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克肖特的政治觀:信念論政治與懷疑主義政治

信念論政治之局限與后意識形態政治走向

——奧克肖特政治“理想類型”理論探析

張 銘 宋雅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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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大學威海分校 法學院，威海 264209； 蘇州大學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蘇州 215006）

摘要：可以把不同社會的不同政治生活看成是人類應對各種挑戰的不同應戰模式。這類應戰模式在奧

克肖特看來，可以抽象地劃分成為兩種極端的“理想類型”：信念論政治與懷疑論政治。人們正是通過在這

極端“類型”的中間地帶作出移動與調整，來使社會適應來自外部與內部環境的不斷變化。由于近現代以

來人類理性的盲目膨脹，各國應對時代挑戰的政治類型在本質上都嚴重偏向于信念論政治。信念論政治在

顯現自身合理性的同時，也把人類拖到了極其危險的意識形態政治之中。而解決之道就在于，以向懷疑主

義政治的適度回歸來打通走向后意識形態政治之路。后意識形態政治有著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獨特走向。

關鍵詞：奧克肖特 信念論政治 懷疑論政治 政治理想類型 后意識形態政治

一、政治生活安排的兩種“理想類型”

人類社會復雜的政治生活對很多人來說，多少都帶有點神秘色彩。但從功能主義的角度來看，這類具

有一定神秘色彩的政治生活無非是人類在應對內外不測挑戰中脫穎而出，獲得歷史垂青的成功應戰模式。

而由于面臨的時代、國家和內外挑戰性質的不同，這些作為嘗試并最后得以積淀下來的成功應戰模式也很

不一樣。面對人類色彩斑斕的政治生活安排，面對各種各樣的“主義”和政治運作模式，我們常常會陷入

一種認識上莫衷一是的困境。這些林林總總的應戰模式的差異與合理性究竟在哪里？它們之間有沒有一種

可比度，能不能對它們進行某種歸類？人類的不同應戰模式有沒有一種空間上的連貫性？這些模式的調整

與變更有沒有什么內在規律？我們時代的主流應戰模式有沒有自己的局限？如果有局限的話，未來的變革

應該有什么樣的走向？上述問題的解答并非易事，但卻是深入理解人類政治生活不能不去直面的問題。

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 1901—1990）是英國當代有著世界學術聲譽的政治哲學大家，它在自己

的《信念論政治與懷疑論政治》 一書中，較系統地討論了上述問題，提出了自己對于這些問題頗有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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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張 銘（1950－ ），男，江蘇蘇州人氏，山東大學威海分校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政

治哲學、政治學理論； 宋雅浪（1973－ ），男，江蘇連云港人氏，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政治學博士生，主要

研究方向為政治學理論。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當代中國政治價值體系建構方法研究”（06AZZ02） 課題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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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克肖特的《The Politics of Faith and the Politics of Skepticism》一書由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拙譯中譯本

即將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的解答。而政治“理想類型”理論，就是奧氏解答這一系列問題的一個基本抓手。

