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與道教

2023年12月24日發(作者：人定勝什么)

讀書筆記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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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燕 國貿093

儒教與道教皆是產生發展自中國本土，對中國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有重大影響，是中華文明不可割舍的一部分。馬克斯·韋伯是著名的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以一個外國人的立場來看待中國，將東方與其自身所在的西方從各個方面進行比較。有利于我們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更加客觀地透過強烈反差來認識自己，找到前進和突破的動力與方向。

韋伯認為，物質與精神是可以相互獨立的，不存在決定與被決定的問題，恰好相反，在現代資本主義問題上，卻是資本主義精神導致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1）。這一點在本書中便有所論述：中國具備了許多資本主義發展所必須的條件，如人口的劇增和私有制的出現等，但是儒教與道教這些沒有經過宗教改革的宗教倫理精神嚴重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但在西方，新教倫理對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重大促進作用。他相信價值是多元的，需要區分“非理性的價值”和“理性的價值”，超人的權力意志是要低能者的意志服從于超人的意志。馬克思認為問題不僅僅在于解釋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變世界。韋伯則認為他的任務在于理解和解釋世界。集團并不能思想、感受、理解，只有人才能如此，因此理解的社會學和任務在于深入到個體的主觀理智中，通過一種對行動者的移情聯系，去理解社會行動。（2）

“為了社會學的目的，并不存在‘行動’的集體個性這樣一種東西。當在社會學系統里涉及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家公司或者其他類似的集團時，它所意味的只是單個個人的現實的或可能的社會行動的某種發展。”（3）

韋伯方法論的核心是“理想型”，一種邏輯的體系、一種抽象的概念。只有通過理想型來分析社會現實或社會行動，社會學家才有可能從經常是互相抵觸的、混亂的經驗材料中理出個頭緒來，從而精確地顯示事實的最關鍵的層面。本書是韋伯宗教社會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整個論文集的目的，在于通過東西方諸大宗教的對比研究，來突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特色。在本書里，他試圖論證：中國之所以沒能成功地發展出像西方那樣理性的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種特殊宗教倫理作為不可缺少的鼓舞力量。他采用了比較的方法和重點被徹底顛倒過來的“理想型”的方法，強調了那些阻礙理性經濟活動的精神因素，而貶低了那些似乎是十分符合經濟理性的因素。（4）

本書的第一篇是物質部分，重點寫了五個中國社會的物質層面：貨幣制度、城市與行會、家產制國家、氏族組織以及法律。我國的貨幣制度一直以來處于一種混亂狀態，金銀、銅幣、紙幣的變換，貨幣鑄造的壟斷不徹底，由于戰爭使銅幣不斷改鑄為兵器以及改鑄為佛像、計量單位的不統一等原因致使貨幣的流通、幣值的穩定和貨幣的信任度受到破壞，不健全的貨幣制度引發通貨膨脹，損害了民眾的利益。但是中國人安于現狀的態度致使小市民和小農民群眾并沒有想去

改變什么的興趣。在這過程中有兩個特殊的現象，一是我國貴金屬擁有量劇烈增長，無疑導致了貨幣經濟的大幅度發展，尤其于國家財政方面。但是這種發展不但沒有沖破傳統主義的束縛，反而強化了它；二是人口的極大增長既沒有受到資本主義發展的刺激，也沒有刺激資本主義經濟的形成。西方的城市以及由此產生的國家，是財政理性化、貨幣經濟以及以政治為取向的資本主義的承擔者，擁有由武裝的市民組成的政治性誓約團體。而中國的城市在形式上是由各個受不同的地保管轄的“鄉鎮區”構成的，往往隸屬于數個由個別的政府部門管轄的區域，并且不能像團體那樣行動。皇室統轄力的微弱又造成了中國人實際上“自我管理”的局面。個人如此無條件地依存于行會，在世界上都是罕見的。行會對其成員有絕對的審判權，控制所有與其成員有關的重要經濟事務。但是行會卻并未去尋求“城市經濟政策”，因為缺乏法律保障，它們只好不顧一切地走上自救之路，而沒有促進手工業里的小資本主義的發展（5）。與一切家產制統轄這種天然的性質相適應而實施了一系列稅收制度、科舉制度、官僚薪酬。家產制的國家形式，尤其是管理與立法的家產性質，在政治上造成了一個具有神圣不可動搖的傳統的王國與一個具有絕對自由的專橫和仁慈的王國并存的結果。這將會阻礙對這些政治因素特別敏感的工商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為工業發展所必需的那種理性的、可預計的管理與法律機能不存在。在中國，由于缺乏一種形式上受到保證的法律與一種理性的管理和司法，加之存在著俸祿體系和根植于中國人的“倫理”里、而為官僚階層與候補官員所特別抱持的那種態度，所以不可能產生西

