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克隆人的倫理道德

關于克隆人的倫理道德小論文

克隆的壞處：對倫理學界來說，克隆人行為關涉到一個很嚴重的倫理問題，因為

它侵犯了倫理學的基本原則，比如不傷害原則，自主原則，平等原則等等。

一、克隆人違背了倫理學的不傷害原則

傷害了被克隆者。被克隆的是另外一個個體，這個個體是與克隆的原體完全獨立

的另外一個行為主體，這個主體受到了傷害。受到了什么傷害呢？首先從技術可

能性的情況來看，我們無法預知，如果對某一種在功能上與其他基因緊密相連的

基因進行干預性改變，生物體內的這種自然的相互牽制的系統會發生何種連鎖反

應。而根據目前掌握的知識，要想將人類基因組的所有基因重新進行準確的排列，

并使之正常的發揮作用，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恰恰是這一點構成了人們反對克

隆人的一個重要理據。因為誰也無法排除這樣一種風險：克隆技術很有可能導致

大量的流產與殘障嬰兒。

二、克隆人違背了倫理學的自主原則

克隆人活動往往發生在下述情況中：比如，某對夫婦在事故中失去了獨生子，他

們希望他重獲“新生”，于是便通過克隆技術再制造一個孩子，其身體中的絕大

部分基因組是先前那個孩子的基因組的復制。這樣盡管父母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

某種欲望，但這整個行為方式對于被復制的孩子而言卻意味著一種外來的決定，

它將該兒童本屬于偶然性的那部分自由（所謂自主原則，就體現在這種自由上）

剝奪了，而人的一個最重要的本質特性，就體現在他的不可重復的獨特性上。德

國著名哲學家憂那思說，人的一個特殊的優先權就在于，每個人都有其自身的不

可重復的特性。上述的那對夫婦因為太喜歡第一個孩子，就不生第二個孩子，而

是克隆第二個孩子，生出的第二個孩子可能與第一個孩子的外形都不太一樣，而

克隆出來的卻與第一個孩子沒有太大差別，等于是讓他“新生了”。可見第二個

孩子完全是為了服從于父母的某種意圖，作為父母的一個工具，父母通過他想起

他們失去的那個孩子。而被克隆者作為人應享有的獨特性便被剝奪了，他的那種

不必非要有一個比他大30或60歲的同體同貌者的自由，便被粗暴地踐踏了。英

國有一個管理人工授精的機構，叫做人工受孕與胚胎學管理局，竟然打算允許患

耳聾的父母在試管嬰兒的培育中，有權按照自己的意志選擇耳聾的胎兒，而淘汰

掉健康的胚胎。他們覺得都處于耳聾狀態，便有利于交流、培育，而英國皇家聾

人研究所的發言人竟然說，這樣一種選擇是合適的，我們支持這樣的選擇。假如

人們都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設計和培育后代，那么什么恐怖的事情都可能發

生。耳聾的父母選擇生下耳聾的胎兒，而這個胎兒很可能希望自己是一個健康人，

但這已經做不到了。他作為一個人所天然應有的一種開放的前途的權利被粗暴否

定掉了。這當然違背了倫理學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

三、克隆人違背了倫理學的平等原則

在克隆活動中，存在一個設計者與被設計者的關系。在克隆人活動中，未來人類

的基因配置是由父母、醫生或國家決定的，而個體的人僅僅是前者所決定與創造

的結果。我們知道，設計是以設計者為前提的，一個有著設計者與被設計者之別

的人類圖景，對于平等原則是一種基本的違背。因為人們無法回答憑什么他自己

或者任何別的一個人有權作為未來人類特征與品性的設計者。顯然這里存在著一

種“道德優越感”，似乎我們，或者說一個醫生、哲學家、國家的行政長官擁有

著一種控制他人的實力。然而這種心態不單是荒謬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非常危

險的。

中國已明確反對克隆人，但對于把克隆技術應用于人體醫學技術領域，則給予切

實的支持。”

試論基因技術的倫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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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寧

三、 基因倫理的社會價值

任何一次人類的科技發現或發明,是否應加以應用和推行,首先要衡量其對人類的生存

和社會的長期發展的利弊大小。尤其是對現代高新技術,在沒有獲得充分依據表明其從根本

上對人類有效和有利的情況下,在沒有對其技術和社會倫理后果做出充分評估與預測的情況

下就匆忙行事,將很可能鑄成危害人類的大錯。毋庸置疑,基因倫理具有重大的社會價值。[7]

