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學、樂律學、天文歷法：融通與牽合（上）
易、律、歷：融通與牽合（上）
——以《漢書·律歷志》為中心的考察與思辨
黃黎星
【內容提要】 在中國古代學術文化史上，將易學、樂律學、天文歷法三者進行融通、關聯，構建了獨具特色的文化形態。本文對易、律、歷形成關聯的發展脈絡進行梳理，并以易、律、歷融合的典型實例——《漢書·律歷志》為中心進行考察，并對其思想觀念、實現方法及文化意義作出分析和評判。
【關鍵詞】易學，樂律學，天文歷法，融通，牽合
作者簡介：黃黎星（1965.5—），男，福建南安人，文學博士，哲學博士后，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易學與中國古代思想文化。
（本文發表于《周易研究》2020年第二期）
律歷相關，律歷相合，是中國古代相關領域學術文化的特殊形態。從先秦時期開始，相關的論述雖然零散，卻不絕如縷，見于載籍。其標志性的典型實例，當屬《漢書·律歷志》。“律”與“歷”合為一志，始于《漢書》，影響后世。【注1】 歷代《律歷志》，保存了豐富的樂律學史、天文歷法史的資料。在從先秦至晚清的中國古代，樂律學與天文歷法兩者曾緊密聯系，相互融通。同時，在對古代律歷相關或相合這一學術文化現象進行考察時，我們不難發現：律與歷，又都與易學產生密切的關聯，也就是說，律歷相關的特色文化中，又疊加易學的參與和介入。因此，對律、歷關系進行探究時，也難以回避對易學介入其中的觀念、形態、影響的考察與辨析。【注2】
從傳世的先秦典籍中，我們尚未發現直接將易學與律、歷聯系起來的文獻資料（當然，在傳世文獻及新出土的戰國、秦漢時期的簡帛文獻中，有不少將卜筮占驗與天文歷法相關聯的內容，但其并非嚴格意義上的易學與天文歷數的融通）。隨著漢代易學的發展，易學之象、數、理與律、歷的聯系開始出現，并發展為頗具規模的體系，《漢書·律歷志》堪為代表。此《志》將易學作為權威經典，全面介入律、歷的學說體系中，成為易、律、歷三者結合、融通的典型實例。本文將在梳理先秦至西漢前期相關文獻資料之后，以《漢書·律歷志》作為考察的中心，評析其文本內涵，進而探究易、律、歷相聯系的思想觀念、實現方
法及得失利弊作出分析和評判。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提出的“融通”和“牽合”這兩個概念，指的是在對易、律、歷進行聯系的學說中的兩種觀念形態：融通，指易、律、歷三者的聯系彼此契合，具有原理和邏輯自洽性；牽合，指易、律、歷三者的聯系牽強附會，人為地加以類比聯系和調整湊合。以現代學科的狀況來看，易學、樂律學、天文歷法三者，學科畛域分際明晰，學科體系的屬性、所處理的對象、所面對的問題，各自獨立，不再有互相聯系、依傍的情形，自然也談不上“融通”或“牽合”。因此，本文中的“融通”和“牽合”，乃是屬于觀念上的兩種形態。
一、先秦至西漢前期律、歷關聯之發展形態考察
律、歷相關相通之觀念，起源甚古遠。學者常引的例證，首先是《尚書·舜典》中的“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孔傳》曰：“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法制，及尺寸、斛斗、斤兩皆均同。”“協時月正日”乃制定統一的天文歷法，“同律度量衡”乃以音律為基準來確定長度、體積、重量單位。丘瓊蓀先生說：“蓋在上古即已認識度、量、衡之重要性而予以統一。所有度、量、衡制皆起于律，即以律為度、量、衡制之標準法物。律者，律管也。律之長，度也；律之容，量也；律之重，權衡也；律之聲，音
高標準也。律、度、量、衡四者皆生于律，在全國范圍內予以統一，此即所謂'同’也。”《舜典》此語將“歷”與“律”并列，影響深遠，后世多引之為律、歷相關相通的最早的經典依據。
《國語·周語下》“王將鑄無射”章記載伶州鳩之語：“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韋昭注曰：“紀之以三，三，天、地、人也。古紀聲合樂，以舞天神、地祇、人鬼，故能人神以和。平之以六，平之以六律也。成于十二，十二，律呂也。陰陽相扶，律聚（娶）妻而呂生子，上下相生之數備也。”“天之道也”，意指律呂合于天文歷法一年十二月“月律”。歷代學者對此討論甚多，持見不一，但伶州鳩所言者，律、歷相關的意涵是明顯的。韋昭注語“陰陽相扶，律娶妻而呂生子”，乃引鄭玄易學“爻辰”說闡釋之。【注3】《國語》此章又有伶州鳩答景王問“七律者何”，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人神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后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于是乎有七律。”此說是將天上星宿分野的“七列”與音律的“七律”相關聯。
