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耕文化

2023年12月7日發(作者：是可忍孰不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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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耕文化

農耕文化：是指由農民在長期農業生產中形成的一種風俗文化，以為農業服務和農民自身娛樂為中心。農耕文化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類宗教文化為一體，形成了自己獨特文化內容和特征，但主體包括語言，戲劇，民歌，風俗及各類祭祀活動等，是中國存在最為廣泛的文化類型。

追溯農耕文化起源有一句“男耕女織”之說，它不僅是指早期的勞動分工，也是

農耕文化形成的基礎。早在河姆渡時期，出土的谷物化石，則說明至省“農耕：由此（或更早）產生。以此，人們的活動便以“男耕女織”為中心，而隨時間推移，長期沉淀形成的文化內涵及外延、各種表現形式（如前方所述語言，戲劇，民歌，風俗及各類祭祀活動）等與農業生產有關的文化類型。

農耕文化———耒耜之利

中國臺灣網 (2006年07月27日)

炎帝文化歷史悠久。炎帝文化就是中華民族文化。它主要包括：農耕文化、中醫藥文化、陶瓷文化、天文地理氣象、交易市場和社會文明等六個主要方面。

農耕文化———耒耜之利

原始的刀耕火種，只能是廣種薄收，而且經過多次種植的土地日趨貧瘠，收獲量越來越少。這時，部落只有整體或部分遷徒，到新的地方披荊斬棘，燒荒墾土，刺穴播種，以取得更多的谷物。

經過多次遷徒，炎帝部落來到黃河下游與長江下游之間的廣闊平原。這里，土地平衍廣袤，土壤松軟肥沃，是播種作物的好地方。

頻繁的遷徒，繁重的勞動，先民們疲憊不堪。為了讓部落能夠休養生息、安居樂業，炎帝決心改進耕播種和種植方法。

《易經·系辭》說，神農“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禮·含文嘉》說，神農“始作耒耜，教民耕種”，都講到炎帝神農制作耕播工具------耒耜。

傳說，炎帝和大家一起圍豬，來到一片林地。林地里，兇猛的野豬正在拱土，長長的嘴巴伸進泥土，一撅一撅地把土供起。一路供過，留下一片被翻過的松土。

野豬拱土的情形，給炎帝留下很深的印象。能不能做一件工具，依照這個方法翻松土地呢？經過反復琢磨，炎帝在刺穴用的尖木棒下部橫著綁上一段短木，先將尖木棒插在地上。再用腳踩在橫木上加力，讓木尖插入泥土，然后將木柄往身邊板，尖木隨之將土塊撬起。這樣連續操作，便耕翻出一片松地。

這一改進，不僅深翻了土地，改善了地力,而且將種植由穴播變為條播,使谷物產量大大增加。這種加上橫木的工具，史籍上稱之為“耒”。

在翻土過程中，炎帝發現彎曲的耒柄比直直的耒柄用起來更省力，于是他將“耒”的木柄用火烤成省力的彎度，成為曲柄，使勞動強度大大減輕。為了多翻 土地，后來又將木“耒”的一個尖頭改為兩個，成為“雙齒耒”。

經過不斷改進，在松軟土地上翻地的木耒，尖頭又被做成扁形，成為板狀刃，叫“木耜”。“木耜”的刃口在前,破土的阻力大為減小,還可以連續推進。木制板刃不耐磨，容易損壞。人們又逐步將它改成石質、骨質或陶質,有的制成耐磨的板刃外殼,損壞后,可以更換，這就是犁的雛形了。為了適應不同的耕播農活，先民們又將耒耜的主要組成部分制成可以拆裝的部件，使用時，根據需要進行組合。

有了耒耜，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耕”和耕播農業。炎帝部落開始大面積耕播粟谷，并將一些野生植物馴化為農作物，如稷、米（小麥）、牟（大麥）、稻、麻等。后人將這些作物統稱為“五谷”或“百谷”，并留下許多“神農創五谷”的美好傳說。其實，生產工具的發明和改進以及野生動植物的馴化是人類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逐漸實現的。后人把這些成果歸于炎帝，表現了人們對他的尊崇和對先祖的懷念。

