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廣府文化研究概述

2023年12月31日發(fā)(作者：什么思什么想成語)

2004年第3期學術研究　　　20世紀90年代廣府文化研究概述◎甘于恩　賀敏潔　黃碧云　　[摘　要]廣府文化是嶺南文化中影響最大的亞文化。本文回顧廣東地區(qū)20世紀90年代研究廣府文化的概況,點評這一時期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學術表現(xiàn),并指出在廣府文化研究上存在的不足。[關鍵詞]廣府文化　90年代　研究概述[作者簡介]甘于恩,暨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漢語方言、辭典學、應用語言學及文化學研究;賀敏潔、黃碧云,暨南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生,廣東　廣州,510632。〔中圖分類號〕G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04)03-0115-04題調查研究》(暨南大學出版社,2000)以廣州一廣府文化指以廣州為核心、以珠江三角洲為通行范圍的粵語文化。它從屬于嶺南文化,在嶺南文化中個性最鮮明、影響最大。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廣東地區(qū)對廣府文化的研究極為重視,投入了大量的財力和人力,取得了諸多進展和成果,主要表現(xiàn)有以下幾點。(1)對廣府文化最重要的載體———廣府方言等地的語言文字應用為研究重點,不少內容也涉及與文化的關系。(2)由中華文化促進會出資贊助的《嶺南文庫》和全省高校協(xié)作的《嶺南叢書》,以廣府文化的比重最大,其中有曾昭旋的《嶺南史地與民俗》,楊萬秀、鐘卓安的《廣州簡史》,李新魁的《廣東的方言》,羅一星的《明清佛山經濟發(fā)展與社會變遷》,關履權的《宋代廣州的對外貿易》,耿云志和崔志海的《梁啟超》,鐘文標點的《廣州城坊志》以及一批歷史名人文集。(3)召開了各種以廣府文化為專題的研討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績突出。主要有:詹伯慧、張日　主編、甘于恩等參編的《珠江三角洲方言綜述》(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李新魁、黃家教、施其生、麥耘、陳定方的《廣州方言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李新魁主編的《廣州方言志》(廣州出版社,1998),這些專著深入揭示了以廣州話為代表的粵語方言的重要特點,加深了人們對粵語的認識。此外,詹伯慧、甘于恩等的《廣東地區(qū)社會語言文字應用問會。例如,1996年召開的“珠璣巷與廣府文化研討會”,確認了珠璣巷與廣府文化的“源”和“流”關系;1997年6月荔灣區(qū)召開了“西關文化研討會”,與會者認為西關文化是廣府文化的縮影和典型代表,會后出版了《別有深情寄荔灣———廣州西關文化研討會文選》(廣東省地圖出115

版社,1998),收錄討論西關文化內涵的論文和介紹西關史料的文章,內容涉及文物、古跡、科技、粵劇、曲藝、建筑、醫(yī)藥、陶瓷、飲食、書畫、出版、商貿多方面;1995年在暨南大學召開了由漢語方言研究中心主辦的“第五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拓展了粵語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其中有的論文涉及了粵方言與文化的關系,如陳恩泉的《粵方言文化的影響力》。