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申辯》的解讀

2023年12月12日發(作者：發函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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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申辯》的解讀

公元前399年，希臘，雅典，蘇格拉底正進行一場事關其生死的申辯，由于一個叫莫勒圖斯的年輕人控告他不信城邦諸神，引進新神，并且敗壞青年。雖然這場申辯最終沒有能挽救蘇格拉底的性命，但是在這場申辯之中展開的他對于哲學生活的熱愛和面對生與死的抉擇時的智慧與思考卻成為了西方哲學史上一個重要的不可忽略的事件和問題。

這篇文章將對柏拉圖的《蘇格拉底的申辯》全文做一分段，并對每一部分做一簡單分析，以構成對《申辯篇》全篇的解讀。全文主要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蘇格拉底在正式的申辯之前的一點聲明。

在第一部分里，蘇格拉底在申辯之前強調了他在將要進行的申辯之中所運用的言辭是不同于那些控告或者誣陷于他的人的言辭的，他所說的將都是真話，是“光明正大”的，而不是“像他們精心設計的詞句那樣”，不是“可以修飾的辭令和名目”。

為什么蘇格拉底要如此重視他的言辭必定是不同于他們的呢？難道真像他所說的那樣，他是一個“言辭方式的門外漢”嗎？不，我們知道蘇格拉底不是一個不善言辭的人，他在當時的雅典城邦不知道將多少人辯駁的啞口無言，正如他在后面申辯中所說的，他尋求當時雅典所有自認為聰明的人與他們辯論，最終卻都只能證明他們的無知和自以為是，在《高爾吉亞》中蘇格拉底甚至直接與辯論家高爾吉亞進行了對話，很難想像，這樣的蘇格拉底會是一個不善言辭的人。因此，他之所以這樣強調他的說話方式，是有其背后的用意的。

那么為什么蘇格拉底不去運用他并不陌生的辯論術去說服雅典的聽眾和法官們而要堅持運用自己的說話方式來闡明他的精神和思想呢？我想蘇格拉底在本質上，他是一個徹徹底底的哲學家，他堅持他對哲學的熱愛和真理的追求，因此哲學也帶給了他哲學的尊嚴與堅持，他堅持使用他慣常的說話方式，而不是可以討得聽眾與法官們歡心的辭令與名目，因為他想要做得是告訴雅典的人們他的真話，他試圖去使人們信服他的申辯，但是由于他的直言不可避免的傷害到聽者們的“自尊”而惹人討厭，所以即便人們信服了他的所說，卻仍然在投票時進行了輕而易舉的“報復”，他未必沒有料到了這一點，但是卻仍然堅持了自己姿態，這正是哲學的蘇格拉底面對政治的申辯時始終不予放棄的立場，也是他對真理的追求與堅持的表現。

第二部分是蘇格拉底為自己展開的申辯的正文。而這一部分又分為幾個小的部分：

首先，蘇格拉底在此說明了他認為的正確的申辯方式：“首先針對那些最初的虛假控告和那些最初的控告者做申辯；其次，針對后面的控告和后面的控告者申辯。”蘇格拉底指出，對于他的控告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致，而是很久以前，在面前的雅典人還年輕的時候就開始了。這些人們從小被告訴這樣的觀念，蘇格拉底“是個有智慧的人，是關心天上的事的學究，還考察地下萬物，把弱的說法變強”，而考察這些東西，則會“證明”他是“不信神”的。這些觀念被從小灌輸于他們的腦中，而從來沒有人申辯，他說，“很多人用嫉妒或污蔑中傷我”，“所有這些人都是極難對付的”，他不可能“讓他們中的哪一個來此當面對質”，“無人回答他們的質疑”。這正是他在開始指出的“那些最初的虛假控告和那些最初的控告者”。

其次，針對這些最初的控告和控告者，蘇格拉底進行了申辯。

他首先申明了他與那些智者們的不同，他否認他自己“試圖教育人，然后從中牟利”，他認為“誰要是能夠教育人們，這還是很高貴的，就像雷歐提尼人高爾吉亞、西歐斯人普羅迪科、埃利斯人希琵阿斯那樣”。他認為自己并不是通過所謂教育別人而牟利的人，但也不是那些“高貴”的人，他從來不認為自己是比他人更聰明的，正如他承認自己是“無知”的一樣。

之后是他與卡利亞的對話。他問卡利亞是否考慮給自己的兒子找一個“精通關于做人和做公民的德性”教習，是否“有這么個人”。卡利亞回答“當然有”。他又問“他是誰？從哪里來，要多少學費？”，卡利亞回答“是歐艾諾斯，蘇格拉底，巴羅斯人，五個米納。”從這一對話中，蘇格拉底拋出了的他的觀點——無知之知。他說“但是我不懂，雅典的人們。”