在奧克肖特看來，我們可以從近現代人類社會各種各樣的政治生活安排中，抽象出兩種對立的、處于

極端位置上的“理想類型”：信念論政治與懷疑論政治。這兩種“類型”因經抽象而成而具有較為純粹的形

式。盡管現實中的人類政治生活安排不會是完全純粹的、理想的“類型”，但它們卻分布在由這兩個對立的

極端“理想類型”標識出來的連續空間內。近現代各種不同的政治生活也正是通過向一種或另一種理想類

型的靠攏或疏離，來調整自己應對時代挑戰的方式，緩解各種不測挑戰所帶來的壓力，體現社會政治生活

動態的應變調控能力。在這個意義上，通過對人類政治生活作出這種“理想類型”的歸納與分析，我們便

可以把握近現代人類政治生活安排在應對不同挑戰時可能達到的極限范圍，可以了解近現代人類不同政治

生活的性質與聯系。

信念論政治是奧克肖特從人類近現代政治生活安排中抽象出來的第一種“理想類型”。所謂的信念論政

治，實際上也就是一種執著于追求完美和不朽的政治。

信念論政治追求完美。它相信，人的完美和獲救雖然沒有呈現在當下，但卻是可以通過人自身的努力

在這個世界中達致的。而政治就是人類達致完美、在此岸世界中獲得自我拯救的宏偉事業。在這種政治看

來，政府在這項宏偉事業中擔當著一種非比尋常的角色，它是人類設計、控制和完善自身的重要手段和根

本保證，它有權利也有義務將整個社會的所有資源都組織、整合到追求完美的事業中去。于是，統治就不

能不成為一種“無限制的活動”，不能不是全能的。不僅如此，政府還會將國民所有活動都整合進偉大事業

中去，認為國民的一切活動都和社會大目標的實現有關。結果，政府很難不把一種統一的活動模式強加給

社會。在這種風格的政治中，政府掌控一切活動和資源、協調一切事務，對社會進行最具激情也最周密的

控制。

信念論政治不僅追求完美，它還追求不朽。為達致這不朽，它自身的運作總是和對“真理”的向往與

追求聯系在一起。它總是先決定真理之所在，確立達成真理的最佳路徑，然后毫不猶豫，全力以赴；它尋

求真理帶給它的確定性，并把其他的道路全都排除掉。在這種政治中，人們注目于意味著不朽的真理，注

目于真理的實現前景而不允許有任何干擾。在這樣的社會中，不大會有寬容，也不大會有權宜之計；在這

種政治中，政府不僅要求國民的順從，它還要求他們的贊同，熱情和愛；國民的不熱愛被認為是道德上、

進而也是政治上的一種罪惡。在這種風格的政治下，強調個體權利保護是不合時宜的。個人的權利、社團

種多元的立場上，懷疑論政治指出，近距離生活在一起的人們在利益、觀點、偏好、意見上有時會很不一

樣，因而相互間很容易發生沖突。社會如果對此不加抑制，生活就會變得難以忍受，甚至最后會被毀掉。

因此，統治活動的主要職責在于減少沖突和降低其嚴重程度，提供一種大家可以接受的社會秩序。在這個

意義上，統治活動是一個社會的必需。

在懷疑論政治眼里，人類生活中的秩序是一種偉大而難以取得也難以維護的成就，它極有價值也相當

脆弱。秩序一旦失去，人類的社會生活就會中斷。因此，政治如果說也有自己不變的核心目標的話，那就

是維護秩序。因此在這種樣式的政治看來，人們為了某種抽象的原則和所謂的真理而不惜犧牲社會生活秩

序，那簡直就是瘋狂和犯罪。對它來說，政府只有維持好了一個社會的秩序，一個復雜多元的社會內部才

有和平，才能談得上其他的一切，而政治本身也才能談得上“善”。

考慮到人們對“秩序”理解上可能存在的彈性空間，懷疑論政治強調，它主張的秩序是一種底線意義

上的基本秩序，而不是信念論政治所主張的、內涵廣泛的“劃一秩序”。所謂基本秩序，用奧克肖特的話來

說，只是那些能夠使有著不同利益、觀點和偏好的公民和平地生活在一起所需要的法律秩序。當然，一個

良好的社會僅有法律秩序是不夠的，但這種政治認為，一個社會所需要的更高層次的東西應該由社會自己

而不是政府來創立或提供。如果政府插手這類屬于社會事務的領域，社會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便不可能得到

維持，基本秩序和高級秩序就會混為一體，政治權力便不再可能受到約束。

在懷疑論政治看來，統治者也是人，只要條件具備，他們便會傾向于超越職權，強加給社會一種有助

于自己利益實現的秩序，或強加給社會一種遠遠超過基本秩序的東西。因此，懷疑論政治對政府活動的范

圍嚴加限制，對它的規范更為細密，并主張一個“有限的強政府”。因為這“有限”，政府難以對社會形成

二、信念論政治及其批判

奧克肖特有關“政治類型”的劃分在抽象意義上，并不包含他對這兩種類型的褒貶。在他看來，人類

的政治生活為了應對特定的挑戰，會結合自身所擁有的資源去選擇適當的應戰模式，這種模式可能偏向于

信念論政治，也可能偏向于懷疑論政治。但是，由于每一種極端的、純粹的“理想類型”都內含著致命的

要素，因此近現代以來，現實中的人類政治生活實際上都處在這兩種極端“理想類型”中間連續空間的某

一個點上，而且受到兩個“理想類型”對它們形成的“拉力”。因此，當特定社會的政治生活忘我地向一個

極端全力前進時，另一個極端對它的“拉力”也會隨之增強。因而當特定社會受累于它所仰慕并向之靠攏

的極端“理想類型”時，往往會出現向另一個極端類型的強烈回歸。在這個意義上，奧克肖特把在兩種極

端政治類型中尋求平衡、成功應對挑戰看成是人類政治生活之要義。

然而，具體到特定時代，特定地區，人類政治生活可能會表現出強烈青睞某種“政治類型”的傾向，

并因此而構成一個時代政治生活危機與困境的深層次根源。在這種情形下，對這種特定“政治類型”的警

惕與批判便成為時代政治學與政治哲學的當務之急。在奧克肖特看來，近現代以來歐洲社會深深沉溺于其

中而不能自省的，是信念論政治而不是懷疑論政治。也正因為如此，他對近現代歐洲盛行的信念論政治“類

型”展開了較為深入的批判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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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種類型的信念論政治究竟有些什么樣的危害？奧克肖特又是從哪些角度把它視為我們這個時代

