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語言學理論和漢語方言地圖集*
曹志耘
提要 本文介紹了西方地理語言學的理論、方法及其發展情況，回顧了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地理語言學的研究情況，并分析目前面臨的機遇和挑戰。目前正在進行的“漢語方言地圖集”課題是中國地理語言學建設的基礎工程，本文介紹了該項研究的目的、意義、價值、主要內容和主要成果。
關鍵詞 地理語言學；漢語方言；方言地圖
1 地理語言學理論
1.1定義
地理語言學（geographical linguistics），又叫語言地理學（linguistic geography），以眾多地點的語言事實調查為基礎，利用語言地圖的方式描述語言現象的地理分布狀況，結合社會文化因素解釋這些分布的原因，探索語言變化的過程和機制。
1.2興起和發展
地理語言學興起于19世紀后期。最早進行方言調查并繪制方言地圖的是德國語言學家文克爾（Georg Wenker），他于1876年向萊茵河地區的所有小學教師寄發了一份由約300個詞組成的40個句子的調查表，請被調查者用當地方言轉寫出來，在此基礎上畫出了6幅方言地圖（《德國語言地圖》1冊，1881年）。地理語言學早期的代表人物是法國語言學家吉葉龍（Jules Gilliéron），他訓練艾德蒙（Edmond Edmont）調查了650個法語方言點的約2000個詞語，編寫出版了《法國語言地圖集》12冊（1902-1914年和1920年）。在這項研究過程中，他發現幾乎每一個詞都有自己獨特的同語線，因而提出了“每一個詞都有它自己的歷史”的口號，并與青年語法學派的“語音規律無例外”口號相抗衡。（徐通鏘1991：223-229）
隨著地理語言學的發展，在歐美各國相繼出版了大量的語言地圖集，例如芮德（F. Wrede）的《德國語言地圖集》6冊（1926），雅伯爾格（K. Jaberg）、俅德（J. Jud）的《意大利瑞士語言地圖集》8冊（1928-1940）等。在日本，國立國語研究所先后編寫出版了《日本言語地圖》6卷（1966-1974）和《方言文法全國地圖》4卷（1989-1999。第5
、6卷尚未出版）。當代的語言地圖集在內容和形式方面都有了很大的發展，例如Peter Anderson的A Structural Atlas of the English Dialects（1987）注重反映某項音變現象在詞匯系統中擴散的比例，而拉波夫（William Labov）等人的The Atlas of North American English: Phonetics, Phonology and Sound Change（2006）則與社會語言學研究相結合，并制成了功能強勁的光盤版（參看uton-online/里的介紹），把地理語言學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1.3意義
1.3.1為語言進行地理分類
地理分類是從語言現象的地理分布狀況（各地之間在共時平面上的異同關系）出發，把地理上相連、語言上具有較高相似性的方言歸為一類。地理分類的結果主要就是表現為“方言區”，反過來說，所謂“方言區”主要應該依據地理分類。
早期的地理語言學家由于看到在方言地圖上，每一個詞都有自己獨特的同語線，因而認為各地方言之間只有過渡，沒有分界，方言是無法“分區”的，換句話說，事實上并不存在真
正的“A方言”、“B方言”等等這樣的“方言”。但是，后來的語言學家認識到，如果區分不同同語線的重要性，并且注意利用“同語線叢”的話，那么，地理語言學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用于對語言進行地理分類（方言分區）。事實上，地理語言學研究是語言地理分類（方言分區）的先決條件，這一點在今天已毋庸贅言了。
1.3.2從語言的地理分布考證語言的歷史演變
