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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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至及其獻給歌德的十四行詩

作者：[斯洛伐克]馬利安·高利克

來源：《漢語言文學研究》2013年第01期

摘要：本文通過解讀中國現代詩人馮至《十四行集》中獻給歌德的十四行詩，試圖說明

馮至的“星象宇宙”不僅彌漫著真實的、微不足道的事物和周遭“渺小”的人物，而且還暗指其詩

歌的整體框架是從本土的或外來的文學（如歌德、里爾克為代表的德語文學）、藝術、哲學和

宗教世界中摘取的“眾星”匯合，馮至的早期詩歌創作旨在推動現代中國人的“精神復興”。

關鍵詞：《十四行集》；星象宇宙；宇宙之愛；精神復興

在論及馮至（1905-1993）這位中國著名詩人、學者和德國文學的杰出研究專家之前，我

希望以同他的兩次會晤為始。

我們第一次見面是1986年4月14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當時中國著名的

斯洛伐克研究專家戈寶權（1913-2000）也在場。我們和其他學者一起討論有關馮至的創作問

題，涉及他與德國浪漫主義、里爾克（RainerMariaRilke，1875-1926）及其《致奧爾弗斯的十

四行詩》（DieSonetteanOrpheus）、有關梵高（VincentVanGogh）和威尼斯風格的十四行詩

的關聯。{1}我一直在重申自己的看法，正如我在那時剛出版的著作《中西文學關系的里程碑

1898-1979》（MilestonesinSino-WesternLiteraryConfrontation，1898-1979）中論述的，馮至

詩歌中的宇宙觀與其同時代的中國作家不同，尤其與郭沫若（1892-1978）“太陽”（Solar）神

話的詩歌宇宙觀大相徑庭。馮至在其早期詩歌中體現為：

這個世界里，就像空曠夜天中數不清的天體一樣，布滿著無數可見而又易受忽略的、發亮

或閃光的小小事物；而且，還有心田里的珍珠，花兒的蓓蕾，小溪，樂器，錦繡，夜半的散

步，黃昏時分，月下的一曲情歌——在這時刻，“宇宙的萬象在我的面前輪轉，沒有一處不是

愛的力量”。{2}

我認為，《狂風中》這首詩涉及的織女來自織女星座和天琴星座，牽牛（或牛郎）來自天

鷹星座，兩者排列在銀河兩邊。馮至當時并不同意我的論述，也不同意我論及的這首詩是對著

名畫家丁托列托（JacopoTintoretto，1518-1594）的畫作《銀河誕生》（CreationofMilky

Way）的模仿。此畫現存倫敦國家美術館。馮至只是不愿承認在其創作的最佳期屬于一位創造

神話的詩人（mythopoeticpoet），而這一點恰恰是我力圖向讀者呈現的。

不過，后來他改變了自己的看法，主要是在閱讀了我撰寫的有關威尼斯的十四行詩的文章

和上述的《中西文學關系的里程碑》第9章之后。{1}在1987年8月中旬我們第二次會晤之

際，當我登門造訪時，他承認我是對的，送給我新近發表的文章《外來的養分》，并告訴我在

同年9月訪問意大利期間，他要把我有關威尼斯的十四行詩的文章復印件送給朋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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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今重新審視我早期的觀點，我要向我的老朋友和同事阿·歐文·奧爾德里奇（

