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弗洛伊德在他的晚年寫了一篇關于反移情的文章，刊登在《Analysis Terminable and Interminable》上，這是他為數不多的幾篇關于反移情的文章之一。在這篇文章里，他批評了分析師們盡管接受過培訓和分析，仍然逃避分析對他們產生的批評性和修正性影響的行為。這些人處于他稱之為“分析的危險”之中，他把這種反移情情境比作“X射線對那些沒有防護措施的人產生的危害”。由此他提到了一句名言：“權力產生腐敗，絕對的權力將產生絕對的腐敗。”他這樣說當然是基于他所知道的卡爾古斯塔夫榮格、桑德拉費倫齊以及其他人，甚至很可能包括他自己的經歷。他提出的唯一的補救辦法是分析師定期接受更多的分析，分析是“一項永遠不會完成的任務”，盡管他承認這不一定能解決問題。他完全忽略了倫理維度以及這種惡劣行為的后果。
這很令人不安。精神分析被視為治療患者的一種醫術，神經精神醫學的一個分支，還有些別的什么，一直延續至今。自希波克拉底時代即公元前5世紀以來，醫學就被公認需要強制性的倫理準則來嚴格界定并約束從業者的行為，目的是讓公眾對醫生有足夠的信任，這樣醫生才能治病救人。希波克拉底宣言直到今天都一直是醫學行業的指導原則。大多數司法體系都承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行業行為不應該適用于一般法律，而應該適用于更高的權威，即行業本身。我不知道希波克拉底宣言在東方有多么廣為人知，但我知道中國醫學界在公元7
世紀出現了類似的法典，它出自唐代偉大的醫藥學家孫思邈。弗洛伊德及很多早期的精神分析師都是醫生出身，遵守類似的宣言，弗洛伊德曾經無數次提到過在精神分析治療中作為一個醫生的倫理責任。
但是，盡管在其成員中出現過無數次臭名昭著的不道德行為，不管是弗洛伊德還是國際精神分析協會（IPA），在精神分析倫理方面的姿態都是完全無視這些行為，直到再也不能無視為止。對此我們有一個技術術語：否認，它和不信不是一個概念。否認是一種初級的很弱的防御機制，它的使用常常會使潛在的問題更惡化。否認似乎是他們對其成員的不當行為的一種典型的初始反應。后續的應對經常是，如果事件掩蓋不了也抵賴不掉，他們就“除掉害群之馬”，小團體一致對外，從來不想可能會有些深層次的問題需要審視，而這些問題正潛在地威脅著整個團體。所有這些都突出了一個問題，為什么行業倫理準則非常必要，為什么精神分析師和他們所處的行業都會因意識到這一問題而受益。
希波克拉底宣言要求一個醫生在做好其它事的同時，令人尊敬地工作和生活，永遠服務于患者的利益，哪怕需要戰勝自己的欲望也要保護生命，并保持最大限度的審慎。精神分析倫理也服從同樣的原則，但是更加嚴格，因為它專注于移情/反移情之間的動力，以及因患者和分析師之間的權力差異可能會造成的后果，而這一點其它醫學領域都不涉及。
如果你翻閱國際精神分析協會（IPA）或者其團體的倫理準則——后者必須與前者一致——你很可能會發現那上面的大部分內容都不稀奇。你甚至會覺得有些規定簡直太顯而易見了，你都很納悶為什么連那些都要寫進去。“為什么”，你可能會問，“有些人需要被告知他們不應該跟患者發生性關系？這是任何精神分析師都應該知道的呀。”好吧，很可能是這樣，但是我相信你知道這樣的事時不時地就是會發生。如果沒有倫理準則，有些分析師或許會說“哦，我不知道呀”或者“這是個特例”，甚至“我不同意這個觀點”，然后事情就不了了之了。所以才需要有一個能讓所有人看到的清晰的規定，必要時還要有一個負責執行的倫理委員會。
但是倫理準則的意義絕不僅僅是精神分析師的一套行為規范或者是一套法律準則，團體可以依此來懲罰違反者——盡管確實會起到這樣的作用。如果倫理委員會和團體永遠都不需要這樣做當然就最好。更重要的一點是：精神分析準則和精神分析技術幾乎是密不可分的。糟糕的技術往往是不合倫理的，不合倫理的行為也總是因技術上的拙劣和理論上的無知造成的。
對倫理準則最好的應用是早早地防患于未然，分析師一旦意識到了苗頭就趕緊打住。我們
