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耕文化

2023年12月7日發(作者：有效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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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化的務實精神;愛好和平,追求和諧;持續性與延續力;多樣性和巨大的包容性;循環論所顯示的凝重性;以中庸之道為高級哲理;集權政治與民本思想依存沖突等特征的形成,與農耕經濟有著緊密的聯系。農耕經濟是中國傳統文化產生和發展的經濟基礎,它貫穿于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始終,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征的形成產生過多方面的影響。

一、文化一詞,在中國典籍中最初見于西漢,劉向《說苑·指武》:“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誅。”晉人束皙《補之詩》:“文化內輯,武功外悠。”南齊王融《曲水詩序》:“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懷遠。”皆承其義,“文”“武”對舉,文化即取“文治與教化”義。文化原義,在中國先秦時代混同于“文明”、“文學”。《說文解字》:“文,錯畫也。”有三層意義:一是由語言文字象征符號引申為文物典籍、禮樂制度;二是由倫理導出彩畫、裝飾、人為修養義;三是美善德行之義。而“化”則是配合“文”而取“化成”之義。對文化的理解,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者專指文、史、哲,廣義者則包括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全部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論其結構,又主要表現在器物、制度、行為、精神四個層面。文化從來都是與社會的經濟緊密聯系的,它由經濟決定,又對經濟有巨大的反作用。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類型特征、價值取向等受到中國的地理環境、經濟基礎等歷史因素的影響。本文要討論的是中國傳統文化所依托的經濟基礎

———農耕經濟對其特征的形成所產生的影響。

二、中華大地處于亞洲東部太平洋西岸,疆域遼闊,地理位置優越,氣候溫和,大河大陸型的自然地理生態環境孕育了華夏民族以農耕經濟為主體的經濟生產形態。農業在中國的發展有著極其悠久的歷史和相當遼闊的地域。中國農業發生很早,考古資料證明,在距今四五千年前黃河中下游地域已有相當發達的原始農業,三代時期,農耕業已成為中原華夏民族社會生活資料的主要來源。秦漢以后,大一統的中華帝國更把“重農固本”奉為治國的不易之道。漢晉以后,中國農耕區域向長江中下游和江南地區轉移,中國南方優良的自然氣候條件和生態環境,使農耕經濟進一步顯示出巨大的發展潛力。中國的農業經濟幾千年一直穩定發展沒有中斷過。穩定的農業生產,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經濟基礎。中華的農耕文明早就在河流相交的三角地帶黃河中游流域和長江中下游流域形成。在中國占主導地位的傳統文化,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都是建立在農業生產基礎上的,它們形成于農業區,也隨著農業區的擴大而傳播。

三、農耕經濟貫穿于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始終直到近代,中國傳統文化主要特征的形成與農耕經濟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1.務實精神。長期的農耕生產,形成了中華民族質樸的品格和務實精神。中國文化的重實際而黜玄想的務實精神與農耕經濟中“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的生活經驗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中國民眾在農業勞作中領悟到:利不幸至,力不虛擲,說空話無補于事,實心做事必有所獲。這種農人的務實作風也感染了士人。“大人不華,君子務實”是中國賢哲們一向倡導的精神。章太炎在《駁建立孔教議》中說:“國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務在工商耕稼,志盡于有生,語絕于無險。”作為農耕民族的國人從小農業的簡單再生產過程中形成的思維定勢和運思方法是注意切實領會,中華民族被西方人稱為“最善于處理實際事務的”民族。

2.愛好和平,追求和諧。農耕經濟的生產方式主要是勞動力與土地的結合,農耕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土地這個固定的基礎上,穩定安居是農耕社會發展的前提。這種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中國民眾安天樂土的生活情趣。農民希望固守在土地上,起居有定,耕作有時。他們追求安寧和穩定,以“耕讀傳家”自豪,以窮兵黷武為戒。《論語》云:“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墨子》曰:“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農耕民族反對敵對和沖突。同時,因農業生產常常受天時和地理的影響,因此,古人崇拜自然、崇拜天地,十分重視宇宙自然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特別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主張天人協調、天人合一。這些都表現出農業社會的民眾愛和平、求和諧的理想。