必須要加以認真反思和批判的對象呢？對問題的回答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信念論政治與近現代歐洲社會邁向的市場經濟大方向不相協調。市場經濟的特點是活動主體和

活動方向的多樣性。而只提供一種可選擇和可追求方向的信念論政治為了維持自身的存在，不能不去征服

社會，不能不讓社會屈從于單一活動方向。這一方面使得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多樣性無法發展，另一方面也

需要政府使用無上的權力。因此，它越成功，其權威就越異化，政府對人們行為作無限控制時，它本身便

不再能夠被控制。因此在奧克肖特看來，“這是一條絕路，一旦把它強加給一個業已多樣化的社會頭上，它

就將喚醒沉睡于每個追求‘完美’的政府中的‘恐怖’政治。”

[1](P95)

其次，信念論政治與現代政治發展的方向有違。基于市場經濟的現代政治發展方向不能不指向對無限

權力的降服，而信念論政治在這個問題上正好背道而馳。它歡迎權力的任意和無限的擴張，這種歡迎使龐

大、至高無上的權力集合體出現，使社會上的張力變成了巨人間的戰爭，權力平衡不大有可能實現：“小的

法碼沒有了，只剩下了大法碼，天平就只能狂野地從一邊倒到另一邊”。不僅如此，信念論政治把

[1]（P87）

國民轉變成追求完美企業中的雇員，不允許任何紛爭和異議存在，這實際上已經背離了現代政治而走上一

奧克肖特對于信念論政治的反思和批判最后形成了他對于理性主義政治較為系統的批判，奧氏的成名之作《政治中的

理性主義》（. New York: Basic Books Publishing ,1962.）一書，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正是在《信念論政治與懷疑論政治》一書思想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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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取消政治的不歸路。信念論政治在這種情況下走向自我毀滅是無可避免的。

再次，信念論政治帶來了它無法克服的道德困境。我們知道，道德活動是以自我限制為原則的活動，

而政府為追求完美把統一的活動模式強加給社會時，它就不能允許人們有自己的保留，不能允許人們有自

己的選擇，這就不能不帶有某種反“道德律令”的特點。我們知道，信念論政治追求的完美與不朽有著濃

厚的倫理道德色彩，但這是一種排他式的而不是可供選擇的東西。為了實現完美它不惜代價，并因此而有

著一種超價值、超倫理的評判標準。當這種它所要求的完美缺席時，它會要求無止境的權力供給。結果，

同情變成了背叛，關愛變成了仇恨，它將契約、忠誠和事業掃蕩一空。統治者以上帝名義掌管一切，卻做

著魔鬼般的勾當。

復次，信念論政治還給自己帶來了“安全問題”上的悖論。謀求普遍的安全曾是信念論政治抬頭的一

個堅實基礎。可是，信念論政治對安全的追求往往不只是保護命運免遭不測，而且也是要使一個社會組織

起來，杜絕所有不測。為此，它不能不對社會進行最周密、最無情的控制。然而，在安全追求被最大化，

被看成是全面保護的地方，公民實際上也就不能不處于普遍的受奴役狀態之中。全面安全的代價不能不是

無條件的服從。而政府一旦掌有無限權力，公民的安全不僅不會得到提升，反而會受到削弱。因為“絕對

的‘安全’狀態也就意味著絕對的危險狀態”。

[1]（P100）

最后，信念論政治難以避免地會帶上虛偽的特征。在信念論政治中，政治家總是準備為獲得完美而甘

冒一切風險，總是支持自己鐘愛的東西而全然不顧及其他的可能。但是，信念論政治追求的人類生存狀態

政治已經擁有了一定的反思能力與免疫能力。然而，在奧克肖特看來，問題的真正解決遠還沒有這樣容易。

這種不容易的原因在于，信念論政治得以發展與泛濫有著自己深厚的文化根源、社會根源和功能性根源。

從信念論政治賴以生長的文化根源來說，西方文化中的“愛智”傳統多少決定了歐洲社會不可能不在

對于物與“世界”的認識、把握、征服方面不斷深入，不可能不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提升對自己理性能力的