首先,通過判定善惡,基因倫理可以發揮道德評價作用。科技道德原則和規范一般不能直

接對科技人員的行為發生作用,而只能通過科技道德評價表現出來。所以,對科技人員在基因

領域的研究及相關行為應首先進行善惡判定,即通過科技道德評價對科技人員的行為作出評

判來明辨是非。這也是道德評價的首要作用。如果科技人員的行為符合基因倫理與基因研究

的道德規范,人們就會對其做出善的評價,反之,如果違反了基因倫理及其有關道德規范,人們

就會對其做出惡的評價。如根據生命倫理的基本原則中的公正對待人和尊重人的原則,任何

強迫性的優生規劃和對遺傳病患者的歧視行為都被判定為不道德的行為。因為這種出于不良

目的進行基因治療鼓勵增強性狀的做法,可能會導致道德滑坡,勢必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如

果將基因研究用于治療人類的疾病和解決生態問題,人們會贊揚此類行為,給予高度的道德

評價,因為它將造福于人類,是善的受社會鼓勵的行為。

其次,作為道德杠桿,基因倫理可以調節人們的行為。如今,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人類認識

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廣度和深度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類現在所掌握的知識可以

在很大程度上操縱自然。然而,有能力做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又是一回事。在這里,顯然還有一

個道德制約問題,人類的行為要受道德杠桿的調節。道德評價的調節作用,就是通過道德評價

調節科技人員的道德行為。這種調節具體表現為兩種方式,即外在的調節方式和內在的調節

方式。外在的調節方式主要是通過社會輿論和傳統習慣等方式對科技人員的道德進行善惡褒

貶,從而達到調節道德行為的目的;內在的調節方式主要是指科技人員通過內在的道德信念

來評價自身的道德行為。例如,在基因研究中,社會輿論是不支持克隆人的,許多國家也發表了

不支持克隆人的聲明,這種情況下,大多數科技人員就會遵循基因倫理調節自己的行為不進

行克隆人的研究。許多科技人員已經認識到,在不能確信研究可以滿足和保護實驗者的安全

要求時,用基因療法進行醫療實驗和治療病人的行為有可能會傷害人,就不會用人做實驗,而

自覺地把基因療法用于已有案例技術保障的醫療上,努力為人類的生命健康造福。

再次,明確價值導向,基因倫理可以引導科研的方向。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道德對科學

技術的發展具有方向性意義,換言之,科學技術的發展需要道德來把握方向。良好的道德環境

對科學技術發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科學技術發展所帶來的潛在危險除了要靠科技的力量

來解決外,還要靠道德來制約。歷史表明,科學技術成就作為財富,可以給人類帶來福音,但也

可能違背人們的初衷,給人類帶來毀滅性的災難,基因技術同樣如此。正如以上所說,基因研究

具有重大的社會意義,也存在許多潛在的問題。對于基因技術本身來說,它只是工具和手段,

其功能的發揮取決于掌握它的人。而人們在社會中是有善惡等差別的,要使基因技術的運用

朝著有利于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前進,就需要發揮基因倫理和道德的導向作用。通過社會輿

論,可以警戒那些不顧人類尊嚴把基因研究成果用于改良人種甚至毀滅人類的劊子手,使他

們受到道德的審判和懲罰,同樣,正義的呼聲也會喚起科技人員的社會責任感和良知,并引導

他們把研究成果用于治療人類疾病、改善生態環境等有利于人類社會進步的方向上。

四、 結論

基因技術的應用絕不單單是一個技術問題,而需要進行倫理思考和評判。倫理評判的關

鍵是基因技術的具體運用對醫學發展和社會進步有何價值和意義,評判的基礎是從生命倫理

角度考慮在尊重人的生命、生存權利和生命價值前提下的生活質量、生命健康、生存環境、

人生價值。對人類基因工程技術應用于醫學方面進行必要的倫理評判與人類基因組研究本身

并不矛盾,因為基因倫理評判與基因組技術應用的目的都是為人類自身服務,既要充分利用

基因組技術為人類造福,又要盡可能避免由此產生的有害于人類社會的現象。基因倫理與基

因工程兩者之間聯系緊密,所以,不能脫離基因工程技術發展的實際,而將基因倫理的某些結

論強加于生物科學家頭上。實際上,近年來關于生命倫理的思考,都是由現代生命技術的發展

和應用引發科學與倫理的矛盾而引起的。圍繞現代生殖技術、克隆技術、干細胞技術以及人

類基因組工程技術的應用,先后都展開了關于涉及人類基本生存方式和生命意義的倫理道德

關系方面的激烈爭論。堅持正確的價值準則,從根本上說就是要保障和維護人類自身的健康

和尊嚴。不僅要審視個人的利益,還要關注家庭、群體、社會的意義,不僅要考慮現實的利益,

還要為將來的利益著想,結合生存倫理、生態倫理、經濟倫理等,在考慮技術上變為“可能”

時,還應考慮倫理上是否“應該”的問題。因為,事實已經表明,生命科學向縱深邁進,既可能

創造生命奇跡,也可能制造人類災難。只要有很小的失誤,就會將人類制造的武器對準人類自

己,造成人類生存的新的危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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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陳勇等.論基因倫理的社會價值和文化內涵[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版),2005,(4).

責任編輯李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