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司馬遷的循吏觀——以《史記·循吏列傳》為中心

2023年12月27日發(作者：元宵節舞獅子)

略論司馬遷的循吏觀——以《史記循吏列傳》為中心

王曉紅

【摘 要】《循吏列傳》是《史記》的“人物類傳”之一.司馬遷在《循吏列傳》首次使用“循吏”之名,提出奉法循理、恪守本職是循吏的基本要求.《史記·循吏列傳》記敘了春秋戰國時期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石奢、李離等五位“循吏”的事跡,向世人展示了以禮、以德來治國為官的例證,體現了司馬遷獨特的循吏觀:崇尚“德治”;強調“奉法循理”;推崇“因循”“無為”,樹立了一種衡量吏治的價值標準,表現對“賢明德治”的政治期待.

【期刊名稱】《渭南師范學院學報》

【年(卷),期】2017(032)021

【總頁數】5頁(P39-43)

【關鍵詞】司馬遷;《史記》;循吏

【作 者】王曉紅

【作者單位】渭南師范學院人文學院,陜西渭南714099

【正文語種】中 文

【中圖分類】K207

在《史記》中司馬遷首創了“人物類傳”。所謂“類傳”就是“以類相從的列傳，即按照人物生平行事中的共同特點，將幾個人合立一傳” [1]57?！妒酚洝分小邦悅鳌惫灿?1篇，如《儒林列傳》《游俠列傳》《循吏列傳》《酷吏列傳》《刺客列傳》等。司馬遷在《循吏列傳》中記敘了春秋戰國時期五位賢良官吏的事跡，向

世人展示了以禮、以德來治國為官的例證，體現了司馬遷獨特的循吏觀。

“循吏”之名最早見于《史記·循吏列傳》。后為《漢書》《后漢書》直至《清史稿》所承襲，此后，循吏成為正史中的一類典型人物而被史家所記述。何為“循吏”？《辭?！返尼屃x為：舊謂尊禮守法的官吏。這種解釋略顯籠統。

對于“循吏”， 司馬遷有兩處明確的解釋?！短饭孕颉吩疲骸胺罘ㄑ碇?，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盵2]3317認為循吏首先是“奉法循理”的官吏。不自夸其功勞賢能，百姓對其無所稱贊，也沒有什么過失行為。

《循吏列傳》開篇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2]3099這里，司馬遷明確提出，除了“奉法循理”之外，循吏還應堅持“奉職循理”，認為只要官吏們奉公盡職，遵紀守法，天下“可以為治”。

司馬貞《索隱》為《循吏列傳》解題曰：“謂本法循理之吏也?！盵2]3099《漢書·循吏傳》顏師古注云：“循，順也，上順公法，下順人情也?！眰髂端麟[述贊》又云：“奉職循理，為政之先。恤人體國，良史述焉?！盵2]3103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引趙恒曰：“法令為文，刑罰為武?！盥氀怼淖?，乃太史公‘循吏’之本旨?！盵3]1937此說甚確。

司馬遷所言“奉法循理”“奉職循理”與司馬貞“本法循理”，意思是一致的?！奥殹敝缸鳛楣倮舻幕韭氊?，“法” 指國家的法律規定。那么“理”應如何解釋呢？有人認為，“循吏遵循之‘理’是儒家的政治主張，即德治與仁政?！盵4]6這種觀點似有道理，然與《太史公自序》中對“循吏”解釋有些沖突。司馬遷認為循吏應遵循之“理”到底為何意呢？考察司馬遷思想體系或可得出答案。司馬遷的政治思想體系較為復雜，深受眾多學派的影響。朱枝富先生認為：“(司馬遷)以道家為根基，以儒家為主干，以其它各家為枝葉，兼容并包，熔鑄出新，從而形成了

既融匯了儒、道各家但又不同于儒家也不同于道家的全新的政治思想體系。司馬遷對各家學說的繼承和吸收并不是簡單地排列在一起，而是互相滲透融合為一體?！盵5]159這種看法是有道理的。司馬遷的思想體系的確是一個雜糅體，以道家思想為根基，同時也有儒家思想的痕跡。從對“循吏”表述來看，在自序和《循吏列傳》開篇中可見司馬遷道家思想的痕跡，《循吏列傳》中所記載的人物傳記，其儒家思想又有所呈現?？梢哉f太史公所言循吏遵循之“理”，“既有形而上的自然無為的‘道’，也有形而下的萬事萬物的‘理’”[6]154。

從以上分析可知，遵循法理、恪奉本職是司馬遷對“循吏”提出的基本要求。郭嵩燾《史記札記》云：“史公之傳循吏，取其能盡職而已。”[7]3918評價是公允精到的。

司馬遷在《循吏列傳》以簡短的篇幅介紹了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石奢、李離等五位 “循吏”，他們皆為春秋時期各國的官員，且官至卿相。除孫叔敖事略為完整外，敘其余四人皆非常簡要。