接下來，蘇格拉底開始了對自己所受到的污蔑的原因進行論述，而這個原因，“不為別的，正是因為智慧。”他將這種智慧和智者的智慧想區分開來，這種智慧“也許就是一種人間的智慧”，而不是“比人間更高的智慧。”而后，他指出了德爾斐的神諭這一事實，皮提亞女祭司拿起簽說“沒有人更智慧”，這是對凱瑞豐的提問——“是否有人比蘇格拉底更智慧”的回答。蘇格拉底對于神諭也很迷惑，因此他也一直在尋思神諭的真意。因此，他嘗試通過尋找一個有智慧的人，拜訪他，審視他，與他對話，然后證明“這個人比我更智慧”，并以此來回應神諭。于是他去拜訪據說智慧的政治家、詩人、匠人等等眾多人們，但是無一例外的，他全都失敗了，那些據說具有智慧的人們無不是自以為是的無知者，政治家認為他知道他不知道的事情，詩人不理解自己所說的，他們因為詩歌就認為自己在別的事情上也是最智慧的人，匠人自以為因為能夠漂亮的完成自己的技藝就在別的事情上，哪怕天下大事上也是最智慧的。然而他們都不是，他們都被這種自以為是遮蔽了那智慧。蘇格拉底問自己，他究竟是愿意既不像他們的智慧那樣智慧，也不像他們的愚蠢那樣愚蠢，還是像他們那樣，兼有二者。他對自己和神諭說“是我所是”。由于這些省察，蘇格拉底招致了很多人的嫉恨，“是最苛刻和最沉重的忌恨，因而其中也就出現了很多污蔑。”他因為服務于神而陷入赤貧。

最后，蘇格拉底指出“無數的人他們自以為知道一些，其實知道的很少，甚至什么也不知道。”于是那些被省察的人對他生氣了（卻不對他們自己生氣），他們將矛頭指向蘇格拉底，指責他是有害的，是敗壞青年的。他們異口同聲的如此說著，這些充滿說服力的壞話灌輸到了年輕人（指那些被最初的控告者灌輸觀念的人們）們的耳中，“一直帶勁的污蔑我”。而莫勒圖斯、阿努圖斯、盧卡們因此而控告和污蔑了他。這樣，蘇格拉底將最初的話題拉了回來，即對那些最初的控告和控告者的申辯。蘇格拉底用對這些事實的陳述，而不是辭令和名目的巧辯對那些不實的控訴進行了有力的申辯。

回頭來看這一部分的申辯，我們可以看到，蘇格拉底對于那些最初的控告和控告者的駁斥其實想要告訴我們的并不只是那些表面的東西，他通過這些問題想要為自己受到的污蔑和控告辯解，也是向人們表明自己的哲學使命，對智慧（無知之知）的證明和追求以及幫助人們認識到自己的無知與知，同時也是對哲學與政治的不可調和的矛盾的揭示。德爾斐神廟進門處銘刻著一句話——“認識你自己”，這句話或可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蘇格拉底的哲學思想。他認為他的智慧是不同于智者的智慧的，他的智慧不是告訴人們如何學會辯論術以為自己通過巧辯而謀取勝利和利益，也不是學會天文知識而夸顯自己的所知，更不是由此學會了所謂知識而變得傲慢自大、夸夸其談，他認為這樣的智慧不是真正的智慧，這并不能教會人如何做人和做公民，不能使人變得更好。而這正是蘇格拉底的哲學的使命，他的智慧的作用。與智者的智慧不同，蘇格拉底的智慧告訴人們“認識你自己”，認識自己的人就是知道自己知道什么，也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的人，在這一點上，政治家、詩人、匠人恰恰是其反例。被蘇格拉底考察的政治家自認為很有智慧，但其實或許他只是擁有處理好其政務和領導的能力，他其實并不知道美好和善好；詩人在談論他們的詩歌時候并“沒有幾個人不比詩人自己說的好”，詩人創作不是依靠智慧，而是靠某種自然，被靈感激發，“他們并不理解自己所說的”，但卻仍然“認為自己在別的事情上也是最智慧的人”；匠人雖然知道很多美好的事情，能夠漂亮的完成自己的技藝（蘇格拉底并不否認在某些方面他們“比我智慧”），卻因此就以為在別的事情上他們也是最智慧的。這些人雖然在某一些方面的確擁有過人之處，在某些專門的領域上他們的確可以稱得上是智慧的，但是他們因此就斷言或者自以為在所有問題上都是智慧的，這反而恰恰成了無知的表現。蘇格拉底比他們更高明，因為他知道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也因此而敢于承認自己的無知，他的“無知”因此是一種“無知之知”。誠然，無知并不是一件值得稱贊的事情，而知道自己無知的人也不少，但是像蘇格拉底這樣不僅知道自己的無知，也知道自己的有知，更將這種無知之知作為一種智慧的態度，以此認識自己，認識社會，由此而知道什么才不是真正的智慧（蘇格拉底并不認為自己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智慧）的人卻是微乎其微的。也正因為此，蘇格拉底才是偉大的，值得尊重的。通過這樣的對比我們也就同時看出了蘇格拉底的哲學對于他自己對真理的追求和對于人們的生活認識的作用了，蘇格拉底在為自己所受到的污蔑與控告作申辯的同時也是在為自己的哲學使命作一概述。而他在申辯中所表現的，從他一開始便強調的說話方式直到他對政治家、詩人、匠人等等的考察都顯示出了哲學的思考方式、行為方式與政治的邏輯的天然的格格不入，正因為此，他的申辯是不同于一般人的申辯，不僅從價值、意義上，甚至是方式上都不一樣，由于他的哲學家思維和立場，這場政治的審判從一開始就是別扭的，政治的本質決定了哲學的申辯的無力，或許蘇格拉底的申辯是十分具有說服力的和使人信服的，但即便它是正確的甚至是真理的，它仍然不可能是卓有成效的，它會像蘇格拉底每一次的考察一樣，招致更深的忌恨，更多的污蔑。但是我們不能說蘇格拉底因此是不知機巧的，他對此明白無誤，卻仍然如此選擇，哲學的性格使然。這正是蘇格拉底的申辯所揭示的哲學與政治不可調和的矛盾。

