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院博物館講解詞

2023年12月11日發(作者：大學交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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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書院博物館講解詞

中國書院博物館是目前全國唯一的中國書院史和文化教育史的專題博物館，也是湖南建成的首個全國性博物館。我們充分的利用現代化的陳列手段，將書院文化以豐富多彩的形式展現出來。它的建筑面積為4786平米，陳列面積為3100平米。

您看到的中國書院博物館外墻和入口處有“中國書院博物館”幾個大字，這是集南宋理學家、書院教育家朱熹的字。進入博物館，我們首先看到的是一個仿南宋的黃銅鑄的中國書院博物館印章。接著我們來到的是序廳，序廳除了有介紹中國書院博物館陳列內容的文字之外，還有大型的壁畫。為了能在有限的空間內，能生動的再現中國古代數以千計的書院，我們陳列的時候將壁畫與陳列內容相結合，將中國古代書院以直觀的形式、藝術的手段再現出來。

我們最先看到的是“弦歌千年”展廳，這里將向大家展示中國古代書院的千年發展歷史。“書院”這個名詞最早是出現在大家看到的展柜中的這本南宋王應麟寫的《玉海》，當時的書院實際上是藏書機構，唐代國家級的圖書館就是用書院命名的，稱為麗正、集賢書院，展柜中的其他幾本書對此都有記載。

到了唐末、五代，不少學者將自己讀書、藏書的書房也命名為書院，并且招收學生，這樣唐末的書房就逐漸衍生出了教育因素，形成了教育機構。我們看到這里有提到鄴侯書院，鄴侯書院原名是南岳書院，位于南岳煙霞峰，唐代鄴侯李泌曾在這里讀書，李泌是陜西西安人，家富藏書，韓愈有詩句說“鄴侯家多書，架插三萬軸”。貞元年間，李泌的兒子李繁創建南岳書院，到南宋改為鄴侯書院。

到了北宋，在北宋初期，書院發展迅速，是中國古代書院發展的第一個高潮。當時出現了多所著名的書院，四大書院的說法流傳至今，大家看看墻上的一覽表，在南宋、元代、清代學者心中的四大書院都有不同，但無論哪種說法，岳麓書院都名列其中，這足以說明岳麓書院在北宋初期的地位。到了南宋時期，書院轉變為理學家研究學問、宣講學術的重要機構，書院數量遠遠超過了北宋，而且確立了完善的書院制度，書院成為宋代理學研究與傳播的大本營。展柜中的《乾道五年規約》，也稱為《麗澤書院規約》，是南宋著名學者呂祖謙為麗澤書院制定的制度性文件，對書院學生的學習等方面進行了規范。

“岳麓書院”石碑

“白鷺洲書院”石碑，白鷺洲書院在江西吉安，是南宋著名的書院，文天祥就是這里的學生。

元代的蒙古貴族統治中原之后，多次發布詔令要求保護好文廟、書院，使得元代的書院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一方面元代在南方的書院繼承南宋書院的傳統，繼續研究與傳播理學。大家看到的這塊《白鹿洞書院教條碑》是朱熹在白鹿洞書院時所撰寫的，南宋后期，這一教條成為全國書院所共同遵守的教條，元代書院更加廣泛的遵從這一教條；大家看到展柜中還有一本《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是元代后期程端禮所撰寫，程端禮曾經擔任多所書院的山長，這本書主要規定學生每年學習的內容和目標；另一方面，元代書院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向黃河流域發展，大家看到的《元代書院分布圖》非常清楚的說明了這一變化，黃河流域的書院明顯增加。隨著書院向北發展，理學也隨之向北傳播。《靜修先生文集》的作者劉因，主講靜修書院二十多年，對程朱之學十分推崇，著有《四書精要》三十卷闡述朱子之學。

明代書院經歷了較大的波折。明代初期，朝廷抑制書院的發展，使其沉寂百年之久。至明代中葉，講學風氣日漸興盛，書院再度輝煌，數量劇增，遍布全國。明代后期，統治者數次下令禁毀書院，多所書院被毀。《明儒學案》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學者黃宗羲所著，這部書清楚的總結了明代學術思想發展的演變及其流派。清代修纂的《東林書院志》較為詳細地記載了東林書院的歷史。

