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建國方略》導讀材料

36、《建國方略》導讀材料

一、著者與內容

孫中山（1866－1925），偉大的民主主義革命家。孫中山，近代民

主革命家，中國國民黨創始人，三民主義的倡導者。首舉徹底反封建

的旗幟，“起共和而終帝制”。1905年成立中國同盟會。1911年辛亥革

命后被推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40年，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尊

稱其為“中華民國國父”。1929年6月1日，根據其生前遺愿，將陵

墓永久遷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

1918年6月，孫中山依靠軍閥導致護法失敗，于5月4日憤而辭

去大元帥職務。在其后的三年時間里，潛心思考中國革命，讀書著作，

奮筆不休。《建國方略》主要就在這期間完成。此書由三部份組成：《孫

文學說》（心理建設）、《實業計劃》（物質建設）、《民權初步》（社會建

設）。

《孫文學說》闡述其知難行易學說。在孫中山看來，"知易行難"

說是實現他的革命理想的"心理之大敵"，"破此心理之大敵，而出國人

之思想于迷津，庶幾吾之《建國方略》，或不致再被國人視為理想空談

也，夫如是，乃能萬眾一心，急起直追??"。他以飲食、用錢、作文

等例證來闡述，進而論證"能知必能行""以行而求知識"、"不知亦能行

"、"有志竟成"；《實業計劃》為國家經濟大綱，提出了包括交通、商

港、鐵路、水力、鋼鐵、礦業、農業、灌溉、造林、移民方面的十大

建設計劃。這是孫中山通過實地勘查，積累了大量第一手資料，深思

熟慮而寫成。他主張利用外資興建北方、東方、南方三大巨港，建立

和發展近代工業系統，整治水利，大興鐵路。他的一些主張至今仍能

給我們重要啟示。《民權初步》要教會國人如何集會，"集會者，實為

民權發達之第一步"。孫中山早在1911年9月在美國就關注集會條理

以教國人。

民國初年，孫中山先生積極構思國家現代化的總體設想。1917年

至1919年，其寫成的《孫文學說》、《實業計劃》和《民權初步》三篇

文章，組成了規劃中國現代化建設的輝煌巨著——《建國方略》，提出

了一套系統建立新型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規劃，描繪出一幅完整的資

產階級共和國的藍圖，在中國現代化的發展進程中占有重要的思想地

位。

二、特色與簡評

2002年10月，華夏出版社出版了孫中山先生的《建國方略》，這

是該書在新中國的第一個單行本。早在1985年，中華書局在《孫中山

全集》第六卷中輯錄了《建國方略》全文，不過，要在全集繁雜的目

錄里甚至在第六卷的目錄里找到《建國方略》的確切位置，頗不容易。

《建國方略》為人稱道和詬病之處同樣多，其中，“憲政三段論”

和“行易知難”學說為后世學者議論最甚。學者當中，胡適對《建國

方略》的批評尤為持重、深刻、尖銳，及至毫不留情面。胡適深諳西

方憲政和人權的真諦，又秉承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諫諍理念，他非

常喜歡范仲淹《靈烏賦》中的兩句名言——“憂于未形，恐于未熾。”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在《人權論集》序言里，胡適以燒骨成灰亦

“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勇氣，表達了自己的言論自由觀：“我們所要建

立的是批評國民黨的自由和批評孫中山的自由。上帝我們尚可以批評，

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率性而為是胡適的本色，所以，他通過批判

《建國方略》所表達的憲政理念，仍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學者和政治

家的憲政思維竟然如此不同，恰恰是中國百年憲政的主題。

胡適對中國憲政的貢獻，一是揭示了訓政的思想基礎；二是回答

了西方憲政的本質，三是為赴國難而步入政界，“做了過河卒子”，拼

命向前保持一個“好人政府”，盡量使中國現代化一些兒、民主一些兒。

《建國方略》由心理建設、物質建設和社會建設三部分構成，其

中，作為心理建設的《孫文學說》主旨在于破除“知之非艱，行之維

艱”的千年迷信，樹立“行之非艱，知之維艱”的新信仰，要害是“知

之則更易行”。胡適對此“大旨的贊成”，認為它是有“正當作用”的，

并非僅僅有“政黨作用”的。

峰回路轉，胡適犀利地指出，“行易知難說”根本錯誤在于把知與

行分得太分明，本意教人尊重先知先覺，教人服從領袖，不知不覺地

把知和行分成兩件事，兩種人做的兩類事。結果，“行易”之說成了不

學無術的和政客的護身符。

胡適對《建國方略》的疑問不止于從梁啟超到孫中山的二十多年

里“民黨和非民黨都承認開明專制是立憲政治的過渡辦法”，而是對學

者和政客們不行憲政所持理由強烈地不滿，這些理由大抵局限于教育

進步、國情和國民素質之類，從而“訓練民眾行使政權”的“訓政”