再次，蘇格拉底針對后面的控告和控告者進行了他的申辯。

蘇格拉底開始對莫勒圖斯等人的控告進行辯護。他與莫勒圖斯進行了對話。

第一，針對“敗壞青年”這一罪名，蘇格拉底對莫勒圖斯展開了詢問。蘇格拉底提出了一系列問題質問莫勒圖斯，首先，他問莫勒圖斯把青年變好是否是一件重要的事，莫勒圖斯予以同意。接著他又問是“誰把他們變得更好的”，并且嚴厲的質問莫勒圖斯從未關心過此事卻可恥的進行控告，莫勒圖斯回答是“法律”。蘇格拉底指出他在逃避問題（在此，莫勒圖斯未必是逃避問題的，或者因為兩人根本的教育觀念的不同產生偏差），進一步質問是誰，莫勒圖斯對此回答“他們，蘇格拉底，法官”。蘇格拉底又質問“他們都能，還是有些人能，別的人不能？”，莫勒圖斯回答“都能”。蘇格拉底把他們問題細化，分別問莫勒圖斯聽眾和議員是否能夠使青年變得更好，莫勒圖斯回答可以。蘇格拉底進一步逼問，參加大會的人是否都能使青年更好，莫勒圖斯承認。因此，蘇格拉底得出結論反問，“除我之外，雅典人都會把年輕人變得高貴和好，只有我能敗壞他們”，莫勒圖斯迫不及待的承認了這一點。緊接著，蘇格拉底用馬的例子反駁，指出莫勒圖斯從未關心過這一問題，他的指控是不成熟的考慮和沖動的。他又問莫勒圖斯是在善良的公民中過日子好還是在邪惡的公民中過日子好，惡人總是對身邊的人作惡，好人對身邊的人做好事。莫勒圖斯回答“當然是”。蘇格拉底因此問是否有人愿意遭到身邊的人的傷害，莫勒圖斯理所當然的回答不是。于此，蘇格拉底利用有意還是無意反詰莫勒圖斯，莫勒圖斯指責蘇格拉底是有意傷害他人的。蘇格拉底于是做出了對這一罪名的結論，蘇格拉底要么是沒有敗壞青年，要么敗壞了，但即便他的確是敗壞了青年，那基于之前莫勒圖斯一系列的回答也只能說明蘇格拉底是在無意中做得這事，那么他就只是需要被教育而不是被懲罰的人，因而莫勒圖斯的指控也就是不成立的了。

在這里，蘇格拉底對莫勒圖斯的詢問至少能夠向我們說明兩點問題。第一，正如前文所說，蘇格拉底不是不善言辭的人，他也不是不懂得為自己辯護的人，我們在這里可以清楚的看到蘇格拉底步步緊逼，將莫勒圖斯逼到無話可說，那么這足以證明蘇格拉底不是不懂得如何才能更好的為自己辯護，而是他堅持要用自己的說話方式有其特殊的意義了；第二，蘇格拉底在這里說假如他敗壞青年這一行為是無意的，那么法律就是不應該因為這種無意的過錯而懲罰自己，這一觀點或許在我們現在看來實在是一個無力的辯護，因為假如一個人是無意中傷害了他人就不需要為此而承擔罪責的話，那么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不就是無意義的了嗎，這里正好說明了哲學與政治的又一矛盾。哲學家是本質上“不斷朝向智慧的”，即便他們犯錯，但也不需要懲罰（懲罰的意義本質上就是是罰惡以促其向善，哲學家因其天然的向善、向真而不必接受這一過程），但是政治是不同的，遵守法律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雖然蘇格拉底并不認為他有罪，但他作為一個雅典公民仍然服從了最后的判決。這點正是哲學和政治之間一對矛盾的沖突和對立。