體現律、歷相關觀念的“十二月律”，在《禮記·月令》中已有系統對應的記載。《月令》從孟春至季冬，十二月有序排列，所作記述遵循統一的格式。今以《孟春之月》前兩段為例考察之，其文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依次解說“孟春之月”所對應的太陽運行之黃道方位，星宿之處，所配天干，當值之帝，當值之神，相應蟲物，對應之音、律、數、味、臭、祀以及祭祀品（內臟），以及'東風解凍’等物候。《孟春之月》后文還有不少內容，涉及天子居處、行止、服飾、器物，以及農耕、禮樂、祭祀、禁忌等，此不贅述。從《孟春之月》到《季冬之月》，均依此格式書寫。筆者注意的是，音、律已被系統地納入了《月令》所描繪的上據天文星相、下應物候形態，關涉對應于諸多政令人事運作規則的“宇宙圖式”中，不僅體現了律、歷相關的觀念，還為律、歷關聯到建除擇日、卜筮占驗之術形成了鋪墊。至漢易“卦氣說”象數體系，用于占驗，即與《月令》的包羅天文地理物候人事政令的龐大體系有著密切的聯系，就是例證。（不過，“卦氣說”是易學對天文歷法的結合和運用，與易學介入、解說天文歷法的取向路徑有所不同。關于這方面的內容，筆者將另文論析。）
《禮記·禮運》篇中，還有直接將歷與律相類比的論述，曰：“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這里，在天地日月、陰陽五行的背景下，把天文歷數之四時十二月等，與五聲六律十二管聯系起來，這也正是律、歷相通觀念的體現。
《呂氏春秋》有十二紀、八覽、六論，其中的十二紀，各“紀”之首篇與《禮記·月令》
的內容基本相同，或即以《禮記·月令》為藍本而加以改寫，因此在歷、律關聯性觀念上，兩者相同。《呂氏春秋·仲夏紀》中的《大樂》、《侈樂》、《適音》、《古樂》，以及《季夏紀》中的《音律》、《音初》、《制樂》、《明理》諸篇，討論了音、樂、律的問題。其中，涉及到歷、律關聯的，有《大樂》及《音律》。
《大樂》篇曰：“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
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陰陽。萌芽始震，凝寒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于和，和出于適。和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這是在“本質”與“根源”意義上闡釋音樂之產生。“生于度量”者，與《尚書·舜典》的“同律度量衡”有關聯。“本于太一”者，即本于“道”之本體。“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之語，類似《易傳》。文中提到了“日月星辰，或疾或徐”，“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源于陰陽變化，而“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于和，和出于適”，雖然是由“先王定樂”，但根本上也是陰陽變化的結果。這是一種歷、律同源的觀念。
《古樂》篇曰：“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于懈溪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這段記載，有黃鐘律管的尺寸數字，而值得注意的是，“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特別標明時日，也是律、歷相關觀念的體現。《音律》篇曰：“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至則月鐘其風，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則生黃鐘。季冬生大呂。
孟春生太蔟。仲春生夾鐘。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鐘。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鐘。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此所述“十二月律”，與《禮記·月令》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