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文心雕龍札記_成書及版本述略

2023年12月2日發(fā)(作者：我的家風家訓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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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1期

安徽商貿(mào)職業(yè)技術學院學報

No.1 Mar., 2009

第8卷 總第29期

Journal of Anhui Business Colleg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

Vol. 8 General No.29

《文心雕龍札記》成書及版本述略

李 平

（安徽師范大學 文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0）

摘 要：黃侃《文心雕龍札記》是現(xiàn)代“龍學”的奠基作，在《文心雕龍》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但是其成書過程頗為曲折，加之版本甚多，且又存在大陸與臺灣兩個版本系統(tǒng)，令青年學子難以擇善，有必要在梳理其成書過程的基礎上，對其各種版本進行辨析，指明善本所在。

關鍵詞：文心雕龍；札記；成書；版本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9255（2009）01-0045-05

Completion of Reading Notes on Wen Xin Diao Long and Its Different Editions

LI P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Huang Kan's Reading Notes on Wen Xin Diao Long lays a foundation for modern study on Wen Xin Diao Long,

functioning as a milestone. His writing process was very tortuous and there are many editions of his book, including two edition

systems of mainland and Taiwan,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for readers to choo. The author thinks it is necessary to compare

different editions to lect a good one ba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of the completion of this book.

Key Words: Wen Xin Diao Long; reading note; the completion of a book; edition

民國以前的《文心雕龍》研究，多為校勘、注為我國近代文學批評之前驅”。故而嘗試論之，期釋或只言片語的點評，對劉勰的文論思想既缺乏總望能有管中窺豹之效。

體把握，又罕有細致闡發(fā)。黃侃《文心雕龍札記》（以下簡稱《札記》）一書，采取“依傍舊文”和一、《文心雕龍札記》的成書過程

“獻可替否”相結合的原則，旁征博引，闡幽釋微，集考證、校注、簡評于一身，打破了前代《文心雕1914年（民國三年）9月，經(jīng)章太炎介紹，黃①龍》研究只重校注評點、忽略義理闡釋的格局，“標侃應北京大學之聘，講授文字學、詞章學和中國[1]志著現(xiàn)代意義上‘龍學’的誕生”。

文學史，從此開始了傳道授業(yè)的教書生涯,《札記》回溯《札記》的成書過程，清理《札記》為數(shù)即是其任教北大的授課講義。但由于黃侃此段時間眾多的版本，不僅對《札記》本身，而且對整個“龍的日記、書信等因戰(zhàn)亂而殘缺，我們無法明確黃侃學”史研究都至關重要。因為與其他“龍學”著作如何應邀講授《文心雕龍》。不過從別人的記敘中，不同，現(xiàn)在通行的《札記》有一個演變發(fā)展過程：亦可窺見一二。

從最初的大學授課講義到二十篇的小書，以至現(xiàn)在首先，在黃侃到來之前，北大已開設《文心雕的三十一篇全本，前后相續(xù)，后出轉精，且后出版龍》課，黃侃是代替別人講授《文心雕龍》的。王本序跋附錄，多有增益。另外，現(xiàn)在通行《札記》利器在《往日印痕》中敘述了傅斯年回憶當年的情的各個版本，特別是大陸版本系統(tǒng)和臺灣版本系景：“當年我在北大讀書時，聽朱蓬仙講《文心雕統(tǒng)，由于所依“母本”不同，中間尚存差異。更為龍》。大家不滿意，有些地方講錯了，有些地方又重要的是，《札記》“完稿于人文薈萃之北大”，成講不到。我和羅家倫、顧頡剛等同學商議，準備向書于“中西文化劇烈交綏之時”，特殊的時代賦予蔡孑民校長上書，請求撤換朱蓬仙。于是我們就上[3]

了作者特殊的使命，使其“不僅是彥和之功臣，尤

書了。不久，這個課就由黃季剛先生來擔任。”

收稿日期：2008-10-18

（01JC750.11-44006）和安徽省教育廳人文社科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十五”規(guī)劃基金項目“文心雕龍研究史”