自信。歐洲近５００年的歷史是西方人憑借自己對世界的探索成就而形成理性崇拜的過程，是人逐步把神

看低把自己看高的過程，是一個不斷想再建“通天塔” 的過程。在政治生活中追求完美和不朽的沖動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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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真正得以理解。以為信念論政治只是大陸理性主義、“先驗主義”政治的產物， 那

是把問題簡單化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奧克肖特非常有道理地指出：世界范圍內極端政治的根子深深地

扎在以英國為代表的近現代歐洲的政治與對政治的理解之中。世界上一些國家所表現出來的極端政治，在

某種意義上正是源自以英國為代表的近現代歐洲。因此，近現代“歐洲給世界帶來的最值得人們注目的禮

物不是代議制，不是‘大眾’政府，實際上也完全不是任何式樣的政府，而是信念論政治中支配與被支配

的抱負與靈感。”

[1]（P126）

從信念論政治賴以生長的社會根源來說，社會轉型過程中大量不適人群的出現，市場經濟導向下利益

集團瘋狂的自利行為，社會變革中的失序、混亂與戰爭等等，都使得人們對于政府的期望值不斷增長。而

科學技術的發展，國家間激烈的競爭不僅迫使社會的政治整合加速進行，而且也使政府權力的擴張不再受

技術手段的限制。在這種情況下，分散的權威不斷集中到政府那里，競爭性權力的消除，等級秩序的瓦解，

對教會的政治控制，中間性權威的消失，掌握有總體權威的單一中央權力最終出現。一句話，“政府那不知

疲倦、充滿好奇和活力的手開始能夠伸向每一個領域，公民開始習慣于一種理念，那就是一切都處于政府

控制之中”。

[1]（P49）

從信念論政治賴以生長的功能性根源來說，信念論政治在近現代的長足發展也有著自身功能方面的原

因：它在信念、理想與真理的旗幟下，能最大限度地停止人們的懷疑，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人們的壯志和激

情，能最大限度地使整個社會團結凝聚在一起以開拓那可能的未來發展空間；它能給無助的人們以力量，

能給無望的社會以希望，能在心理層面滿足一個深陷轉型苦難時代的集體無意識；它給予了政府對社會政

治與日常經濟生活以全面干預的合法性和權利，從而使一個社會能在動蕩不安的狀態下適時地應對危機或

戰爭，表現出自己在短期內的效率與競爭優勢。

所有這一切使得信念論政治在近現代與懷疑論政治的爭奪中占據了明顯的上風。情況正如奧克肖特所

59-79）[2]（PP

一文中對此有專門之論述。該文載于英 巴比塔一說在這里隱喻人類理性之自負。奧克肖特在《巴比塔》

文版《政治中的理性主義》一書中。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出版該書的中譯本時沒有收入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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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P273-275）

這里的說法，可以參看朱學勤先生的《道德理想國的覆滅》一書的第九章第一節：“先驗與經驗共創歷史”

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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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的那樣，信念論政治成為“為近現代歐洲諸多話語所追捧的政治樣式”，“各國政府和執政黨都把目光

投向過這個極端方向。全世界各國的政黨綱領都用信念論政治的語言寫就，政府事業都棲身于信念論的習

語之中”。更為重要的是，當我們在對信念論政治進行反思和批判的時候，有時還逃脫不了信念

[1]（P126）

論政治的思維框架。就拿近現代以來層出不窮、相互間斗得你死我活的意識形態之爭來說，它們雖然在表

面上勢不兩立，但從本質上講，都屬于信念論政治（或者說理性主義政治）的表現形式。在當代，一種意

識形態政治的失敗，很少被認為是信念論政治本身的失敗，而會被看成是另一種意識形態政治的機會。正

是在這樣一種意義上，奧克肖特對以反對建構理性主義政治而聞名的哈耶克提出批評，認為他倡導新古典

自由主義的方式，實際上是“一個抵制一切計劃的計劃”，這計劃固然“可能比它反對的東西更好，但它屬

于同一種政治風格”。很顯然，信念論政治即便在今天的世界中也不是一只死老虎。在這個意義

[4]（P21）

上，我們時代對懷疑論政治的適度回歸便有了一種極為積極的意義。

站在對信念論政治全面、深刻反思的高度，結合市場經濟時代對政治生活提出的獨特要求，我們似乎

能勾勒出一個后意識形態政治的基本輪廓：

首先，后意識形態政治要告別追求完美與不朽的沖動。市場經濟所具有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使社會的多