大家現在來到的是我們復原的一個東林書院的麗澤堂，東林書院是明代最有代表性的書院。由北宋知名學者楊時創建于政和元年（1111）。明萬歷三十二年（1604），革職回鄉的顧憲成及弟允成與高攀龍等人在原址重建書院，并相繼主持書院，講學其中。在講學時，東林書院的學者指陳時弊，裁量人物，在當時影響極大，全國學者都以東林為楷模，享有“天下言正學者首東林”的美譽。明天啟五年（1625），詔毀全國書院，東林書院被毀。崇禎二年（1625）重建。東林書院的麗澤堂始建于明萬歷三十二年。“麗”是連接的意思；“澤”是水的意思。兩條河流相連，可以讓萬物滋潤。這里以麗澤命名，就是用來比喻朋友之間相互切磋講學，可以讓學術發揚光大。麗澤堂是東林書院講學的重要場所。東林書院的“風聲”這副對聯天下聞名，是東林領袖顧憲成所撰，是東林志士讀書講學而不忘國家安危的真實寫照。這副對聯是廖沫沙（1907-1991，長沙人）于1982年手書的。

清代初期，滿洲貴族統治中原之后，擔心書院的講學不利于統治，于是下令禁止創建書院和開展講學活動。您看到是仿古碑刻“順治臥碑”，由于這塊碑不是豎立而是橫臥的，因此被稱為“臥碑”。順治九年（1652），清廷頒布學校禁例八條，要求全國的學校都要刻碑，讓學生遵守，上面要求不準創建學校，不準講學。這一政策，使得書院的發展受到壓制。隨著清代的政治局勢逐漸穩定，清朝的書院政策從抑制發展轉而為扶持發展，康熙給多所書院賜額、賜匾，您看到的這塊“學達性天”匾即是康熙皇帝所賜的匾。康熙二十五年（1686），賜這塊匾給周敦頤、張載、二程、邵雍、朱熹祠，及白鹿洞、岳麓書院。三十二年（1693）又賜給紫陽書院。使書院得到了迅速發展，數量明顯增加，達到了普及化的程度，成為清代主要的文化教育組織。

清代書院成為科考的主要機構，您現在看到的一塊“進士匾”是為清代嘉慶七年（1802）壬戌科三甲第三十名進士鄧彬所立，鄧彬是廣東嘉應人。匾上的大總裁是會試的主考官，清代多是一正三副。嘉慶七年會試的正主考官是紀曉嵐，副主考官是熊枚、戴均元、玉麟。匾上對這幾位主考官有清楚的記載。進順書院匾，展柜中是《天文略解》和兩湖書院陳棠抄本。

到了晚清，在西方的堅船利炮的逼迫下，中國邁開了近現代的步伐，對掌握實用知識的人才需求越來越大，傳統書院開始進行改革，有的書院的教學內容有了西學內容。湖北武漢的兩湖書院是晚清名臣張之洞在1890年創立的，其教學內容已經不全是經史、科舉八股文，而是有兵學知識，這本《兵法史學略學》即兩湖書院的課本。隨著清代危機的日益加重，地方大員們也開始提議興辦學堂。兩江總督劉坤一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向朝廷建議在江南地區大力興辦學堂。然而，書院的改革并不能改變書院整體上為科舉應試服務的格局，到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初四日（1901.9.14）慈禧太后發布上諭，宣布改書院為學堂，省級書院改大學堂，府州級書院改中學堂，縣級書院改小學堂，制度層面上的傳統書院就此消失，新式學堂蓬勃發展起來。大家看到的是學堂文物《蘇州吳縣官立高等小學堂二年級成績單》、《委任學堂教員札》、《江蘇陸軍學堂畢業生李德輝恭報》恭報類似于我們現在的喜報。