基金項目“海峽兩岸‘龍學’比較研究”（2003jw056）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李 平（1962~

），男，安徽蚌埠人，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詩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文藝學和藝術學碩士點負責人，《學語文》雜志主編，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文論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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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黃侃的《文心雕龍》課十分受歡迎，聽眾甚多，反響強烈。據(jù)馮友蘭回憶：“當時北大中國文學系，有一位很叫座的名教授，叫黃侃。他上課的時候，聽講的人最多，我也常去聽講。他在課堂上講《文選》和《文心雕龍》，這些書我從前連名字也不知道。黃侃善于念詩念文章，他講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詩，就高聲念一遍，聽起來抑揚頓挫，很好聽。他念的時候，下邊的聽眾都高聲跟著念，當時稱為‘黃調’。在當時宿舍中，到晚上各處都可以[4]聽到‘黃調’”。

其次，黃侃的《文心雕龍》研究，深受其師章太炎的影響。早年留學日本時，黃侃就曾經(jīng)聽過章太炎講授《文心雕龍》。《錢玄同日記》云：“是日《文心雕龍》講了九篇，九至十八……與季剛同[5]行。”而且，1914年黃侃任教北大之際，章太炎恰好被袁世凱幽禁于北京，黃侃則是近水樓臺先得月，可以隨時與章太炎切磋學術。據(jù)《一士類稿》載：“謁章之后，即請求借住章寓。蓋詞章學教材等在黃覺不甚費力，即可應付裕如。惟文學史一門，其時治者猶罕，編撰講義，為創(chuàng)作之性質，有詳審推求之必要，故欲與章同寓，俾常近本師，遇有疑難之處，可以隨時請教也。黃本章氏最得意之弟子，[6]《札記》的成書也受章亦愿其常相晤談。”另外，到經(jīng)學大師劉師培的影響。1917年，劉師培在擁護袁世凱稱帝失敗后，也進入北京大學任教，主要講授中古文學史，其中也涉及《文心雕龍》，著有《文心雕龍講義》，與黃侃的《札記》可謂桴鼓相應。

再次，黃侃講授《文心雕龍》，并不是五十篇都講，亦不是現(xiàn)存《札記》的三十一篇。對此，范文瀾《文心雕龍講疏序》認為：“黃先生授以《文心雕龍札記》二十余篇，精義妙旨，啟發(fā)無遺。退而深惟曰：《文心》五十篇，而先生授我者僅半，[7]殆反三之微意也。”一方面，確如范文瀾所謂，黃侃可能有舉一反三、啟發(fā)學生之意。現(xiàn)在附于《札記》正文之后的《物色》篇札記，其實就是駱鴻凱在黃侃指導下完成的讀書筆記而已。另一方面，也是由這門課的性質決定的。黃侃在北大講授《文心雕龍》的課程名稱是“文章作法”，并非中國文學史，所以黃侃主要講授《文心雕龍》創(chuàng)作論的二十篇。

《札記》原是黃侃1914年至1919年任教北京大學的講義，但真正的完稿時間很難確定。鐘歆《詞言通釋》自云依《札記?章句》第九節(jié)而作，“于丙辰（1916年）冬草創(chuàng)初畢”，可見《札記》的許多篇章應該在1916年前已經(jīng)完稿。但徐復又云:“民國六年（1917年）間，黃先生主講北大文科，始補[8]撰《隱秀篇》全文。”因此，我們只能說《札記》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在授課的過程中不斷增益的。

