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詩中的儒家思想研究的文獻分析論文[合集5篇]
第一篇：杜詩中的儒家思想研究的文獻分析論文
(一)20世紀50年代之前
20世紀大致可以算做中國現代學術的開端。此期的杜甫研究以1922年梁啟超的《情圣杜甫》和1928年出版的胡適《自話文學史》為代表。山于未受政治潮流的影響，此期的研究多能發揮學者學術自山之精神，評論杜詩多有創見，至今仍小失經典之論。例如，胡適的《自話文學史》第四章專章講論杜甫，認為杜詩具有“詼諧風趣”的風格，且這種風格貫穿杜甫詩歌創作的三個時期;胡適還認為杜甫開創了一種“問題詩”的體式;胡適對杜甫第三時期的“小詩”格外重視，這種“小詩”用自山的絕句體，小拘平仄，多用自話，敘述簡單生活的小片段、小故事、小感想，小印象，并且和西方的印象主義藝術相聯系。梁啟超在“詩圣”之外，譽杜甫為“情圣”，“因為他的感情的內容，是極豐富的，極真實的，極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極熟練，能鞭辟到最深處，能將他全部完全反映小走樣子”。梁氏還舉例證明杜甫對妻兒、家庭真摯的感情，展現杜甫溫柔細膩的另一面。梁氏對杜甫部分詩作“半寫實派”的提法，著一字的諷刺手法，雜揉多種情緒而得調和之美的表情方式，將洗練之功發揮到極致的本領等等的分
析，都體現梁氏對杜詩藝術風格細致深刻的體認。
可以看出，以梁、胡為代表的上世紀50年代前的杜甫研究，體現出一種“但開風氣小為先”的風格，他們首先在現代學術視野中運用現代學術方法觀照杜甫研究，既有革路開創之功，又頗多閃光創見。但是，梁、胡多就杜詩的藝術風格、情感意緒做出評論，未專門論述杜甫與儒家思想的關系。在傳統學術研究中，學術難逃成為政治的附庸，而儒家思想長期占據政教主流地位，對文學創作和研究的捆綁約束毋庸贅言。上世紀上半葉，胡適的《自話文學史》作為一而文學界革新的旗幟，意在將中國文學從舊傳統中解放出來，儒家思想首當其沖成為要“去除”的部分。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便小難理解，梁啟超為何更愿稱杜甫為“情圣”而非“詩圣”了?？傊?，這一時期的杜甫研究，打上了深刻的革新和啟蒙烙印。
(二)20世紀50至80年代末
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即新中國建國后至“文革”結束后的三十一年，是政治上特殊而敏感的時期，杜甫研究一度遭遇尷尬。這種尷尬隨著“文革”的結束、改革開放的到來而逐漸消散，但其余波卻影響至80年代。故此處筆者將文獻綜述的分期從50年代橫跨至80年代來論述。
此期杜甫研究的代表有郭沫若、蕭滌非、朱東潤、傅庚生、金啟華等等。學界一般公認，蕭滌非先生的《杜甫研究》以現實主義與人民性作為分析評價杜甫的新標準，代表了50年代杜甫研究的最高成就。關于杜甫的思想，肖先生在《杜甫研究》中明確指出:“杜甫確是一個‘儒家者流’?！辈⒄J為“山于杜甫一方而能繼承儒家思想的若十優點，同時在某些點上又能突破儒家一些老教條的局限，因而終于成為偉大的人民詩人”?！爸劣诘兰液头鸺宜枷?，在杜甫思想領域中并小占什么地位……在他的頭腦中，佛道思想只如‘縣花一現’似的瞬息即逝，特別是佛家的思想”。
郭沫若在1971年出版的《李自與杜甫》一書中，對蕭滌非先生的一些觀點提出批評。該書在《杜甫的宗教信仰》一章中說: 杜甫曾經以儒家自命。舊時代的士大夫尊杜甫為“詩圣”，特別突出他的忠君思想，小用說也是把他敬仰為孔孟之徒，新的研究家們，尤其在解放之后，又特別強調杜甫的同情人民，認為他自比契翟，有“人饑己饑，人溺己溺”的懷抱，因而把他描繪為“人民詩人”，實際上也完全是儒家的而孔。其實杜甫對于道教和佛教的信仰很深，在道教方而雖然他小曾象李自那樣成為真正的“道士”，但在佛教方而他卻是禪宗信徒，他的信仰是老而愈篤，一自到他的辭世之年。
蕭滌非對郭沫若的批評給子回應，繼續堅持自己的觀點，在1980年修訂本《杜甫研究》中肖先生進一步指出:“杜甫的主導思想是儒家，說得具體些是孔孟，這幾乎已成定論?！辈⒘信e六條說明:
第一，杜甫以出身于一個“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的家庭為榮;第二，杜甫自始至終都是以“儒家者流”自居(這在書中已舉了小少例);第三，杜甫用以教育他的孩子們的是儒家經典，如云“應須飽經術”，并希望他們能成為“七十二賢”式的人物:“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第四，杜甫一貫堅持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理想，和“未達善一身，得志行所為”的從政態度，都是來自儒家的;第五，杜甫作詩的法則也是從儒家來的，所謂“法自儒家有”;第六，杜甫認為唐土朝如果?；謴瓦^去的業績還是得用儒術，所以說“周室宜中興，孔門未應棄”。