從明代開始，書院就逐漸走出國門，向古朝鮮、日本、越南和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傳播。以古朝鮮的書院最為典型，1541年創建的白云洞書院是古朝鮮的第一所書院，白云洞書院在現在韓國的光州，后更名為紹修書院，這里播放的視頻就是介紹紹修書院的歷史。不過我們現在復制了一個韓國陶山書院典教堂的場景。陶山書院是賜額書院，也是韓國最有名的書院，位于韓國慶尚北道安東市，1561年韓國儒學家、有“韓國朱熹”之稱的李晃建陶山書堂。李晃去世之后，其弟子于1574年在學堂側建陶山書院。典教堂是陶山書院講學的場所。墻壁上的《圣學十圖》就是李晃68歲時進獻給朝廷的作品，他的目的是以圖文并茂的方法示人以圣學入道之門，傳播中國文化。李晃在韓國可謂家喻戶曉，韓國政府為了紀念他，將李晃像和陶山書院印在了千元韓幣上。1871年，古朝鮮（今韓國）下令除保留47所書院外，其余的全部拆毀。不過至今韓國還是有保存完好的書院。現在韓國建立了韓國書院研究會，與岳麓書院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這里陳列的展品得到了他們的大力支持。此外，日本也建立了書院，《白鹿洞書院教條》在日本的影響非常大。展柜中的《順正書院記》里提到的順正書院在日本的京都，創建于1839年，是名醫新宮涼亭開設，是日本近現代醫療科學的搖籃。

現在看到的是書院教育廳，宋代以來，人才培養成為書院的三大職能之一。書院以其獨特的教學方法，相對完善的教學管理、經費運作管理體制，為唐宋以來的中國社會培養了大量的人才，書院也因此成為唐宋以來主要的教育機構。展柜中有一塊“青出于藍”匾，是書院希望通過教學培養出優秀的人才。匾下方是書院學生的學習用品，包括浯溪書院的筆筒、郎江書院的三余竹筆筒、晚清著名將領彭玉麟的筆洗、清代玉潭書院的筆洗和銅爐等學習用具。另有“稱心花靄吉祥云，如意珠懸仁壽鏡「鳳石陸潤祥」”對聯和“囊開古錦湖山出，水作夜船風雨來「吳魯」”對聯。

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書院逐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教學方法，主要有質疑問難、日記教學、優游教學等，這既是書院發揮人才培養功能的重要保障，也是書院區別于官學、私學的主要特征之一。展柜中是“槐花黃舉子忙”匾，王文清六法碑拓。下方是《濂溪書院課藝》、《利試文格》、《朱子讀書法》。書院山長非常注重教學方法，注重對學生學習的指導。您看到的《朱子讀書法》四卷，是記載著名的朱子讀書法的著作。朱熹的弟子將他的這些思想概括歸納出“朱子讀書法”六條，即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這一讀書法至今仍是我們做學問的最好方法。

科舉與書院的關系非常密切，從兩者創立的時間上說，書院稍晚于科舉，書院是培養人才，科舉是選拔人才，兩者基本是養士與取士的關系。隨著科舉的制度地位的上升，書院逐漸淪為科舉的附庸，其人才培養基本是為科舉服務。展柜中是五華書院董漢章的試卷，寫得非常工整，董漢章是舉人，他的試卷是模擬殿試的。大家可以發現這份試卷的坐上角有個折角，這就是彌封試卷，董漢章的姓名寫在上面，折起來，在上面蓋上印章，到考試之后才準許拆開。另還有科舉報考的相關材料，已經用于領取試卷的卷票等。為保證書院教學的效果，明清書院往往每個月都要進行多次考課，有官課（由地方官主持的考試），有師課（由書院山長主持的考試）。這些考課大多數為每十天舉行一次，分為旬課和月課，每次考試基本是仿照科舉考試進行，可算作是科舉考試的模擬考試。展柜中的是問津書院、道鄉書院、超山書院的官課、師課的試卷。還有一副科舉考試考場的木對聯“整齊嚴肅，和緩安祥”。

