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文化的再評價

2023年12月24日發(作者：理科生的表白公式)

儒教文化在現代化中作用之再評價

（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吉林長春 132001）

摘 要：東亞“奇跡”以及隨之興起的“儒學熱”促使中西方學者再次評價儒家文化在現代中的價值。儒教文化中所包含的積極因素為現代化提供了動力和條件，推動了現代化進程，但是其本身也包含著不適應現代化的消極因素。為此，必須對儒教文化進行改造和重新詮釋，以在多元文化格局中展現出其獨特的魅力。

關鍵詞：儒教文化；現代化；重新詮釋；

源于中國的儒教文化自春秋末年由孔子創立，中經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發展為一個體大思精的體系。至西漢由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文化戰略一躍而升騰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魏晉南北朝之后，出現了儒、道、釋三教紛爭的局面，直到北宋，這三教才相互融合并形成了新儒學——宋代理學，成為封建社會后期居支配地位意識形態。傳統儒教文化隨著宋明理學的解體已開始逐漸瓦解，中國的文化格局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在“五四”運動和文革時期儒教文化處于被批判的地位。隨著“四人幫”被打倒，才真正結束了儒教文化的歷史厄運，進入了科學評價儒教文化的新時代。東亞“奇跡”以及近些年興起的“儒學熱”，再次引起了諸多學者對儒教文化的關注，并且針對其在現代化中的作用展開了討論。其中一些人認為儒教文化在現代化中有著重要的作用，也有人認為儒教文化與現代化是不相容的。因此，須對儒教文化在現代化中的作用進行再評價。

一、儒教文化在現代化中作用之再評價的必要性

（一）東亞地區經濟騰飛與儒學研究的被重視

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經濟迅速起飛，被認為是儒教文化促成它們加入現代化的序列。近來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的華人集團在經濟上所取得成就，又為儒教文化在現代化中的提供了新例證，這實際上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現代化的新模式。正如美國著名的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所說“亞洲的現代化絕非等同于西化，它顯現出的是特有的‘亞洲模式’。”[1]東亞一些國家在經濟起飛后，又推進了對儒學的研究與弘揚，如新加坡確認儒教為立國的主導思想，并在中等以上的學校開放與儒教文化相關的倫理課程，邀請儒學學者赴新加坡考察、研究和講學。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有關學者對儒教文化在現代化中作用的再評價。

（二）西方國家出現了一股重新認識儒教文化的新潮流

伴隨著西方現代化進程中所出現的種種人的異化現象、道德理念的崩潰、人際關系日趨冷漠、吸毒販毒猖獗以及環境污染等，促使一些有識之士紛紛提出探索拯救西方工業文明弊端的良藥，而儒教文化中所倡導的“普遍和諧”等思想對于解決現代化中諸多問題無疑是一個比較合適的選擇。此外，亞洲的經濟騰飛也驚醒了西方學者重新認識儒教文化在現代中的作用。例如，美國哈佛大學的教授塞繆爾·亨廷頓認為“儒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在一些基本觀念上存在著不同，兩者之間的共性可能還不及它們各自與西方文明的共性。但是在政治上，共同的敵人產生了共同的利益。”因此，他認為西方文明應加強內部的整合，以破壞儒教與伊斯蘭教的聯合。這也說明了西方學者正在改變對東方文化，尤其是儒教文化的觀念，從而也促使了其重新認識儒教文化在現代化中的作用。

（三）國內持續出現了儒教文化的研究熱

20世紀80年代，在國內掀起了“文化熱”，在這種文化討論的熱潮中，重點圍繞著儒教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展開討論，并形成了三種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其一是杜維明等人提倡的“儒學復興說”；其二是甘陽等人提倡的“徹底重構說”；其三是李澤厚等人提倡的“西體中用說”。其中影響比較大的是“儒學復興說”。到了20世紀末，國內又掀起了“國學熱”，其主題仍然是儒教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并且在一些地區還建立了“儒家研究中心”、“國學研究所”等。“儒學熱”、“國學熱”現象的出現，使得學者再次討論和研究儒教文化在現代化中的作用。

二、儒教文化在現代中的作用之再評價

不管是什么傳統文化，它在現代化中的作用，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對其積極的因素要加以繼承和發揚，對其消極的因素要加以改造、重新詮釋或者擯棄。那么作為中華文化主流的儒教文化在現代化中的也起著重要的作用。

（一） 儒教文化在現代化中的積極作用之再評價

1、儒教文化中的和諧思想，有利于解決現代化中諸多社會問題和構建和諧社會

儒家文化中的“和”的思想是建立在“仁學”的基礎上而提出的，“和”就是普遍和諧，它包含有四個層面：其一是人與自然的和諧，主張人與宇宙或自然應和諧一體，即所謂天人合一；其二是人與人的和諧，提倡人際關系要和美協調，做到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平等相待、共同成長；其三是國家之間的和諧，主張國與國之間應該修好和睦、和平共處，即所說的“和為貴”；其四是身心關系的和諧，認為身心內外應和諧一致，追求一種平和、和樂、中和的境界。

