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編 50——70年代的文學
第一章1949－1976文學思潮
第一節 50年代、60年代文學思潮
一．1949年7月召開的第一次文代會是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起點。會議確定了以毛澤東“講話”為新中國文藝的總方針。
二、關于電影《武訓傳》的討論，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后反對所謂“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文藝運動和文藝思想斗爭。這種以政治運動方式介入文藝的思想斗爭是百害而無一利的。
三、對《紅樓夢》研究中主觀唯心論的批判，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二次大規模的文藝運動和文藝思想斗爭。這場運動和斗爭，從對俞平伯的批判深入到對五四以來整個哲學社會科學中胡適思想及影響的批判，由學術探討擴大到政治問題，由古典文學研究擴大到社會意識形態問題，由文學研究領域，擴大到思想、文化領域乃至整個社會生活，造成了許多負面影響。
四、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是建國后第三次大規模的文藝運動和文藝思想斗爭。胡風的文藝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切中我國國情的，至今還葆有它的生命力。而1955年推向GC的對胡風文藝思想及其政治上的批判，將本來屬于文藝思想范疇的論爭等同于政治斗爭，徹底混淆了人民內部與敵我之間兩類不同性
質的矛盾，破壞了社會主義法制。這次運動不僅造成了胡風等人極大的人身痛苦，而且助長了左傾文藝思潮的膨脹，給我國當代文學帶來了創傷。
五．1956年5月，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推動以反對教條主義為中心的思想解放浪潮。
六．文藝界的反右斗爭。正當文藝界貫徹雙百方針，初步出現活躍局面的時候，從1957年下半年起，全黨開展整風運動與反右斗爭，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發生了愈來愈嚴重的“左“的偏差。政治領域的反右斗爭，波及文藝領域。從而踐踏了雙百方針，斷送了貫徹”雙百“方針的成果，助長了左傾文藝思想的膨脹，又一次把文藝問題、思想問題等同政治問題。
七．文藝政策的調整。 進入六十年代，為了糾正“左”的文藝傾向，周恩來等領導人對文藝工作和知識分子問題發表了多次講話，極大的鼓舞了文藝工作者。
八． 左傾思潮的升級給文學事業造成的新損失。六十年代初，毛澤東提出抓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左”的思潮進一步發展，反對“修正主義”成為文藝批判的主題。
第二節 “文化大革命”十年文藝思潮
1966年5月至1976年進行的“文化大革命”，給我國經濟建設造成了巨大損失，也使文藝事業遭到了空
前的劫難。
《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1966年，林彪委托江青召開會議，形成紀要。主要內容：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
，指責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藝作品“黑”，污蔑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藝隊烏“黑”。給文藝界帶來巨大災難。
“三突出”，1968年，于會詠在《文匯報》發表《讓文藝舞臺永遠成為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陣地》，，根據江青旨意最先提出“三突出”原則，姚文元定為“在……正面人物，……英雄人物，……主要英雄人物”。無視文藝規律，公式化，扼殺創造性。
第二章 50年代、60年代小說
第一節 50年代、60年代小說概述
50年代、60年代的小說，以革命現實主義為主潮。其曲折發展的過程，顯示了50年代、60年代的文學軌跡，為以后總結小說乃至整個文學創作的規律，提供了經驗教訓。50年代、60年代的小說在歷史和現實兩類題材方面，有一些收獲。但這個時期的小說創作有著形態的單一化趨向，寫英雄典型、寫生活中的矛盾沖突、設計有波瀾起伏的情節線索的小說的主張，取得絕對統治地位。
第二節 農村小說
一 、 農村小說的當代形態
以農村生活作為主要取材范圍的作家有趙樹理、周立波、柳青、沙汀、駱賓基、馬烽、康濯、秦兆陽、李準、王汶石、孫謙、西戎、李束為等。在當時的農村小說中，存在著兩個有影響、藝術傾向卻有所不同的創作“群體”：一是趙樹理等山西作家，另一是柳青、王汶石等陜西作家。農村小說除了山西、陜西這兩個“群體”之外，較重要的還有周立波、李準、浩然等。