正是由于有獨特的教學方法，充裕的經費作為保證，使書院的人才培養成效卓越，人才輩出。大家現在看到的是書院教學場景，書院的教學不像我們現在的學校每天上課，書院的教學以自學為主，上課的時間一般都不長，為一個時辰，上課時往往不拘于形式，學生可站可坐，有的在仔細聆聽山長講課，有的對山長的觀點似乎并不認同，有的準備對山長提出疑問。這種教學應該是啟發式的，與我們現在的滿堂灌的教學方式有著明顯的區別。上方懸有乾隆十六年（1751）殿試第二名饒學曙所立翰林匾，清代殿試一甲三名，第一名狀元授翰林院修撰，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編修。饒學曙為江西廣昌人。對面即狀元坊，下方還有學生用的書簽、書鏟、筆架、選字格等。

在不同的時期，書院的教學內容各有不同，但儒學是書院教學的主要內容。大家看到的展柜中有“仕為國之貴，儒者席上珍”對聯，下方是朱熹的《朱子語類》、解釋朱熹《四書集注》的《四書集注直解說約》等，這些都是明清書院教學的重要書目。除了學習儒學知識之外，明清書院的教學大多數都是為科舉服務。因此科舉考試的八股文、試帖詩，以及文史知識也是書院教學的重要內容。大家看到的《關中書院課士詩》、《關中書院課士賦》是關中書院的應試教材。上面懸掛了觀瀾書院匾，這是一塊乾隆年間的匾，福建和廣西均有一所書院始建于明代的觀瀾書院，我們很難說這塊匾是屬于哪地的書院的。

與我們現在的學校一樣，書院同樣需要有充足的辦學經費。但與現在的學校不同的是，書院的主要經費來源并不是官方的撥款，因為書院一直是在官方的學校系統之外，雖然統治者會根據統治的需要、自己的喜好給書院以經費的支持，但這并不是制度性的撥款，也就是說是不固定的。書院經費最主要的來源是學田收入、士紳捐贈。學田主要是由社會捐贈和官府撥給的，是書院的主要財產。有的書院的學田多至幾千畝，書院并不是自己去耕種，而是出租，收取田租、租谷、租銀，展柜中的是安徽徽州、郡城兩書院收租的執照、鳳獻書院收照、琴岡書院收執等，就是類似于我們現在的證明。除學田之外，書院還有社會捐贈、官方撥給等經費來源。一些著名的書院將獲得學田的收入、社會捐贈之后，往往不會直接將這些收入作為當年的支出，他們往往是將這些銀兩存入典鋪，也就是古代的銀行，從中獲取利息，利息作為書院的運轉經費。由于利息是相對固定的，因此，書院就不會因為收入的波動而受到影響，這就是書院能長期存在，并且在人才培養、學術研究方面發揮作用的重要物質基礎。

當然除了物質基礎外，為保證書院教學活動的開展，書院制定了以學規與章程為主要形式的教學管理制度，這是書院教育教學活動開展的主要依據，也是書院制度確立的主要標志。大家看到的是記載書院山長選聘、生徒招生等學規、章程的書院志。

一樓展廳大家已經參觀完畢，請各位隨我上二樓，二樓主要是書院學術、書院藏書、書院刻書展廳。

大家現在來到的是書院學術展廳。由于書院不屬于官學，決定了它可以不受官方的限制，能進行相對自由的講學。自北宋后期開始，書院就成為理學家研究、宣講、傳播學術的重要機構。現在看到的是朱子造像。朱熹是理學集大成者，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宣講的理學為元明清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是對中國書院發展影響最大的人物。他不僅在福建創建了寒泉精舍、武夷精舍、考亭書院等，還利用各種機會在各地修復書院，據統計他修復和講學于二十多所書院。無論是從書院與學術的結合，還是書院制度的完善，朱熹在中國書院史上都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展柜中的是清代康熙年間御制的《朱子全書》。 現在看到的是張栻的畫像。張栻與朱熹、呂祖謙并稱為東南三賢。張栻是四川漢州綿竹人，是中興名將張浚的兒子，師從南岳衡山的胡宏，是湖湘學派的代表人物。兩父子一同創建了城南書院，并修復和講學于多所書院，其中他于乾道元年（1165）執掌岳麓書院。展柜中的是清代的《理學宗傳》中所記載的張栻，還有《城南書院志》。