隨著耕播農業的出現，原始的天文、歷法、氣象、水利、土壤、肥料、種子等知識和技術相應產生。《白虎通》載，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楊泉理論》說：“神農始治農功，正氣節，審寒溫，以為早晚之期，故立歷日”。在部落遷徒和拓展過程中，耕播工具和耕播技術很快傳播到黃河和長江廣大流域，并逐步形成北方以種植旱糧為主，南方以種植水稻為主的耕作習俗，就是這把拙樸的耒耜，在莽莽荒原上掘開了農耕文化的汩汩的泉流。于是，炎帝部落成為炎帝時代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而“始作耒耜”的神農炎帝，則是開創我國農耕文化的始祖。

（來源：荊楚文化網）

編輯：蒲蒲

農耕文化：農業發展的歷史支撐

農業文化與農耕文化

農業文化，是指農業生產實踐活動所創造出來的與農業有關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和。內容可分為農業科技、農業思想、農業制度與法令、農事節日習俗、飲食文化等。其發展可分為原始農業文化、傳統農業文化和現代農業文化三個階段。

在中國農業文化發展的前兩個時期，即原始農業文化和傳統農業文化時期，可統稱為農耕文化時期，或古代農業文化時期。

在中國文化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農業文化是基礎，因為它是以滿足人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為目的的，它決定著中華民族的生存方式，塑造著中華民族文化的自身。中國是世界農業的發源地之一。

中原農耕文化，是中國農耕文化的一個重要發源地，是中國農業文化的基礎，又是宋代以前中國農業文化的軸心。中原農耕文化源遠流長。

“中國農業的起源與發達、農業技術的發明與創造、農業的制度與理念，均與河南密切相關。” ──這是徐光春在談到中原文化與中原崛起時提出的一個重要觀點，它完全符合中國農業文化和中原農耕文化發展的實際。

從吃“蟲獸果蚌”到吃“粟黍牛雞”

——中國農業最早在中原地區興起

農業產生于距今１００００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洪荒的遠古歷史，都被時光的塵土深埋在了地下，只能從文獻記載的傳說和考古發掘出的石頭中找到一些記憶。

李根蟠（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我國古代神話傳說中有炎帝號稱“神農氏”。據說神農氏之前，人們吃的是爬蟲走獸、果菜螺蚌，后來人口逐漸增加，食物不足，迫切需要開辟新的食物來源。神農氏為此嘗遍百草，歷盡艱辛，多次中毒，找到了解毒辦法，終于選擇出可供人們食用的谷物。接著又觀察天時地利，創制斧斤耒耜，教導人們種植谷物。于是農業出現了。這種傳說是農業發生和確立的時代留下的史影。

程民生（河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原始人在御寒能力十分低下的情況下，只能選擇溫暖的地區生活。當時的黃河中下游一帶自然植被茂密，遍布郁郁蔥蔥的森林和草原，其中生長著眾多種類的亞熱帶植物和動物。而且河流縱橫交錯。河南境內的土壤主要是黃土，含有大量的氮、磷、鉀等作物營養元素，具有一定的天然肥力，不需要進一步分化即可生長植物，只需用木、石等簡單的工具就可耕作，加上土層深厚，便于保墑蓄水，在當時的生產力條件下，中原地區最適宜于人類獲取生活資料和發展生產，故而在這里最先發展起了原始農業。

張九洲（河南大學教授）：早在八九千年前，中原華夏族就開始了農耕實踐。中原地區發現了可以說是整個黃河流域迄今發現最早也最有代表性的農耕文化遺址，就是距今約八九千年左右的河南裴李崗文化。這里出土了農業生產工具和糧食加工工具，表明農耕文化已經確立，并有了一定發展。到距今６０００年左右的河南仰韶文化時期，出現了大型定居村落，還出現了家畜飼養業。農業進入了鋤耕（或耜耕）階段。

