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品讀人生美文

2024年1月4日發(作者：后天劇情)

季羨林品讀人生美文

【篇一：季羨林品讀人生美文】

套書內容寫作時間跨越七十余年，既有季羨林清華讀書時的真情流露，也有中年的勤奮探索，更有晚年的徹悟與深情。本套書便于讀者較為完整的領略季羨林先生整體學術思想、人生感悟、內心情懷和箴言雋語。對于喜歡季羨林的讀者來說，是一套必須要入手的收藏佳品。內容簡介 《一花一世界》包括散文數十篇，分別描寫季老對動物、植物的情感；由自然界萬物而生的感懷，對光陰、命運的思考等；《中流自在心》是季老關于個人修養與道德的雜文和隨筆選編；《當時只道是尋常》是季老思念親友、追憶親情、友情及師生情的散文精選集；《此情可待成追憶》是季老關于北大和清華的散文佳作及清華園日記和北大紅樓日記選編；《風物長宜放眼量》是季老論述傳統文化和東西方文化的學術隨筆；《此心安處是吾鄉》是季老1946—1947年日記結集整理成書，是季老回國后生活、工作的一段珍貴記錄；《此時此地此心》是季羨林人生雋語筆記書。作者簡介 季羨林（1911.8.6~2009.7.11），中國著名語言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翻譯家、散文家。精通12國語言。曾歷任中國科學院哲學與社會科學學部委員、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科院南亞研究所所長等職。其著作匯編成《季羨林文集》、《季羨林全集》（30卷）等。前 言 序

2011年，恩師季羨林先生百年冥誕前不久，我恭赴山東臨清康莊鎮官莊村叩祭，家鄉的人民和政府修建了莊重高潔的憩園。在那里，恩師、師母和家族的先輩安息在一起。恩師終于回到了他魂牽夢縈的母親的身邊。

站在恩師兒時嬉水的池塘邊，站在恩師兒時攀援的老樹下，腦海里浮現出的盡是恩師晚年悲天憫人的眼神。

終其一生，恩師都是一位高校中的專業學者，所從事的專業冷僻到罕有世人知，純粹到幾無煙火氣。

然而，恩師更是一位有真性情、大情懷的人。他在無數場合曾經說過：“自謂愛國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燒成了灰，每一粒灰也還是愛國的。”正因為此，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命運等“宏大問題”也一直是恩師思考的對象。特別是到了晚年，恩師基本以解放軍301醫院為家，無論是身體條件還是資料條件，都不允許恩師研究畢生摯愛的專業

學術問題了，他思考的“宏大問題”除了眾所周知的大國學之外，當屬“和諧說”。免費在線讀 悼念沈從文先生

去年有一天，老友肖離打電話告訴我，從文先生病危，已經準備好了后事。我聽了大吃一驚，悲從中來。一時心血來潮，提筆寫了一篇悼念文章，自詫為倚馬可待，情文并茂。然而，過了幾天，肖離又告訴我說，從文先生已經脫險回家。我心里一塊石頭落了地，又竊笑自己太性急，人還沒去，就寫悼文，實在非常可笑。我把那一篇“杰作”往旁邊一丟，從心頭抹去了那一件事，稿子也沉入書山稿海之中，從此“云深不知處”了。

到了今年，從文先生真正去世了。我本應該寫點兒什么的，可是，由于有了上述一段公案，懶于再動筆，一直拖到今天。同時我注意到，像沈先生這樣一個人，悼念文章竟如此之少，有點兒不太正常，我也有點兒不平。考慮再三，還是自己披掛上馬吧。

我認識沈先生已經五十多年了。當我還是一個大學生的時候，我就喜歡讀他的作品。我覺得，在所有的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獨立風格的人并不多見。除了魯迅先生之外，就是從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讀上幾行，立刻就能辨認出來，決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個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輕時當過兵，沒有受過多少正規的教育，他完全是自學成家。湘西那一片有點兒神秘的土地，其怪異的風土人情，通過沈先生的筆而大白于天下。湘西如果沒有像沈先生這樣的大作家和像黃永玉先生這樣的大畫家，恐怕一直到今天還是一片充滿了神秘的terra incognita（沒有人了解的土地）。

我同沈先生打交道，是通過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丁玲的《母親》出版以后，我讀了覺得有一些意見要說，于是寫了一篇書評，刊登在鄭振鐸、靳以主編的《文學季刊》創刊號上。刊出以后，我聽說，沈先生有一些意見。我于是立即寫了一封信給他，同時請鄭先生在《文學季刊》創刊號再版時，把我那一篇書評抽掉。也許就由于這一個不能算是太愉快的因緣，我們就認識了。我當時是一個窮學生，沈先生是著名的作家。社會地位，雖不能說如云泥之隔，畢竟差一大截子。可是他一點兒名作家的架子也不擺，這使我非常感動。他同張兆和女士結婚，在北京前門外大柵欄擷英番菜館設盛大宴席，我居然也被邀請。當時出席的名流如云。證婚人好像是胡適之先生。

從那以后，有很長的時間，我們并沒有多少接觸。我到歐洲去住了將近十一年。他在抗日烽火中在昆明住了很久，在西南聯大任國文系教授。彼此音問斷絕，他的作品我也讀不到了。但是，有時候，

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我在饑腸轆轆、機聲嗡嗡中，竟會想到他。我還是非常懷念這一位可愛、可敬、淳樸、奇特的作家。