《札記》正式出版之前，亦曾零星發(fā)表于一些雜志上，大體有以下幾篇：

《補文心雕龍隱秀篇》 1919年

北京大學《國故》第一期

《文心雕龍夸飾篇簡評》 1919年

北京《新中國》一卷二號

《文心雕龍附會篇簡評》 1919年

北京《新中國》一卷三至四號

《題詞及略例》、《原道》 1925年

《華國》月刊第二期第五冊

《徵圣》、《宗經(jīng)》、《正緯》 1925年

《華國》月刊第二期第六冊

《辨騷》、《明詩》 1925年

《華國》月刊第二期第十冊

《樂府》 1926年

《華國》月刊第三期第一冊

《詮賦》、《頌贊》 1926年

《華國》月刊第三期第三冊

由此可知：其一，零星發(fā)表的文章名稱各異，并非以“札記”一名冠之；其二，所發(fā)表的文章，如《原道》篇、《頌贊》篇札記，并未收入后來北平文化學社出版的《文心雕龍札記》。

1927年（民國十六年），北平文化學社將散見的講義集結成書，名之為《文心雕龍札記》，收錄《神思》以下二十篇。其書封面為暗橘色，左上至下有大字“文心雕龍札記”，下有小字“丁卯六月柳庶堪”，斷作兩行，并有一小章“滄日”，封里署名“黃侃著”。內芯為每頁11行，每行25字，共250頁，并附錄24頁。其首頁為“題辭及略例”，接下來是《序志》篇札記，而并非按照原書順序為《神思》篇。此書于1935年（民國二十四年）由北平文化學社再版。現(xiàn)有兩個問題：一是黃侃平生不肯輕易出書，且常告誡學生五十歲以前不要忙于寫書，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將授課講義整理出版為《札記》的？另外，既然出書，為何不將三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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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出，而只選其中的二十篇呢？第一個問題已無法回答，因為《黃侃日記》對出書一事幾乎只字未提，其他著作也沒有提供相關信息。只有潘重規(guī)簡單提及了一下：“先師平生不輕著書，門人堅請刊布，[9]惟取《神思》以次二十篇畀之。”對于第二個問題，《札記》本身就給出了答案。他說：“即彥和泛論文章，而《神思》篇以下之文，乃專有所屬，非泛為著之竹帛者而言，亦不能遍通于經(jīng)傳諸子。”（《札記?原道》）他一再強調：“下篇以下，選辭簡練而含理閎深，若非反覆疏通，廣為引喻，誠恐精義等于常理，長義屈于短詞。”（《札記?神思》）黃侃將《文心雕龍》課程講授定位于文章作法論，在《札記》中也反復強調“為文之術”的重要性，所以出書內容側重創(chuàng)作論部分，而舍棄總論和文體論。

1919年（民國八年），黃侃離開北京大學，任教于武昌高等師范、武昌中華大學等學校，亦曾講授《文心雕龍》。為教學方便，將講義印出，分發(fā)給學生。對于此事，徐復觀這樣回憶：“我們約了七八個同學，私自請他教《廣韻》和《文心雕龍》。我們?yōu)樗×恕稄V韻》的《聲類表》（記得不十分清楚），他并把在武高油印的《文心雕龍札記》分[10]送給我們。”在武漢期間，黃侃曾經(jīng)發(fā)表過一次演講，題目即是《講文心雕龍大旨》，主要探討研究文學的材料和方法。1935年，黃侃逝世于南京，前中央大學所辦《文藝叢刊》計劃出版紀念專號，乃檢篋中所藏武昌高等師范所印講章，錄出《原道》以下十一篇畀之。

《札記》首次以全貌出現(xiàn)當屬四川大學石印本。據(jù)當時編訂人員之一的祖保泉回憶：“一九四三年秋至一九四六年春，潘重規(guī)先生在四川大學主講《詩經(jīng)》、《文心雕龍》，四五年秋，抗日戰(zhàn)爭勝利，四六年初，安徽大學宣告復校，聘先生為中文系主任，潘先生于四月下旬離川大，我班的《文心》課中輟。有人提出集資翻印黃侃《文心雕龍札記》，全班贊成，訪求《札記》原文，得三十二篇（包括《物色》），疑為尚有逸佚。八月，佘雪曼先生到校，出其所藏《札記》三十二篇，并一再說：‘黃先生只寫三十一篇’。于是決定付印……”川大本《札記》封面為黑綠色，上有瘦金體“文心雕龍札記”字樣，旁有“佘雪曼署”題簽。書正文之前有一頁，題曰：“民國三十六年刊于國立四川大學”，近隸體。書內頁為宣紙，除首兩頁未標頁碼外，共88頁。目錄首載“題辭及略例”，次為“原道第一”等至“總術第四十四”，但其中“議對第二十四”、“書記第二十五”于目錄俱脫，而其內文并無缺。其后附有駱鴻凱所撰《物色》篇札記。但由于成書倉促，未加細校，加之排版不精，書中錯訛之處較多，所以書后附有兩頁勘誤表。此書由成都華英書局發(fā)②行，主要用于內部傳閱，印數(shù)較少，至今罕見。但其價值卻十分重大：首次將三十一篇合為一體，真正展現(xiàn)了《札記》的全貌。