Aldridge）教授致以深切的敬意，同時我還要補充說明，馮至的“星象宇宙”（astraluniver）

不僅彌漫著真實的、微不足道的事物和周遭“渺小”的人物，令人想起從女神赫拉胸前灑落的點

點乳汁（銀河），而且還暗指其詩歌的整體框架乃是從本土的或外來的文學、藝術、哲學和宗

教世界中摘取的“眾星”。

馮至創作獻給歌德的十四行詩及其他26首十四行詩（后匯集為《十四行集》的小冊子）

時，正值抗日戰爭（1937-1945），他一直居住在覆蓋著“桉樹與硝煙”的云南省昆明市郊區。

1941年他住在昆明郊外的一個小村莊，每星期僅進城兩次，給西南聯合大學的學生們上課，

順便買點蔬菜或其他日用品。他用以下文字回憶了這段時光及其沿路的“漫游”：

十五里的路程，走去走回，是很好的散步。一人在山徑上、田埂間，總不免要看，要想，

看的好像比往日看的格外多，想得也比往日想的格外豐富……但是有一次，在一個冬天的下

午，望著幾架銀色的飛機在藍得像結晶體一般的天空里飛翔，想到古人的鵬鳥夢，我就隨著腳

步的節奏，信口說出一首有韻的詩，回家寫在紙上，正巧是一首變體的十四行。{2}

“鵬鳥夢”是《莊子》（公元前3世紀）中第一章的一個隱喻，關于這個夢有幾種不同的解

釋：“快樂的飄游”③、“自由而輕松的漂泊”{4}、“靈魂的漫游”{5}，或“遠游”{6}等等。馮至總

是善于追憶閱讀過、研究過、相逢過以及遭遇過的一切，無論是現在或過去、國內或國外、本

土或外來的各種神話，探究有關生與死、戰爭與和平、夢境與現實的奧秘，以及孤獨、憂傷又

交織著希望的浩大宇宙，雖然這一切終究會消逝殆盡，但人類之間的相互溝通依然是可能的。

在馮至的“精神漫游”（spiritualwandering）中，他結識了海內外文化歷史上的幾位璀璨閃

爍的“星星”，如杜甫（712-770）、蔡元培（1868-1940）、魯迅（1881-1936）、歌德（1749-

1832）和梵高（1853-1890）等，并為他們每人創作了一首十四行詩。

《十四行集》中的第13首是獻給歌德的，原詩如下：

你生長在平凡的市民的家庭，

你為過許多平凡的女子流淚，

在一代雄主的面前你也敬畏；

你八十年的歲月是那樣平靜，

好像宇宙在那兒寂寞地運行，

但是不曾有一分一秒的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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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隨處都演化出新的生機，

不管風風雨雨，或是日朗天晴。

從沉重的病中換來新的健康，

從絕望的愛里換來新的營養，

你知道飛蛾為什么投向火焰，

蛇為什么脫去舊皮才能生長；

萬物都在享用你的那句名言，

它道破一切生的意義：“死和變”。{1}

這首詩由張錯（DominicCheung）翻譯為英語，如下：

Youwerebornintoafamilyofcommoners，

shetearsformanyordinarygirls.

Youfeared，reveredtheonewhorulestherealm

andlivedalifeofeightytranquilyears.

Justastheglobeturnssilently

withoutaminuteoracond?srest，

newsignvolve，allthetime，everywhere，

inwindandrain，fairweatherandfoul，

comesnewhealthfromheavysickness，

newstrengthoutofdesperatelove；

youknowwhymothsplungeintofire，

whysnakesshedtheirskinsingrowth；

allthingsobrveyourcr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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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revealsthemeaningoflife：Deathandmetamorphosis.{2}

這首詩和其他5首十四行詩都是獻給以上提及的偉人們，讓讀者熟悉了他們生命歷程中的

主要事跡。它們都蘊含著一種強烈的“精神”特質。無人知曉其中的哪一首詩是最早創作的，很

可能是1941年3月5日蔡元培逝世一周年之際，馮至為紀念他而寫的這首十四行詩。其主要

觀點是“精神復興”（spiritualrenewal），這也是整部詩集直接或間接所要表現的主題。馮至在

紀念中國現代文藝復興之父及北京大學的創立者蔡元培去世時，涉及里爾克在1917年11月

19日一封信中提及戰時和戰后的歐洲文藝界痛失奧古斯特·羅丹（AugusteRodin，1840-1917）

和愛彌爾·凡爾哈倫（EmileVerhaeren，1855-1916），這進一步拓展了其深切的哀悼之情。③

在抗戰的第四年，馮至有足夠的時間來默想以前在中國和德國的人生經驗和閱讀求知的

“重荷”。對蔡元培的追念把他引向了里爾克，這位他一直熱愛鐘情的德國詩人。在送給我的文

章中，馮至詳細地分析了自1913年以來他與里爾克的關系。里爾克在1912-1922年間寫的

《杜伊洛哀歌》（DuinoElegies）、《致奧爾弗斯的十四行詩》對于其1941年的創作尤顯重

要。馮至對這段激動而興奮的學習經歷充滿著懷念，后來他回憶說：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前戰后他經歷了10年的苦悶與彷徨，最后完成了他晚期兩部總

