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門檻高、內容艱深，古文字這門學問常常給書法界的朋友一種難以觸及之感。古文字研究和書法、篆刻創作似乎關系不大，其實不然。漢字是中華文明得以傳承的重要載體，它使得中華文化綿延至今。在漢字的發展史上，有過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秦漢文字，這些文字是古文字學研究的對象，也是書法實踐的重要載體。在這一點上，古文字學和書法學找到了交會之處。如何在這兩大學科之間種植出“奇花異草”是筆者長期思考的問題，而胡長春教授所著《戰國璽印》（分域音序）給了我回答。
胡長春教授先后師從書法篆刻大家徐無聞、荀運昌、秦效侃先生，著名古文字學家何琳儀、黃德寬先生。這些求學經歷使胡長春先生有了書法學和古文字學的知識背景。目前，胡長春教授是西南大學書法學、古文字學專業博士研究生導師，西南大學“中國文字與書畫藝術”一級交叉學科博士點學科帶頭人，主持國家社科基金“春秋列國金文史料匯編校注與分類索引”和教育部基金“漢字的寫刻與漢字字體發展演變研究”項目，
策
劃
·
讀
書
書名：戰國璽印（分域音序）
著：胡長春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版次：2020年10月第1版
定價：990.00元（全兩冊）
2021/02 No.228
（上接第87頁）
世，導致了唐代文化氣候發生重大轉變。這個階段正好是水墨程式極具創新的時期，隨著唐朝政治生活的衰落，水墨上的創新意識逐漸生發。盛唐時期，隨著“貞觀之治”和“胡越一家”的社會政治格局初步形成，唐人的文化視野擴大，各地域文化交融，文化藝術展現出強大的自信，呈現出氣勢恢宏、狀物高于達意的形式面貌。這點在初唐人物畫中有著豐富的體現。中唐之后，人們的審美觀照逐漸從人物
、侍女、牛馬轉向自然對象。山水、樹石、花鳥也逐漸成為獨立的審美對象而被賦予新的含義。由于社會動蕩，安史之亂之后，王維、鄭虔、張璪因安祿山攻陷長安時，被迫受偽職，以“賊官”之名被貶。創破墨山水的王洽曾一直追隨鄭虔學畫，人生的坎坷使他們有了倦于涉世、超脫俗世、寄情山水、詩畫相融的思想轉變。這里不難看出，唐代的安史之亂雖然是唐代內部政治生活的一次巨大變動，但變動同時影響中國社會階層的變動。文人階層的參與引起了生活觀念的轉變和審美追求的變更，意外促進了中國山水畫的創新革命。
三、新儒學和禪宗思想對山水畫的影響
初唐時期，儒家重新被確立為國家的官方教義。但此時儒家的活力早已喪失，不能滿足時代的精神需要。“伴隨著道家的復興和佛教的傳入，人們對于形而上學問題，以及所謂的超道德價值，或者當時稱為性命之學的問題，比較有興趣。”[3]253到唐中期，對原有儒家經典結合禪宗的重新解釋，產生了一個新的哲學，即“道學”，后來也
被命名為“新儒學”。人的思想意識的變化
是山水畫巨大變化的重要因素。“新儒學的
來源可以追溯三條思想路線，第一是儒家本
身，第二是佛家，包括以禪宗為中介的道
家，在佛家各宗之中，禪宗是在新儒學形成
時期最有影響的。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新
儒家是禪宗的合乎邏輯的發展。第三就是道
家。”[3]255其中新儒學中佛家這條思想線路
對山水畫的變革影響巨大。徐沁《明畫錄》
云：“自唐以來，畫學與禪宗并盛，山水一
派亦分為南北二宗。”在國力日漸衰落的中
唐，文人入世“治國平天下”不能，出世
“身居江海之上”又不成。“據于儒，依于
老，逃于禪”成為當時文人階層的精神生活
模式。受禪宗的影響，當時的文人士大夫多
選擇隱居山林，沉醉于山水。在唐代以前，
中國畫就在傳統行攝和技法本身方面存在一
定的矛盾。當一幅作品大多數由線組成時，
其畫面色彩是受到一定制約的，當色彩無約
束地發展時，這樣的線在畫面中是不可接受
的。梁代張僧繇所創“墨骨”就是將線條消
滅，全部由色彩組成。這本身是具有一定進
步意義的。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說
道：“具其色彩，而失其筆法。”初唐吳道
子對畫面線條有極大的發展，展子虔和李思
訓父子對青綠設色有了巨大的推進，在線與
色彩沒有做到一致時，水墨就以一種新的姿
態隨山水畫的飛躍發展而加入它們的斗爭之
中。而更多的筆墨程式轉變也隨之發生，畫
家通過對筆勢的千姿百態與墨色的濃淡干濕
的掌控，營造出一種與眾不同的氣質。
繪畫是視覺的或形象的藝術而非文字