第二，針對對“不敬城邦諸神，引入新神”這一罪名蘇格拉底進行了辯護。

蘇格拉底首先指出莫勒圖斯對他不信神和信新的精靈的罪名，他質問莫勒圖斯他信別的神，或者根本不信神，莫勒圖斯回到后者，他認為蘇格拉底根本不信神。然后蘇格拉底利用莫勒圖斯指責他說太陽是石頭、月亮是泥土的說法將嘲諷莫勒圖斯用阿那克薩哥拉的學說指責蘇格拉底是過時的和無知的，繼而繼續追問信不信神的問題，莫勒圖斯仍然回答蘇格拉底從來不信神。而后蘇格拉底指出莫勒圖斯控告蘇格拉底既信神又不信神的自相矛盾，進而用“是否有人信有精靈之事，而不信有精靈？”的問題誘使莫勒圖斯回答“沒有”以得到預期的效果，接著利用莫勒圖斯的說法中蘇格拉底相信精靈之事這一點與之前的所說想結合得出蘇格拉底信有精靈這一結論，進而又以精靈“當然就是神或神的孩子”這一點得出信有精靈就信有神這一點，披露了莫勒圖斯對蘇格拉底既不信神又信新的精靈這一罪名中的矛盾，推翻了不敬神的罪名。

在這一段蘇格拉底的駁斥與反詰中，蘇格拉底利用了莫勒圖斯在觀念上和邏輯上的漏洞成功的對這以罪名進行了推翻，莫勒圖斯指控蘇格拉底不信神，而引進新神，其實他所要指控的重點不在蘇格拉底引進新神，而是蘇格拉底是一個無神論者，從他指控蘇格拉底“他說太陽是石頭，月亮是泥土”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來，當時的雅典人真正反對的正是無神論者，而蘇格拉底正是抓住了莫勒圖斯并不重視的那一點誘使他陷入蘇格拉底的邏輯之中，同時利用“信”這一詞“相信”和“信仰”的詞義模糊使得莫勒圖斯陷入難題。而從“信”這一模糊性問題上我們也正可以看出一些問題，即蘇格拉底是否真的信神。蘇格拉底相信諸神的存在嗎？答案是相信，蘇格拉底從來沒有否認諸神的存在，他甚至比一般人更加虔敬的對待諸神，即使是在死刑前他也要向神行禮，足見他不是不相信神的存在。那么蘇格拉底信仰神嗎？這一點是也基本可以肯定，從他對待德爾斐神諭的態度和行為來看，蘇格拉底對于神和神諭可謂虔敬有加。但是，他的信仰神又是與一般人不同的，神在蘇格拉底這里與一般雅典人心中是不一樣的，因為他并不認為神會做出像宙斯篡奪父親王位，諸神之間會齷齪不斷、爭端紛繁這樣的事情，在蘇格拉底這里，神或許更接近與一種善、真的理念，而不是普通意義上的人格神的概念，蘇格拉底的神是哲學的，“一切的最終歸宿是不朽的神”，這不同于政治家眼中權力的象征，詩人眼中歌頌的對象等等，而是一個蘇格拉底借以思考生活和世界的媒介，因為如果這個神是一種理念的話，即至真或者至善，那么蘇格拉底“無知之知”的原則就沒有被遵守了，因為若如此，那他就得自己宣稱獲得了一種高于神的理念、智慧，雖然蘇格拉底對自己所持的信條十分自信，但是他從來都認為一切的智慧都是神的，人的智慧是沒有什么價值的（這里未必是如字面意思所說人的智慧是沒有意義的，而是可能在于強調人的智慧都只是來源于神，這些智慧是有價值的，因為它來自于神，而那些僅僅是世俗的人所自認為的智慧其實都只不過是卑俗的經驗之談和取巧的微末之術罷了，這些東西被稱為人的智慧簡直是沒有任何價值的）。

綜合來看蘇格拉底對“敗壞青年”和“不敬之罪”這兩條罪名的申辯，我們可以從中看出在這段對話中爭論的焦點其實在于教育和宗教兩個方面，而教育和宗教哪一個才是更加重要的正是雙方爭論背后的根本觀念的沖突。莫勒圖斯等最重視的是蘇格拉底不敬神這一問題，因為不敬神，所以他敗壞青年，而蘇格拉底更加著重于教育，宗教只是從屬的。由于蘇格拉底無知之知的觀念，他將這種觀念帶入到了他的教育理念之中，于是我們看到他在教育別人的時候是以否定別人，使其明白自己的無知而不是教會他什么的知識的方式來促使人得到進步的，教育在他這里是一種“以哲學求知為目的的政治活動”，這不同于莫勒圖斯等人“宗教是第一位的，因為宗教是一種以政治服務為目的的哲學活動”的觀念。正因為這種觀念的差異，蘇格拉底在進行他的教育的時候，運用那種否定的方式所能得到就必然只能是這樣的，只有能夠理解而愿意接受其否定的人才能收益，而站在莫勒圖斯這些人觀念之中的人們只能從中得到“羞辱”，像那些政治家、詩人、匠人一樣，而這正是莫勒圖斯之流真正忌恨蘇格拉底的一大原因了。此外，教育與宗教的差異和沖突在這里其實反映出了這一問題背后的哲學的和政治的之間的矛盾，莫勒圖斯等人與蘇格拉底的沖突其實在最深處就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必須知道，哲學家和政治家畢竟不是同一種“生物”。

