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心所欲,不逾矩——朱光潛的“翻譯藝術論”

2023年12月10日發(fā)(作者：消防安全公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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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心所欲，不逾矩——朱光潛的“翻譯藝術論”

作者：紀煥蓉

來源：《赤峰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1年第8期

紀煥蓉

（廣西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朱光潛先生的美學造詣在國內外可謂首屈一指，但其美學光芒往往掩蓋其作為翻譯家的成就。朱氏譯論精華可歸結為“翻譯藝術論”，其翻譯觀的其中一方面可歸結為“從心所欲，不逾矩”。探討朱光潛先生的“翻譯藝術論”思想觀，對重新審視當今西方 “科學化”的譯論，重視中國傳統(tǒng)翻譯學中的“藝術性”有其不可忽視的意義。

關鍵詞：朱光潛；翻譯藝術論；經(jīng)驗科學

中圖分類號：H0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2596（2011）08-0213-03

縱觀中國翻譯理論史，中國傳統(tǒng)翻譯觀，從以支謙、支讖為代表的“文質說”到錢鐘書先生提出“化境說”，羅新璋將中國傳統(tǒng)譯論的演變歸納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這4個以概念為主線的理論系統(tǒng)，大致以“翻譯藝術論”為主。而西方古代翻譯理論，從西塞羅開始，也是與中國翻譯理論相似，重視其藝術性。“西塞羅的翻譯觀注重對原作思想和風格的全面再現(xiàn)，強調藝術性的創(chuàng)造，與中國譯論后起的‘神似’說無異，明顯地是一種文藝美學觀。”[1]但是，在泰特勒后，進入19世紀，語言學開始進入翻譯領域。“西方譯論在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蓬勃發(fā)展，逐漸達到了與傳統(tǒng)文藝美學觀的截然分離，翻譯不再是一門藝術或技巧，首先是一門語言科學，它與新興的信息論、系統(tǒng)論、控制論，也與傳統(tǒng)的文藝學、心理學、哲學，尤其是現(xiàn)代語言學的豐碩成果密切相關。因此我們看到，語言分析的傳統(tǒng)終于在現(xiàn)代譯論中取得了支配地位，并走向科學化，翻譯獨立為一門自成體系的科學——翻譯學的建立也勢在必行。”[2]由于翻譯語言學的空前發(fā)展，中國的傳統(tǒng)藝術論翻譯觀，走向邊緣。探討朱光潛先生的“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翻譯藝術論，對重新審視當今西方“科學化”的譯論，重視中國傳統(tǒng)翻譯學中的“藝術性”有其不可忽視的意義。

一、翻譯是一門經(jīng)驗科學

劉宓慶先生指出：“翻譯學是一門經(jīng)驗科學（empirical science），建基于翻譯經(jīng)驗（translation experience）。”對“翻譯學”的這一界定是非常符合客觀實際的，已成為譯學界的一種共識[3]。

在柏敬澤教授的講稿《緣何說翻譯學是一門經(jīng)驗科學》中，提出了6處理由，本文選舉其三。“論翻譯，其實踐性居首位。”他引用凱利（）的說法：“倘若翻譯依靠理論而生存，則遠在西塞羅之前就夭折了。”[4]紐馬克也論述過翻譯實踐和語言直覺的重要性。此外，林語堂先生在《論翻譯》中開篇提出“翻譯的藝術所依賴的”三原則：一是對原文了解，二是對本國語的把握能力，第三便是“譯事上的訓練，譯者對翻譯標準及手術的問題有正當?shù)囊娊狻４巳咧猓^對沒有什么紀律可為譯者的規(guī)范”[5]。林語堂先生對翻譯藝術所提出的3個要求，看似平淡無奇，實則切中要害。翻譯經(jīng)驗是需要后天的積累和不斷地總結。如果缺乏翻譯經(jīng)驗，即使本國語跟外文都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也難免會出錯。林以亮先生十分贊同林氏的翻譯三原則，并強調翻譯經(jīng)驗的重要。“一個人即使對原文文字及內容上有徹底的了解，同時對本國文字也有極高的表現(xiàn)能力，并不一定就此成為一個勝任愉快的翻譯者。這道理并不象一加一等于二那樣簡單。除了以上兩個條件之外，還有我在上面所提的第三個條件：經(jīng)驗，也就是林語堂所說的譯事上的訓練。一個翻譯者如果沒有充足的經(jīng)驗，很難再初試時就達到操縱自如德水準。”[6]隨后，他便舉出徐志摩翻譯《巴克媽媽之行狀》譯文中的生嫩之處。由此可見，中外翻譯史都證明了翻譯經(jīng)驗的地位，它是一門需要實踐的經(jīng)驗科學。