(4)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廣府文化進行研是一部頗具開拓性的學術著作;羅檢秋的《新會梁氏———梁啟超家族的文化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則較深入地探討了梁啟超對中國文化及地方文化的影響。二90年代有關廣府文化的論文數(shù)百篇,其中不乏較具理論深度者,內容涉及12個方面。(一)方言與文化的關系。如詹伯慧的《廣究,取得一批標志性成果。例如:龔伯洪的《廣府文化源流》(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用大眾化的筆調向讀者展示了廣府文化的源流,內容涉及語言、學術、文學、音樂、粵劇、繪畫、飲食、建筑、風俗等,堪稱普及廣府文化的通俗讀物;曾應楓的《俗話廣州》(廣州出版社,2000)也對廣州的歷史、人文、飲食、建筑、景東省閩粵客三大方言相互影響述略》(《第二屆閩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暨南大學出版社,1992)、張振江的《珠江三角洲經濟發(fā)展與文化變遷———以語言為對象的研究》(中山大學學報,1997:1)和《試論人口遷移流動對廣東方言的影響》(南方人口,1997:1)、陳伯　的《從粵方言詞見趙佗遺風》(《暨南大學漢語方言學博士研究生論文集》,暨南大學出版社,2000)。(二)廣府民系的文化特征。如龔雋的《試觀、民俗做了通俗的介紹;葉春生的《嶺南民間文化》(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對嶺南三大民系(粵、客、閩)的民俗做了較為深入的理論闡述,其中粵系民俗基本以廣州為重點,涉及了神話、飲食、民居、花卉、婚嫁、節(jié)慶、迷信等內容,具有一定的理論參考價值;葉春生的《廣府民俗》(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和劉志文的《廣州民俗》(廣東省地圖出版社,2000)都將筆觸集中在廣州一帶的民俗上;由吳紹營、葉春生主編的《廣州市志?風俗志》(廣州出版社,1998)則從行業(yè)會社習俗、生活習俗、禮儀、民論廣州文化的特色及未來抉擇》(廣州日報,1994年8月4日)、王世理的《試論嶺南學派的形成特點和作用》(嶺南文史,1995:4)、楊豪的《“廣府人”考略》(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96年1期)、黃淑娉的《廣東與香港的區(qū)域文化研究》(思想戰(zhàn)線,1997:4)和《廣東漢族三大民系的文化特征》(廣西大學學報,1998:6)、姜永興的《論廣州西關在廣府文化中的地位》(廣東史志,1997:4)、蔣志華的《廣東文化學研究一瞥》(廣東社會科學,1997:3)、張士勛、黃家泉的《廣州城市文化形象建設的定位與對策》(廣州大學學報,1999:1)、李如龍的《閩粵方間信仰、歲時節(jié)令、民間娛樂、道德風尚、廣州語俗、水上居民習俗八個方面對廣府民間習俗做了全面而又簡要的介紹;涉及廣州民俗的專著還有劉志文的《廣東民俗大觀》(廣東旅游出版社,1993)和廣州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廣州市民間文學言的不同文化特征》(暨南學報,1999:6)、馬云馳的《形成、發(fā)展、變化中的深圳文化》(廣東社會科學,2000:5)等。(三)廣府民俗的特點。如黃淑娉的《廣東三套集成編委會的《廣州話俗語大觀》(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98)。此外,楊式挺的《嶺南文物考古論集》(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8)收錄考古學論文29篇,內容涉及廣東早期鐵器、嶺南青銅文化、南海早期交通貿易、西樵山文化等問題,甚具學術價值;由黃淑娉主編的《廣東族群與區(qū)域文化研究》(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則從人類學角度探討了廣府等區(qū)域文化,116臺山“細仔”制》(嶺南文史,1995:3)、黃新美的《珠江流域水上居民的歷史與現(xiàn)狀》(嶺南文史,1995:4)、韓伯泉的《廣州商貿習俗探釋》(廣東民族學院學報,1996:3)、劉懷君的《珠江三角洲城鎮(zhèn)民俗初探》(中山大學學報,1997:2)、蕭亭的《從嶺南民俗文化的歷史背景說到廣東民性民風的特征》(嶺南文史,2000:

1)、劉付靖的《東夷文化與嶺南民俗“封利是”》(學術研究,1997:8)、葉春生的《廣府民俗源1997:8)、羅斯寧的《清代廣東曲家梁廷南的戲曲理論》(學術研究,1996:12)等。(六)宗教文化與民間信仰。如陳偉明的流及其特征》(廣東民俗,1998:3)、《廣府民俗的特征》(廣東民俗,1998:10)、《廣府文化習俗芻議》(嶺嶠春秋,1999年2卷)和《珠三角的自梳女》(民間文化,2000:2),陳偉明的《古代華南少數(shù)民族的商業(yè)活動與民俗文化》(貴州民族研究,1997:3)和《古代華南少數(shù)民族的交通活動與民俗文化》(黑龍江民族叢刊,1998:2)也涉及了廣府民俗形成的背景因素,《古代華南少數(shù)民族的宗教文化》(世界宗教研究,1996:1)、王榮的《試論嶺南文化特質的成因———以嶺南方術為例》(廣東社會科學,1996年增刊)、李世源的《珠澳等地北帝廟探秘》(東南文化,1998:1)、王承文的《六祖惠能早年與唐初嶺南文化考論》(中山大學學報,1998:3)、楊鶴書的《明清之際廣州佛教管窺》(嶺南文史,1998:3)。(七)粵劇與廣東音樂。如李瑞的《嶺南琴劉志文的《社會轉型期的嶺南民俗文化走向》(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96:2)則討論了新世紀珠三角的民俗變遷。(四)歷史文化與考古。如凌峰的《外來文派傳人黃炳　》(嶺南文史,1994:1)、袁潤澄的《粵劇的復蘇之兆———關于粵劇現(xiàn)代命運的理(中國戲劇,1994:9)、費師遜的《“跳論思考》化對南越的影響》(廣東社會科學,1991:4)、于蘭的《秦漢時期嶺南越人與外界的交往》(暨南學報,1994:4)、駱騰的《從廣州秦船臺遺址看秦漢時嶺南船文化》(嶺南文史,1995:1)、《珠江三角洲貝丘遺址考古研究的實踐與思考》(南方文物,1995:1)、《廣東洞穴石器文化考禾樓”———遠古稻作文化的遺存》(中國音樂學,1997:1)、余其偉的《中國揚琴在粵樂中的應用》(嶺南文史,1997:3)、黃日進的《廣東音樂的意境及其表現(xiàn)手法》(星海音樂學院學報,1998:2)、羅小平的《析廣東音樂在新世紀所具察》(南方文物,1995:3)、李緒柏的《清代廣東文化的結晶體———東塾學派》(廣東社會科學,1996:3)、樂正的《近代廣東旅美華僑與嶺南文有的生命力與文化力》(星海音樂學院學報,1998:4)、黎田的《對粵樂三個問題的剖析》(人民音樂,1999:10)、蘇學成的《探索掌板(鑼鼓)在粵劇音樂中的表現(xiàn)功能》(戲曲藝術,2000:3)等。(八)繪畫及工藝。如凡夫的《現(xiàn)代嶺南畫化的傳播》(中山大學學報,1996:4),以及楊式挺的《“大灣文化”初議———珠江三角洲考古學文化命名探討》(南方文物,1997:2)、黃國聲的《清代廣州的文化街》(嶺南文史,1997:2)、陳表義的《元代嶺南文化為何衰敝?》(廣西派的佛教因緣》(世界宗教文化,1998:3)、毛萍的《明清石灣陶藝與中國繪畫》(佛山大學學報,1994:5)、梁光澤的《晚清嶺南油畫(一)———有關最早的架上油畫家史貝霖-關作大學學報,1998:3)、袁鐘仁的《古代廣州城的興筑和擴建》(暨南學報,1996:3)、何國衛(wèi)的《與“船場說”商榷》(武漢造船,2000:5)等。(五)歷史人物與地方文化。