孫叔敖，春秋時楚莊王的令尹。司馬遷《循吏列傳》列其為第一人。司馬貞《索隱》贊其“奉職循理，為政之先”。關于其事跡，先秦史籍中多有載述，開鑿“芍陂”、修建水利工程“期思陂”、晉楚邲之戰中治軍有功等等，《史記》皆不見載錄。

司馬遷別有匠心地采入兩件事入《循吏列傳》。第一件是孫叔敖進諫楚莊王恢復幣值。當時楚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老百姓卻覺得不方便，紛紛放棄本業，市場蕭條。市令向楚相孫叔敖反映了這一情況，孫叔敖認為莊王的改制使得“百姓不便，皆去其業”，應該“令復如故”，楚王在其說服下，收回成命。第二件是孫叔敖使民自高其車。“楚民俗好庳車”，莊王“欲下令使高之”，孫叔敖雖然同意楚王的想法，但是認為：政令屢出，會招致百姓反感，采取了提高里巷門檻高度的辦法，使人們“高其車”，從而達到“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2]3100。這兩件事都是以民眾“得其所便”為原則，一因“百姓不便”

而變，一是引導百姓適事而變。

在《循吏列傳》中，司馬遷用概括性的語言介紹了孫叔敖勸民利民的事跡：“秋冬則勸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盵2]3099從而達到“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奸邪，盜賊不起”[2]3099的作用。

《循吏列傳》記載的第二位是子產。司馬遷在《鄭世家》中記子產事跡，主要突出其仁德言行，如其謂韓宣子曰：“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盵2]1774又，定公六年，鄭國失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修德?！盵2]1774“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悲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2]1775

由于子產生平事跡已寫入《鄭世家》中，《循吏列傳》為表現專題思想的需要再作載述，但略去一切具體行事，只用對比法描述了子產治理鄭國的效果：子產為相前：“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2]3100子產擔任國相后：“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 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盵2]3101這段記述重在說明子產治國有方，化教于民，使得百姓安樂，國家富足。緊接著言子產去世，“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2]3100極寫百姓對子產治國理政功績歌頌和愛戴感激之情。

第三位是公儀休。公儀休，魯國的國相?！堆袅袀鳌凡扇氲墓珒x休事跡有二。其一是不受魚的故事。

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盵2]3102

公儀休拒收遺魚之事始載于《韓非子·外儲說右下》，文字則稍異。有人以為，

《循吏列傳》記載公儀休不受魚這一軼事主要反映了為官者清廉自守的高潔品質。實際上，這并非司馬遷采入此事的主旨。公儀休清醒認識個人好惡與事業興衰成敗之間的關系，做到慎其所好，管住小節，抵御誘惑?？梢?，司馬遷用意是著眼于“奉法循理”。

第二件事是拔葵出婦。“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2]3102此事做得似乎不近情理。按照常理，家人勞動，自給自足、自食其力，是一件好事，公儀休為什么要自責呢？為什么做出“拔葵”“出婦”不近人情之事，司馬遷卻是對此津津樂道呢？關鍵之處在于司馬遷贊同公儀休所做的這種“不與下民爭利”的事情。食茹美而拔園葵以棄之，見其妻子織布好，“出婦”“燔機”，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防止官吏與老百姓競相逐利。正如在開頭所說“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2]3101，為官之人已經比一般百姓多了特殊的身份、特殊的權利，他們獲得的利益比起普通百姓的利益多許多，是 “受大者”，沒有必要也不可以“取小”“與下民爭利”。

第四位是石奢。石奢，春秋時期楚昭王的國相，“堅直廉正，無所阿避”[2]3102。《循吏列傳》采入的石奢事跡很典型：“縱父而身死”。此事最早見于《呂氏春秋》，略有異文。

石奢所處的時代，“忠孝道德沖突成為這一時期新舊道德沖突的典型表現”[8]66。石奢遭遇到了一個自己無法解決的角色沖突性道德困境：“忠孝”矛盾，“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2]3102，作為一個地方官，君王之臣，為臣之道德要求要忠于君。而作為人子，為子之道德要求須孝于父母。在忠孝難以兩全的情況下，石奢選擇“縱父”以盡孝，刎頸身死來完成對自己“不忠”行為的救贖。這“忠孝問題”的背后的“忠”具有更深層指向意義：忠，體現為遵守國家的法令，而不是君主的意志。石奢說的“不忠”是“廢法縱罪，非忠也”，“不奉主法,非忠臣

也”[2]3102。所以，他寧可自殺也不接受楚王的赦宥。石奢的可貴在于堅持自己的原則，以死維護了國家法律的尊嚴。司馬遷在對先秦循吏做定義時所說的“奉法循理”“奉法為忠”“循理為孝”在這里都體現出來了。