由于一種語言在各地的發展演變速度不同等原因，各地方言之間在共時平面上的差異實際上可能正是該語言不同歷史階段特征的遺存，也就是說，語言的共時差異可以反映語言的歷時變化。因而，地理語言學的研究成果是進行語言歷史比較研究的重要基礎，在缺乏歷史文獻資料的情況下更是如此。早期的地理語言學研究者反對青年語法學派，反對語音演變規律理論，他們沒有想到的是，正是地理語言學的研究彌補了歷史比較法存在的缺陷，地理語言學成為歷史比較語言學的一種極為有效的研究途徑。如今，地理語言學在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中的作用已經得到大家的公認。
1.3.3結合非語言因素解釋語言的分布狀況，探索語言變化的機制
語言變化是在語言因素和許多非語言因素的綜合作用下的一種復雜運動。早期地理語言學的口號“每一個詞都有它自己的歷史”，意在否定語音演變的規律性，這無疑過于偏激。因為一個詞的歷史（實際上是指一個詞的音變）本身就是某種規律作用的結果，而許多詞的歷史往往可能受制于某種更大的規律，這個規律也許尚未發現，但不等于不存在。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地理語言學派的確揭示了語言現象演變的多樣性（非線性），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多樣性迫使語言學家去尋找更多的解釋途徑。
語言現象的地理分布狀況是語言變化的結果。語言變化（例如漢語方言中的濁音清化、尖團合流、入聲消失等等）通常都發生在一定的區域里面，而不是局限在某一個方言點。因此，要觀察和解釋語言變化，僅僅著眼于單個的地點是不夠的，而必須放眼于更加廣闊的地理空間。在這方面，地理語言學無疑具有獨特的作用。當我們面對一個廣闊的地理空間上的語言分布狀況時，語言系統之外的因素（族群、行政區劃、地形、交通、經濟、文化、風俗、宗教等等）與語言變化及其結果之間的關系就會以各種方式顯現出來，或者說，只有在這個時候才會顯現出來。也只有在這時，我們才有可能正確地解釋以下問題：這項變化來自哪里？它是如何發起和形成的？它藉由什么途徑進行傳播？為什么會造成現在這種擴散結果（分布狀況）？把非語言因素引入地理語言學，大大增強了對方言分布、
語言變化的解釋能力。
1.4方法
1.4.1田野調查
田野調查是地理語言學研究不可缺少的前期工作。在調查中所用到的方法有讀詞表（或字表）、提問、填問卷等。應該指出的是，由于地理語言學要求調查語言系統中部分語言項目在眾多地點的說法，在選取調查項目和調查地點的時候實際上存在一個“抽樣”的工作程序。調查項目抽樣和調查地點抽樣是地理語言學調查中至關重要的一環，往往決定整個調查工作的成敗。
1.4.2語言地圖
語言地圖（總是體現為方言地圖）是地理語言學特有的研究方法，也可以說是地理語言學的一個區別性特征。方言地圖的基本做法是把調查到的方言材料繪制在地圖上，以便直觀地表示語言現象的地理分布狀況。方言地圖包括兩大類：方言種類分布和分區圖（簡稱“分區圖”），方言特征分布圖（簡稱“特征圖”）。分區圖是在特征圖的基礎上歸納而成的。在
西方地理語言學研究中，方言地圖主要就是特征圖。
由于計算機技術的發展，現在可以使用數據庫技術、地理信息系統和繪圖軟件來進行電腦繪圖工作，在電子版地圖里還可以顯示有聲材料和更多的相關信息，還可以提供讀者自行加工處理的功能。研究手段的巨大改進無疑給地理語言學注入了新的活力，帶來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2 中國地理語言學研究
2.1歷史的回顧
2.1.1賀登崧的研究
1943年3月，在山西大同西冊田村傳教的比利時神父賀登崧（W. A. Grootaers）被日本憲兵隊逮捕，送進山東濰縣集中營。1943年8月至1945年秋，賀登崧被軟禁在北京的修道院（德勝院）里。“幸虧西冊田的中國神父把我在大同收集的資料全部送到了北京。于是在這一段‘空閑’時間里，我利用這些資料寫了兩篇論文，發表在輔仁大學的學報《華裔學志》（Monumenta Serica）第8號（1943）和第10號（1945）上。這兩篇文章首次把語言地理
學應用于漢語研究”（賀登崧2003：作者日譯本序：4）。“這兩篇文章”是指《中國的語言地理學：漢語的語言學研究采用新方法的必要性。第1部分：語言地理學的方法》和《中國的語言地理學。第2部分：晉東北的一條方言邊界線》。這就是中國地理語言學的濫觴。
