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春季《考古學導論》課程文章
題目：穿鑿歷史黑暗，新探文明起源
——《中國文明起源新探》讀書報告
內容提要：
蘇秉琦先生是中國現代考古學家，先生對考古學的研究貢獻，主要集中在三本書中，作為其中重要一本的《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一書主要可分為四個部分，《兩個怪圈》講的是先生所處時代的學術背景或面臨的問題。《學讀“天書”》及《解悟和頓悟》，說的是先生如何根據史實沖出兩個怪圈的兩段經歷。《“條塊”說》、《滿天星斗》、《三部曲與三模式》這三節，講的是先生悖于兩個怪圈而提出的中國考古學文化譜系、文明起源及形成的多元說和中國文明起源、形成和發展的道路或模式。《雙接軌》談的是中國考古學與世界接軌及古今接軌。先生留個我們的不僅僅是學術上的財富，更有不囿于固有思想束縛，勇于突破創新而又實事求是的精神。
關鍵詞：考古學 怪圈 雙接軌
正文：
無論是一門學科還是一個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是一個囚徒，其工作在最終的意義上，都是在穿鑿人與人、人與自然的某種隔閡。而一位偉大的學者或者科學家，總是在人類知識或思想最黑暗的地方，點亮一盞明燈，指示了某個時期某些人的人生行程。蘇秉琦先生無疑就是那些穿鑿歷史黑暗的人中不可忽略的一個。考古學從很大程度上說是讓垃圾唱歌的學科，而在這個看似辛苦、枯燥的學科上，先生讓生命煥發出最大的光亮和熱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作為集結先生對中國考古學研究貢獻的三本書之一，在考古學研究上無疑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歷史教育的兩個怪圈
先生在著作總提到“幾十年來，在我們的歷史教育中，有兩個怪圈：一個是根深蒂固的中華大一統觀念；一個是把馬克思提出的社會發展規律看成是歷史本身”。
大一統史觀、漢族中心主義和線性時間觀，三位一體，成為歷史教科書的黃金法則。大一統的觀念是老傳統了，數千年來一脈相承。“大一統觀念”不僅僅存在于對中華民族起源的
敘述，也存在于對中國歷史變遷的敘述，核心往往是中央集權。在這種標準里，大一統的時代通常被稱為正面的盛世，非大一統的時代則被稱為反面的亂世，“夏商周秦漢唐宋元明清”成為最主要的線索。這種大一統同時又貫穿漢族中心主義，例如，宋代只是多個并列政權之一，卻被視為一個“統一”的政權。葛劍雄先生在《統一與分裂》里寫道：“北宋時期是以宋、遼對峙為主，幾個政權同時并存的階段，而不是一個統一的時期，它與南北朝并沒有什么本質上的區別。”
在中國的歷史中，永遠只能見到中原的宮廷內斗，而所謂的四夷之事則一帶而過；文化自然也是由中原而向四周傳播，因此我們的歷史知識是單線條的歷史。雖然在這片土地之上，曾經如走馬燈式的有很多的種族與民系生活過，而他們的歷史痕跡，他們的文化傳承，早已消失于中原漢人的大一統之中。他們的聲音，他們的遺跡我們并不關心，那只是燦爛中華文明中微不足道的靈位，只是浩如煙海的中華文明中不起眼的一點浪花，這種思維，先生是學界中人，自然體會得最為清楚不過了。對于新發現的文化遺跡，不管適不適合，總是將他們納入中華大一統之中，總是與中原文明相比較，合則歡欣鼓舞，證實了中華文明的偉大與源遠流長；不合則遮遮掩掩，甚而拒絕承認它的存在。因此，在這樣的心態之下，我們的文明起源研究和我們的歷史研究，總是在大一統的框架之下打轉，總是無
法突破，也就其源有自了。
而后一個怪圈則是近百年的新陋習了。自上世紀三十年始，馬克思提出來的社會發展規律的理論，就深深地影響著中國歷史研究。特別是共產黨建立政權之后，馬克思的社會理論更是在歷史學界一統天下，成為一種根本的指導思想，歷史研究中的一切都要歸于這個理論之下，套用該理論的模式，從而建立了所謂馬克思主義的史學觀。不僅史學，幾乎所有的科學都已經納入馬克思主義指導之中。這種影響是極其深遠的，其流毒遺害至今。讀當時甚至現在的歷史著作，只要出于大陸學者之手，不論其觀點如何，都可見出馬克思社會理論影響的痕跡。
