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則徐為何不辦報?讀中國新聞史偶記

2023年12月14日發(fā)(作者：高中英語短文改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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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那么徐為何不辦報？--讀中國新聞史偶記

1838年底，欽差大臣林那么徐奉道光皇帝旨意，急急如律令由北向南飛奔，去完成那個后來讓他倒透霉的查禁鴉片之使命。翌年春甫抵廣州，鞍馬未歇，即著手譯報，“籍以采訪夷情〞。翻譯人員不算多，而且在今天看來，十足為一拼湊的草臺班子，可在當時，算是很不容易的了。約20天左右，就譯出了一批材料，實力端的不弱，而且一切進展得竟是如此有條不紊，可見他是深思熟慮早有謀劃。不過無論如何，后來的事恐怕是他做夢也絕對想不到的：他不僅因此成為中國重視近代報紙的第一人，而且在現今幾乎所有的中國新聞史著作中，都被屹立于中國人自辦報刊歷史的開端，煞是風光。

雖說翻譯西書風氣，在明季就初見端倪，但通過翻譯報紙理解“夷情〞，在此前中國歷史上從無所見，林那么徐此舉不說是石破天驚，也確屬盤古開天地來的新創(chuàng)舉。只是話說回來，辦報和譯報，僅一字之差，相距何止千里。硬把林那么徐與辦報牽扯一起，且推舉為歷史淵源，總覺是圓鑿方枘，聽憑死塞硬套，實難嚴絲合縫。

想起來多少有點氣悶。中國是印刷術的老祖宗，到清代同、光年間，鉛英石印均非罕見，林那么徐假設有心辦報，客觀技術條件絕對沒有任何問題。況且在19世紀前40年，洋人在中國，尤其是廣州所辦報刊已是不少。對此林那么徐不但是知道的，而且理解得非常詳細：“夷人刊印之新聞紙，每七日一禮拜后，即行刷出。系將廣東事傳到該國，并將該國事傳至廣東。〞他本來完全可以依樣畫葫蘆，卻偏偏只想到“譯報〞。盡管他本人甚為自得，“其中所得夷情，實為不少。制取準備之方，多由此出。〞①可就是因此，硬生生讓中國人自辦報刊的歷史往后挪了好幾十年。

也好，后世的新聞學者們因此有了一道值得百般琢磨破解的謎題：林那么徐何以就不知道辦報最后總算有了一個大家似乎都承受的結論〔因為至今不見異議〕，說是他還不懂“發(fā)揮報刊傳播信息的功能和言論的功能來推動自己的事業(yè)，只是以情報的觀點來利用報刊……當然，在當時，中國還沒有出現創(chuàng)辦自己近代化報刊的條件。〞②

這是一個很有點曖昧的結論，因為看不出二者有何關聯，更不必說主觀上不懂和客觀上不具備條件，只要有其中一項，另一個就是多余。在這個看似矛盾的結論背后，其重點明顯還是對于林那么徐的可惜。之所以提出客觀條件的問題，其本意也許是想為之做點開脫，假設不是附帶以示結論全面的話。

說林那么徐不懂報刊，不會有什么錯，因為確實沒有什么證據可以證明林那么徐是懂近代報刊的，相反，他卻說“夷人〞、“新聞紙〞就是“內地塘報〞③，倒完全有可能把二者相混淆了。塘報即邸報，因清一代在中央、省一級均設提塘，以抄傳邸報，故有塘報之稱。如所周知，邸報所載的是宮門鈔、諭旨、奏章，類似于政府內部情況通報，其讀者對象為各級官吏，所起作用是溝通中央政權與地方官僚之聲氣，加強中央政權的集權統治。從政治體制構造看，邸報是統治機構政治權利功能的一部分。這與西方近代報刊確實不是一碼事，后者是因社會公開交流新聞信息的需要而產生，“為公眾刊行物〞，“乃寫與多數不定之人〞，戈公振最后把這種種歸結為報紙的首要特點——“公告性〞④。自便士報時期始，西方報刊更是繼承了啟蒙與理性主義遺產，公開標榜自己是公眾的代言人，從而在社會構造中作為與政府并行或對立的一竭力量而存在。話是如此，可邸報在功能上，還是有溝通信息的作用，與“夷人〞所辦“新聞紙〞倒也有幾分類似。林那么徐雖然知道“夷人〞新聞紙可以“傳事〞，對于其來龍去脈不一定了了。不同的是，對于自家之邸報，他是熟得不能再熟。在其日記中，隔三岔五就有閱讀邸報的記載。所以面對西方“新聞紙〞這新玩藝兒，以自己頭腦中已有的，而且與之最為接近的“塘報〞互相比照，從而于其“傳事〞的特點中，方便得手，“理解夷情〞，是完全順理成章的。