第五位是李離。李離是晉文公時的法官?！堆袅袀鳌凡扇氲睦铍x典型事跡：“過聽自刑”， 他錯聽了下級的匯報而枉殺人命,發覺后就把自己拘禁起來判以死罪。最終沒有接受晉文公的赦令,伏劍自刎而死，以身殉法。此事最早見于《韓詩外傳》，而文字較詳。最后還引“君子”言稱許其“忠矣仁矣”。司馬遷采錄此事有所刪節，用意不在忠與仁，而在“理有法”，即“奉法循理”之義。

作為掌管刑罰的最高長官，李離視法律比生命更重要，認為自己執法犯了錯誤，罪責在己，“今過聽殺人,傅其罪下吏,非所聞也”[2]3103，唯有依照“失刑則刑，失死則死”的法律來追究，才能體現法律的公正。李離以死贖罪，以身殉法行為的意義，彰顯的是對法律尊嚴的崇敬。清代楊紹文在《云在文稿·讀史記循吏傳》說：“余讀其序曰：‘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释破浔荆詾闉檎?，莫如修身，導民與善，有事統紀，上下有體，奉職莫如任官，守法莫如不阿，故五人者，莫不先自修而后及于民，而奢與離者有較然不欺其志也?！盵7]3919

《循吏列傳》所記載的五個人是一個松散的集合體，只是從五人一生事跡之中，選取一些典型的、能夠顯示他們的高尚品德和執政特色的事情，寫人時多止三事，少則一例。作為類傳，它不同于《史記》中的人物專傳，不著意于“循吏”的人物生平的完整性與系統性，而重在“表現的共性和作者對本專題的思想見解”。司馬遷不只是為了給“循吏”這類人他們立傳，而是更著力于表達自己對官吏尤其是循吏應具有的官德、如何為官執政的認識。

(一)崇尚“德治”

司馬遷作史，目的在于“成一家之言”，希冀通過為歷史人物作傳而闡明自己的思

想和理想?！堆袅袀鳌反蚱瞥Ｒ巸纱纬霈F“太史公曰”，開篇“太史公曰”為序言，開宗明義闡述作者的觀點：

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2]3099

司馬遷首先指出“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這與孔子德政思想是相通的。力主“德治”，主張把刑罰作為“德行教化”的輔助手段。提倡用道德禮教教化百姓，使民心歸服。對此，在《酷吏列傳》開篇有更為明確的闡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2]3131二者可以互參。繼而司馬遷指出官吏行為、素質對國家統治效能的影響，“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認為一旦官員行為失范、失德，上行下效，社會治理將面臨危機。最后司馬遷提出循吏的標準“奉職循理”，認為只要官員奉公守法、照章辦事，不需要嚴刑峻法，社會就可實現善治。

“為政以德”是《史記》一以貫之的思想。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表述了一個重要的意思：《史記》之作，是要繼孔子作《春秋》，并指出《春秋》的大義，樹立王道德治思想。明確表明了以德治國的政治主張：“非兵不強，非德不昌?！币缘轮螄?，以德理民，實行“德治”才能長治久安。在《天官書》司馬遷指出：“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無之?！盵2]1351 “修德”列為治國方略之首?！妒酚洝吠ㄟ^對古代帝王修德與不務德的記載，精辟而深刻地說明：國君要“為政必以德”[2]1774，以德治天下，國泰民安，美名千古流傳；以暴政治天下，亡國亡身，為天下笑。

倡導為政以德，并沒有忽視法的作用。在極力推崇“德治”時，司馬遷也重視法治。對于法令，司馬遷認為是治國不可缺少的。法是一切事物的規則和準繩，無法可依的社會是混亂不堪的，難以想象的。但他又說：“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2]3131主張“德主刑(法)輔”。德治是“制治清濁之源”，而法治只是

“治之具”，在政治結構中的位置是不同的，德治高于法治。而且，以法為治，很容易走向暴虐威嚴，如大部分酷吏所為者。

故而，在《循吏列傳》中，司馬遷既極力稱頌歷史上實行德治教化、造福于民的官吏，如《循吏列傳》中善施教化的孫叔敖，仁厚愛民的子產，清正廉潔的公儀休、嚴守法紀的石奢、李離?！堆袅袀鳌方Y尾“太史公曰”作結：“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盵2]3103高度評價循吏治國的影響。

(二)強調“奉法循理”