最后，蘇格拉底對他為哲學而死的理由而進行了說明。

蘇格拉底首先對之前的對莫勒圖斯等人的申辯作了了解，他嚴肅的指出了真正使他受到如此控告的其實正是人們對他的忌恨，“如果有什么把我拿下了，那不是莫勒圖斯，也不是阿努圖斯，而是眾人的污蔑與嫉妒，這里曾經拿下了很多別的好人，我想還會拿下更多人。不必擔心，這不會到我為止。”之后，蘇格拉底回答了“你難道不羞愧嗎，蘇格拉底，為了忙于這些忙務，現在找來了殺身之禍？”的問題。他借用阿基琉斯的例子和自己曾經在戰場上的表現，意圖說明自己在面對生與死時，真正使他做出抉擇的是什么。阿基琉斯之死，不是因為他是一個輕生的、復仇欲望強烈的人，而在于“他更害怕過壞的生活，害怕朋友們得不到復仇”，他并非沒有考慮死亡的威脅，而是相對于死亡，有些東西是更加重要的。正如蘇格拉底自己在戰場上的表現，他恪守了自己的指責，沒有因為危險而脫離自己的崗位逃走，他做得比其他所有士兵都好，甚至比將軍自己都好，難道他不知道戰場上的危險嗎？不是的，因為他知道選擇遵守命令對他來說是正確的事情，無論是“自己認為這樣最好”，還是“被長官安排在崗位上”，“都應該在危險中堅守，不把死亡或別的什么看的比恥辱還重”。同樣的，蘇格拉底認為是神安排他以愛知為生，省察自己和別人。“如果我不服從神諭，怕死，以不智慧為智慧，那才是可怕之事。”而后，他更進一步的道出了自己對于死亡的看法。他認為怕死“不過就是不智慧而以為智慧”，沒有人知道死到底是好是壞，蘇格拉底之所以是更智慧的，就是因為“我既然不足以知道冥界里的事，我就認為我不知道。”而不是像多數人一樣認為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

那么，對于蘇格拉底來說，死亡究竟意味著什么呢？蘇格拉底說他自己并不知道死亡是什么，他不能盲目的斷定死亡一定是最不好的，但也不敢就肯定的說，死亡是好事。他沒有說死是一件好事，因此就選擇死亡，而是說他僅僅是知道死未必是壞的，所以他并不那么的抗拒死亡，刻意去回避、去拒絕死亡。死不可能是一件足以讓人們去追求它的有利可圖的事情，蘇格拉底之所以選擇死亡只是因為生活中有足夠的理由，對他來說，使得他為了不至于過壞的生活而不惜寧肯去死。這理由，是他的愛知，正因如此，接下來的蘇格拉底面對了這樣一個選擇，即：愛知，則死；不愛知，則活。那么蘇格拉底是如何選擇的呢？

蘇格拉底回應了這一問題，他說“我更他要聽神的話，而不是你們的。只要我還有一口氣，能夠做，我就根本不能停止愛知。”他堅持要激勵雅典的人們，告訴他們要求知，智慧和真理，以及怎樣使靈魂變成最好的。他要勸說人們不要那么關心身體和金錢，德性不來自于金錢。他說“雅典的人們，不論你們是否被阿努圖斯說服了，不論你們是否放我，我都不會不這么做，雖九死而不悔。”蘇格拉底強調，如果人們堅持殺了他，那么他們對他的傷害并不比對他們自己的大。他堅持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在奉行神諭，他的申辯不是為自己而申辯，更是為了雅典的人們申辯，以避免他們判了他的罪，從而對神給他們的賜予犯了錯誤。蘇格拉底在此自比為一只牛虻，整天不停的去驚醒雅典這匹巨大而高貴的馬，以打消它的懶。他是神派來到城邦里來當這樣一個，“驚醒、勸說、責備你們每一個”。假如人們放了他，“也許你們立即會遭到煩擾，就像打盹的人被驚醒”；假如人們聽信了阿努圖斯殺了他，那么“如果神不再操心，派另外一個來煩你們，隨后你們就要在沉睡中度過余生”。