還有一點不能忘記，林那么徐的“譯報〞與他個人的為官處事關系頗大。其好友稱贊他，“為政假設做真書，綿密無間〞。他自我的描繪是，“在官無日不治事，無日不見客，亦無日不親筆墨〞。“一切讞牘，皆出親裁，不肯稍有假手〞，而且常常是“昧爽視事，夜過半方息〞。在任河東河道總督期間，為查驗物料，以免造成豆腐渣工程遺患后代，他親自一一驗收。“于每垛夾檔之間，逐一穿行，量其高寬丈尺，相其新舊虛實，有松即抽，有疑即拆〞，“無一垛不量，亦無一廳不拆〞，耗時一個多月才告完畢。難怪道光也感慨不已，“向來河督查驗料垛，從未有如此認真者〞，“如此勤勞，弊自絕矣〞。⑤照此看來，林那么徐查禁鴉片之前，先做翻譯報紙的案頭工作，以便知己知彼，并非偶然，很符合他問案必自審，治水先踏看的一貫務實風格，并不說明他對于“夷人〞新聞紙的看法有何過人之處。 可前引的?中國新聞事業(yè)通史?之結論的破綻和它的正確一樣顯眼。殊不知，以“情報〞的觀點利用報刊，把洋人報刊上登載的“信息〞、“言論〞拿來為己所用，以定“控制之方〞，恰恰是林那么徐懂得“發(fā)揮報刊傳播信息和言論的功能來推動自己的事業(yè)〞的表現而不是相反，由此，這個結論的邏輯就有毛玻再稍往深點說，把報刊內容是作為一般信息還是情報，全在于用者所需，以此作為懂不懂報紙的根據，其可靠性就值得疑心。怎么用與怎么理解所用物件，未必就是因果關系。比方菜刀可以切菜也可以殺人，我們就不能貿然說，借菜刀殺人者是因不懂得菜刀切菜的功能所致，除非我們能找到確鑿材料，證明該殺人者自小至大，就知道殺人是菜刀唯一的作用。至于世人明明知道是什么東西，卻偏不那樣用，更是多了去了。商人以為報紙是商業(yè)上的工具，政客以為報紙是政治工具，個人立足點不同，看報用報的思路也相異，終究孰懂孰不懂所以說林那么徐是把報紙作為情報紙還可以，由此推及彼，說他就是因此而不辦報，就需慎而又慎。戈公振的告誡是，大凡一般事物的作用，極容易變化，假假設僅僅從作用上來確定某一事物的意義，不免過于粗淺。⑥

這一結論的危險性還不在于茲。細想一下，既然說林那么徐是因不懂“發(fā)揮報刊傳播信息的功能和言論的功能來推動自己的事業(yè)，只是以情報的觀點來利用報刊〞，于是沒能成為我國辦報第一人，那么，其中隱而不宣的另一結論就不難推出：假設當時林那么徐懂了的話，他就必定不會抱“情報的觀點〞來“譯報〞，而是秉承“信息功能〞和“言論功能〞觀欣欣然去辦報了。中國人自辦報紙的歷史也就因此得以改寫。