吊詭的是這兩大怪圈同時存在于中國的考古學界，并被奉為圭臬。漢族中心主義和大一統關鍵觀念是排斥任何外來影響的，認為中華文明是獨立于世界其他文明而獨特發展的，而馬克思的社會發展規律則是基于馬克思對西方文明發展的觀察而提出來的理論，他認為世界一切國家的發展都應遵循著這個規律，任何國家民族文明的發展都概莫能外。這兩種理論的共同特點就是僵化，只抱持著固定的觀念，而拒不承認現實，對于近年來的考古發現視而不見，即使關注到，也是削足適履，對考古證據按其所需去適應著理論，而不是以考古證據去修正自己的理論。這種抱殘守缺的心態，也嚴重地妨礙著中國的歷史研究。
先生能意識到中國歷史教育的怪圈，并能跳出怪圈發表一己之見，足可見學術造詣之深，并非一般學者所能望其項背。
二、沖出兩個“怪圈”的經歷
1934年，先生畢業于北平師范大學歷史系，進入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分配到考古組。此年9月以后的兩個年間，先生從事陜西省寶雞斗雞臺的發掘調查。而后，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轉運昆明，繼續埋頭整理所發掘的百余座小墓材料，這時先生是一位初學者，面對“啞”的數以千計的陶器，發現那里隱匿的真實，可想見其困難。
面對一堆讓人無從下手的考古發掘材料，也就是先生所說的“天書”，先生在沒有任何經驗的條件下，自己摸索出一套理論，沒有局限于大一統的思想，而是提出商周不同源的觀點。經過四十多年新的工作與資料的積累，先生對于這一課題又有了新的認識，其中對于鬲的消亡時間的判斷很值得注意，先生將歷史學與考古學結合，例如先生引《說苑·反質》的文獻說明當孔子時代，至少在山東，瓦鬲還流行。作為歷史學專業的學生，對于考古學與歷史研究，筆者想多說幾句，但是考古學與歷史學的定義在這里就毋庸贅言了。對于兩者關系，夏鼐先生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明確指出。他認為，雖然考古學和歷史學“同是以恢
復人類歷史的本來面目為目標，是歷史科學（廣義歷史學）的兩個主要的組成部分，猶如車子的兩輪，鳥的雙翼，不可偏廢，但是二者是歷史科學中兩個關系密切而格子獨立的部門”。考古學最基本的特質就是以調查發掘獲得的實物資料作為基本研究對象，而文獻歷史學是以文獻資料為基本研究的對象；同時二者有著明顯不同的理論基礎和研究方法。所以考古學應該是與文獻史學相并立的獨立學科，有著自己的學科特性。但二者在研究方法、研究內容和研究目標上又有共同之處，無論考古學還是文獻史學，都堅持實證性，用材料證明觀點；考古學研究的最終目標在于通過對古代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研究，闡明存在于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規律，這與文獻歷史學的終極目標一致。所以，考古學與文獻歷史學又都是歷史科學的組成部分。考古學的發展對于歷史學研究有著重要的作用，考古發現對于有爭議史學文獻的證明與證偽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考古學對于沒有文字記述的史前史的研究意義重大，有益于重建中國歷史；考古學的發展可以引發歷史研究方法論上的變革，擴大歷史研究的新領域。
長期以來，考古學與歷史學形成了明顯的學科隔閡，對歷史學科的發展造成了不良影響。所以將歷史學與考古學結合以推動歷史學科發展勢在必行。
50年代后期，學術思想相對活躍，但是考古學專業的學者大部分腦子里裝的仍是馬克思的社會發展史，他們簡單地認為只要把馬克思的社會發展規律與手里的考古器物相加就可以了。先生認為，這種穿靴戴帽的做法，把中國歷史簡單化了，具體研究仍是干巴巴的空殼。先生經過反復的思考發現，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并不能直接回答中國考古學的方法論問題，歷史唯物論和歷史科學的各專門學科理論也不屬于同一層次，具體問題應具體分析。先生運用唯物辯證法指導考古學，把考古學文化看成是一種運動的物質，從考古學文化定量分析入手，找到它的運動規律。運用區系類型學方法，先生將仰韶文化分為中、東、西三個區系。先生對仰韶文化的研究集中于半坡類型和廟底溝類型的年代早晚問題。在觀察考古發掘的器物類型中，我們得出半坡和廟底溝這兩種類型不是仰韶文化先后發展的兩個階段，而是各自發展又相互緊密依存的兩種主變體，還可以看到器物上的花卉、魚、鳥都經歷了從具體到抽象的發展過程，并得出距今六千年之久的仰韶后期，是氏族社會發展到鼎盛時期而逐漸衰落，社會出現了分工、分化，人也有了貴賤之分文明因素出現，國家起源的新歷程開啟。