如關漢華、王霖-啉呱的探討》(嶺南文史,1995:1)和《晚清嶺南油畫(二)———被認為是Lamgua(林官)所作的一幅風俗畫的研究》(嶺南文史,1996:1)、林家強的《順德明清畫人概說(上、下)》(嶺南文史,1996:1、3)、于逢的《石灣人物陶燕軍的《陳澧與嶺南文化》(廣東社會科學,1991:6)、關漢華的《試論阮元對廣東文化發(fā)展的貢獻》(廣東社會科學,1996:6)、袁立春的《近代嶺南文化與孫中山經濟思想》(廣東社會科學,1991:1)、胡波的《嶺南文化與孫中山的思維模式》(學術研究,1995:5)、賴達觀的《屈大均與佛山文化》(佛山大學學報,1997:5)、何天杰的《屈大均的儒學情結》(學術研究,塑———一代大師潘玉書》(學術研究,1996:10)、楊勁的《六榕寺一幅山水連景畫存疑略釋》(嶺南文史,1997:1)、申家仁的《略論嶺南移民及其對嶺南陶瓷發(fā)展的推動》(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2000:1)等。117

(九)建筑及民居。如黎尚健的《試論廣州較為明顯的不足有:(1)對嶺南畫派和粵劇的研究,較多還囿于技術或技巧層面的分析,對其在文化學上的意義如何以及在廣府文化中的地位和價值等,少見有深層次的理論總結,這使得嶺南畫派和粵劇的影響難具應有的大氣。(2)有些研究限于淺層次的介紹,缺乏理論厚度;更多的研究缺乏系統(tǒng)性,對廣府文化的負面特征涉及很少。(3)對廣府文化研究的整體規(guī)劃尚欠缺,不少研究各自為政,體現(xiàn)為某些方面成為研究熱點,而某些領域如民間宗教信仰研究和大眾傳媒的文化學分析卻乏人問津。(4)對一些口頭文學形式重視不夠,尤其是對民間說唱文學如《粵謳》、木魚、民歌和童謠的研究還很缺乏。(5)從宏觀上而言,對廣府文化作自覺的理論綜論還不多見,也鮮見把廣府文化與其他嶺南文化做深入的比較研究。這也妨礙了廣府文化在整個漢學中的地位,要改變這種狀況,有待于研究者理論素質的進一步提升。附注:本文只是對廣東地區(qū)學者在廣府文化方面的研究情況做一簡要的回顧,本地區(qū)以外的研究情況,因資料所限,未能涉及,敬請注意。騎樓街的歷史、價值和保護》(廣東教育學院學報,1996:4)、黃強的《廣東四大名園考》(廣東民族學院學報,1997:1)、黃國聲的《清代廣州的園林第宅》(嶺南文史,1997:4)、陳澤泓的《清前期的嶺南建筑》(學術研究,1998:4)、陳偉明的《古代華南少數(shù)民族的居住民俗文化》(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99:1)、阮桂城的《從西關大屋看西關文化》(廣州文博,2000:1)。(十)飲食文化。如葉春生的《廣州茶樓文化研究》(中國民間文化,1993:1)、丁俊之的《廣東茶文化發(fā)展的軌跡》(農業(yè)考古,1995:4)、陳偉明的《古代華南少數(shù)民族的飲食消費與民俗文化》(貴州民族研究,1998:2)等。(十一)花卉和盆景藝術。如劉仲明的《孔泰初的治學風范》(廣東園林,1995:4)、施俊嫦的《廣州花市漫論》(廣東民族學院學報,1997:1)、何少云、黃淑美的《中國嶺南盆景美學思想的基本特征》(中山大學學報,1999:4)等。(十二)社會用語與地名。如李軍的《當代廣東社會用語傾向分析》(廣州師院學報,1999:6)、吳唐生的《嶺南文化結構層次在地名中的反(嶺南文史,1996:3)、何科根的《釋“粵”映》》(學術研究,1997:1)、于偉昌的《廣州社會標[參考文獻]宋德華:《嶺南文化與民族精神》,《廣東社會科學》1995年第5期。志語漢譯英存在的問題》(廣州師院學報,1998:8)、宋長棟的《嶺南地名中所見語言的接觸、浸徐南鐵:《20世紀末嶺南文化的現(xiàn)狀分析》,《學術研究》1999年第12期。龔伯洪:《廣府文化源流》,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潤與交融》(學術研究,2000:9)。盡管10年間的廣府文化研究取得了諸多成績,但發(fā)展不平衡,不少領域還處于起步階段。責任編輯:陶原珂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