事情恐怕不是那么簡單。

先看一例。清咸豐元年，也就是林那么徐奉命禁煙13年后的公元1851年。其時外國人所辦報刊雖然大多活潑在香港，但上海已有中外文報刊，而且進入1860年代，滬上就成為中國報刊的中心。這還罷了，當時的京城甚至早有民間報房發(fā)行之?京報?。就內容看，?京報?無疑是“邸報〞的翻版，不過后者以手抄形式通過組織系統分級下達，前者那么是以印刷銷售市場謀利。鑒于?京報?內容不全，傳遞緩慢，價格偏高，朝廷大員張芾自以為想出一個好主意：不假民間報房之手，索性直接由朝廷出面刊刻傳發(fā)“邸報〞，既可靠又權威，豈不是更好于是屁顛顛報奏上去，殊不料遭到的是咸豐“識見錯謬，不知政體，可笑之至〞的訓斥和奚落。這位30歲就“龍馭上賓〞的短命皇帝的理由是，國家制度早就規(guī)定了信息發(fā)布的機構和渠道，由何人所施，經何種程序，已是一清二楚。只要是官員，斷無收不到信息的可能。私人報房是民間之事，與朝廷無干，不必多此一舉去趟這樣的混水。“刊刻〞導致的后果，不但與現有體制沖突，整得不好，“且恐別滋弊端〞。⑦你看，區(qū)區(qū)“邸報〞刊刻與否，上綱上線到“政體〞或“體制〞的高度，實在有點嚇人。不過倒是大實話。中國古代的“邸報〞，是與政治制度同根而生，為政治機器運轉中不可缺少的光滑劑，施行政治控制的一種手段，從來就不是一般的信息傳遞渠道〔按：其實也不只是“邸報〞，任何報紙體制都與政治制度相關聯。詹姆斯·凱瑞在評價美國的公共新聞業(yè)運動時就說過，把新聞與政治看成兩個互不關聯的獨立部分是錯誤的。相反，它們總是積極共生互為適應，一方只有從另一方中才能被理解。每一個政治的概念和理論，同時也就是新聞的概念和理論，每一個新聞的概念，自然也同時就是政治的概念⑧〕。說起來張芾也非泛泛之輩，怎么就頭腦發(fā)熱，忽略了“邸報〞這一不該無視的重要性質，看來誰都有聰明一世，糊涂一時的時候。焦大不過是聽命于主子的一個下賤奴才，自然不可能高攀林妹妹，可林妹妹豈能自甘墮落，去行焦大類所為之事上下有序等級森嚴的榮寧二府，那豈不成了?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奧勃洛姆夫家，“一切都亂了〞

19世紀50年代尚且如此，不消說，林那么徐禁煙的30年代自好不到哪兒。別說辦報，就是譯報，背后指指點點的聒噪之聲就不絕于耳。且看琦善繼其后主政廣州，當有人來報告夷情時，他竟勃然而怒，“我不似林總督，以天朝大吏，終日刺探外洋情事〞。⑨鄙夷之態(tài)溢于言表。由此不難理解，關于譯書譯報，林那么徐在奏折中鮮見涉及，在至今尚存的日記中也難覓蹤跡，即使是書信中也少有提起，確實是有其苦衷。按照蔣廷黻先生說法，他是怕“清議〞的指責，不敢公開地提倡。⑩林那么徐不是官場雛兒，宦海中拔刀相見的兇殘或黃雀其后的陰險，自然領教過不少。在這樣的政治和文化環(huán)境〔也容許以用時髦的“社會生態(tài)〞〕中，縱然吃了豹子膽，也絕不敢踏上辦報之路，開自己紅翎頂戴的玩笑，哪怕他能把新聞理論倒背如流。

封建專制的王朝，以安德森的描繪，是通過“王權把所有事物環(huán)繞在一個至高的中心周圍，并將它們組織起來。它的合法性源于神授，而非民眾——畢竟，民眾只是臣民，不是公民。〞在這樣的制度中，“人的效忠必然是層級而向心的〞。轉換成典型的中國式表述，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這樣的構造框架中，信息同樣是圍著“權利〞形成兩個流向：第一，在統治階層內橫向程度流動；第二，由上而下即權利階層向被統治階層的單向垂直流動，這正是日本學者和田洋一所說的“t〞字形信息形式。看一下清代的信息傳播，馬上就可發(fā)現，不僅沒有溢出這樣的邊框，而且就是借此支撐其運轉。告知民眾：有詔、榜、檄與告示等；知曉臣僚：有邸報、奏折和諭旨。因機密不便“明發(fā)〞諭旨的，就用“朱批〞或“廷寄〞。至于民眾口耳相傳，就像咸豐訓斥張芾的，不過民間自己的事，除非朝廷裝門面，來個什么“禮失求諸于野〞，裝模作樣“采風〞一番，否那么就是自娛自樂，對政治沒有多大影響。假設真鬧大了，釀成什么“妖言〞，那就輪到抓捕“圍剿〞，警察密探乃至軍隊齊出動，以武器的批判對付批判的武器了。如假設不信，稍看一下孔飛力先生講述的興趣盎然的?叫魂?故事，保證對此就有深化印象。