《循吏列傳》中循吏的根本特點是“奉法循理”。其所謂奉法，并非法家，而是謹持法度、忠于職守。五位循吏有三位專門寫到他們“奉法循理”事跡。公儀休“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2]3101；石奢縱父，自刎而死；李離，過聽自刑，伏劍而死，這些循吏，其實在政績方面并沒有什么突出之處，但司馬遷之所以重視他們，無疑是因為他們“對法律懷有一顆敬畏的心”。他們在公私權益發生尖銳沖突時，甘愿嚴守法度，以身衛法，維護國法的權威性。此即“奉法(職)循理”的具體內涵。循吏的“奉法而治”，遵循的是“三尺法”——國家法度，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史記·酷吏列傳》中酷吏是“奉意而治”，以意(君主之意志)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2]3153，如武帝時張湯之流。

循吏之得名，正在于“循理”。太史公特別提出“循理”二字，實有深意存焉，顯然是針對用法刻深，以“威嚴”為治的漢代“酷吏”而發。意謂居官為政，不僅須“當于法”，尚須“合人心”。如前所述，司馬遷筆下的循吏多有德政訓下、循理而治行為。如孫叔敖在“楚民俗好庳車”，楚王“欲下令使高之”情形下，身為國相，完全可以順從君意一紙命令改變，可孫叔敖并沒有這么做，而是從考慮百姓的感受和常理出發，認為“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通過加高門檻，因勢利導，百姓就順從了他的教化，自動“高其車”來實現。如公儀休嗜好吃魚，當別人買魚

送給他，他卻堅辭不受，他并沒有居高臨下地宣講大道理，而是從人情常理出發，分析了“受魚”與“拒魚”利害關系。公儀休拒魚的智慧既巧妙地堅持了自己原則：非己之物不能受，又對 “送魚者”曉之以理，照顧了情面，一番道理讓人心悅誠服。透過小事可以想象窺見公儀休政務處理“循理而治”特性。

歷史學者孫家洲從“執法平”的角度解釋循吏，“強調循吏不以‘酷重’為能，不唯君命是從，在執行國家法律的時候能兼顧人情，因而能夠做到的‘上循公法，下順私情’，為百姓所稱道。”[9]2《循吏列傳》就是“上循公法”“奉法循理”典范。

(三)推崇“因循”“無為”

據余英時先生的看法，司馬遷因生活在酷吏當令的武帝時代， “他只強調循吏在消極方面不做什么，卻無一語道及他們在積極方面做究竟什么”[6]136，推斷司馬遷心中的循吏應是漢初文、景之世黃老無為式的治民之官。此論一定程度上抓住了“循吏”的本質。司馬遷筆下的循吏，恰是司馬遷因循為用，無為而治的政治思想的體現。

司馬遷所講的“因循為用”，源于道家，但卻與老莊之道主張絕圣棄智的“無為”有本質的區別。“因循”是順民之俗。在《貨殖列傳》里明確主張施政要隨從民俗，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2]3253

“無為政治在理論上是‘因循為用’，與‘多欲滋事’正相反對。”[10]239縱觀《史記》，司馬遷所歌頌的圣君賢相，皆“因循為用”；所抨擊的暴君污吏皆“多欲滋事”。“因循為用”的政治實踐是漢初的無為政治，受到司馬遷的稱贊。漢高祖起自匹夫而平定天下，原因就是他順民之俗，“承敝易變，使人不倦”[2]394。漢文帝“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2]1243，司馬遷贊之為“德至盛”的“仁君”。反之，對“一事未就，一事又起”，大事興為，武力進用的漢武帝則多有譏諷和批

判。

在司馬遷看來，無為并非“不作為”，而是不滋事擾民，不隨心所欲亂為，應為奉法循理、守職盡責而作為?！堆袅袀鳌房吹降摹把簟辈皇恰安粸椤保恰坝袨椤?。孫叔敖不僅“施教導民……秋冬則勸民山采，春夏以水”，還為了勸楚王收回不當的政策而“教閭里使高其梱”。孫叔敖“有為”，他的“為”正是后世班固所說的“教化”，這樣才能達到“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的效果。[2]3100子產，為相前，鄭亂。他致力淳化風俗，教化百姓，為相三年，出現了“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大同社會景象，而子產死后，丁壯、老人為之痛哭，以為失其所歸。公儀休，因循法理，無為而治，“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2]3101。由此可知，司馬遷筆下的循吏，不是靠苛刻的執法來威懾民眾，而是“奉職循理”，用自己的榜樣和言辭來教育民眾，進而達成有效和良善的社會治理。

對主要生活在漢武帝時期的司馬遷而言，漢初“無為而治”，使民休養生息的時代已去，取而代之的是政治急苛、酷吏盛行的政治生態，司馬遷認為繁密的刑罰會使“奸偽萌起”，“百姓苦吏急”會有蹈亡秦之跡的危險。他首創《循吏列傳》，稱頌奉職循理、順民所欲、清正廉明的賢官良吏，意在借此樹立了一種衡量吏治的價值標準，表現了對“賢明德治”的政治期待。

【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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