蘇格拉底最終選擇了愛知，而不是放棄智慧的追求。死亡對于大多數人來說都是一個最大的傷害，蘇格拉底雖然沒有否認這種可能性，但是對于死亡可能帶來的壞他卻不屑一顧，因為對于他來說想比于關照自己的靈魂和德性，是根本不值一提的，何況在他看來，死亡對于始終擁抱智慧與德性的他這樣的被殺者來說沒有什么傷害，它雖然使他失去了繼續追求美好生活和智慧的可能，但并未因此而使她陷于不義和失去德性，“所以它反而對于殺人者會帶來真正的傷害——使殺人者變得不義”。正由于此，蘇格拉底為自己所做的申辯在此反而變成了對那些即將陷于不義的雅典人們的拯救和保護。他自比為牛虻，為了雅典這匹高貴而偉大但卻昏昏欲睡、失于懶惰的馬，這匹馬忘記了自己本該擁有的高貴、偉大的靈魂，它昏昏沉沉、病入膏肓，它失去了追求，失去了動力，而現在，有這樣一只牛虻不停叮咬它，企圖喚醒它沉睡的靈魂，激發它久已缺乏的活力。蘇格拉底就是這樣的人，作為一個哲學家，追求智慧、熱愛智慧、關照靈魂、重視德性的他是一個清醒的雅典人，他用他那喋喋不休的追問、劈頭蓋臉的詰問、鋒芒必露的質問企圖喚醒昏昏欲睡的雅典，他并沒有交給雅典人們什么具體的知識，他要做的僅僅是引導他們思考、反省，充分認識到自己的局限與德性。但是，對于雅典這匹并不想醒來的馬，一只死纏爛打的牛虻不停的叮咬只會帶給他無盡的煩擾，讓它厭煩，于是，雅典人們并未因此而警醒，反而怒氣沖沖地要打死這只吃力不討好的牛虻，蘇格拉底最終沒有能夠免于一死，而這些雅典人們也終于要在沉睡中度過余生了。

接下來，蘇格拉底的申辯轉入他對于政治的看法。他明確提出他是不會主動參與政事的，因為一個“神性的精靈的聲音”，“每當它出現時，它總是阻止我所要做的事，卻從不鼓勵我做什么。就是它反對我參與政事，而且我認為反對的漂亮。”他認為假如他參與了政事，那么他早就死了。“誰若一定要為正義作戰，并且想要多活一段，他必須私下干，而不是參與政事”。蘇格拉底列舉了自己在民主制時期和三十僭主時期的所作所為為自己申辯，他反對了對于那些將軍們的不合法的審判，拒絕了帶走賴翁并將其處死的不義命令，而這些，表明了蘇格拉底的正義立場，他并不偏向于哪一種政治制度，而是凡即不義，皆不服從。下文繼續說道正是這種不屈的態度和立場導致蘇格拉底認為他是不適合從事公共事務的，而他從來也不是一個老師，他只是問問題，不管是對青年還是老人，而且也從不收費，他不是教會他們什么，這些人變好變壞他是無法為其負責的，因而蘇格拉底在此又一次反駁了他敗壞青年的罪名（因為阿爾喀比亞德、克里提亞和卡爾米德等人被看作蘇格拉底的學生和親密的人，雖然事實上未必如此，他們犯下了重大的罪行，莫勒圖斯控告蘇格拉底敗壞青年可能是與此有關的）。緊接著，為了更深的證明這一點，蘇格拉底強調自己的所作所為都是神的旨諭，“正如我所說的，這是神派我干的。”他反駁那些對他的誣陷，指出如果他真的敗壞了青年的話，那些年輕時候受到過他省察和提問或者說“教導”的人們應該是會來指證他的罪行的，然而蘇格拉底一連指出了克力同、呂薩尼亞、埃斯奇涅、安提豐、埃匹格涅斯的父親、西奧佐提多斯的兒子尼克斯特拉托斯、西奧多托斯的兄弟、帕拉魯斯、阿德曼托斯、艾安托多羅斯等等人可以作證，這些人們證明蘇格拉底的罪名是虛假的，莫勒圖斯的指控是無法成立的。

最后，在這一部分的結尾，蘇格拉底對自己的申辯方式作了一個結論。他批評那種為了乞求同情和憐憫以換得茍活的人，他說“我不需要帶他們（他的三個兒子們）中的哪個上來求你們投票放過我”。他對此解釋道，不是因為固執和看不起，而是因為智慧智慧和德性，將那種可憐的表演帶上法庭中來，把城邦變得滑稽可笑是不應該的。不應哀求法官、乞求逃脫，而應教育和說服，法官也不是為施舍正義，而是為裁判正義。在蘇格拉底看來這樣的做法是不高貴、不正義和不虔敬的，因此他寧愿堅持自己的方式，即便最后獲刑也在所不惜，只因為他堅信自己沒有做不義、不敬之事。他說，“我的控告者們無人比得上我，我請你們和神抉擇，怎樣是對我和你們最好的。”

在這申辯的最后，蘇格拉底仍然沒有放棄他從申辯一開始就貫徹的原則和信念，除了真理和德性，沒有任何別的評價標準應該被拿來使用。他甚至放棄了最后的機會為自己辯護，反而再次反客為主，不僅教訓其了聽眾們，而且竟然對法官也發出了指責，他告訴法官們他們應該是根據法律而裁決正義而非濫用同情的施舍正義。他不愿放棄自己的尊嚴與正義去搖尾乞憐，不愿違心的承認自己有罪而換取暫時的安全。他不愿意用那種政治性的申辯方式，精明的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只為保全自己的性命，而不去管失去了尊嚴的生活將會是多么的糟糕。所以，雖然他將面臨申辯的失敗和獲得“罪行”的審判，但卻沒有失去自己尊嚴，他贏得了自己德性的勝利。