二 《文心雕龍札記》的版本情況

黃侃一生輾轉任教于多所大學，弟子眾多。1949年以后，多數(shù)弟子留在大陸，但亦有少數(shù)人奔赴港臺，黃侃的弟子兼女婿潘重規(guī)就是其中之一。故《札記》分別在大陸和港臺兩地流傳，形成了兩大版本系統(tǒng)：大陸版本系統(tǒng)和臺灣版本系統(tǒng)。

先說大陸。1962年，經(jīng)黃侃哲嗣黃念田授權，中華書局將北平文化學社本和文藝叢刊本“都為一[11]集，重加校勘，并斷句讀”，出版了《文心雕龍札記》一書，成為大陸最通行的版本。此后，大陸各出版社都以此本為依據(jù)，另加附錄序跋，出現(xiàn)了以下版本：

《文心雕龍札記》 1996年

華東師范大學 二十世紀國學叢書

《文心雕龍札記》 周勛初導讀 2000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 蓬萊閣叢書

《文心雕龍札記》 吳方點校 2004年

中國人民大學 國學基礎文庫

《文心雕龍札記》 2006年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世紀文庫

《文心雕龍札記》 黃延祖重輯 2006年

中華書局 黃侃文集

臺灣的《札記》版本，大致可分為兩類：其一是據(jù)北平文化學社本影印的兩個版本。1971年，臺北學人月刊雜志社將北平文化學社本影印成三冊，錄于“五元文庫”之中。1979年，臺北新文豐出版社亦根據(jù)文化學社本，另印平裝小32開本，頁次與版式完全相同，收于“零玉碎金集刊”之中，書末附有兩頁勘誤表，糾謬34處。另一類是三十一篇的《札記》全本，肇始于1962年香港新亞書院出版的《札記》，由潘重規(guī)取文化學社本和武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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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編付印，并據(jù)武昌本對比文化學社本之異同，爰作校語。又移《序志》篇于《原道》篇之前，后附有駱鴻凱的《物色》篇札記，以及潘重規(guī)所撰《讀文心雕龍札記》和《文心雕龍札記跋》。此書于1973年由臺北文史哲出版社再版，成為臺灣最通行的版本。民國2002年，黃延祖授權臺灣凡異文化事業(yè)有限公司，由花神出版社出版新的《札記》，該書后面的附錄是所有版本中最詳細的。其后記云：“此次刊印包括先兄念田重加勘校、并斷句讀的一九六[12]二年中華書局版的全部，”可見，花神本乃大陸中華書局1962年本在臺灣的授權翻印本。

統(tǒng)觀《札記》的十幾個版本，大體可分為三類：一是以北平文化學社本為母本，包括臺北學人月刊雜志社的“五元文庫”本和臺北新文豐出版社“零玉碎金集刊”本，共有二十篇；二是以中華書局1962年本為母本的版本，包括華東師大本、上海古籍“蓬萊閣叢書”本、人民大學吳方點校本、“黃侃文集”本以及臺灣的花神本；三是以香港新亞書院潘重規(guī)校本為母本的臺灣版本，主要有文史哲本。除此之外，還有兩個非常獨特的版本：一是“文藝叢刊”本，其收錄的是“原道”以下的十一篇；二是川大石印本，是多方訪求所得，并未參考其他任何版本，而且后世的版本，無論是大陸版本還是臺灣版本都沒有提及川大本。盡管《札記》版本眾多，但若細細比較，仍可發(fā)現(xiàn)一些異同之處。