結性的著作：《杜伊洛哀歌》、《致奧爾弗斯的十四行詩》，這里不再是沒有自我，而是自我

與萬物交流，一方面怨訴——我借用陶淵明的兩句詩——“萬族各有托，孤云獨無依”，一方面

又感到世界上的一切真實，不管有名的或無名的，能否承受和擔當的，都值得贊美。{1}

在整個1930年代，尤其是在30年代前期，馮至閱讀了里爾克的小說《馬爾特·勞利得·布

里格隨筆》（DieAufzeichnungendesMalteLauridsBrigge）及其書信集。他很快意識到里爾克

的詩歌艱難晦澀。他近來回憶道：“那時每逢我下了一番功夫，讀懂了幾首里爾克的詩，都好

像有一個新的發現，所感到的歡悅，遠遠超過自己寫出一首自以為滿意的詩。我讀《杜伊洛哀

歌》和《致奧爾弗斯的十四行詩》（盡管我不是都能讀懂），時常想到歌德《浮士德》最后幾

行?神秘的合唱?……我以為，為文學藝術奮斗一生的人，在他們最后能夠完成總結性的作品

時，都會唱出這樣的高歌。”{2}馮至忘記了他的老同事郭沫若也曾把《神秘的合唱》中的頭四

行置于其第一部詩集《女神》之首。③

二

像許多中國年輕人一樣，馮至曾被郭沫若翻譯的歌德早期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迷住

了。這本書于1921年在上海出版，同年《女神》出版。不過，馮至對德國狂飆突進運動的關

注只持續了幾年。{4}

30年代后期，尤其是“七·七”盧溝橋事變以后，開始了漫長的抗日戰爭（1937-1945），這

一新形勢不僅影響了中國的文化政治生活，也影響了馮至的文學和哲學思想的發展方向。十年

滄桑之后，也許是在追隨里爾克的過程中，馮至又重新認識了歌德。{5}不過，這次不再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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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的歌德，而是寫下了《東西合集》（West-？觟stlicherDivan，1819）和《浮士德》第二部

（1832）的65歲的老歌德。

歌德是在閱讀了約瑟·馮·錘（Jophvonhammer，1812-1813）翻譯的《哈菲茲詩集》

（DerDiwanvonMohammedSchemd-dinHafis）后，寫下了《東西合集》。{6}那時，正值歐

洲拿破侖戰爭結束之際，歌德寫道：“感謝上帝，在這行將沒落的世界我不再年輕。”{7}那

時，“歐洲已經精疲力竭。成千上萬的壯士消失了，成百上千畝的土地荒蕪了；人們開始痛苦

而緩慢地恢復被戰爭所吞噬的殘存的文明”{8}。在歌德看來，靡菲斯特并沒有勝利，浮士德仍

雄心勃勃，滿懷希望。雖然晚年歌德并未追隨浮士德，但作為一個圣人，他力求道德和美學的

完善。在那個悲觀、混亂和懷疑主義的時代，他仍然堅持不懈，追求著精神的復興，尋覓著創

作的新源泉。這一次，最寶貴的資源來自東方。哈菲茲（Hafiz，1326-1390）這位波斯和世界

文學中最有名的抒情詩人，“是歌德創作《東西合集》的最初和重要的來源，同時也促進了歌

德在這期間寫下了眾多非同凡響的詩歌作品”{9}。

1814年，歌德寫下了一首對馮至產生深刻影響的十四行詩，他是在一天中完成了這些詩

行。{10}我記得這首題為《幸福的憧憬》（SeligeSehnsucht；SpiritualYearning）的詩寫于

1814年7月31日。

在對比分析馮至的十四行詩之前，有必要先介紹一下歌德的原作：

別對人說，除了哲士，

因為俗人只知嘲諷；

我要頌揚那渴望去

死在火光中的生靈。

在愛之夜的清涼里，

你接受，又賜與生命；

異樣的感覺抓住你，

當燭光靜靜地輝映。

你再也不能夠蟄伏

在黑暗的影里困守，

新的悵望把你催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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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處那更高的婚媾。

你不計路程的遠近，

飛著跑來，像著了迷，

而終于，貪戀若光明，

飛蛾，你被生生焚死。

如果你一天不發覺

“你得死和變！”這道理，

終是個凄涼的過客

在這陰森森的逆旅。{1}（梁宗岱譯）

我們并不清楚（也無法知曉）馮至在創作獻給歌德的十四行詩時的內心所思，尤其該詩的

最后一句。我們可以參考他寫于1947年9月即抗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兩年的回憶文

章。1941年中國的處境比起1814年的歐洲更糟糕，民族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在日本侵略的恐

怖時期風靡一時。馮至并不寄希望于物質生活的改善，而是把信念寄托在人類之間的“相互溝

通”和“精神復興”上。前一個概念源自他在海德堡讀書時的德國老師雅斯貝斯（KarlJasper，

1883-1969）{2}，后一個則源自歌德和里爾克的作品。在1927-1929年間，馮至相信“宇宙之

愛”（cosmiclove），在宇宙造物主的神話詩學中，這種神秘之愛是宇宙能量的最重要源泉：

我的靈魂是琴弦似地跳動，

我的腳步是匯水般地奔跑。

我向著一切招手，

我向著一切呼喊：

“宇宙的一切，

請你們接受吧，

我的感謝！”③

在世界文學中，馮至獻給歌德的十四行詩顯然是對歌德生平及其哲學的最精練的表達。頭

四行描寫了歌德的家庭背景、愛情生活和政治生涯，但這種概述并不準確。顯而易見，歌德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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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為“平凡的女子”潸然落淚，也許是《少年維特之煩惱》的影響依然留存在馮至的記憶中。