另外，“語言的體驗性決定了翻譯的經(jīng)驗性”。語言具有體驗性。語言表述是體驗的結果，體驗即經(jīng)驗，經(jīng)驗過的事物，我們對之認知才會深刻，語言之所以能夠表達出來，需要經(jīng)過個體內部思想心智的考慮和反應。要表達同樣的意思，不同個體會以不同的形式表達出來，這就牽涉到個體的不同的體驗經(jīng)驗。Herder的《論語言的起源》從人類的體驗和認知角度闡述了語言的起源問題,他說:“有100,000條根據(jù),證明語言源出于人類心靈,證明語言是通過人的感官和知覺形成的!有無數(shù)的事實證明,在所有的民族、國度和環(huán)境里,語言都萌芽于理性之中并隨著理性的成長而成熟起來!誰能對世界各民族的這一普遍的心聲充耳不聞?”他還說，“語言并非先驗之物,而是感性活動的產(chǎn)物,所以,語言起源問題只能用經(jīng)驗的、歸納的方法來解答”;“一切觀念都只能通過感覺形成,不可能存在任何獨立并先存于感覺的觀念。語言是理性的映像”[7]。換言之，語言體驗觀認為，概念和意義是通過人類的感知而體驗到的，而感知體驗又是基于人的身體構造大腦和身體來感知世界的外物，從而形成概念，化為語言。因此，語言具有體驗性。那么，語言的體驗性就需要個體的經(jīng)驗體會了。

最后，“翻譯技能的提高是個漸修頓悟的過程，翻譯是項‘因難見巧’的事業(yè)”。在積累經(jīng)驗的過程中，人們在不斷地感受翻譯，總結翻譯經(jīng)驗，發(fā)現(xiàn)翻譯的客觀規(guī)律。因為譯者的知識水平、生活體驗、對翻譯的感悟、治學的態(tài)度和對原文的感受程度的差異，同一個文本出自不同譯者也會有差異。盡管奉行同一翻譯理論，不同譯者就會有不同的差異。退一步說，盡管是同一譯者，他在不同時期，翻譯同一作品也會不一樣。因為他的生活經(jīng)驗豐富了，感受發(fā)生了變化，對原文的理解也不同了。因此，翻譯的實踐性是第一位的。

翻譯這一過程，實踐性是最重要的，也是翻譯之基本。翻譯理論也是為了翻譯實踐服務的。語言的體驗性也讓翻譯的經(jīng)驗性不可缺乏，翻譯需要個人的修煉和積累。因此，翻譯是一門經(jīng)驗科學。

二、朱氏“從心所欲，不逾矩”之翻譯藝術論

王秉欽先生歸納的朱光潛先生的“翻譯藝術論”中，其中一方面便是“‘從心所欲，不逾矩’是一切藝術的成熟境界”[8]。他引用朱先生《談文學》中的論述：

藝術（art）原義為“人為”，自然是不假人為的；所以藝術與自然處于對立的地位，是自然就不是藝術，是藝術就不是自然。說藝術是“人為的”就無異于說它是“創(chuàng)造的”，創(chuàng)造也并非無中生有，它必有所本，自然就是藝術所本。藝術根據(jù)自然，加以熔鑄雕琢，選擇安排，結果乃是一種超自然的境界。換句話說，自然需通過作者的心靈，在里面經(jīng)過一番意匠經(jīng)營，才變成藝術[9]。

“這里藝術與自然的關系，就如同翻譯與原作的關系。說翻譯的藝術是‘人為的’，‘創(chuàng)造的’，原作就是翻譯所本。翻譯只要‘不逾矩’，就可以‘從心所欲’，就可以使翻譯達到‘成熟的境界’。這是朱光潛‘翻譯藝術論’的核心。孔子的這句‘從心所欲，不逾矩’完全可以概括中華傳統(tǒng)翻譯思想的本質。”[10]

朱光潛先生在《談文學》一書中談到：“文學是一種很艱難的藝術，從初學到成家，中間須經(jīng)過若干步驟，學者必須循序漸進，不可一簇而就。”[11]那么套用這句話，可以說，翻譯是一種艱難的藝術，從初學到成家，中間須經(jīng)過若干步驟，學者必須循序漸進，不可一蹴而就。朱先生把作文比喻成寫字，過程可分為“疵境”、“穩(wěn)境”、“醇境”、“化境”。“化境”是最高的境界。“不但字的藝術成熟了，而且胸襟學位的修養(yǎng)也成熟了，成熟的藝術修養(yǎng)與學問的修養(yǎng)融成一片，于是字不但見出馴熟的手腕，還可以表現(xiàn)高超的人格；悲歡離合的情調，山川風云的姿態(tài)，哲學宗教的蘊藉，都可以在無形中流露于字里行間。”[12]那么，可以說，翻譯事業(yè)，也是要經(jīng)歷這么一個過程，才能達到“化境”的境界，到達“從心所欲”，但是，其前提是“不逾矩”。這中間有天資和人力的因素，又不能僅靠天資達到的，也不能單憑人力達到。