大約在西周以前，中原地區的農業種植主要以粟黍為主。春秋到漢代時，中原農業作物已有“五谷”、“九谷”之說。故此，中原人又被稱為“糧食之民”。不過，糧食生產不是唯一的。當時還飼養“六畜”（馬、牛、羊、豬、狗、雞），種桑養蠶，種植蔬菜、油料，樵采捕撈，搞農副產品加工等。特別是農桑并重的生產結構，成了中國傳統小農經濟的基本特征。

程民生：當代許多學者認為，中華文明的初始階段是多元發生的。在中原的周邊，如北方的紅山文化、南方的良渚文化等，也曾興盛一時。但持續的趨勢卻有不同，如南方的良渚文化在進入原始社會晚期后，社會生產和社會組織的發展似乎處于停滯的局面，并沒有依靠自己的力量獨立進入文明、建立國家。而中原文化則以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崛起，率先進入文明時代。

從“刀耕火種”到“精耕細作”

──中原農耕技術曾領先世界

使用木石農具、刀耕火種，撂荒耕作制，是原始農業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的主要特點。傳統農業以使用畜力牽引或人力操作的金屬工具為標志，生產技術建立在直觀經驗的基礎上，而以鐵犁牛耕為其典型形態。我國在公元前２０００多年前的夏朝進入階級社會，黃河流域也就逐步從原始農業過渡到傳統農業。從那時起，中原農業逐步形成精耕細作的傳統。

張九洲：距今４０００多年的龍山文化時期，中原農業已由鋤耕階段進入了犁耕階段。到了公元前２１世紀，中原地區進入了文明社會，中原農業和農耕技術的發展也進入了新的時期。在夏到春秋的這一過渡時期中，中原農業進入了溝洫排灌的農業時代。殷墟甲骨文除記載了不少農事活動內容外，還出現了“犁”字的象形文字，可能牛耕農業已在中原大地興起。周朝晚期，鐵制農具在中原地區漸次使用。作物施肥，病蟲防治，土地連作與休耕制被人們所采用。耕作方式上出現了耦耕和犁耕，并重視深耕和修苗的作用。中原先民們還在田間管理方面創造了一套獨特的作法──鋤地。

如果說這一時期的農業技術和方法初步奠定了中原農業的優秀傳統和技術體系的話，那么到了兩漢和南北朝，則是這種優秀傳統和技術體系的基本形成時期。兩漢時期，中原冶鐵業非常發達，政府對農具的制造和推廣也非常重視，從而促進了中原農耕文化更加迅速地發展。就墾耕工具來說，除了鐵犁外，還有鐵齒耙、钅矍（即镢，相當于現代的鐵鎬、鐵镢）和 （即鍬）等；播種工具出現了耬車。此外，還有新型的覆土工具、田間管理工具、灌溉工具、收割脫粒收藏和運輸工具、加工工具等，到東漢時又出現了水磨。鐵范鑄造金屬器類已相當普遍。到魏晉南北朝時，以保墑防旱為中心的精耕細作的技術體系基本形成，主要標志是耕－耙－耱－壓－鋤相結合的農業耕作技術系統化。這一技術體系，是當時中國乃至世界上的領先技術，至今仍是中國北方農業中重要的增產措施之一。后來隨著大量中原人的南遷，這些技術措施也隨之傳播過去，從而奠定了南方水田耕作技術發展的基礎。應該說，中原古代先進的農耕技術，對中國傳統農耕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從而奠定了中國傳統農業文化的基礎。

作為中國農業文化的內容之一，農作物品種的選育、栽培和糧食的加工、儲藏，中原地區在中國傳統農業文化的發展中也處于前列。絲麻的栽培與紡制，也大大推動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形成和發展。

還應當指出的是，中原地區的先民們不僅最早在華夏大地開發了農業，而且也很早認識到了水利與農業的關系，并進行了農田水利建設和灌溉機械的創造發明，這正如徐光春書記舉例所說：“大禹采用疏導的辦法治水，推進了我國水利事業的發展，也促進了數學、測繪、交通等相關技術的進步。戰國時期，由河南人鄭國主持修建的‘鄭國渠’，極大地改善了關中地區的農業生產條件。”

是啊！直到唐代中期，中原農耕技術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上都是最先進的，其影響也是深遠的。