二 、 趙樹理和山西作家
山西作家在創作上形成了有跡可尋的共同性。（一）地域的特征。趙樹理、馬烽等長期生活、工作在山西，作品也多取材于晉西北、太行山和太岳山盆地及汾水流域。山西鄉村的民情風俗參與了他們小說素質的構成。（二）寫作與農村“實際工作”的關系。注重小說的社會功能，寫小說為了“勸人”，能“產生指導現實的意義”，石寫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三）按照生活的“本來面貌”來寫。“本來面貌”是以一個有先進思想的農民的眼睛的所見、所聞、所感。（四）重視故事敘述的完整和語言的通俗。這個流派可稱謂“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山藥蛋派”。這個流派除趙樹理外，還有馬烽、西戎、李束為、孫謙、胡正等。
（一） 趙樹理的小說創作
1、農民的作家
趙樹理下決心成為一個農民作家。他認為要真正實現為廣大農民寫作的目的，就必須走通俗化、大眾化、民族化的道路，使用老百姓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他感到當時的“文壇太高了，群眾攀不上去，最好拆下來鋪成小攤子。”于是他決定不上文壇，只上“文攤”，寫農村中農民看的，不識字的人可以讓識字的講給他們聽的
故事。
2、《三里灣》
《三里灣》是我國第一部播寫解放后農村生產合作化潮流的優秀長篇。它的發表，顯示了趙樹理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忠于現實生活的創作態度。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革命由新民主主義階段轉入以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為基本內容的過渡時期。這也是全國人民在“新的歷史任務之下”“創造新經驗的時期”。當時大部分作家“都到各種社會主義工業或農業建設的業務中，跟著大家摸索經驗”。趙樹理于一九五一年春天，回到了他熟悉的根據地太行山長治專區，先后參加了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及老社的擴建工作，在群眾工作中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素材。《三里灣》就是從山西長治地區試辦、擴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現實生活中汲取題材的。
3、短篇小說創作的新成就
趙樹理堅決反對文藝創作中的無沖突論，而把自己的小說稱作“問題小說”，他說“為什么叫這個名字，就是因為我寫的小說，都是我下鄉工作時在工作中所碰到的問題，感到那個問題不解決會妨礙我們工作的進展，應該把它提出來”，這是趙樹理一貫的創作主張，在建國后的短篇小說中體現得特別鮮明。大膽揭示阻礙農村生產力發展的落后因素，歌頌勤勤懇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新型農民，是趙樹理短篇創作的主要內容。短篇小說主要有《登記》、《求雨》、《鍛煉鍛煉》、《老定額》、《套不住的手》、《楊老太爺》《互作鑒定》、《賣煙葉》。
4、民族化、大眾化的風格特色
民族化、大眾化的風格是趙樹理作為一個農民藝術家的最突出的特點。反封建的主題決定了趙樹理小說的民族內容，這民族內容需要具有民族精神的人去表現，這具有民族精神的人就是趙樹理筆下的一代新人。其特點：塑造具有民族特色的人物形象，創造具有民族特色的結構形式，運用民族化、大眾化的語言。
（二）馬烽、西戎的小說
馬烽與西戎，都是山西農村土生土長的作家，對于農村生活有著比較深厚的積累，在創作主張和藝術實踐中有不少相近之處。他似是以趙樹理為代表的“山西派”（或稱“山藥蛋派”）的重要成員。
三 、柳青的《創業史》
（一）生平和創作道路
柳青（一九一六——一九七八）是在三、四十年代根據地農村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作家，他對我國現代、當代文學都作出了寶貴貢獻。《創業史》和它的作者柳青屬于當代，然而，這一部當代作品與這一位當代作家距我們已經非常遙遠。不到50年的時間間隔，竟然已經滄海桑田。
（二）《創業史》
《創業史》是一部探索中國農民歷史命運和生活道路的長篇小說。對于《創業史》（第一部），
在60年代曾發生爭論。《創業史》是“單一的政治視角”，“意識形態化寫作”，“圍著政策轉”，等等成為不易的結論。然而，《創業史》不是一部記述合作化運動的史著，也不是一部研究合作化運動的論著。它是小說。是生活故事，是只有柳青才能寫出的生活故事。
（三）柳青創作的藝術特色
1952年5月，柳青做出一個人生中意義的決定：到陜西省長安縣皇甫村安家落戶。曾經西裝革履的他，把自己變成“一個十足的陜西老漢”。在皇甫村十四年。《創業史》漫長而艱辛、專注而堅韌的創作過程甚至像一部行為藝術作品。到了21世紀初，柳青信奉的“生活”和他本人的生活一起受到嘲笑。柳青的行為在當時也是特立獨行，響應號召深入生活的作家很多，但只有柳青愿讓自己一家人十幾年
