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欺詐丑聞:我們從中得出了什么教訓

2023年12月29日發(作者：外角和)

公司欺詐丑聞：我們從中得出了什么教訓？

備受矚目的公司丑聞再次成為新聞焦點，這些涉及世通公司的前CEO伯尼·埃博斯（Bernie Ebbers）和泰科的前CEO丹尼斯·科洛斯基（Dennis

Kozlowski）的丑聞引起了人們對企業欺詐的再次關注，并引發出了下列問題：自幾年前提出指控后發生了哪些變化？本周對此二人的刑事審判，能否對那些禁不住誘惑、置美國公司公平競爭規則于不顧的高調的企業高管起到震懾作用？

最新一輪的企業改革措施（主要是國會于2002年通過的《薩奧法案（Sarbanes-Oxley Act）》，旨在增加企業透明度、保護投資者利益）已經出爐，但一些觀察家警告說，現在就其能否對美國的高級管理層和董事會發揮作用下結論為時尚早。此外，沃頓商學院法學教授托馬斯·唐納森（Thomas Donaldson）說，道德合規措施存在局限性。“公司治理是個熱門話題，但我們高估了它的作用。” 他補充說，僅僅重新調整公司高級管理層的職位，難以阻止過去幾年發生過的此類詐騙。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院教授戴維·斯蒂爾（David Skeel）對此表示贊同：“如果認為我們正

確處理了這些案件后，丑聞便會銷聲匿跡，那我們是在自欺欺人。”

貓捉老鼠的游戲

為什么預言如此令人沮喪？簡單回顧一下美國歷史便會發現，只要有企業，就會有企業丑聞。斯蒂爾在其新作《董事會議室里的伊卡洛斯：美國公司的根本缺陷及其淵源》中，引用了金融天才杰·庫克（Jay Cooke）及賽繆·應秀樂（Samuel Insull）等人的例子，追述了現代腐敗的歷史。美國內戰期間，杰·庫克精心策劃了一種全新策略用于銷售政府債券；賽繆·應秀樂曾經建立過一個龐大的公共事業帝國，但他的企業在大蕭條時期轟然倒塌，后來被當作走下坡路的企業巨頭的典型，受到了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公開抨擊。斯蒂爾從自己研究的丑聞中發現了幾個常見因素，包括冒險和競爭。毫不奇怪，這正是監管者想要極力管制的問題。斯蒂爾指出，在此過程中，我們建起了一套精心設計的貓捉老鼠的游戲，游戲持續至今。

唐納森說，沒有人會對政府管理的必要性提出置疑，但這種管理遠沒有到位，“眾所周知，政府對公司內部決策機制的進展知之甚少。” 在《薩奧法案》聽證期間向美國參議院作證時，唐納森提醒立法人員，最近

發生的幾樁重大公司丑聞中，存在問題的公司各個都有精心制訂的企業合規方案。他警告說，未來政府的規章將換湯不換藥，不過是加重繁文縟節而已，公司會日益囿于技術細節而不知所措。到頭來，高級管理人員會很少有時間關注大是大非的問題，也會絕少提出諸如“我們的所作所為是否符合公司價值”這樣的重要問題。

唐納森說，長久以來“我們一直信奉這樣一個神話，即如果精心制訂了企業的道德規范，指定專人分發，讓每個人每年都在厚厚的規章制度手冊上簽字保證遵守，便可防止重大災難事件的出現。我們有足夠的證據表明，這種方法根本行不通”。

斯蒂爾從法律的角度看到了類似的圈套。由于政府力促在刑事法院而非民事法院對此類案件進行審理，這使得公司管理人員想方設法避免陷入麻煩。盡管恢恢法網使管理人員不敢以身試法，但這也會鼓勵打擦邊球和鉆法律空子的行為。

埃博斯一案是個很好的例子。他被指控詐騙并參與謀劃公司一樁涉案110億美元的會計丑聞。如果罪名成立，他將面臨長達85年的監禁。斯蒂爾說，證券法中對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劃分的界限非常微妙，并且

常常將案件歸為有犯罪動機或故意犯罪。埃博斯請求無罪辯護，這令斯蒂爾深感憂慮，因為如果埃博斯勝訴，將向其他CEO和CFO傳達一種信號，即“不問，不說”是上策。的確，有傳聞稱埃博斯不常使用電子郵件，也沒有留下太多“書面把柄” ，這使得檢察官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世通公司的前CFO斯科特·蘇利文（Scott Sullivan）的證詞。而另一方面，2004年對星空投資的銀行家弗蘭克·奎特納（Frank

Quattrone）的審訊中，檢察官根據電子郵件獲取了有力證據，這些郵件表明奎特納蓄意阻礙聯邦調查。

至于科洛斯基，他與前首席財務官馬克·施沃茲（Mark

Schwartz）一同被指控犯有一級盜竊罪、證券詐騙及其他相關罪行。原案件于去年4月以無效審判告終。

伊卡洛斯及其他“高空飛人”