語言的，因為我們對其基本印象也都同樣源
于視覺而非語言，但以繪畫語言梳理，會對
繪畫有新的認識。莊子曾說：“筌者所以在
魚，得魚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
忘言。”希望可以通過“筌”“言”的梳理
來獲得新的視覺體驗。相較于自然風物狀貌
的再現，中國畫的審美品評標準更加傾向于
對筆意和氣韻的把握。從表現的角度看，畫
面千變萬化，但都反映出藝術家借用某種媒
介與技法中無窮的可能性，來表達自己的心
境。福柯說道：歷史重要的不是話語講述的
年代，而是講述話語的年代。通過對史料進
行整理分析，了解唐代山水畫誕生初期筆墨
程式的演變軌跡，我們可以發現筆墨程式的
轉變不是單純的某一原因造成的，其中涉及
繪畫發展中的復雜性。反觀當下筆墨的變
化，每走一步都應該回顧最初的傳統，這樣
才能不被為變而變的形式本身迷惑，才能真
正合理結合外來文化，順應時代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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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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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2016：587.
[3] 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2013.
約稿、責編：史春霖、金前文
廣泛搜羅散見于各類書刊中的璽印資料，共計9371枚。這與20世紀出版的《古璽匯編》所收錄的5708枚相比較，足可謂資料宏富。因此，從資料收集的數量來看，胡長春教授的《戰國璽印》（分域音序）可視為目前出版的戰國璽印書籍中收集資料最為全面的一部著作。這是本書在資料性上的一大特色。
（2）古璽文字屬于戰國文字的一個重要門類，以往的古璽釋文存在不少誤釋之處。近年來，隨著古文字資料的大量出土以及古文字考釋理論的逐步完善，古璽中的很多誤釋字都得到了改正。本書盡可能將最新的考釋成果收入其中，對于存疑的文字則注明各家意見，以便于讀者取舍和進一步研究。這一點是其他古璽著錄書籍所不具備的。《戰國璽印》（分域音序）1457“咎郎左司馬”，“咎”字在《古璽匯編》《上海博物館藏印選》等中釋為“佫”，“郎”字在《古璽匯編》中缺釋，《上海博
物館藏印選》將其釋為“鄭”。著名古文字
學家李家浩先生在《戰國官印叢考》一文中
將此印首二字釋為“咎郎”，讀為“皋狼”。
本書吸收李家浩先生的考釋意見，將1457
號璽印釋為“咎（皋）郎（狼）左司馬”。本
書對于古文字學界的最新考釋意見之關
注，由此可見一斑。這是該書在釋讀準確性
上的一大特色。
（3）如何處理好編排與檢索是古文字
工具書的一大難點。大部分古文字工具書
按照《說文》部首順序編排，書后附筆畫檢
字表。雖然看起來方便，實際上在檢索和使
用過程中會遇到很多麻煩。也有一些古文
字工具書按照古音來編排，以韻部為綱、聲
紐為緯，如《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
系》《古文字譜系疏證》等。對于熟悉上古
音的研究者來說，這便于檢索且可以用來
進行上古漢語同源詞的研究。但是，對于不
熟悉上古音的書法研究者來說，這實際上
是懸疣附贅。胡長春教授另辟蹊徑，以通用
的《漢語拼音音節表》為標準來排列璽印。
璽印的音序以璽印釋文的首字讀音來排
序。在釋文首字為同一漢字時，便按第二字
的讀音排，依此類推。另外，書末編有所錄
璽印的逐字“索引表”，該表將隸定和釋讀
文字全部作為檢索字收入，共計3850個字
頭，大大方便了讀者的使用。如此排列，真
正解決了璽印編排與檢索之間的矛盾，極
大地提高了本書的便利性。這是本書在檢
索方便性上的一大特色。
《戰國璽印》（分域音序）是胡長春教授
在古文字學、書法學領域多年研究的成果，
是他深厚學養的體現。此書的出版必將為推
進古文字學和書法學的互動打下良好的基
礎，必將有助于古文字學和書法學的研究。
約稿、責編：史春霖、金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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