儒教文化中關于“和”的觀念，在當今現代化中的價值是不可低估的。今日的中國正在從傳統走向現代，這是歷史發展的要求，但在這個過程中也許不可避免地發生種種問題。例如，我國社會目前存在的“信仰危機”、“道德真空”、“環境污染”等，已經到了很嚴重的地步，必須引起注意。從全世界來看，隨著科學的發展，現代化進程的加速帶來了生態的破壞，不僅造成了“自然和諧”的破壞，也嚴重破壞了“人與自然的和諧”。人們片面的追求物質利益，對自然資源的爭奪，占有和權利欲望的膨脹，造成了國與國、民族與民族、地域和地域之間的額對立和戰爭。過分注重金錢和物質享受，造成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緊張，使人們失去了“人與人和諧”的追求。現代社會，由于人們無止境地追求感官之享受，致使身心失調，由于心理不平衡，引起了精神失常、自殺等，造成了自我身心的扭曲，忽視了“人自我身心內外的和諧”。儒教文化中普遍和諧的觀念有利于解決現代化中的諸多社會問題，并且也是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文化資源，其強調的“國與國間的和諧”對于構建和諧世界，維護世界的穩定也具有積極的意義。

2、儒家文化中的義利觀和惠民思想，對于現代化經濟管理仍具有啟示和重要的價值

儒教文化重義輕利，強調仁義道德的價值，但并沒有完全否定利，相反，儒教文化肯定了人們的物質利益的合法性，主張追求合乎道義的利益，強調采取什么方式、途徑去謀利，對利益的追求要合乎道義，不能不擇手段。儒教文化還提出慧民論，主張應關心勞動群眾的實際利益，認為凡是追求社會的利益，滿足社會需求的行為，才是合乎“仁”的道德的，反之，無視社會社會利益而聚財，則是不道德的。

儒教文化中的義利觀在現代化經濟管理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號稱“日本近代企業之父”的澀澤采一，對義利觀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認為富貴是人之所欲，因而是有價值的，連圣賢也不反對，但是他所強調了取得富貴的手段是否

合乎“道”，如果“以其道得之”就不應該籠統否定，在這里“道”是指“公共利益”，即國家利益。他主張個人或企業追逐利潤，如果對增強國家的實力有利，就是光榮的，就符合“大義”。這些理論至今仍深深影響著日本的企業家。儒教文化運用于現代化企業管理在中國社會主義企業也有重要影響，薛永新創辦的恩威公司就是把儒教文化運用于現代化企業的成功范例。有人把恩威公司的義利觀概括為“取之社會，用之于社會，服務于社會，造福于人類。”[3]總之，儒教文化對于現代化經濟管理具有著重要的價值。

3、儒教文化重視教化的思想，對現代化社會中人才的培養仍有借鑒意義

儒教文化十分重視教化作用，其向世人灌輸的核心思想就是“仁”學。儒教文化提倡“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因材施教”、“精益求精”的教育思想，不僅在東亞教育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而且影響到世界各地。儒教文化重視教育，重視知識，重視人才，已成為儒家資本主義成功的重要經驗之一。日本政府在分析促使其企業發展的因素中，把使資本和法規建立起來的精神列為首位，并且日本企業一向把教育作為根本大事來抓。在日本，“國家既重視人的能力的培養和開發，更重視思想道德的灌輸，盡管對不同的雇員有不同的培養方案，但始終都將道德作風的培養放在首位。”[4]

受儒教文化影響的國家提倡蔭及子孫，并且重視子女的教育，在其家庭生活中，子女的教育是家庭生活的中心，父母總希望自己的子女長大成才，出人頭地，名門耀祖。因此，家長寧肯餓肚皮也要把自己的子女送進學校，學習文化知識，這些在東亞等受儒教文化影響的國家表現得很明顯。作為儒教文化發源地的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也非常重視人才的培養，并不斷增加對教育的投資。儒教文化中重視教育等思想為促進現代化進程提供了動力和條件。

4、儒教文化中的人生價值觀，對現代化中的道德文明建設仍有積極意義

儒教文化中人生的最高理想是成為“仁人”，并且對“仁人”有著廣泛明確的界定。在人與人的關系上，儒教文化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重自己，也尊重別人，確認自己的愿望，也努力幫助別人實現正當欲望；在人倫關系上，儒教文化特別重視“父子有親”和“父慈子孝”，把孝看成是一切道德的根本，是所有教化的出發點，認為只有對父母盡孝道的人，才能為國家盡忠；在個體與國家的關系上，儒教文化強調人的社會責任心，強調要對社會做貢獻；在人生修養原則上，儒教文化強調道德修養，力求提高道德覺悟，并且其還把道德標準與政治抱負相連，這就是所謂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通過主體道德的提高，去實現遠大的抱負，是儒教文化的一個基本特色。