方所持有的理性的企業資本主義。氏族是其成員生存的基本保障，它不僅在經濟上有力地支持其成員，而且大力關心家用的自給自足，因此限制了市場的發展。氏族又在很大程度上于家產制的官僚政體相對抗，官僚體制的理性主義所面對的，是一個堅定的、傳統主義的勢力。宗族共同體是一種擴大了的生產組合的氏族共同體和累積性的家庭共同體；另一方面，在城市里還有典型的小資本主義的經營共同體。從純粹的經濟角度而言，一個真正市民的、工商業的資本主義，是有可能從上文提到的小資本主義的萌芽里發展出來的，之所以沒有達成這種結果，其原因幾乎完全在于國家的結構。（6）

第二、三篇是精神部分。韋伯集中考察了理性資本主義無法在中國出現的“心態”因素：儒教和道教。“儒教的理性主義是去理性地適應于此世；清教的理性主義的去理性地支配這個世界。”因此儒教懼怕任何的改革，而清教主張對此世進行劇烈的變革。道教則認為宇宙中存在著自然與社會的永恒和諧的秩序，所以也不用去改造它，這和清教教旨形成鮮明對照(7)。中國的士人階層對這個國家的作用相當于教廷之于西方國家，他們通過君主這一神性的統治象征間接地干預國家的發展運行。士人無疑是中國的統治階層，他們從古代開始就為家產制的君侯服務，與其有密切的關系。士人以其知識來支持本質上是政教合一的國家，他們一開始就是封建體制的反對者和國家官僚組織的支持者。“學而優則仕”是自古以來大部分士人的共同追求，士人及門徒競相爭取現有官職，這種情況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個與這種現狀相吻合的統一的正統學說：儒教。儒教以孔子為先師，倡導王

道德治、尊王攘夷和上下秩序的國家宗教，以十三經為宗教經典，以古代官僚機構為宗教組織。知識階層的這種性質決定了他們在經濟政策上的立場，政府在經濟上總是采取放任自流的態度，大體上只注意國庫的需求與警方的經濟政治利益。因此家產制政權不斷地干涉各種事務。韋伯說是“因為中國不存在有足夠強大的擴張性資本主義的利益，而在英國卻存在這種利益，它能迫使政府為其服務。”（8）儒教徒更注重的是自身“禮”是修養，而對自然法與形式的法邏輯，自然科學思維卻有所欠缺。中國并沒有一個法官階層，因為中國福利國家的家產制特色及其微弱的職權并不在乎世俗法律的形式發展，導致缺乏西方意義下的律師事務所。家族的族長或長老之類的“法官”會以徹底家長制的方式來判案，即只要是在神圣傳統所允許的活動范圍內，他絕對不會根據形式的律令和“一視同仁”來進行審判。中國就有句古話叫“清官難斷家務事”。法律的理性化是兩種力量的產物，資本主義的力量與專制主義國家權力的官吏理性主義的力量。中國的家產政體，既沒有考慮到強有力且不可抑制的資本主義利益，也沒有估計到一個自主的法學家階層，所以法邏輯無法發展起來（9）。西方國家的自然科學思維的形成是由以手工業為基礎的經驗技能和功名心，中國的技藝雖精湛，卻缺少導致理性主義的功名心的原動力，一切依然是一種被升華的經驗。儒教其實只是一部為受過教育的世人確立政治準則與社會禮儀的大法典。孔子認為貪欲是社會不安定的根源，既是在收購商或壟斷者的利益與消費者的利益之間所產生的典型的、前資本主義的階級沖突。中國儒家的教育理想與以社會為取向的