農耕文化與新農村建設

作者：歐永生 | 原創 | 2008-05-11 11:06 |

標簽： 新農村建設 農耕文化

一、問題的提出

農耕文化是以種植經濟為基本方式的農業社會的文化，它是在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思維方式、價值取向、生活和社會行為模式的總和。從廣義上來看，它既包括強制性的制度范疇，如國家的法律、法規和各式各樣的規則等，也包括非強制性的制度范疇，如林林總總的社會風俗、習慣、傳統、價值形態等。從狹義上來看，農耕文化是指建立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小農文化，通常也被稱為小農意識，主要包括農業社會時期人們的思想意識、文化傳統、風俗習慣和價值觀念等非強制性的制度范疇，其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則是思想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這是整個農耕文化的精髓所在。

當前的文獻大部分集中于農耕文化對宏觀經濟或區域經濟層面帶來的負面影響，而關于其對新農村建設影響的研究則基本上處于空白。本文將在分析農耕文化特征的基礎上，詳細闡述這些特征將給我國新農村建設帶來哪些方面的負面效應及其影響機理。

二、農耕文化在觀念層次上的具體特征

1．悠閑性和自滿意識：小富即安，不思進取，懼怕競爭和冒風險。在長期的農耕中，農民雖然養成了勤勞、執著、忍耐、樸實、精耕細作的傳統美德，但同時又形成了隨遇而安、得過且過、安于現狀、保守落后的歷史惰性心態。即使是現在，人們的心中仍然普遍存在著滿足于過去取得的進步和成績，故步自封、沾沾自喜、盲目樂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小富即安”、“小進即止”的落后觀念。在農耕社會里，因土地肥沃，氣候宜人，灌溉方便，物產豐富，價格低廉，交通方便，人們往往缺少壓力而容易產生悠閑的心態。長期以來，這種悠閑的生活方式突出的表現就是生活工作節奏緩慢、貪圖享受、不思進取、無所作為、效率低下等傾向，根本談不上生產工作上的壓力感、危機感、緊迫感，更談不上經濟上的外向性和擴張性發展。

2．保守性：因循守舊，墨守陳規，經驗主義，迷信盲從，拒絕接受新事物。“以不變應萬變”、“天不變道亦不變”、因循守舊、固步自封，這是農耕土壤滋生出來的又一文化特征。農業是對自然依賴性特別強的產業，農業社會靠天吃飯，這就極容易在生產者頭腦中形成等待自然恩賜、祈求天命保佑的保守意識。他們講求實惠實際，懷疑科學理性，對一種新事物的出現首先總是難以認同，這種消極順應自然的態度成為農業社會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其次，小農經濟最大的生產資料是土地，小生產者容易由對土地的依賴演變成為土地的附屬物。這種依賴性，延伸到政治和社會關系里，就是對權威和家長的依賴與仆從；發展到意識形態，就會表現為缺乏主體意識和開拓創新的精神狀態，凡事墨守陳規，不越雷池一步。農耕社會自然經濟的特點和人們認識世界手段的局限性，決定他們對世界的認識大都是直覺式、經驗型。然而，自然社會的客觀規律遠非人們的感官和經驗所能及，憑經驗判斷和直覺推理勢必會產生南轅北轍。

雖然中國農耕文明曾經引領世界文明七、八百年，有過許多舉世矚目的發明，但是，這些統統只是技術層面上的發明，是基于對經驗的總結，屬于直覺性知識，與現代科學技術所倡導的求真知精神不可同日而語。特別是近代200多年清王朝的閉關鎖國和極權統治，使中國失去與西方現代科學技術接軌的機會，中國這個文明古國，被排斥在近代科學文明之外。這種因愚昧而無知，因無知而迷信，因迷信而盲從是中國幾千年社會發展的普遍現象，它使得中國人習慣于經驗和模仿，不注重探詢事物的本質和規律。