賀登崧，1911年出生于比利時，1939年來華，1941年7月赴山西大同市傳教，同時開始對大同方言以及歷史、地理、宗教、風俗等進行詳細的調查，直到1943年3月逮捕。1947年7、8月間，賀登崧帶領學生赴河北萬全縣調查民間信仰。1948年7、8月間，帶領學生（其中有王輔世）赴河北宣化縣調查方言和廟宇。1948年10月回國。1950年，賀登崧申請派遣到日本工作。他在日本積極推行地理語言學研究，并參與編寫了著名的《日本言語地圖》，對日本方言學和地理語言學的發展作出重大貢獻，被譽為“日本語言地理學之父”。1999年在日本去世。
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賀登崧發表了多篇漢語方言地理學研究的重要論文。（賀登崧1994，2003）他的研究特點是，選取較少的詞語（特別是小動物的名稱）作為調查項目，在一個較小的區域（例如一個縣的部分地區）進行眾多地點甚至逐村的實地調查，調查時同時注意收集歷史、地理、宗教、風俗等方面的資料，調查結果以方言地圖的方式予以描述，然后結合非語言因素來解釋語言現象的分布和變化。
很顯然，賀登崧的這種研究是西方早期地理語言學在中國的實踐。盡管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林語堂、劉復、岑麒祥等前輩語言學家就開始介紹西方地理語言學的思想，提出對漢語方言開展地理語言學研究的設想（項夢冰、曹暉2005），但賀登崧無疑是最早把西方地理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運用到漢語方言研究實踐中去，并且取得歷史性成就的人。令人遺憾的是，由于種種原因，賀登崧所開創的地理語言學研究后繼乏人。1950年，王輔世把跟隨賀登崧調查所得的材料，寫成一篇碩士論文《宣化方言地圖》，而此書一直到1994年才得以在日本出版。在中國語言學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幾乎聽不到地理語言學的聲音。
2.1.2漢語方言調查研究
盡管作為一門學科的地理語言學在中國受到冷落，但以方言為研究對象的漢語方言學從來不是也不可能是與地理語言學無關的。
現代漢語方言的調查研究始于20世紀初。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于1910-1912年調查了二十多種漢語方言，研究成果即1915-1926年出版的《中國音韻學研究》（1940年出版中譯本）。高本漢的研究以歷史比較為目的。1927年，趙元任帶領助手楊時逢赴江蘇、
浙江調查了吳語33個地點的方言，1928年出版《現代吳語的研究》。此后，在趙元任的領導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先后對兩廣、陜南、皖南、江西、湖南、湖北、云南、四川等地區的方言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查。趙元任以及史語所的研究包括了地理分類和歷史比較兩方面的目的，這種研究模式對我國的漢語方言研究產生了長期而深刻的影響，一直延續至今。而地理分類和歷史比較正是地理語言學的重要任務。
方言地圖是地理語言學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在利用方言地圖的方法研究漢語方言方面，漢語方言學界也進行了許多探索，取得了不小成績。中國最早的方言地圖是1934年上海申報館出版的《中華民國新地圖》里的1幅“語言區域圖”，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提供。最早的漢語方言特征圖是史語所在調查兩廣等地方言的基礎上畫成的，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首推趙元任等《湖北方言調查報告》里的地圖，共66幅（1938年成書，1948年出版）。①此后，在許多方言調查報告、方言志以及方言研究論著里，都有人使用方言地圖來說明方言的分區或方言特征的分布情況，例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