來想象一個圓形的安全表，比如汽車的測速表，有個指針從綠區開始移動，然后是黃區，再后面是紅區。就像所有的優秀職業賽車手都知道的那樣，你不會總是甚至不會經常待在綠區。很多時候都需要把發動機推到黃區，但是優秀的賽車手同樣知道，如果把發動機推得再狠些，進到紅區，越過了“紅線”，就是在冒險，很可能會有災難性的后果，比如說發動機爆炸，然后就再也沒辦法完成比賽了。紅區是有毒的，絕對不能碰。所以就算再想超過前面的賽車，一個優秀的賽車手也絕不會踏進紅區，而是會等待時機，尋找其它解決辦法，因為他知道，完成比賽才是最重要的。很多新手不明白這一點，或者無法約束自己，他們的職業生涯會很短，因為沒人會用他們。用俗語說，他們就是傳說中的“有勇無謀”。
我今天的主題是移情與反移情的毒害，這一說法是受了弗洛伊德X射線的啟發。450年前，毒理學之父帕拉塞爾斯有句名言：“萬物皆有毒，無一例外；唯劑量使之不致成為毒藥。”這是事實，但是有些東西很顯然毒性更強，也更危險。砒霜就比水更容易致人死地，而弗洛伊德所說的X射線也是高危的，但同時又非常有用。至于解決辦法，像放射線學者們所知道的那樣，就是使用它，但是要小心。當然，弗洛伊德所指的是在精神分析中激發出來的強烈情感所具有的潛在危害。這些情感可能是患者的也可能是醫生的，但雙方以及精神分析治療本身都是潛在的受益者和潛在的受害者。
處于或接近精神分析工作核心的是對移情的分析。我理解的移情包括一個人對另一個人——在精神分析中就是患者對分析師——感受到的所有的想法和情感，包括意識的和潛意識的。我們用以察覺移情的最主要的工具是我們的反移情，也就是分析師對患者的移情。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移情無處不在——人類天生最有這樣的能力——唯一的差別是精神分析中的移情不僅僅被體驗到、被付諸行動，還會像其它東西一樣被分析。一個人的感情將影響另一個人的感情，分析師的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與患者合作，努力去理解在患者身上影響著他的是什么。
但是分析師不僅僅是一個被動的觀察者。他的感情影響著患者，就像患者影響著他一樣。正如亨利斯坦克蘇立文所描述的那樣，分析師是一個參與著的觀察者。因此，他必須讓自己在與患者的即時互動中成為一個真正的參與者，否則，對于是什么感動了患者他就會錯過至少是一部分的察覺。但是，與此同時，他還必須觀察互動，監控在他自己身上發生著什么，努力看清在患者身上發生著什么，并且對這一部分進行分析。聽起來有點像是走鋼絲，有時候就是這樣。分析師必須讓他自己被感動，但絕對不能身陷其中。這是可以做到的，只是像用X射線工作一樣，需要很小心。
情感有可能是非常強烈的，強烈的情感有可能是壓倒一切的。壓倒什么呢？壓倒判斷力、理性和良知。這種瘋狂的情形不僅會發生在患者身上，也會不時地發生在每個人身上，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我們的患者與其它人的區別僅在于他們在這方面有更多的問題，多到他們及他們周圍的人都無法舒服地接受。那么當某些可以壓倒一切的事情發生時，比較有利的情形是一個人至少可以意識到“我做了什么不該做的事”。這樣雖然不好，但它是自我不協調的、沖突的，所以有改正的可能性，至少可以修復。更糟的情形是一個人做了可怕的事卻感覺很好。糟糕之處在于，它是自我協調的沒有沖突的，根本就不承認有什么需要改正的。分析師不比其它同等智力和教育程度的成年人更健康，也有七情六欲，也操心柴米油鹽，我們不能指望他感受不到任何常人會有的情感。我們可以做的以及應該做的，是希望他愿意并且能夠通過從事精神分析工作來滿足他的情感需要。
回到我舉的賽車的例子，我們的倫理準則是寫在紅區的。在進行分析時，你常覺得自己是在綠區工作，進展十分順利。但是你會發現——事實上你應該經常會發現——你進了黃區。這可能意味著你發現自己感覺到了一些關于患者的特別的東西，令人興奮的東西，有好也有壞。你可能會覺得無聊透頂，黔驢技窮，或是熱衷于做一些不合常理的事；也可能會在強烈的情感旋渦里掙扎。這些都沒關系，事實上這甚至還是好事，因為這是你的反移
情在告訴你或許有些重要的事情正在發生。一個負責任的分析師必須當機立斷，對他的絕望、迷戀或是其他任何情感進行分析，而不是把它們付諸行動。