正像劉小楓、甘陽主編的《柏拉圖注疏集》中的《蘇格拉底的申辯》一書中《生的根據與死的理由》一文所寫，“雖然我們說，蘇格拉底用哲學把阿基琉斯的死從悲劇變成了喜劇，但當阿基琉斯的榮耀被保留下來的時候，我們還是能夠體會到特洛伊戰場上的悲涼。殘酷的城邦政治面前的蘇格拉底，一邊用喜劇呵護著自己的靈魂與理性，一邊用悲劇支撐著自己的榮耀與尊嚴。沒有了喜劇感，也就缺少了理性的睿智；喪失惡劣悲劇感，哲學家是無力面對現實的。越到最后，蘇格拉底越需要詩人的幫助，來潤色自己的理智。”這一段分析的精致而恰到好處，個人十分認同。

第三部分是蘇格拉底面對最終的判決所作出的總結發言。

蘇格拉底的申辯進行到這里已經進入到了最后的審判階段，面對最后的判決，蘇格拉底淡然接受，即便如此仍然不愿有絲毫的屈服。他不愿給自己提出一個諸如流放的量刑以取得法官們最后的折中而保全自己的性命，一如他堅持如前所說的信念。他并不認為自己的品行有誤，他宣稱自己的一生沒有庸庸碌碌地過，他不關心眾人所關心的，“理財、治家、領兵、不要作公眾演說，也不做別的當權者，不想參加城里的朋黨和幫派”，他只是堅持私下去做對人們有最大益處的益事。他勸告人們“不要先關心‘自己的’，而要先關心自己”，“不要先關心‘城邦的’，而要關心城邦自身”。他甚至宣稱假如要按照品行來判決的話，他應該被邀請在政府大廳用膳，而不是被處以死刑。

通觀申辯的全部，我認為提出在政府大廳用膳這一點簡直就是蘇格拉底在申辯中所展現的最高昂的姿態，他不再是簡單的滿足于為自己所謂的罪行進行辯護，在這里，他理直氣壯的表現了他的自我評價，他不是有罪之人，而是最有資格受到榮耀之人，他在這里無視了他的被告身份，無視了法官們的權力，無視了法庭的權威，更直接無視了一切企圖對他的哲學進行審判的政治力量。他在此達到了他的哲學的最高價值的表達，卻同時將自己推向了悲劇的必然。在這一時刻，哲學家在蘇格拉底這里成為了雅典最高貴的存在，他將自己的哲學使命推向了最高峰，也同時等于宣判了自己的死刑。面對眾人的驚訝和嘲諷，蘇格拉底并不在意。

接著，他為自己為何如此不妥協的態度做出了更強硬的解釋。他不愿提出一個恰到好處的量刑以解救自己的安危，因為對于他來說，不管是被流放還是被監禁，那都不是可以接受的，因為他不承認自己行了不義，而假如提出了這樣的量刑那就是對自己的違心的背叛。而即便他被流放了，他也仍然會被其他城邦輪番趕走，正如他在雅典所遭遇的。

為什么蘇格拉底認為假如他被流放，他仍然會被輪番趕走呢？這一段尤其可以很廣泛的看出蘇格拉底的哲學人生與政治現實之間格格不入的沖突矛盾。因為不管在哪里，蘇格拉底這種哲學的人生態度和為人都必然會得罪他人、觸怒權貴，甚至是不容于普通公民，他在本質上就是無法與任何政治的現實相妥協的，審判簡直就是他不可避免要遭受的命運。

最后，蘇格拉底為自己提出了一個付出罰款的量刑，因為在他看來，罰款這樣的處罰算不上是一種惡罰，對于他的品行是沒有什么損失的。在柏拉圖、克力同等等人的幫助下，他提出了以他們為擔保，繳納三十個米納的罰款的處罰。

第四部分是蘇格拉底的申辯完結后面對審判結果的臨別告白。

蘇格拉底面對最后被判決死刑的結果，陪審團在此投票同意他的死刑判決，還是很鎮定，

他沒有為自己的將死悲傷和彷徨，反而替雅典人惋惜，因為他們不久之后就將會背負殺死智慧者蘇格拉底的罪名，他們本不至于如此而完全可以等蘇格拉底壽終正寢。他對那些投票判他死刑的人們和投票判他無罪的人們分別說了一段話。

首先，對于判他死刑的人們，蘇格拉底對他們說，他不是無法躲避這以結果，而是“不愿對你們說那些你么你們最喜歡聽的話，我不哀悼，不悲慟，不做也不說別的我認為不合我品行（如我所說的）、而你們習慣從別人那里聽到的那些。”他不為自己的申辯而后悔，他寧愿選擇這樣申辯而死，也不選擇那樣活著。他對人們說，“逃離死亡并不難，可逃離邪惡卻難的多”。蘇格拉底坦然接受了自己的死，但他始終都不是不義的，雅典的人們判了他的罪，卻必然要接受真理所判的罪惡與不義。他語言這些投他有罪的人們將會得來懲罰，而這是生活的檢驗，無可擺脫。