斯蒂爾說，企業丑聞并非美國的特有現象，但美國文化在某種程度上更容易滋生詐騙。“人們對冒險近乎癡迷，我想這與貪婪有關。或者至少兩者形影不離。”斯蒂爾在書中話鋒一轉，提到了希臘神話和伊卡洛斯的故事，以此闡明當前和歷史上諸多公司丑聞的一個重要因素。伊卡洛斯因重獲自由而忘乎所以，卻忽視

了父親的警告，飛得太高，離太陽太近，最終翅膀溶化，墜入大海。

斯蒂爾暗示說，這個故事是一個警示。美國企業家依靠個人能力為自己綁上翅膀，從懸崖上往下跳。但是愿意冒這種風險的人也是那些置前方危機四伏的警告于不顧的人。斯蒂爾寫道：“大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如果愛冒一些無謂的風險或欺詐風險，可能給成千上萬雇員、投資者和供應商的財務狀況帶來損害。”考慮到如今有大約一半的美國人擁有股票，這種冒險行為的危害之廣會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斯蒂爾說，在其他國家，有關競爭的文化準則或限制會共同發揮作用，約束了此類傾向的產生。例如，在日本，丑聞通常是由中層而非高級管理人員導致的，但典型的反應是，即便CEO沒有參與欺詐活動，他也會引咎辭職。斯蒂爾說，人們認為：“丑聞是在你眼皮底下發生的，你應該對此負責，比較榮譽的做法是辭職。”他還補充道，這種情況“與我們在美國的所見所聞截然不同。在美國，通常是公司高官鋌而走險，但他們的本能反應不是引咎辭職，而是斗爭到底”。

在歐洲，強大的社會主義式的文化有助于對企業領導人的約束。威旺迪環球公司前CEO讓－馬利·麥斯

（Jean-Marie Messier）加入這家大公司后，搬到了紐約并在那里購置了價值數百萬美元的豪宅。法國人大都對此感到愕然，這并非因為他加入了“另一陣營”，而是因為他無恥地擺闊。他最終一敗涂地后，法國人認為貪婪會使一個人走上窮途末路的看法得到了證實。

斯蒂爾還指出，歐洲通常實施嚴格的監管和集中式經濟權力，這更為避免丑聞的發生增強了安全閥。斯蒂爾寫道：“我們為美國市場的競爭性感到自豪，但是競爭也增加了企業慘敗的可能。”一個有趣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會在歐洲看到更多類似美國風格的丑聞？或在那些強大的文化約束下，帕瑪拉特（Parmalats）和威旺迪公司只是例外而非普遍現象？”

防止災難的良方

或許想要通過立法確立放之四海皆準的道德觀念難度太大。唐納森說，新頒布的改革方案如將董事會主席與首席執行官的角色分開，作為防止某些利益沖突的手段具有積極意義，但它們阻止不了安然丑聞的發生。他希望除公司治理外，還應在其他措施上加大力度。例如，公司內部的企業文化至關重要，他說：“以強生和高盛為例，幾十年來它們一直堅持誠信的作風，并

引以為榮。員工在這樣的氛圍中工作，會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他還認為，應謹慎建立獎勵系統并進行監督。他提醒說，例如，只有中層經理完成定額時才對其進行獎勵，這是防止災難的一劑良方。

唐納森對一些新的合規措施保持謹慎的樂觀，其中許多是于2004年11月份頒布實施的，重點在于讓董事會和最高管理層完全參與到會出現問題的各項工作中。唐納森說：“我們依然有指導原則，但不是將這些原則交給企業道德官或首席法律顧問，而是必須對負責企業經營的責任人進行道德和守法培訓，他們必須投入時間和精力參加有關風險評估和打造信息渠道的會議，這些措施可以有效減少另一樁安然或世通丑聞發生的可能。”

沃頓商學院法學教授托馬斯·鄧飛（Thomas W.

Dunfee ）自70年代起一直講授商業道德課程，他指出了教育對遏制詐騙的作用。 他認為，對于商學院的學生來說，無論是本科生還是工商管理碩士，這些丑聞都是傳授商業道德的重要案例。他說：“在許多著名的[企業丑聞]案件中，管理人員顯然沒有從道德角度審視自己的行為。”但是，通過研究他人失敗的例子，學生和企業高管可以劃定問題的類別，并找到解決問

題的潛在戰略。企業的透明度是鄧飛向其學生傳授的重要內容。“我要告訴他們：?你們在寫備忘錄的時候，要設想自己同時會將其拷貝給司法部。?”

唐納森說：“事實是，公司合規方案和公司治理只能給我們這么多幫助。”正如斯蒂爾指出的那樣，“人類的丑惡行為沒有邊界且層出不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