這里不得不提的是，在中國近代考古學誕生之初，便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郭沫若先生于1928年寫的《中國歷史的發展階段》，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最新的考古發現，將
中國的史前時代定在商代以前，認為商代和商代以前是氏族公社社會；在《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與其思想上之反映》中，郭沫若先生更進一步用唯物史觀分析了堯舜時代是亞血族群婚的社會，唐虞時代的禪讓是氏族制度的反映等。
建國以后，政治上的穩定統一與經濟上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展，考古學進入了一個迅速累積材料的時代。由于體制上學習蘇聯，馬克思主義成為學科的指導思想。但考古學中滋生了教條主義思想，考古學的科學研究方法被批判成了資產階級的偽科學，取而代之的是歷史唯物主義與社會發展史。而先生在此時能夠清楚得認識到不能把中國歷史（包括中國考古學）寫成簡單的社會發展史，我們探求歷史進程的一般規律，也要探求各國家、各民族的歷史進程互相不同的異點和它們的客觀原因，這種思想很是難能可貴。
三、有悖兩個“怪圈”的學說
先生經過60年的摸索和解悟，終于悟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考古發展道路。一個帶根本性的學科理論，這就是中國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學說。 “區”是塊塊，“系”是條條，“類型”是分支。先生進一步從全國范圍將現今人口分布密集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分為六大區系，六大區并不是簡單的地理劃分，主要著眼于其間各有自已的文化淵源、特征和發展道路。集中體
現于每一大區系中的歷史發展中心區域，而且區系間的關系也是相互影響的。在以往的中華大一統觀念指導下形成了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搖籃，中國民族文化先從這里發展起來，然后向四周擴展，其他地區的文化比較落后，只是在中原地區的影響下才得以發展的觀念。區系類型學說對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漢族中心、王朝中心的傳統觀念提出了挑戰。先生分別對六大區在中國文明史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具體的研究分析，又進一步討論了六大區之間的關系，深深動搖了大一統的觀念。
先生提出了文明起源的三種形式。頭一種文明起源的形式是裂變，如距今6000年前后，統一的仰韶文化裂變為半坡、廟底溝兩種類型；第二種文明起源的形式是撞擊，以仰韶文化與紅山文化的關系最具典型性；第三種形式是融合，如晉南陶寺文化，是多種文化融合產生的又一文明火花。這三種文明起源形式的典型地點大都在中原和北方，核心部分是從中原到北方再折返到中原的文化連結帶，這里是中華諸文明中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帶，它也是中國文化總根系中一個最重要的直根系。先生對這個直根系做了進一步闡述，認為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可能就是形成華族核心的人類的遺存，華山則可能由于華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由于南北不同文化傳統共同體的結合，到陶寺遺址所具有南北廣大地域的綜合體性質，表現出晉南是“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國”的地位。
先生中國文明起源問題討論的總結，從理論上提出中國國家起源發展階段的三部曲和發展模式的三類型。發展階段的三部曲是： 古國—方國—帝國。認為要把古城、古國與古文化聯系起來研究。先生進一步提出中國國家起源過程中發展類型的“三模式”：原生型、次生型、續生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