現在看到的是呂祖謙的畫像，呂祖謙是浙江金華人，人稱“東萊先生”。他在浙江金華創建了麗澤書院，作為其學術的研究中心。他編著了《東萊書說》、《東萊博議》，并和朱熹合編了《近思錄》，以供學生學習，一時間天下世人傾心向往，令天下稱婺州為小鄒魯。呂祖謙的婺學、朱熹的閩學、陸九淵的陸學成為當時頗具影響的學派。

這邊就是陸九淵的畫像。陸九淵是江西金溪人，是南宋心學的創建者，與朱熹齊名，史稱“朱陸”。 陸九淵創建的槐堂書屋非常興盛，來請教的人或者說來聽講的人常常多達數千人。他還在多所書院講學，南宋淳熙八年（1181），他應朱熹的邀請去白鹿洞書院講學。

“垂欲后昆”匾，展柜中是《濂溪書院藏書法碑帖》、《宋元學案》、《道園學古錄》。

我們復原了當時白鹿洞書院明倫堂講學的場景。當時陸九淵以“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為題發表演講，他直抒見解，旁征博引，聽講諸生包括朱熹都深受感動，認為陸九淵的演講非常深刻，切中時弊。朱熹親自撰寫跋語，并將講義、跋語刻成石碑，名為《二賢洞教碑》。我們認為陸九淵的這次演講是中國書院史上有名的演講，其影響完全可以和岳麓書院在1167年舉行的朱張會講媲美。香案旁邊對聯“鹿豕與游物我相忘之地，泉峰交映仁智獨得之天”。

書院與學術的結合是與時俱進的，至明代，書院不僅是理學的研究與傳播的基地，而且也成為了明代心學的研究與傳播基地。大家看到的是王陽明的畫像，王陽明是浙江余姚人，是明代心學的代表人物。他被貶至貴州龍岡時，創建龍岡書院，宣講心學。他還在多所書院講學，展柜中是王陽明在廬山手書的《白鹿洞書院〈大學古本序〉》拓片，他送到白鹿洞書院，是“欲求證于文公也”，想通過對白鹿洞書院的滲透，達到對程朱理學進行實質性顛覆的目的。

明代心學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湛若水，又稱湛甘泉，他四十歲中進士，至95歲去世，在50余年的時間內，所到之處必然講學，一般是在書院講學，即使不是在書院講學，他的門人或者崇拜者也會在他講學的地方建立書院，大多數都命名為“甘泉書院”。展柜中的《大科規訓》是湛若水為大科書院所制定的學規。大科書院在廣東南海，是湛若水在明正德十四年（1519）創建。

魁元匾，由于科舉考試需要考取經學，因此鄉試的第三名至第五名稱經魁，但后來送匾的時候，總是有意拔高對方，將舉人都稱經魁。

至心學之后，清代中葉出現了一個重要學派即乾嘉漢學。清代乾嘉漢學家阮元于嘉慶六年（1801）在浙江杭州創建詁經精舍，到了道光四年（1824）阮元擔任兩廣總督時，又在廣州創建了學海堂。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學海堂的復原場景。學海堂是以專重經史訓詁為宗旨，培養了大批的經學人才。您現在看到的展柜里陳列的古籍都是乾嘉學派代表人物的作品。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主要是對清代漢學的流派有非常詳細的描述；《研經室集》是阮元的學術作品；《吾學錄》是阮元弟子、湖南巡撫吳榮光的著作。學海堂里上方懸有一塊清代的“書香垂裕”匾。兩側有副對聯“公羊傳經司馬著史，白虎德論雕龍文心”，意思是表明了其辦學宗旨是崇尚漢學，培養經史學術人才。中間放有香案，下方是阮元款的硯臺。學海堂設有刻書局，刊刻大量經籍。另一側墻上展示的就是一些印版。