當前，世界各國人民在思想意識和價值選擇上面臨著諸多問題。例如，拜金主義、個人主義和享樂主義對人們，特別是青少年思想的腐蝕很嚴重，而儒教文化中的人生價值觀對醫治這些弊端有著積極的意義，其所主張的個人和國家的關系，對于人們奉獻于社會，努力為現代化做貢獻也有重要作用，并且其人生價值觀對于社會道德文明建設和國際新秩序的建立也有積極的價值。

此外，儒教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利于協調官民關系，樹立官員為人民服務的責任意識；儒教文化中的集體主義價值觀，有利于培養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個人對國家盛衰、民族興亡的強烈責任感，有利于增強民族的凝聚力，維護多民族國家的統一；近些年，儒教文化在世界各國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視，從而促進了儒教文化同其他文化的交流和發展。

（二）儒教文化在現代化中的消極作用之再評價

儒教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在促進現代化的過程中有著重要的價值，但是儒教文化本身存在的一些消極的、不適應現實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現代化的進程。1、儒教文化中的文化本位思想，不利于現代化中多元文化的結合文化本位思想是儒教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新儒教的代表梁漱溟“首持‘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之中國文化本位說。”[5]牟宗三提出“中國文化主位性的維持的口號，認為若以儒教為‘主流的中國文化主位性’保持不住，那么其他民主、科學都是假的。[6]“文化本位說”在當時的條件下對抵制“全盤西化”有著積極的意義，但是21世界的文化格局是多元文化競爭并存，互相融會溝通而非統一于一元的格局，而在中西文化融合的現代化過程中，儒教文化中“文化本位說”將失去開放性，不利于多元文化的結合。2、儒教文化中的道德至上和道德的決定論，不利于現代化的民主意識培養和法律制度的建設道德至上主義和道德決定論是儒教文化的一個根本缺陷，在儒教文化中，道德意識的作用被極端的夸大，它不僅凌駕于意識形態其他各部門之上，而且支配著國家政治與社會經濟的發展。儒教文化在重新確立人生理想與價值系統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同時泛道德主義傾向也得到了加強，這種思想對于建立和完善現代化法律制度是極其不利的。儒教文化中“民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轉化為“民主”的契機，但是長期實行封建專制主義，已經把這種轉化的契機扼殺。總之，儒教文化中的道德至上與道德決定論是不利于現代化民主意識的培養，也不利于現代化法律制度的完善。3、儒教文化只關心人生，對于自然科學并未給予應有的重視儒教文化重視對“人”的探索，但講理性，主張通過修身養性，“內圣外王”，達到人與天合一的理想人生境界，而忽視了對“天”——自然界奧秘的探索，限制甚至遏制人的創造精神。儒教文化中的“人”僅是一個道德主體，而不是知性主體，并且其知識論完全以道德倫理為中心，而沒有看到自然科學技術的價值，這樣就不利于開拓出現代化科學技術。因此，由于儒教文化本身沒有對自然科學重視的傳統，那么在現代化過程中，當人們去研究自然科學時，必然會產生各種不利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現代化進程。三、儒教文化在現代化中的發展前景從當今世界經濟發展，文化發展以及政治國際關系的發展趨勢預測，本世紀人類文化的主流可能是基督教文化、伊斯蘭教文化、儒教文化的協調發展、各領風騷的時代。隨著東亞，尤其是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全世界對東亞的關注可能推動儒教文化有更大的發展。如果說20世紀是儒學回歸的時代，那么本世紀則是儒學超越的時代。但是，傳統儒教文化如果不作大幅度的調整和改造，是無法勝任現代化中主流文化的角色的。面對西方基督教文化和東方伊斯蘭教文化競爭的壓力以及現代化過程中巨大挑戰的形勢，儒教文化本身也有個改革和重建的問題。在現代化過程中，儒教文化重建的基本任務是：摒棄那些不適應時代要求的舊時倫理觀念，對傳統理論范疇體系作出新的注釋和更新，而著重闡揚儒教文化中的道德人文主義理想，并創造性地吸收非儒教傳統中的那些能為儒教文化所包含的人文主義思想，走一條“舊學新用、洋學儒用”的文化重建之路。但是，在重建的過程應注意，儒教文化中有許多重要內容在現代化中起著實際作用，有著永恒的價值，是應該繼承和發揚的，對于其他的不適應現實的方面要加以改造、重新詮釋或予以摒棄。

總之，在當今多元的文化格局中，儒教文化作為其一元，要勝任其在現代化中文化角色，必須繼承其優勢文化傳統，而揚其人文精神。但是傳統必須突破，儒學必須超越。中華文化必將在突破傳統，超越儒教的進程中創新、構建、發展，而作為中華文化主流的儒教文化也必將在多元文化格局和現代化的進程中展現出其獨特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