3.持續性與延續力。生活在東亞大陸上的華夏人及以后的漢人,棲息于由大河灌溉的遼闊而肥沃的原野間,自結束流動性的漁獵生活,很早就從事定居農業。定居農業的優越性誘使他們對于土地產生一種特別執著的感情。他們這樣贊美大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對土地的深深眷戀,使漢民族養成一種“故土重遷”的習慣,所謂“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除少數行商走販和從事“宦游”的士子外,大多數漢人,尤其是農民,終身固著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如果沒有極端嚴重的災荒和戰亂,一般是不愿脫離故土的。由于人員少有遷徙,商品生產和流通規模有限,從氏族社會遺留下來的,由血緣家族組合而成的農村鄉社,便世世代代得以保存。這種可變性少的農耕經濟,求延續、重穩定的特征,影響產生的中國文化就具有較強的持續性和延續力。《易傳》所謂“可久可大”,《老子》所謂“天長地久”,董仲舒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都是求“久”觀念的典型表述。中國傳統文化的持續性與延續力是十分明顯的,從先秦諸子到漢代經學到唐代義疏到宋明理學,有著一條傳統的橫線延續。

4.多樣性和巨大的包容性。由于中國疆域遼闊,有著各種不同的自然地理區域,因此,在農耕文明日益發展的時候,中國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在不斷繁衍生存,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的長期對壘,促進兩者之間經濟文化互補和民族的融合。一方面北方民族的勇猛善戰、粗獷強勁,富于流動性,善于吸取從遠方帶來的異域文化,成為中原穩健儒雅的農耕文化的補強劑;另一方面農耕民族的先進生產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技術,促進游牧民族社會形態的變化。這一切形成了古代中國不同區域文化格局,如秦晉文化、吳越文化、齊魯文化、楚宋文化,使中國文化具有了多樣化特點。農耕文明的源遠流長,使中國農耕經濟的發展從縱的方面講始終保留著各個歷史發展階段的經濟成分,從橫的方面講農耕經濟并不僅僅是以農業生產為界限,而是包含著手工業、商業等多方面的經濟成分。從歷史發展看,中國經濟在三代時是原始協作式農業自然經濟,秦漢至明清則為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經濟,至近代始出現農業與工商業并存的經濟形態。中國古代農耕經濟的多元化結構,造就了中國傳統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特點。《易傳·系辭下》提出“天下百慮而一致,同歸而殊途”,如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秦漢時期的儒道融合,這些不同派別、不同類型之間思想文化的交相滲透,兼容并包,多樣統一,表現了中國文化“有容乃大”的宏偉氣魄。

5.循環論所顯示的凝重性。中國農業文化成熟較早,農業生產周期和植物從種子到種子周而復始衍化以及四時、四季循

環的現象,啟示了中國文化中循環論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長期制約著中國人的思想方法。政治生活中朝代的盛衰更迭,治亂分合的往復交替,所謂“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及人世間的種種變幻離合,更強化了人們的循環觀念。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觀念,便是循環論的表現。在循環論思維方式的制約下,農業社會中的人們滿足于維持簡單再生產,缺乏擴大社會再生產的能力,社會運行緩慢遲滯。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人們容易滋生永恒意識,認為時間是悠久的、靜定的,因而往往表現出習故蹈常的慣性,好常惡變,使中國文化顯露出凝重的保守性格。保守的意識形態,導致社會普遍安于現狀,缺乏遠見和開拓精神。

6.以中庸之道為高級哲理。中國傳統文化重和諧與統一,崇尚中庸。中庸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中庸》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著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之道承認對立面的對立、統一,強調用緩和、和諧、適度的方法來解決矛盾。在中國古代,中庸之道可以說是一種調節社會矛盾使之達到中和狀態的高級哲理。它是一種生存智慧,它把無過無不及的庸常之道作為天下的定理、正道,它要求人們凡事要適中、適度,不偏不倚,保持均衡。這種人生智慧,源自農耕經濟的土壤。

7.集權政治與民本思想依存沖突。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與集權政治是相反相成的,這是由中國以農耕經濟為主的特色形成的。中國農業社會比較分散,為抵御外敵,維持社會安定,就需要君主集權政體,建立統一的、權威巨大的帝國。在中國古代,多數學派的思想家都有程度不同的尊君思想。與集權主義相伴而生的就是民本主義。一個集權政體賴以生存的物質資料,都要由以農民為主體的民眾生產出來。民眾安居樂業,農業宗法社會才能正常運轉,社稷家國才得以保全。一個以農業為生存根基的中國,必然產生尚農、重農的社會共識,統治者要求得社會的安定,首先必須懂得農耕的重要和農人的艱辛,體民恤民。集權政治和民本思想兩者是在相互依存、相互沖突的關系中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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