張錯把“宇宙”一詞翻譯為“globe”并不準確，顧彬（WolfgangKubing）把它譯為“univer”更為

貼切。{4}在第二節和接下來的押韻的三行中，出現了“飛蛾”（innuce）這個具有哲學意味的

形態學詞匯，在歌德的文章和詩歌中它常與自然科學相關。

最重要的是最后一節，在馮至的原詩與張錯的英譯之間存在極大的歧義。正如我十多年前

所認為的那樣，歌德的“死和變”（Stirbundwerde）既非“死亡”也非“生死變形”，更非“死亡與

存在”。{1}1982年，馮至承認他在把德語祈使語氣動詞“werde”翻譯為諸如“變形或變化”等具

有“演”的意思時出現了“失誤”。他向讀者透露，在歌德那里，實際上應理解為“完成”、“臻于完

善”{2}。我們從歌德的十四行詩中可以得出同一結論。

馮至在1947年出版的文章《歌德的》中提及，《幸福的憧憬》一詩是歌德“對生活最深刻

的理解”。③但當他用歌德有關自然科學的觀點對此進行解釋時，卻誤解了歌德的意思。歌德

詩中的“飛蛾”意象源自哈菲茲詩中的ghazel{4}，“飛蛾撲火”與自然萬物的變形毫無關系。其寓

意是指著名人物或貴族的高貴心靈，“精神上的豐富”（richinspirit）{5}，做“鹽”做“光”{6}，

超越于“烏合之眾”{7}。他們是那類致力于知識、道德及審美等領域達到更完美境界的大公無

私的偉人。因此，在前面提到的歌德的幾個作品中，人之靈魂的“飛蛾蛻變”皆指“完善”之意。

因此，《幸福的憧憬》這個題目并不太適合“歌德詩中的最復雜深奧”的主旨。{8}在以上提及

的術語中，只有“完善”（Vollendung，Perfection）才更貼近此詩中有關高貴心靈的內涵。{9}

三

據《出埃及記》4：10-11，摩西說：“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從你對仆人說話

以后，也是這樣，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耶和華對他說：“誰造人的口呢？誰使人口啞、耳聾、

目明、眼瞎呢？”盡管有上帝耶和華的責備和許諾，摩西還是順服神的指令，一路艱難地帶領

以色列人從埃及的奴役中解放出來。

在《可蘭經》的《塔哈》20：25-28，我們讀到了同一段，有關摩西的話改寫為：“穆薩回

答說，?我的主啊！求你使我的心情舒暢，求你使我的事業順利，求你解除我的口吃，以便他

們理解我的話。?”{10}

我們不知道馮至是否讀過《可蘭經》，但他至少信手引用過歌德（大約是1872年7月10

日）寫給赫爾德（JohannGottfriedHerder，1744-1803）的信，其中歌德把莫格林（David

FriedrichMegerlin，1699-1778）翻譯的穆罕默德版的第一句（《塔哈》20：25）改寫為“O

meinHerrmachemirRauminmeinereigenBrust”{1}。馮至把這句話準確地譯為：“主啊，給我

狹窄的胸以空間。”{2}在另一首引用穆罕默德和歌德的禱告語的第22首十四行詩中，馮至與

歌德及莫格林的譯本不同，而是像穆罕默德引用《出埃及記》那樣，對此作了一些改動，對

“無所不在的全能上帝”祈求道：

給我狹窄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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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大的宇宙！③

“大的宇宙”正是我所謂的馮至的“星象宇宙”，由無數存在于我們之中或之外的事物構成，

被“宇宙之愛”所孕育滋養。這是一種泛神論的思想。

這是蟄居在昆明附近，被桉樹環繞庇護的茅屋中的馮至與西奈圣山（MountainSinai）的

摩西、Towa圣村（SacredvalleyTowa）中的穆罕默德這兩位先知的不同。雖然他們都在以不

同的方式向同一個上帝禱告。此外，從價值論上而言，年輕詩人馮至的使命并不落后于這兩位

先知。

馮至的決心與中國歷史上最謙卑而清貧的詩人與思想家陶淵明——這位介于屈原（前340-

278）和李白（701-782）之間的最偉大詩人——并無二致。馮至在描寫自然萬物對其庇護之時

引用了陶淵明的兩行詩，以此表明這位先輩是“高潔的隱士”{4}、偉大人格的楷模，即具備在

貧困、寒冷、饑餓等惡劣環境下依然毫不妥協的道德和審美境界。

可惜馮至的詩歌，尤其是其《十四行詩》僅供廣大讀者閱讀瀏覽，卻未在他們中間引發一

場精神的復興。{5}更為遺憾的是，馮至在其晚年（至少是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及此后）拋

棄了他青年和成年時期與摩西、陶淵明、哈菲茲和歌德等人一脈相承的理想。

【責任編輯孫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