗的最后，一種對二人

都較為優化的結果產生了。

2.系統均衡

社會均衡是一個由所有參與人組成的最優戰略組合，即著名

的納什均衡。在這種均衡中，沒有任何單個行動者可以單獨行動，

同時也沒有人去積極地打破這種社會均衡。與社會優化相比，社

會均衡的不同之處在于集體行為和個體行為的差異。理性選擇理

論中的社會均衡源于個人行動的相互影響；而社會優化是一種結

果。

這個要素在社會優化的基礎上進一步使最后通牒實驗的結

果合理化了，雖然最后通牒與納什均衡的模型不盡相同，但都是

博弈雙方由于思考預期結果而最終達到的一種相對平衡狀態，而

這種狀態都是與二者原本可以得到的最大利益相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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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權力的社會來源

這是源于社會學的關鍵要素。在既定的情形下，理性行為取

決于權力的分配。權力來源問題的特征之一為沖突――權力的社

會分配導致了不同利益群體的產生。

在最后通牒實驗中，提議者即是權力的擁有者，他擁有對資

源的分配權。這里的權力來源是他人賦予的，因此并不具有權威

性。提議者在思考分配方案時，會考慮自己擁有分配權力，但不

同的分配方案會導致接受者的不同反應――這些反應包括針對

權力的“復仇”與“同歸于盡”心理，而這些沖突在分配不公時

更容易發生。這樣的思考也會促使提議者向著一個更為公平的方

案去靠近。

三、社會均衡：從最后通牒實驗到現代公司制度

通過以上的思考，筆者發現最后通牒實驗所說明的道理可以

被引申到更大的層面上去――現代公司的運作模式。

我們不妨先將角色帶入公司之中。最后通牒實驗中的提議者

占有資源，同時擁有對資源的分配方案――這相當于公司的股東。

接受者不占有資源，被動接受分配方案，但有權拒絕提案――這

相當于公司的員工。值得說明的是，公司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的角

色往往比這要復雜的多（涉及到管理層等中間角色），但此處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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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說明資源擁有者與受雇者的利益互動，因此采取二元對立的簡

單分法更為明了易懂。

在這樣的模型中，我們可以發現公司由最原始的資本主義剝

削到現今的福利制度的轉變思路。

首先，股東作為提議者，希望通過他已擁有的資源獲得其自

身利益的最大化。這便是資本家最開始的丑態，他們赤裸裸地壓

榨無產階級者，剝削剩余價值，一切只從自身最大利益出發。而

在這種情況下，受雇者感受到利益群體的明顯劃分，此時權力的

社會來源要素發生了作用，沖突在不同的利益群體之間發生――

接受者產生類似于“報復”或者“同歸于盡”的心理，對提議者

的不公提案最終選擇了拒絕。于是，資本家與無產階級者的利益

都受到了損害。

顯然，以上的情況是符合“理性經濟人”假設的，而

他在實際互動中明顯是行不通的。資本家或者股東作為理性行動

者，勢必會對情景進行重新審度，開始向“最優化”的方向調整

思路。

于是，我們看到，股東在權衡之下，給與接受者的分配份額

越來越多――公司福利、員工入股分紅、年終獎金、參與管理、

良好的企業文化等等都在這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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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股東的角度來說，他們依舊在尋求利益的最大化，但他們

同時意識到，這種利益的穩定依托是受雇者的接受態度，因此，

股東不得不犧牲較大一部分利益來換取受雇者的接受態度。

而這種犧牲最終達到的便是公司內部的“社會最優”狀態，

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出功能主義所倡導的社會的自動平衡功能。

公司對立的利益群體在博弈中為了爭取各自的“最優”狀態，最

終以一種看似“和諧”甚至是利益共享的假象達到了平衡態。

值得注意的是，現代公司制度呈現給我們的和諧之態中，可

以看出股東不單單要考慮利益的“硬件”配額，還要考慮“軟件”

配額，因此利益雙方也在向著各方面的“公平分配”的趨勢走去。

1.“硬件”配額

我們將提議者――即股東的“硬件”配額定義為與經濟利益

直接相關的分配，與此有關的公司制度由來已久。主要包括：較

高的工資；讓員工入股，接受分紅；公司福利制度；年終獎金等。

這些“硬件”配額是提議者給接受者的直接經濟待遇的提高，

也是決定接受者對整個公司提案持“接受”或“拒絕”態度的基

礎性條件。

2.“軟件”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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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提議者的“軟件”配額定義為與經濟利益不直接相關，

但也能影響接受者決策的分配，這些配額在近來越來越受到各大

公司的青睞。在當代人才倍出、青年自身價值期望越來越高的大

背景下，這些“軟件”配額越漸顯得重要，青年擇業時或許會越

來越看重公司所給與的“軟件”配額。

四、小結

通過最后通牒實驗的簡單模型，我們發現現代公司作為理性

行動者，也在逐漸調整其公司制度，以期達到公司整體的“最優”

狀態。因此，公司在與員工利益共享上所做出的“非理性”犧牲

行為，并不是“理性經濟人”假設的失效，而是超越了個人微觀

層面的“最優化”狀態，其實質是更深層面上的“理性”。

參考文獻：

1.柯爾曼.社會理論的基礎.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2

2.邱海雄，張慶祥.理性選擇理論評述.中山大學學報（社會

科學版），1998（1）

作者簡介：

劉心怡，女，漢族，（1990-），江蘇靖江人，大學本科，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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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大學社會學系，研究方向：社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