如一日地過著農民式的生活，
柳青的意義是真實的細節描寫，無論對《創業史》持贊揚還是質疑態度，人們始終承認《創業史》描寫的生動性。文學觀念變來變去，而藝術描寫，特別是細節描寫不重要的位置未曾改變。細節描寫是小說家最基本的才能，體現著作家的藝術表現力。
第三節 對歷史的敘述
一 、革命歷史小說的主要內容
（一）“史詩性”的追求（長篇小說）
在革命歷史題材的創作中，“史詩性”的長篇小說在結構上的宏闊時空跨度與規模，重大歷史事實對藝術虛構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創造和英雄主義的基調。杜鵬程的《保衛延安》、吳強的《紅日》、梁斌的《紅旗譜》、羅廣斌、楊益言的《紅巖》、楊沫的《青春之歌》，歐陽山的以“一代風流”為總題的《三家巷》、《苦斗》等，都顯示了作家的這種創作追求。
（二）歷史的記憶（短篇小說）
強調革命斗爭的難苦和殘酷，并在這樣的背景上塑造經過血與火檢驗的英雄形象。峻青的《黎明的河
邊》、《老水牛爺爺》、《黨員登記表》。王愿堅的《黨費》、《七根火柴》、《糧食的故事》、《三人行》。茹志娟的《百合花》《靜靜的產院》。孫犁的短篇小說《吳召兒》、《山地回憶》、《小勝兒》、《正月》，中篇小說《村歌》、《鐵木前傳》，長篇小說《風云初記》。
二 、 歷史小說《李自成》
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一、二）以明末農民大起義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為題材，以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反對朱明王朝的斗爭為主線，在廣闊的生活畫面上，真實地反映了明末十分尖銳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深刻地揭露了當時社會的黑暗，熱情地謳歌了農民起義，顯示了農民戰爭的巨大威力和歷史功績。它填補了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在長篇歷史小說創作方面的空白，獲得讀
者廣泛關注和熱烈歡迎。
第四節 非主流文學
50年代初，陸續有一些作品受到批判，非主流文學在緣故高度一體化的文學語境里，處于受壓制的地位。王蒙的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宗璞的《紅豆》，陸文夫的《小巷深處》。蕭也牧的《我們夫妻之間》， 路翎的《初雪》、《洼地上的“戰役”》。
1956年5月，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文學思想和創作
出現了一些重要的變革。1956年，《人民文學》第四期刊出了劉賓雁的特寫《在橋梁工地上》，9月《人民文學》刊出。
第三章 50年代、60年代新詩
第一節 50年代、60年代新詩概述
這個時期的詩歌，正如朱自清所說，今天的詩是以朗誦為主調的，“我們”替代了“我”，“我們的語言也替代了”我“的語言。比較重要的作品是抒寫開國大典的《我們最偉大的節日》（何其芳）、《新華頌》（郭沫若）、《時間開始了》（胡風）等詩。
1953年到1957年上半年這段時間中，有三類詩人共同支撐著詩壇：
一類詩1949年前已經成名的詩人，經過調整發表新作。
一類是1949年前開始創作，但于本時期成名。
一類是新中國出現的新詩人。
第二節 政治抒情詩
一、 郭小川的詩
郭小川（1919－1976）原名郭恩大，出生在河北豐寧縣鳳山鎮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一二九”運動后，他積極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學生運動，是黨領導下的民族解放先鋒隊文藝青年聯合會的活躍成員，開始用詩歌作武器，參加了民族解放的斗爭。因為工作，詩人從1943－1953年長達十年沒有寫詩。
郭小川是我國當代著名的“戰士詩人”，他的詩有著鮮明的政治傾向性和強烈的時代精神，他站在時代的前列，深入生活的激流，努力發掘我們時代先進人物的內心世界，并從中表現出詩人自己獨特的個性：坦率，真誠，熱烈，無私無畏，光明磊落。他的詩品和人品都是崇高的。郭小川的詩有抒情詩和敘事詩，而數量最多，影響最大的則是他的政治抒情詩。
（一）抒情詩
1955年到1956年，郭小川以《致青年公民》為題，發表了一組“樓梯體”政治抒情詩。1960年以后，郭小川的詩作更加貼近現實政治運動，寫作了一批政治抒情詩，《刻在北大荒的土地.》、《祝酒歌》、《青松歌》、《大雪歌》、《甘蔗林——青紗帳》、《廈門風姿》、《鄉村大道》、《將軍三部曲》、《團泊洼的秋天》、《秋歌》等。他那政治家的頭腦，創業者的胸懷，戰士的嫉惡如仇，為新事物大喊大叫的歌喉，使他的詩歌象號角催動人們前進，在青年讀者中產生了熱烈的反映。
（二）敘事詩
敘事詩不是郭小川詩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