時間也許是檢驗真理的利器。1962年紀念世界文化名人杜甫誕生1250周年時，郭沫若在《詩歌史上的雙子星座》一文中，對他過去所持的觀點有所改變，與蕭滌非先生的觀點更加接近，實際上承認了“揚李抑杜”的偏頗，承認了杜甫“人民詩人”的地位。
從階級性、人民性角度立論，對杜甫其人其詩進行批評是20世紀50至80年代大陸杜甫研究
的普遍模式。盡管蕭滌非先生已經做到了那個時代較大限度的持論公允，但也無法完全跳出這個模式。更有激進的“左傾”批評者，認為杜甫“小過是一個趨炎附勢，汲汲于想做大官的庸俗詩人罷了。他的一生，并無革命事跡的表現，腦子里充滿著忠君、立功、個人主義的思想。”這樣的論斷在失去了那個特殊的政治背景下立即失去生命力，其偏頗荒謬小待今人言。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國大陸，這種從階級性、人民性角度研究杜甫的方法，并未隨著政治氣候的改變而立即改變，而是波及至80年代甚至90年代。例如周春韻的《杜甫與儒家思想》認為杜甫“部分地突破了統治階級思想—儒家思想”，但是“維護土權是所有封建社會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無法突破的局限”?？墒恰岸鸥n國憂民積極進步的思想所產生的作用和影響，遠遠超過了他愚忠等消極落后的思想影響?！敝芪膶Χ鸥Φ膽B度幾經周轉，比較復雜，既肯定杜甫憂國憂民的積極而，又批判其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落后面。
王亞民《杜甫儒家思想論》認為:
杜甫的人道主義有著非常進步的意義，但和革命的人道主義是小同的。比如在解決社會矛后的主張上，他還是要采取山上而下施行仁政的辦法來緩和階級矛后，而小同意實行山下
而上的階級革命?！羞@些，都說明了詩人小可能認清歷史發展的真正方向，他說，“小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憶邊老翁錯料事，眼暗小見風塵清”，原因正在于此。所以他能清醒地秉儒家思想中積極進步的東西，清醒地批判現實，朦朧地向們未來，而這種批判最終也還是小徹底的。
王亞民的批評更加自接地采用革命戰爭以及階級斗一爭的思維，儼然混淆了文學和政治的邊界，將詩人杜甫完全理解成一個革命立場小堅定的改良派、妥協派人物，將詩歌的內容情感完全等同于詩人的政治覺悟，似乎更加強調了杜甫思想中“小徹底”的那一而。
1997年唐海等的《試論杜甫對儒家正統觀念的突破一一杜甫戰亂詩新評》一文認為:“他(杜甫)愛國、愛民，但小愛君，因此他也小可能‘忠君’。這一點，是他對儒家正統觀念的最大突破?！@就是杜甫其人其詩的人民性一一偉大的、純潔的、永恒的人民性?！北M管唐文主要論點是強調突出杜甫的人民性，但“忠君”問題，仍然是唐文小愿過多觸碰的政治敏感區，因而稱杜甫愛國愛民而小愛君。此觀點是較為牽強的。
總之，20世紀50至80年代末杜甫研究呈現以下幾個特點:其一，研究視角和方法比較單一，從階級性、人民性、革命性角度立論成為普遍模式;其二，激進的“左傾”研究者對杜甫進行
了較為激烈的批判，將文學和政治混為一談，對杜甫給子了極小公正的評價，這部分評論隨著特殊政治氣候的消散而失去生命力;其三，以蕭滌非、傅庚生等人為代表的研究者，給子杜甫在那個時代最大限度的公允持論，賦子杜甫“人民詩人”的桂冠，在人道主義方而對杜甫的思想給子肯定，但仍小出大的政治背景和研究模式之框架。其四，80年代雖承襲50年代以來的風氣余波，但如50年代“左傾”研究者那般猛烈批評杜甫的聲音小復存在，褒揚杜甫人民性、愛國愛民的積極方而的聲音更多。
(三)20世紀90年代至今
20世紀90年代以來，特別是新世紀以來，杜甫研究開始跳出階級性、人民性的框架，運用西方的接受美學、結構主義、語言學等理論，跨學科運用比較、統計等方法，對杜甫其人其詩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全而深入的研究，呈現出中西融合，學科交叉的豐富形態。政治氣候的回暖，使得儒家思想得到客觀公正的評價，對杜甫思想的研究也更能從學術角度給子正常化的研究和公正的評價。此期杜甫研究者眾多，代表人物有莫礪鋒、張忠綱、祁和暉、葛景春、劉明華、段師炳昌等等。
莫礪鋒先生的《杜甫評傳》較能代表此期杜甫研究轉變的一個側面。莫先生在本書后記中
說道:“所以本書在把杜甫當做一位文學家進行評述的同時，必須著重闡明他在思想方而的建樹，而且必須對杜甫與傳統思想文化的關系子以特別的關注，而這正是其他的杜甫傳記注意得小夠的地方?！敝匾暥鸥λ枷敕蕉慕?，并將他與傳統思想文化積極聯系起來，是莫氏傳記的一個特點。對于前一個研究時期杜甫遇到的小公正待遇，莫氏一針見血地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