3．平均主義：“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孔子曾說過“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并倡導在中國那片自然經濟的土壤上建成一個“大同世界”，研究者們把這一思路稱之為中國農耕文化派生出來的理想主義。這一主義的直解就是“均”、“等”觀，這一觀念不僅為中國老百姓接受，而“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成了封建統治者的經典說教。農耕社會中濃厚的家族制意識，往往使人們不能平等地承認各自的機會，同時更不愿承受其結果的不均，這就是農耕社會中平均主義的文化傳統。這種長期在以家庭為核心的自給自足、自然經濟基礎上形成的平均主義心態，往往排斥別人的成功，只講結果均等，不講機會均等。

4．封閉性：不愿流動，自給自足，排斥合作，不關注外界變化。土地是農耕經濟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古代的農民世世代代聚族而居，對土地的依戀感情尤為強烈，他們滿足和習慣于自給自足的經濟狀況，加之生產工具的極其簡陋，沒有也不需要遠距離的市場，人們的活動半徑極為狹小，足不出戶，一輩子就可以只生活在熟人圈子里，與外界的信息交換極為有限，人們對自己生活圈外的事漠不關心。不像游牧民族那樣可以逐水草而居，飄忽不定，也很少像商人一樣可以擇地而居，遷移無礙，農耕社會是一個建立在小農生產基礎上的封閉社會形態。極端的農耕社會是老子所理想的社會，“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人們不愿意背景離鄉，樂于做小國寡民，更不需要與國際社會打交道。

5．濃厚的血緣與地緣意識：人治與幫派文化。農耕社會里，勞動以簡單的自然關系分工，男耕女織，生產經驗在上下代之間直接傳遞。人際交往主要在家庭內部，以及親戚鄰里之間，以血緣、地緣為紐帶的家庭及家族是社會的基本單位。農業經濟一直深受自然條件的限制，干旱、洪澇和蟲災等自然災害都會對農民生活產生很大的影響，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民作為生產個體，勢單力薄，沒有組織，沒有協作，沒有利益責權的共存，自然也就沒有抗風險和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

如果風調雨順則可以衣食無憂，一旦出現了自然災害和突發事件，就根本求助無門。因此，有血緣、地緣關系的宗派親族就成為唯一可以依賴的人，為了集合力量戰勝災難，農民除了相互相靠，任人唯親之外，恐怕再也沒有別的辦法。所以，農耕文化中特別強調血緣和地緣關系，所謂“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朝內有人好做官”，“肥水不流外人田”成為人們當然的價值觀。時至今日，同鄉會、同學會、宗族聚會等形式，還是中國人的一大樂事。在現代經濟生活和社會關系中，這種傳統思想的影響仍根深蒂固，難以消除，人情風、關系風隨處可見。

6．“官本位”、等級和特權意識：行政職務勝過專業技能。在小農經濟時代，等級意識和特權觀念濃厚，農耕文化對人才的認識和理解上最典型的就是用“官本位”來衡量。在人們心目中，人的高低貴賤、品德能力、有無出息，很大程度上是以其職位職務的高低來論定。例如古時一旦金榜題名，便意味著官運亨通，前程無憂。即使是現在，科學家出研究成果，運動員拿金牌，藝術家出作品，都會以其相應的水平和影響程度給予行政職務，似乎不這樣就不能表現出他們的才能。更有甚者，就連寺廟里的和尚、方丈也要有行政級別。而我國現今的戶口、籍地、身份和權益及地位相結合的社會分層體制，更是強化了這種等級意識。

三、破除農耕文化的消極特征

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歷史任務，并作為“十一五”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主要目標。按照全會公報的解釋，“新農村”是指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新農村建設，目前已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重要途徑。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要有新思路、新部署、新舉措。從中央的精神看，新路子集中在兩方面。一方面，加大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扶持，堅持“多予少取放活”。另一方面，加大固本力度，培育農業良性發展、農村自我造血、農民適應市場的自立機制、自主能力。這就要求廣大農民適應農村發展的新思路，樹立爭先意識、自主意識、環境意識、發展意識，為新農村建設不斷注入新的活力。 破除“小農”意識，樹立敢為人先的意識。新農村建設要以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為支撐，離開了農村經濟的發展，新農村建設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小農”意識，小進即滿，小福即安的思想陋習，正是農村經濟發展滯緩的根源。破除這一陋習的束縛，就要樹立敢為人先的意識，敢于想大事、謀大事、干大事。