大家現在看到的是書院祭祀展廳，祭祀是書院的三大職能之一。祭祀是書院精神的寄托，體現了書院的學術追求、道德價值取向，既有時代性，又有鮮明的地域特點。很多書院有專門的祭祀規章制度，對祭祀的程序、經費等方面都作出了詳細的規定。現在看到的展柜中有“文廟序次全圖”、“文廟丁祭圖譜”、“文廟丁祭禮樂局規條”。書院祭祀的對象隨著書院的發展逐漸豐富，從供祀孔子及其弟子、學術代表人物、書院創始人、書院修復者等，到供祀書院山長和生徒、魁星、文昌帝君等，其中孔子及其弟子是最重要的祭祀對象。大家看到的展柜中有孔子像郵票、孔教會證章、清代龍崗書院請柬、孔子像紀念幣、孔廟圖案錢幣、小魁星造像。另一展柜中是祭祀用的濂溪祠香爐、燭臺、文廟祭餅模器等。孔子牌位。孔子像、尼山書院（又名誕育書院，宋慶歷三年1043，孔子46世孫孔宗愿即廟為學，后毀于火，元惠宗至元二年1336創建尼山書院）。俎豆堂匾、文廟序次全圖。為了能將書院的祭祀流程和規制更好的呈現出來，我們制作了一個六分鐘的3D動漫，請大家欣賞。

大家現在看到的是書院藏書展廳，廳外懸掛的“御書樓”匾是集朱熹的字而成。這是箴言書院藏書樓的復原場景。箴言書院在湖南益陽，是湖北巡撫胡林翼于咸豐三年（1853）創建。因他父親胡達源曾著有《弟子箴言》，所以書院命名為箴言書院。書院藏書樓有藏書1355部（31738余卷），院內外的讀書人都可以來書院借書，有較為完善的借書制度，一般每次只能借一本，歸還后才可再借。因此來書院借書的人絡繹不絕，成為了當地的一個重要文化機構。古代書院藏書的來源除了皇帝賜書、官府購買、社會捐助之外，最主要的途徑是書院自己購買。有的書院藏書數量非常豐富，達到數千卷甚至數萬卷，展柜中陳列了《云陽集》、《兩江中江書院尊經閣募捐藏書章程》、《平江天岳書院藏書目錄》、《仙源書院目錄》，從這些書目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書院豐富的藏書。

大家現在看到的是最后一個展廳即書院刻書展廳，自南宋開始，刻書與藏書一起逐漸成為了書院職能之一。刻書的內容涉及廣泛，成為了書院反映、傳播其學術思想和研究成就的重要手段。墻上有一塊清代的“秀公書舍”匾，在宋代以后，有的刊刻書籍的機構稱為書舍、書院，就類似于我們現在的出版社。書院會刊刻書院的課藝，作為書院教育的重要材料，展柜中有書院版的《梅花書院小課》、《賦學正鵠》等。這里陳列的是書院刻書流程人物微縮模型，較為全面的展現了雕版制作、刻板、印刷的全過程。書院本在版本學和印刷事業歷史上有極高的價值。展柜中的是《瀛山書院志》的多次刊刻的版本。書院還會刊刻大型的學術叢書，展柜中《正誼堂全書》，是福建正誼書院刊刻，全書68種525卷，清同治五年開始刊刻，八年、九年續刊。為了能讓大家親身體驗到書院刊刻藏書，我們準備好書院相關的印版，大家可以親自刊印，然后蓋上中國書院博物館的印章，算做留念。

最后，我們陳列了《新時代》刊載的《湖南自修大學宣言》，在文章中青年毛澤東對書院的教育有非常高的評價，他說：“一來是師生感情甚篤；二來沒有教授管理，但為精神往來，自由研究；三來課程簡而研討周，可以悠游暇豫，，玩索有得。”毛澤東還吸收書院的辦學模式，1921年8月，與何叔衡等人利用船山學社的房子和經費，創建了湖南自修大學這所新式學校，得到了時任教育部長的蔡元培先生的高度評價。書院改制后，精神仍在繼續。錢穆先生在香港創建新亞書院，岳麓書院也在努力接續書院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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