性、愛、金錢、權力和自尊都帶著強烈的情感。這些東西把患者帶到治療中，并將在分析素材和移情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樣的這些東西對分析師也很重要，而且是反移情的一部分。隨著這些素材以及隨之而來的沖突的展開，部分表達出來了部分還沒有，部分意識到了部分還沒有，雙方都會被感動——或許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但總歸都會被感動。這就是精神分析工作最能有效發生作用的地方，如果它確實能夠發生作用。
分析可能會由于患者的內在原因根本無法發生作用，要么是移情太多或太少，要么是缺少接受分析的動機。這個話題很大也很重要，但我今天先不講它，因為我的關注點是精神分析的倫理，而這完全是分析師的責任，跟患者無關。分析師對這類患者唯一的倫理責任是，一旦他已經認定這些患者不適合接受精神分析，就不要為他們提供精神分析工作，并且告訴他們為什么，然后建議他們其它合適的選擇。
現在我們來談談分析師。分析師對患者最重要的倫理責任就是完成患者付錢給他并且通過協議規定他應該做的事：進行精神分析。說到這里你們應該能猜到我要講什么了。當分析
處在黃區，即充滿了強烈情感、有可能有重大發現時，分析師的責任是確保不會滑入或掉進紅區。反移情在紅區就變得有害了。分析會出現妥協，會中毒，或者被其它東西替代。最好的情形是分析師沒有在工作，最壞的情形是他已經在有意欺騙患者。
這樣的事在很多情況下都有可能發生，而且每種情況的動力都不一樣。格萊恩格巴德和伊娃萊斯特對此有過很多描述。有些患者，常常是創傷事件的受害者和有自殺傾向的患者，總想迫使分析師表現得不像在做分析——不那么專業——而且他們很擅長達到目的。有些分析師會愛上被分析者，有時他們是彼此相愛，甚至還會結婚。有些分析師會充當患者生活中的其它角色，比如教練或者咨詢師，而且還是收費的。還存在一些“掠奪性”的分析師，他們的終極目標是剝削被分析者，不管是在性關系、財務、社會關系還是其它方面。這些違反邊界的行為常常微妙地發生，邁出一小步或者說出一個字，但是這一步是邁下一個光滑的斜坡，下去了就再也上不來。遺憾的是，那些高級的有影響的分析師似乎不僅沒有跟這些事不相干，反而比他們的同事更容易犯這樣的錯，很顯然他們是覺得一般的規矩不適用于他們，他們可以自行其事。所以我們看到，就像阿克頓爵士觀察到的那樣，即使是在分析師當中，權力也會導致腐敗。東窗事發之后，我們會發現這些分析師違反倫理的行為極其明目張膽，但他們卻極少表現出任何反省或悔恨。
宗教、種族、政治傾向等也會模糊反移情，而且很可能會使分析失敗，即使雙方都意識到了他們這對組合所面臨的潛在困難并且在努力克服困難。組合要么基于雙方的相似性——這會導致彼此默契地維持在一個隱蔽的“舒適地帶”——要么基于差異性——這會導致同樣隱蔽的友善的或不那么友善的“虛假寬容”。鑒于我們所有人都具有某種身份——猶太人、儒家弟子、共和黨人或民主黨人、男人或女人、白人、有色人種，等等——提防這些因素可能會起的作用對我們總是有好處的。
還有另外一種幾乎是覺察不到的不當行為，因為任何一方都沒注意到，它就像一氧化碳一樣不知不覺之中造成危害。愛爾文赫什在他那本巧妙地取名為《在反移情中打醬油》的書里對此做了很好的描述。這種分析幾乎一直是待在綠區，事實上，這根本不是分析，而是分析陷入了某種僵局，原因是分析師出于私心只舒服地做些華而不實的表面文章，根本沒有出于責任感真正為患者做有效的分析。同樣的，發生這種情況也有很多原因——由于咨詢關系太舒服、錢賺得太爽或是具有別的意義，導致分析師要么繞開可能會打破現狀的重要問題，要么就是簡單地回避結束，這二者都會使分析沒完沒了地進行下去。再有就是分析師出于自身原因很難保持專注，或者一天下來把自己搞得太忙了。這些問題我們可能一時注意不到，但是如果足夠警醒，我們還是能夠在造成太多傷害之前發現問題。只是，從
最終的結果看，這還是對患者的背叛，不亞于一個士兵在站崗時睡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