和開明專制不可避免。于是乎，胡適又將筆鋒轉向文人墨客，他對蔣

廷黻的革命與專制的學說，有振聾發聵的詰問：專制是否是建國的必

要階段？中國幾千年的專制何以不曾造成民族國家？中國的舊式專制

既然沒有做到建國的職責，我們今后建國是否還得經過一度的新式專

制？

通過對“行易知難”學說與“訓政”實踐的內在緊密關系的細致

勾勒，胡適尖銳地道出了《建國大綱》邏輯缺陷的所在：

民國十三年的孫中山先生已不是十三年以前的中山了。他的建國

大綱簡直是完全取消他以前所主張的“約法之治”了。??。我們要

研究，中山先生為什么要這樣延遲憲政時期呢？簡單說來，中山先生

對于一般民眾參政的能力，很有點懷疑。??。我們可以明白中山先

生的主張訓政，只是因為他根本不信任中國人民參政的能力。

鴉片戰爭以降，西學雖然能夠東漸，但是，憲政的語義在中國本

土已經發生了深刻的扭曲。民國早有人士指出，“憲政之概念，在今日

立憲國家之法學界，固盡人能得正確之理解，而無待于說明。返觀我

國，憲政之知識，幼稚極矣。其臆測虛構，牽強附會，以淆亂國人聽

聞，湮沒憲政之真義者，比比然也。”孫中山就認為，中國人長期處于

專制之下，奴性深至牢不可破，非有訓政時期的去陳出新，不能使其

享受民國主人之權利。換言之，人民雖貴為國家主人，其智力水平實

等于初生嬰兒，革命黨作為嬰兒之母，負有教育、保養民眾的責任，

以后再“還政于民”。由是，訓政又轉向了“以黨治國”。

胡適自嘲有一個“狂妄的僻見”：民主憲政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

度，是一種常識政治，開明專制是精英政治；中山先生不是憲法學者，

對于“憲政”的性質頗多誤解，根本錯誤在于誤認憲法與訓政不能同

時并立。針對《孫文學說》的理念及其影響，胡適集中筆力從知行關

系視角解讀了憲政的真諦。在他看來，“憲政無甚玄秘，只是政治必須

依據法律，和政府對于人民應負責任，兩個原則而已。”更直白一點，

憲政從來就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理想，而是一種可以學到的政治生活

習慣。民主憲政不過是建立一種規則來界定政府與人民的政治活動范

圍，在此范圍內，凡有能力的國民都可以參加政治和表達意見，這種

共同遵守規則的政治生活就是憲政，憲政簡單得如同下棋的人必須遵

守“馬走日字，象走田字，炮隔子打，卒走一步”的規矩一樣。胡適

把憲政視為幼稚園的政治，目的在于“打破向來學者把憲政看的太高

的錯誤見解。”

正因為憲政是簡單的，它才有集思廣益、人人盡“諸葛”的功用。

因此，胡適才反對為憲政的實現預設一個“國民素質論”的前提，也

由此擊碎了“行易知難”學說作為訓政理論基礎的不可行性和誤導性.

胡適還對《建國方略》提出一個新的疑問：到底誰應該接受政治

訓練？訓政之主體和對象是誰？孫中山解釋說：“須知共和國皇帝就是

人民，以五千年來被壓作奴隸，一旦抬他做起皇帝，定然是不會做的。

所以我們革命黨人應該來教訓他，如伊尹訓太甲一樣。??。中國奴

隸制已經行了數千年之久，所以民國雖然有了九年，一般人民還不曉

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們現在沒有別法，只好用些強迫的手段，

迫著他來做主人，叫他練習練習，這就是我用訓政的意思。”

胡適則認為，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訓練，政府也需要

訓練；人民需要“入塾讀書”，蔣介石、馮玉祥諸公也需要“入塾讀書”；

“人民需要的訓練是憲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政府與黨部諸公需要的訓

練是法治之下的政治生活。‘先知先覺’的政府諸公必須自己先用憲法

來訓練自己，裁制自己，然后可以希望訓練國民走上共和的大路。不

然，則口口聲聲說‘訓政’，而自己所行所為皆不足為訓，小民雖愚，

豈易欺哉？”換言之，中國的阿斗固然應該被訓練，中國的諸葛亮也

應該多受一點訓練。與此呼應，國民黨的權限也要受約法的限制，否

則，國民黨成了一國之中的特殊階級，也就沒了法治。

憲政的訓練方法如何？是胡適的又一個疑問。后世詬病孫中山的

專制逸聞頗多，諸如入黨效忠宣誓與黃興的分歧、宋教仁在南京臨時

國會上橫遭一記耳光兒??。孫中山設計“訓政”的本意有民主憲政

循序漸進之意，但是，當憲政變得遙遙不可期時，胡適不得不再度詰

問：“黨治的目標是訓政，是訓練民眾作憲政的準備。七八年訓政的經

驗，民眾所得訓練在哪里？在這個時候，我們是不是應該想想：絕少

數的人把持政治的權利是永不會使民眾得著現代政治的訓練的。最有

效的政治訓練，是逐漸放開政權，使人民親身參加政治里得到一點政

治訓練。說句老實話，學游泳的人必須先下水，學彈琴的人必須先有

琴彈。憲政是憲政的最好訓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