其一，大陸和臺灣版本系統(tǒng)中各有一個通行本。大陸版本系統(tǒng)中的通行本是中華書局1962年本，臺灣則是1973年臺北文史哲本。這兩個“母本”，都參考了北平文化學社本，但都未提及川大本。另外，大陸版本《原道》以下十一篇是從文藝叢刊本輯錄的，臺灣版本則是從武昌本輯錄的。

其二，大陸和臺灣兩個版本系統(tǒng)都對《札記》文本進行了細致校勘。中華書局1962年出版《札記》時，就由黃念田詳細校勘，并斷句讀，人大本也由吳方對其進行點校。文史哲本有潘重規(guī)所作的按語，而且在其《讀文心雕龍札記》一文中，對黃侃《札記》的相關內容還進行了重校。如《總術》篇“若筆不言文”條，潘重規(guī)曰：“黃君札記云：‘不字為為字之誤’。規(guī)按：不似‘乃’字形近之誤。韓子《內儲說下》：‘因請立齊為東帝而不能成也。’[13]顧廣圻曰：‘不當作乃’。亦乃誤為不也。”盡管諸多學者用心校勘，《札記》仍有許多紕繆之處，主要集中在引文部分。如《札記?明詩》篇于“暨建安之初……此其所同也”條下引沈約《宋書?謝靈運文學傳論》云：“曹氏基命，三祖陳王”。據(jù)中華書局本二十四史《宋書》卷六十七，“三”當為“二”，“二祖”指武帝曹操、文帝曹丕。又如《札記?原道》篇引《淮南子?原道》篇的高誘注曰：“……故曰原道，用以題篇”。檢《淮南子》原文，“用”當為“因”。

其三，比較以中華書局本為母本的大陸版本系統(tǒng)和以文史哲本為母本的臺灣版本系統(tǒng)，發(fā)現(xiàn)其中相異之處甚多，可資相互校證。現(xiàn)對比中華書局本和文史哲本，并參閱文化學社本，略舉一二。第一，文字錯訛。如《神思》篇“積學以儲寶……”條下的《札記》釋文，文史哲本為“紀氏以為彥和練字未穩(wěn)”，但中華書局本“練”作“結”。聯(lián)系黃侃下文所云：“未遑細審”，當為“練”，而且文化學社本亦作“練”。第二，文字互倒。如《題辭及略例》，文史哲本“若其悟解殊特，術測異方”，中華書局本為“若其悟解殊術，持測異方”，文化學社本同中華書局本。蓋文史哲本將“持”與“術”位置互倒，且因形近將“持”誤為“特”。第三，斷句不當。如《札記?原道》篇題解，文史哲本“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中華書局本為“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從句意上看，中華書局本更為通順，且與上下文連貫。

其四，大陸和臺灣兩個版本系統(tǒng)中，各有一個資料非常豐富的版本，大陸為2006年中華書局“黃侃文集”本，臺灣為花神本。這兩個版本都附錄了以下文章：駱鴻凱的《物色》篇札記、《文學記微——標觀篇》、《中國文學概談》、《阮籍詠懷詩補注》（金靜庵記）、《李義山詩偶評》、范文瀾的《文心雕龍講疏序》。花神本還另增有《詠懷詩箋》（金靜庵輯）、《劉彥和生平》以及《劉彥和年譜》。而中華書局“黃侃文集”本在“題辭及略例”后有《講文心雕龍大旨》一文，為花神本所無。