“一個人到達了藝術較高的境界，關于藝術的原理法則無用說也無可說；有可說而且需要說的是在‘疵境’與‘穩(wěn)境’。從前古文家有奉‘義法’為金科玉律的，也有攻擊‘義法’論調的。在我個人看，拿‘義法’來繩‘化境’的文字，固近于癡人說夢；如果一味學文藝始終可以不講‘義法’就未免更誤事。”[13]在從事任何方面的藝術工作的較低階段，也就是前面所講的“疵境”和“穩(wěn)境”過程，是特別需要“義法”來指導和支撐。但到了藝術的較高境界，“義法”的作用就不如之前的那么重要，有時甚至會影響并束縛藝術的發(fā)展。那么，我國著名詩人韓愈所講的“醇而后肆”，也可以說是這種境界了。

許淵沖先生在為王秉欽先生作《20世紀中國翻譯思想史》的序中說到，“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中國傳統(tǒng)翻譯思想，我想可以用孔子說過的‘從心所欲，不逾矩’”。“（中國學派翻譯思想的）‘從心所欲’的范圍在擴大，‘不逾矩’的范圍在不斷縮小，而西方的翻譯思想始終停留在‘等’字上，只談‘不逾矩’，不談‘從心所欲’。所以西方譯論無法解決中英互譯，尤其是文學翻譯的問題”[14]。“‘從心所欲’的范圍在擴大”證明翻譯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依靠譯者個人的本國語與外國語的掌握能力以及個人的翻譯經(jīng)驗。但是，這并不是說經(jīng)驗主義，或者說根據(jù)譯者的個人喜好，對原文任意刪減篡改，因為，無論“不逾矩”的范圍如何的“不斷縮小”，譯者在發(fā)揮“從心所欲”的能力之前，必先以“不逾矩”為翻譯的前提條件。正如朱先生自己在《談翻譯》中提及的那樣，“翻譯是文從字順的直譯”[15]。因此，在解讀這一翻譯理論之時，不能顧此失彼，一定要以“不逾矩”為條件。

此外，林語堂在其《論翻譯》中提到：“其實翻譯上的問題仍不外乎譯者的心理及所譯文字的兩樣關系，所以翻譯的問題，就可以說是語言文字及心理的問題。”[16]這一句話，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其深層意義，跟“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翻譯藝術論”是同一意思，只是說法不一樣而已。依照林氏的說法，“翻譯上的問題”有兩個，分別是“語言文字”及“心理”的問題。“語言文字”也就是上文所講的“不逾矩”，語言問題是客觀存在，要以文字為客觀根據(jù)；“心理”這一問題，可以理解成譯者的心理問題了。譯者可以根據(jù)其翻譯經(jīng)驗、生活經(jīng)驗、感受經(jīng)驗等，根據(jù)對原文的理解，產(chǎn)出譯文。由此可見，“翻譯藝術論”強調的是翻譯經(jīng)驗，譯者的心智感受。朱光潛先生“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翻譯“藝術論”，把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結合與翻譯，一語道破翻譯中所蘊含的個中道理。

從翻譯是一門經(jīng)驗科學角度論述朱光潛先生“從心所欲，不逾矩”之翻譯觀，對朱光潛先生“翻譯藝術論”思想觀的探討，有利于重新審視當今西方 “科學化”的譯論，重視中國傳統(tǒng)翻譯學中的“藝術性”。猶如我國傳統(tǒng)說法“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翻譯也是一樣，它需要經(jīng)驗的支持，不可能有像數(shù)學公式般的計算，它需要譯者的翻譯經(jīng)驗。當然，朱光潛的“從心所欲，不逾矩”之“翻譯藝術論”偏重的是文學翻譯。周煦良指出：“如果根據(jù)這些主張（“神似、“化境”等翻譯藝術論）來翻譯哲學、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就非出亂子不可。”[17]這一說法當然有其道理，但需要指出的是，哲學、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本身就沒有多大的意境可說，那就無需“化境”了，譯者也就無需“從心所欲”了。

參考文獻：

〔1〕〔2〕黃振定.翻譯學：藝術論與科學論的統(tǒng)一[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8. 〔3〕劉宓慶.新編當代翻譯理論[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社，2005.

〔4〕譚載喜.西方翻譯簡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5〕〔6〕〔16〕羅新璋.翻譯論集[C].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

〔7〕Herder, J.G.論語言的起源[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王寅.語言的體驗性——從體驗哲學和認知語言學看語言體驗[J].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外國語文雙月刊)，2005，37（1）：37-43.

〔8〕〔9〕〔10〕〔14〕〔17〕王秉欽.20世紀中國翻譯思想史[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

〔11〕〔12〕〔13〕〔15〕朱光潛.談文學[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責任編輯 姜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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