柏拉圖式的理想恰巧相反。柏拉圖的理想建立在城邦的基礎之上，并以人只有通過精通一藝才能達到自己預定目的的信念為出發點。而儒教的等級理想主張培養出具有通才的“紳士”，自我完善比通過片面化知識所獲得的財富要崇高，他們所追求的是美德而非營利。這種經濟思想和對專家的排斥與經濟學中追求利益的觀點不同，在古代中國“士農工商”四種職業中“商”是排在末位，這些都限制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儒教，道教，佛教是中國的三大家。道教與儒教相反，他們主張隱修、出世、清靜無為。道教具有神秘主義，他們認為應該將自己的行動縮小到最小范圍內，放任萬物自然發展，不加干涉。儒教與道教其實并不是完全對立，它們有相互依賴的地方。但是由于道教自身內部的矛盾、它出世的思想和儒教對官僚體制的支配力量、尤其是道教對孝道的不尊崇危害到了家產制的力量，所以道教發展到后來變成了異端。

古代社會對儒教的君子的推崇，使得知識階層對整個社會民眾的生活方式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禮儀，文學，音樂等自身修養的提升是正統，而其它的專業技藝被視為低下技能，會遭到家族以至社會的鄙視。大部分人會選擇通過寒窗苦讀來走上仕途，光耀門楣，加上政府的不重視，商人的地位低下，禁欲的理學等，資本主義得不到很好的發展，家產制的制度也從某些程度上對其有所限制。中國人的宗教義務旨在促使自己在既定的有機個人關系里去發生影響，作為一切買賣關系之基礎的信賴，在中國大多是建立在親緣或類似親緣的純個人

關系的基礎之上的。這意味著商務上的信賴是以個人在實際職業工作中經受考驗的倫理品質為基礎的，官方的獨裁、因襲的不誠實，加之儒教只重視維護面子，結果造成了人與人之間普遍的猜疑，這種現象對經濟造成的影響是相當大的。而他們崇拜“財富”的思想，對促進與這種思想相適應的經濟政策措施是有限的（10）。道教的清靜無為和出世思想則讓信徒們對現實生活持一種寡淡的態度，他們專注于追求長生，倡導無為，將自己的行為縮小到一定范圍，對財富、經濟沒有欲求。較之于西方，中國盡管具有各種有利于資本主義產生的外在條件，而通常被我們看做是阻礙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因素都不存在幾千年來的中國，但在中國沒有出現純粹以經濟為取向的現代資本主義。“心態”——此處為對世界的實際態度——的基本特征，是深受政治與經濟的命運共同制約的，只要找出它本身固有的規律性，也就不難發現這是強烈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11）。在中國，沒有經過宗教改革的宗教倫理精神對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嚴重的阻礙作用！

注：（1）馬克斯·韋伯著 洪天富譯 《儒教與道教》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第二頁

（2）馬克斯·韋伯著 洪天富譯 《儒教與道教》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第二頁

（3）《經濟與社會》 紐約Bedmister出版社1968版 第13頁

（4）馬克斯·韋伯著 洪天富譯 《儒教與道教》 江蘇人民出版

社，2003 第3~4頁

（5）馬克斯·韋伯著 洪天富譯 《儒教與道教》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第23頁

（6）馬克斯·韋伯著 洪天富譯 《儒教與道教》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第107頁

(7) 馬克斯·韋伯著 洪天富譯 《儒教與道教》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第4頁

（8）馬克斯·韋伯著 洪天富譯 《儒教與道教》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第146頁

（9）馬克斯·韋伯著 洪天富譯 《儒教與道教》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第158~159頁

（10）馬克斯·韋伯著 洪天富譯 《儒教與道教》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第243頁

（11）馬克斯·韋伯著 洪天富譯 《儒教與道教》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第2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