破除“有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傳統意識，樹立環境意識和科學發展的意識。新農村建設要實現的不僅是城鄉差距的縮小，更為重要的還有人與自然的和諧。在發展農村經濟中，注重保護農村生態環境，是避免先發展再治理，重復投資，資源浪費的關鍵環節。

破除傳統劣勢論，樹立全新優勢論。這里所說的傳統劣勢論，就是認為在發展的基礎條件上，內陸、西部地區的區位、交通、資金、技術、人才等均不如沿海、東部地區。因此，要超越農耕文化，就必須以開放的、發展的眼光看待所在地區的基礎條件。在客觀公正、實事求是地承認本地發展的劣勢的前提下，更要看到本地明顯的發展優勢。

破除傳統價值觀念，營造濃厚的商業氛圍。由于西部、內陸地區相當一部分地方，還存在手工作業，甚至刀耕火種，至今還沒有完全走出小農經濟的藩籬。“養牛為耕田，種糧為吃飯”這種自給自足的農耕思想依然普遍，一些干部搞“行政命令瞎指揮”，一些群眾“不找市場找市長”等等都與用市場經濟的手段搞西部大開發是不協調的。因此，在新農村建設中，必須要強化市場經濟意識，營造濃厚的商業氛圍。要大膽地走進市場，按市場法則，在競爭中尋求廣闊的發展空間。

建立適合小農村社的合作制度。中國農村是典型的小農經濟，必須用適宜小農經濟的思路來解決農業問題。要想有針對性地進行理論創新和體制創新，就必須根據中國國情，不能照搬西方，而東亞小農經濟社會模式的基本政策安排值得我們借鑒，即放開農業外部規模經營。我國農村需要多種形式的合作化模式。應該把農民作為生產力要素來看待。農村怎么建設？應該引導他們發展與農村經濟有關的規模經營，如加工、購銷乃至于進一步進入餐飲業、金融、保險領域。農民組織起來進入這些領域，政府應給予資金支持、優惠。要充分相信廣大農民的創造力，讓農村勞動力成為鄉村建設的主力軍。

培養造就新型農民。要依靠兩條主要途徑。一是加快發展農村教育事業。農村教育是農民學科學、學技術，實現職業轉化的必要文化基礎。為保證農村適齡青少年上得起學、念得起書，保證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不失學不輟學，決不再產生新的文盲、半文盲。國家制定的“十一五”規劃明確提出，到2007年全國農村普遍實行免費義務教育。這是“中國教育發展史的重要里程碑”。二是加強農村勞動力技能培訓。要把農村勞動力培訓工作作為一件大事、作為一項“民心工程”，切實加強組織領導，創新培訓機制，提高培訓效果。首先，要圍繞現代農業建設，結合農時季節需求，對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開展靈活多樣、不同形式的先進實用技術培訓。使農民一看就懂，一學就會，學了能用，用能致富，把農業發展轉入依靠科技進步和勞動者素質提高的軌道上來。其次，要面向城鄉勞動力市場需求，圍繞農民轉崗就業，加快建立政府扶助、面向市場、多元辦學的培訓機制，擴大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陽光工程實施規模，發展多種形式的農村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農民就業能力強起來，就業途徑就會多起來，收入水平就會高起來，農民素質總體上發生根本改觀，建設新農村的步伐就會大大加快。

利用文化活動整合社會資源，幫助農民提高組織化程度。發動農民最好的方式就是文化活動，這種方式成本最小。建設新農村，我們要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近年來很多地方這種所謂加強，搞的難道是無源之水？執政黨在農村基層幾乎沒有經濟基礎，怎樣加強上層建筑？因此，一要加強其經濟基礎“合作社”，主要是農戶家庭經營為基礎的合作社，實現農戶在購銷，防疫等方面，尤其是金融上的合作。（“合作金融”不是官方機構，在有盈余的條件下，對農民也是救急不救窮）。二要加強其社會基礎，辦好各種協會，諸如“老年協會”，“婦女協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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