元化發展成為一種已然性的歷史存在，維持和穩固多元政治、學會折衷、權宜與妥協是我們這個時代應該

追求的目標。但是這一目標的提出只是出于功能性的考慮，而不是它本身具有什么“完美”與“不朽”的

價值。把多元政治加以完美化和理想化的做法，不僅不可能真正推動多元政治的實現，而且還會最后落入

信念論政治（也必然表現為意識形態政治）的窠臼，并加劇意識形態間的沖突。在這個意義上，后意識形

態政治的最大任務不是要讓人類政治生活去注目任何“完美”與“不朽”，而是要去創造一個能夠容納各種

不同的“完美”與“不朽”的共存平臺。

其次，后意識形態政治是一種達成社會基本秩序的藝術，而不是用來實現思想家探險或政治家雄心的

工具。因此，這種樣式的政治追求的不是什么原則的堅定性，而是達成基本秩序方面的靈活性和創造性。

在這種政治中，沒有什么東西是既定的，也沒有什么東西是必須達成的，有的只是去體悟和把握社會生活

變化中隱含的“暗示”，有的只是因應時勢而作出的應變和權宜、調整與平衡。正因為如此，奧克肖特把現

代政治稱之為是一種“沒有確定答案的活動”。

[4]（P51）

再次，后意識形態政治將一套既定的、周知的法律和權利體系的維持視為保證社會基本秩序的低風險

與低成本路徑。這套體系由簡單易行的、可信的、大家了然于胸的審理與賠償手段來加以體現和落實。而

政府的主要職能也就是整治有違這套體系的不公正和對既定權利的保護。在這種政治看來，對于更高目標、

更大權力的追求，都有可能使社會基本秩序維護本身這個根本目標受損。

復次，后意識形態政治要讓這套既定的、周知的法律與權利體系在穩定性和變通性上達成平衡。對市

場經濟時代來說，一套穩定的法律與權利體系十分重要，但它又必須隨著社會變化的節奏作出自己相應的

調整。因此，這套體系不是不可移易的抽象真理，而是會隨著時代與社會發展作出必要調整的對象，并且

它也只有在這樣的調整中才能保持自己的生命力。為此，后意識形態政治把確立一定的程序與制度，讓那

些有著不同利益、不同見解而又必須生活在一個共同體中的人們通過相互交流、協商、磨合，就這套法律

與權利體系的穩定與調整達成共識或形成妥協這樣一個過程本身，看成是自己要去加以解決的一個時代課

題。

最后，后意識形態政治還力圖讓政治行為程式化，通過降低政治目標獲取意義的方式而把政治轉換成

為游戲政治。這種風格的政治認為，現代政治活動在一定意義上就像體育比賽、舞臺表演一樣，雖然也有

激情、也講勝負成敗，也極認真，但遵守規則、服從裁判、表現“費厄潑賴”精神是最重要的，而勝負的

意義倒是暫時的，退出比賽或演出時，對手又能夠成為生活中的伙伴，情緒化的東西不會全盤帶到日常生

活中去。正是這種程式化或儀式化的特點，才能真正使政治生活中的互動與博弈從實質上告別你死我活的

“零和模式”。

四、余論

近現代以降，信念論政治成為了世界各國的主流政治，由此引發的意識形態紛爭一直左右著這個世界，

左右著我們的政治學。奧克肖特政治哲學最值得稱道的地方，也許就在于他是近現代以來第一個自覺擺脫

意識形態時代所形成的思維模式的政治思想家，在一個東西方冷戰、熱戰正酣的年代，他沒有加入到意識

形態戰爭的大合唱中去，而是默默地從西方文化中挖掘出我們時代政治的病根來。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在深重的西方壓力下被迫展開的，是在“以夷為師”的大背景下跨出自己嘗試步

伐的。當改革開放時代使我們不得不對“以俄為師”作出一定反思時，當顧準先生對由1789、1870到1917

而形成的道路進行深刻反省時，實際上也留下了一個我們可能會誤入的“東方”意識形態

[5]（PP370-375）

討伐空間。而正是奧克肖特的“政治類型”理論讓我們意識到，以一種信念論政治去反對另一種信念論政

治最終是沒有出路的。市場經濟時代的政治應該是一種努力去戒絕意識形態的政治，這或許是奧克肖特這

一理論留給我們的寶貴思想遺產。

[3] 朱學勤. 道德理想國的覆滅[M]. 上海: 三聯書店上海分店, 1994.

[4] 奧克肖特. 政治中的理性主義[M]. 張汝倫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

[5] 顧準. 顧準文集[M]. 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