其次，他對那些判他無罪的人們說，那個一直在他身邊的精靈始終沒有阻止他的申辯，這說明了他的言行自始至終是無誤的，而他將所要面對的死亡也未必就是一件壞事。他對死后的兩種情況進行了分析。第一種，死后無知無覺。蘇格拉底認為假如真是這樣的話，那么，一個沉睡而無夢境的夜晚將不會是一件壞事，也許這樣反而是快樂的。第二種，死后靈魂將會移往它處。蘇格拉底設想了死后的世界，在這里，他將遇見前人們，正義的法官、偉大的詩人、冤死的古人、古代的國王，他將會繼續對他們進行自己的省察和詢問，繼續進行他的哲學使命，他將會獲得無比的幸福，因為“那里的人根本不會因此殺人”。

在這兩段話里，蘇格拉底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對于那些判他死刑的人們，他毫不留情的批評他們行了不義，必將受到懲罰；對于那些判他無罪的人們，他像他們描述自己對于死亡的設想，表明自己面對生死的態度。但是，對于那些判他死刑的人們蘇格拉底是真的恨他們嗎？對那些判他無罪的人蘇格拉底又是認為他們是與自己擁有同樣智慧和判斷的嗎？我想不是的。蘇格拉底的預言不是惡毒的詛咒，而是嚴厲的教導，他知道導致他的死的并不僅僅是這些判他死刑的人們，更是雅典城邦更深層次的積累已久的偏見和無知，是他的哲學使命與城邦政治現實之間不可避免的矛盾沖突使然，所以他的語言不過就是一種更加嚴厲的訓誡罷了，蘇格拉底視雅典為他的哲學使命的服務對象，他不會對此施加惡毒的詛咒。那么，對那些判他無罪的人們呢？蘇格拉底很顯然并不認為他們就是智慧的，事實上他們只不過是有著恰好正確的意見，但并不意味著他們擁有智慧，他只是用那個死后世界的設想繼續引導這些人關照自己的靈魂和品性。而關于這個死后世界，我們其實可以看到一絲柏拉圖理想國的影子（蘇格拉底在接受他們的次序中其實可能隱含了這一意思），在這里，公正的法官們，占據了正義者們是最高階層的人，第二階層是詩人們，第三層是冤死之人，第四層則是那些從前的國王們。我們可以看到，世俗的權力、財富、地位等等統統不重要，國王們反而是最底層的，而正義的法官們確實最高層級的，在這個世界里，地位的高低不是由政治權力、財富身份決定，而是由德性和智慧決定的，這與柏拉圖的理想國何其相似。

最后，蘇格拉底對全部陪審團的人們提出請求。他要求這些判處他死刑的人們像他一樣對他的兒子們進行省察和煩擾，告訴他們應該關心品性和智慧，要關照自己的靈魂而不是金錢和名譽。這一托付簡直是莫大的諷刺，這些判處了蘇格拉底死刑的人們竟然被托付要像蘇格拉底所做的那樣去煩擾他的兒子，這不正是他們之所以處死蘇格拉底的理由嗎？這真是絕好的反諷！而面對這樣的托付的雅典人們又能如何選擇呢？對于那些喜歡蘇格拉底的人們來說，這正好是對蘇格拉底最好的報答，讓蘇格拉底的兒子同樣受到他們從蘇格拉底那里得到的收益。而對于那些欲蘇格拉底死而后快的人們，既然這種蘇格拉底式的煩擾對他們來說是最大的傷害，那么何不將這種傷害施加到蘇格拉底的兒子身上以期獲得復仇呢？而恰是這樣，蘇格拉底的托付就達到了他的目的，不管是喜歡他的人們還是不喜歡他的人們，對于整個雅典來說，蘇格拉底這只牛虻被消滅了，雅典卻永遠無法消滅蘇格拉底式的煩擾，雅典這匹昏昏欲睡的馬永遠也別想入睡了。

申辯篇的最后以蘇格拉底的那句名言結尾，“我去死，你們去生。我們所去的哪個更好，誰也不知道，除非是神”。我們在理解這句話的時候，首先不應該忘記一個前提，即在蘇格拉底看來，生或是死，哪一個更好，這是我們所不知道的，因此，對這句話的理解就不會有我們乍一看去的時候可能會感到的怨恨的意味了。對于最后的生死問題，蘇格拉底依然是在堅持了他的無知之知而提出的，正如他所說的，“除非是神”，否則我們誰也不知道哪個更好。他一向堅持只有神才有智慧，一切智慧來源于神，而人的智慧只不過是沒有價值的智慧，因此即便是在最后不得不面對死亡的現實，蘇格拉底始終沒有丟去他謙卑虔敬的態度，堅持著他的神的旨意和哲學的使命。蘇格拉底死了，卻給人們留下了永無止境的哲學思考。

參考文獻：

《柏拉圖全集（第一卷）》，柏拉圖著，王曉朝譯，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

《蘇格拉底的申辯》，柏拉圖著，吳飛譯/疏，華夏出版社，2007年6月

《西方哲學史》，羅素著，商務印書館，200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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