辦報需要對象，對象來自于動機。滿足需要的手段是與需要一同開展的。無論是告知、宣傳、謀利還是娛樂，莫不如此。即便是勸服批判，心目中也得有值得勸服批判的對象。像林那么徐時代的清朝，實在找不出丁點需要辦報的理由，因為沒有任何既定的讀者對象，連一個“想象的共同體〞都不存在。林那么徐之所以“譯報〞而不是辦報，恐怕也是應該順著這樣的思路去追尋。丁偉志先生不是搞新聞的，但不阻礙他下面這段話對我們的啟發(fā)：“對于林那么徐、魏源等‘開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來說，他們提倡‘悉夷情’的目的十清楚確，就是為著‘制夷’。因此，他們對外國情況的網羅介紹，……從開始就在尋求‘制夷’謀略的前提下，把外國作為欲‘制’的敵手、敵國，來進展考察研究的。〞這就是林那么徐必然以“情報的觀點〞而不是其他來“利用報紙〞的原因。至于懂或不懂“報紙的信息傳播功能和言論功能〞，都不會影響這樣的結果。

當然，這倒不是說人完全是被外在環(huán)境牽著鼻子走的木偶。林那么徐的“譯報〞，既是當時面臨的情勢、任務使之然，也是他個人經歷〔他曾帶有自豪的口吻說，“本大臣家居閩海，于外夷一切手段，早皆深悉其詳〞。〕、個性、作風、經世致用思想等等綜合作用下的一種選擇。恰恰是因了這，使他與當時清朝的其他官員有了顯著差異，從而躋身于“睜眼看世界〞的先驅者行列。他的功績在于“譯〞而不在于“報〞，從而與后來的翻譯西書西報，“師夷長技以制夷〞，乃至“中體西用〞的思潮同屬一個水系。相反，從中導引出中國人自辦報刊的源流，倒多少顯得牽強。我們可以大聲表揚他“譯〞的偉大，實不必為他的不辦報而扼腕，更不能想當然地把此歸之于他個人對報紙認知的欠缺。 歷史最不喜歡假設，可是有時做一點歷史的假設也是很有興趣的。我們完全可以對這樣的問題異想天開一下：林那么徐倘假設真辦了一張報，又會是如何面目他最可能想到的，是借機擴展，辦一張翻譯類的報紙，像后來不少人所做的。可給誰呢他的那些“譯報〞，幾個想到的親朋好友一送，好似就差不多了。那會兒還不時興“免疫〞的說法，自然也就不會想到什么?參考消息?之類的。剩下還有一種可能，走在張芾設想之先，辦一張公開出售的“邸報〞類報紙。只是在戈公振看來，中國邸報一類的“官報〞〔當然，這個叫法不準確〕，從政治上固然可以收行政統一之效，但從文化上可謂毫無影響，它的最正確結果，不過是記錄一點世代的掌故，恰如顧炎武?日知錄?一般的東西。官報的唯一目的，就是為遏止人民干預國政，于是造成人民間一種“不識不知順帝之那么〞之心理。所以他認為，中國官報歷史在世界上為最早，卻是最不興隆。其個中原因無他，就在于“蓋西人之官報乃與民閱，而我國乃與官閱也〞。假設真如此，林那么徐的“報紙〞也只能爾爾，除了為“收行政統一之效〞出力氣，徒為后世再多重復一些當時朝廷的掌故外，還能指望什么他畢竟也是肉身凡體，不是手拈蓮花面帶微笑能知上下五千年的佛祖。不知這是否屬于現有新聞史書籍中所謂的“沒有出現創(chuàng)辦自己近代化報刊的條件〞

這樣看來，林那么徐不知辦報缺乏惜，學者們?yōu)橹畟凶砸捕嘤唷Ｏ襁@一類只有“官〞不見“民〞的“官報〞，多一張少一份無妨，甚至不辦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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