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時期各種思潮

無政府主義

盛行于19世紀后半期的歐洲。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國的施蒂納

爾、法國的蒲魯東和俄國的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等。無政府主義的基

本主張是：反對一切權力與權威，否認一切國家政權與社會組織形式，

主張絕對的個人自由，要求建立無命令、無權利、無服從與無制裁的

“無政府”社會。

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和中國第一代共產主義者都曾程度

不同地受到過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其特點有三：一是反專制，二

是慕自由，三是求平等。

1907年，中國留日學生劉師培、張繼、何震等人受日本無政府

黨影響，發起組織“社會主義講習會”，聲明其宗旨“不僅以實行社會

主義為止，乃以無政府主義為目的者也。”他們出版《天義報》（1901

年6月1日創刊，出至第11號被日本政府禁止），宣傳無政府主義的

思想主張。與此同時，在法國巴黎，李石曾、吳稚暉、褚民宜等接受

張靜江資助編輯出版《新世紀》周刊（共出121期，至1910年5月

?？?/span>、《新世紀雜刊》，又發行《新世紀叢刊》等小冊子，其內容都

以介紹巴枯寧、蒲魯東、克魯泡特金等人的學說和各國無政府黨活動

為主。 這些對無政府主義傾注了大量心血進行宣傳、介紹的旅日與

旅法知識分子，多和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有比較緊密的關系，這

就使無政府主義對中國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產生了一定影響。

1912年5月，劉師復基于其唯無政府主義才能救中國的認知，

決意以振興無政府主義思潮為己任，在廣州創立“晦鳴學社”。大家一

起學習、一起勞動，互相協助，過著大鍋飯式的“共產主義”生活，并

積極展開宣傳無政府主義活動，翻印法國出版的《新世紀叢刊》，從

《新世紀》周刊中選擇名作輯為《無政府粹言》、《無政府主義名著叢

刊》，又創辦晦鳴學社的機關刊物《晦鳴錄》（該刊印行二期后，被廣

東封建官僚龍濟光封禁，不得不遷往澳門，改名為《民聲》，出版了

第三、第四期，又遭袁世凱慫恿葡人干涉而被禁，轉遷至上海，到

1916年共出二十九期）。同時，劉師復又與彼岸、紀彭發起組織了“心

社”，規定十二條社約：不食肉、不飲酒、不吸煙、不用仆役、不坐

人力車轎、不婚姻、不稱族姓、不做官吏、不做議員、不入政黨、不

做海陸、不奉宗教，完全履行者為社員，部分履行者為贊成人。

社約中包含著反對封建傳統的精神，也有以禁欲主義對抗資本主義生

活方式的企圖。師復徹底奉行社約直至去世，據說其“生病很重的時

候，醫生屢勸先生食肉，先生以死自矣，終不破戒”，這就給世人留

下了一個虔誠的無政府主義者的形象。

劉師復提出無政府的要義是反對強權，滅除資本主義制度，建立

一個“無地主、無資本家，無首領、夫官吏，無代表、無家長，無軍

隊、無監獄、無警房、無裁判所、無法律，無宗教，無婚姻制度”，

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為原則的理想社會。在

這個組織的影響下，1914年起，廣州的石心組織了“無政府共產主義

社”、江蘇常熟的蔣愛真組織了“無政府共產主義傳播社”、南京

的楊志道組織了“無政府主義討論會”，北京的實社、南京的群社等無

政府主義團體也紛紛成立。1911年還出現了一個鼓吹無宗教、無家

庭、無政府“三無主義”的中國社會黨。新村主義、工讀主義等均屬于

無政府主義的一種。

實用主義

1919年4月27日，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夫人愛麗思和女兒露西乘坐

熊野丸號駛離了日本熊本港，前往上海。

事實上，到日本講學時，杜威并沒把中國列在他的遠東之行計劃之內，但

在日本期間，杜威接到了北京大學胡適教授的邀請信。恰巧當時北京大學的蔣

夢麟和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校長郭秉文等也在日本，他們登門拜訪杜威夫婦，并

以北大、新學會、尚志學會、中國公學的名義，向杜威發出正式邀請。

杜威接受邀請后，4月28日《申報》就發布消息說:美國哲學家杜威博士

自西京來電，定于30日到滬。并稱“博士為世界思想領袖，教育先導”，所以

“教育部、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江蘇省教育會和浙江省教育會均將

派代表歡迎”。

胡適也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實驗主義》一文，系統地評介了實用主

義哲學流派的形成、淵源以及主要代表人物的觀點，同時還對實在論、真理論

和方法論等實用主義哲學的核心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解說。

關于實用主義的方法，胡適概括為“大膽的假設和小心的求證”，成為流

傳至今的一句名言。

杜威開始了中國的演講之旅，并為各地教育界、思想界、文化界留下了許

多真知灼見，對實用主義在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這也是

后來流傳很廣的“五大演講”，即:《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教育哲學》《思

想之派別》、《現代的三個哲學家》和《倫理講演紀略》。

當時，痛定思痛的孫中山很重視杜威前來中國的機緣，而孫中山的知難行

易思想也已經形成，所以希望這位世界著名的思想家能對自己有所幫助，于是

他坦誠地向杜威陳述了自己的想法。

嗣后，孫中山在他所著《孫文學說》一書里講到了和杜威會面一事。他說:

“當此書第一版付梓之夕，適杜威博士至滬，予特以此質證之。博士曰:‘吾歐

美之人，只知知之為難耳，未聞行之為難也?！睂O中山引此文之意主要是用

杜威的話作佐證，來證明自己所倡導的“知難行易”說的正確性。通過“質證”，

孫中山毫無疑問增加了自信心，強化其重視行動的信念。

杜威當時聽后，也受到了很大的觸動。次日，在給女兒的信中，他講述了

當時的情景:前總統孫逸仙是位哲學家，這是昨晚我在與他共進晚餐時發現的。

他寫了一本著作，書中說，中國人的軟弱是因為他們接受了以往一位哲學家的

說法:“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也就是“知易行難”。所以他們不愿意行動，

害怕在行動中犯錯誤而無所作為。而日本人的力量正在于，他們即便在無知時

也去行動，通過自己的錯誤進行認知。這本書以此向人們證明，行動要比認知

更為容易。從此信的描述可見，杜威博士對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說，也抱有

濃厚的興趣。

杜威來前，五四運動的萌芽已經在中國掀起了一場思想文化領域的革命，

“科學”和“民主”成了一種廣泛的社會思潮。杜威的到來，從上海出發，走

遍北京和華北、華東、華中11省市，講學15個月，先后在教育部禮堂、清華

大學等地作了十六次社會與政治哲學講演，十六次教育哲學講演，十五次倫理

學講演，八次思維類型講演，三次關于詹姆士、柏格森和羅素的講演，系統地

介紹了他的實用主義哲學，在中國知識界產生了極大的反響和強烈的興趣。

由于杜威的學生胡適和陶行知的幫助，這些講演發表在《晨報》《新潮》

等報紙雜志上。后來這五大系列講演還被匯編成書，由北京晨報社出版，并在

杜威離華之前重版了十次，每版的印數都是一萬冊，在當時產生了轟動效應，

使美國的實用主義哲學在中國廣為傳播。

在這些講演中，杜威總想通過不同的角度不厭其煩地告訴中國人，現代西

方文明的精髓在于精神文化，中國人若想從西方得到啟示，就得從這一點著眼，

來改造自己的民族精神。杜威還毫不客氣地指出了傳統中國文化的痼疾所在，

為中國人表現出來的對國家問題的冷漠而震驚。在上海時他問及一個中國人對

日本占領“滿洲”的看法，后者神色自若地答道：“哦，那是滿洲人的事兒?！?/span>

杜威到北京后，一天從清華大學回到住處去，他看到一個行人被馬車撞翻在街

道上，受傷很重，但行人卻不予理睬，最后還是一群外國人把傷者送到醫院。

這件事使杜威覺得，中國人的冷漠是否屬于一個民族心理習慣問題。

就在杜威來中國講學一年之后，即1920年，英國哲學家羅素也來到中國講

學。羅素在世界哲學乃至思想界的地位與杜威不相上下。兩人游走中國各地，

各逞辯才，宣傳自己的思想。往往同一張報紙的同一版面上，兩人的講演錄常

常交錯在一起，構成了當時中國文化界的亮麗的風景。

基爾特社會主義

20世紀初英國工人運動中出現的一種拘泥于地方的、狹隘的、帶

有手工業氣息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基爾特是拉丁文譯音，意即

同業聯合或行會，故又稱“行會社會主義”。主要代表人物有彭蒂、奧

爾雷奇、霍布遜和柯爾等。主要代表作有彭蒂的《恢復基爾特制度》、

柯爾的《勞工世界》和《工業自治》等?；鶢柼厣鐣髁x的主要觀點

是：認為“工資制度”無論從經濟上、道德上、心理上、美學上和精神

上看，都是一種罪惡和欺騙，壓制勞動者的創造本能，使資本家不勞

而獲，主張根本廢除“工資制度”，建立工人監督工業的制度；為了完

成社會改革的使命，主張改組工會，擴大工會的范圍，把所有的體力

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都包括在內，把各個工會合并成較大的團體，以

形成統一的力量；設想在未來的社會里，應以基爾特為社會單位，按

著職業性質不同分成若干基爾特組織，由高度集權的全國基爾特來統

一領導，用基爾特制度代替資本主義制度。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理論十

分龐雜，帶有很強的折衷主義的性質。它采用折衷的辦法，力圖把中

世紀行會手工業的狹隘思想同現代資本主義思想、無政府工團主義、

費邊社會主義思想混合起來。它實質是否定階級斗爭，鼓吹在工會基

礎上成立專門的生產聯合會。來改善資本主義。只承認改善工人出賣

勞動的條件，卻不消除的根本制度，反對建無產階級的政黨。從而維

護資本主義的根本利益。 否認國家的階級性，誘使工人階級脫離階

級斗爭，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1918年至1921年，中

國的研究系分子也曾大肆宣傳過基爾特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