這兩個版本所收資料雖然豐富，但也并非沒有遺憾。筆者在搜集整理資料時，發(fā)現(xiàn)黃侃還有許多關于“龍學”的論述，這些材料亦可收進附錄。如《黃侃日記》載：黃侃曾經(jīng)據(jù)《文心雕龍》敦煌殘卷“校雕龍”，《寄情閑室日記》（庚午三月）廿四日壬寅：“小石以所過錄趙萬里校唐寫殘本文心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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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起征圣，訖雜文）見示。因謄之紀評黃注本上，至明詩篇。”廿五日癸卯：“仍校雕龍……今日內山書店寄來鈴木虎雄震旦文學研究。”廿六日甲辰：“因囑石禪寄銀（十四元一角）買內藤還歷支那學論叢，以其中有鈴木氏敦煌本文心雕龍校勘記也……校雕龍。”廿七日乙巳：“……校雕龍訖。”[14]638-639若此稿尚存，亦可嵌入《札記》原文，或單列為附錄。又如“申鑒雜事下，或曰：‘辭達而已矣，圣人以文其奧也有五：曰玄、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玄，理微謂之妙，數(shù)博謂之包，辭約謂之要，章成謂之文。圣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此義《文心?宗經(jīng)篇》未及甄[15]《辨騷篇》：‘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述”。再如“者獵其艷辭。’……言才高之人能全取楚辭以為杌范；心巧之人亦能于篇中擇其艷辭以助文采也”。[14]638這些散見的文字亦可附錄于《札記》之后，這樣，我們不僅可以得到一個“善本”，亦能窺見黃侃“龍學”研究的全貌。

注釋：

①學界關于黃侃任教北大時間說法不一，大體有1913年（民國二年）和1914年（民國三年）兩種說法。周勛初在《黃季剛〈文心雕龍札記〉的學術淵源》一文中認為：“民國二年，北京大學禮聘章太炎到校講授音韻、文字之學，章氏不往，改薦弟子黃季剛（侃）先生前去任教。”黃侃妻子撰文《我的丈夫——國學大師黃季剛》云：“1913年他任北大教授時……”也認為黃侃是1913年任教北大。而據(jù)黃焯《黃譜》：“先生以民國三年秋，應北京大學聘，見殘葉日記中。其他記載皆以為民國二年，誤。”另據(jù)《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載：“從一九一四年六月，夏錫錫錫任錫為文科學錫錫，……錫進錫章太炎一錫的學者，如黃侃（季剛）、馬裕藻（幼漁）、沈兼士、錢玄同等先錫到北大文科教書。”筆者以為，黃侃1914年（民國三年）到北大教書，較為可信。

②關于四川大學所印《札記》數(shù)量，學界說法不一。臺灣學者黃端陽認為是120本，而祖保泉回憶是200本，總之數(shù)量非常之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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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黃侃.文心雕龍札記[M].臺北：花神出版社，2002：346.

[13]潘重規(guī).讀文心雕龍札記[M]//黃侃.文心雕龍札記.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230.

[14]黃侃.黃侃日記（中）[M].北京：中華書局，2007.

[15]黃侃.黃侃日記（上）[M].北京：中華書局，2007：230.

（特邀編輯 劉珍明）

（上接第40頁）

因為，商業(yè)所引起的社會互動，“每能得一個時代[3]的風氣之先”，“眼界就寬廣得多了”。商人階層的興起對一個社會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它不僅影響到一個社會的轉型，也影響到政治、經(jīng)濟、文化、道[4]德、法律等的發(fā)展和轉型。筆者認為，在藏族傳統(tǒng)道德轉型的過程中，培育諸如平等和自由的現(xiàn)代理念、百折不撓的商業(yè)冒險精神、敏銳的市場經(jīng)濟頭腦和眼光、強烈的法律意識和創(chuàng)新精神、良好的合作精神等商業(yè)精神是至關重要的。

注釋：

①所謂自性，就是指事物的獨立性、恒常不變性和實在性。

②所謂執(zhí)著就是指眾生由于無明之故，緊緊抓住錫他們虛幻出來的人和外在事物的真實不放，堅信二者都是獨立自存的實在之物。若執(zhí)著于人和外在事物，就會產(chǎn)生出萬般煩惱，衍生出各種各樣的貪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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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劉 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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