一直到1946年夏天，我回到祖國。這一年的深秋，我終于又回到了別離了十幾年的北平。從文先生也于此時從云南復員來到北大，我們同在一個學校任職。當時我住在翠花胡同，他住在中老胡同，都離學校不遠，因此我們也相距很近。見面的次數就多了起來。他曾請我吃過一頓相當別致、畢生難忘的飯，云南有名的汽鍋雞。鍋是他從昆明帶回來的，外表看上去像宜興紫砂，上面雕刻著花卉書法，古色古香，雖系廚房用品，然卻古樸高雅，簡直可以成為案頭清供，與商鼎周彝斗艷爭輝。書摘插畫

【篇二：季羨林品讀人生美文】

悼念沈從文先生

去年有一天，老友肖離打電話告訴我，從文先生病危，已經準備好了后事。我聽了大吃一驚，悲從中來。一時心血來潮，提筆寫了一篇悼念文章，自詫為倚馬可待，情文并茂。然而，過了幾天，肖離又告訴我說，從文先生已經脫險回家。我心里一塊石頭落了地，又竊笑自己太性急，人還沒去，就寫悼文，實在非常可笑。我把那一篇“杰作”往旁邊一丟，從心頭抹去了那一件事，稿子也沉入書山稿海之中，從此“云深不知處”了。

到了今年，從文先生真正去世了。我本應該寫點兒什么的，可是，由于有了上述一段公案，懶于再動筆，一直拖到今天。同時我注意到，像沈先生這樣一個人，悼念文章竟如此之少，有點兒不太正常，我也有點兒不平。考慮再三，還是自己披掛上馬吧。

我認識沈先生已經五十多年了。當我還是一個大學生的時候，我就喜歡讀他的作品。我覺得，在所有的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獨立風格的人并不多見。除了魯迅先生之外，就是從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讀上幾行，立刻就能辨認出來，決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個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輕時當過兵，沒有受過多少正規的教育，他完全是自學成家。湘西那一片有點兒神秘的土地，其怪異的風土人情，通過沈先生的筆而大白于天下。湘西如果沒有像沈先生這樣的大作家和像黃永玉先生這樣的大畫家，恐怕一直到今天還是一片充滿了神秘的terra incognita（沒有人了解的土地）。

我同沈先生打交道，是通過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丁玲的《母親》出版以后，我讀了覺得有一些意見要說，于是寫了一篇書評，刊登在鄭振鐸、靳以主編的《文學季刊》創刊號上。刊出以后，我聽說，沈先生有一些意見。我于是立即寫了一封信給他，同時請鄭先生在《文學季刊》創刊號再版時，把我那一篇書評抽掉。也許就由于這一個不能算是太愉快的因緣，我們就認識了。我當時是一個窮學生，沈先生是著名的作家。社會地位，雖不能說如云泥之隔，畢竟差一

大截子。可是他一點兒名作家的架子也不擺，這使我非常感動。他同張兆和女士結婚，在北京前門外大柵欄擷英番菜館設盛大宴席，我居然也被邀請。當時出席的名流如云。證婚人好像是胡適之先生。

從那以后，有很長的時間，我們并沒有多少接觸。我到歐洲去住了將近十一年。他在抗日烽火中在昆明住了很久，在西南聯大任國文系教授。彼此音問斷絕，他的作品我也讀不到了。但是，有時候，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我在饑腸轆轆、機聲嗡嗡中，竟會想到他。我還是非常懷念這一位可愛、可敬、淳樸、奇特的作家。

一直到1946年夏天，我回到祖國。這一年的深秋，我終于又回到了別離了十幾年的北平。從文先生也于此時從云南復員來到北大，我們同在一個學校任職。當時我住在翠花胡同，他住在中老胡同，都離學校不遠，因此我們也相距很近。見面的次數就多了起來。他曾請我吃過一頓相當別致、畢生難忘的飯，云南有名的汽鍋雞。鍋是他從昆明帶回來的，外表看上去像宜興紫砂，上面雕刻著花卉書法，古色古香，雖系廚房用品，然卻古樸高雅，簡直可以成為案頭清供，與商鼎周彝斗艷爭輝。

就在這一次吃飯時，有一件小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要解開一個用麻繩捆得緊緊的什么東西，只需用剪子或小刀輕輕地一剪一割，就能開開。然而從文先生卻搶了過去，硬是用牙把麻繩咬斷。這一個小小的舉動，有點兒粗勁，有點兒蠻勁，有點兒野勁，有點兒土勁，并不高雅，并不優美。然而，它卻完全透露了沈先生的個性。在達官貴人、高等華人眼中，這簡直非常可笑，非常可鄙。可是，我欣賞的卻正是這一種勁頭。我自己也許就是這樣一個“土包子”，雖然同那一些只會吃西餐、穿西裝、半句洋話也不會講偏又自認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來，我并不覺得低他們一等。不是有一些人也認為沈先生是“土包子”嗎？

還有一件小事，也使我憶念難忘。有一次我們到什么地方去游逛，可能是中山公園之類。我們要了一壺茶，我正要拿起壺來倒茶，沈先生連忙搶了過去，先斟出了一杯，又倒入壺中，說只有這樣才能把茶味調得均勻。這當然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在瑣細中不是更能看到沈先生的精神嗎？

小事過后，來了一件大事：我們共同經歷了北平的解放。在這個關鍵時刻，我并沒有聽說，從文先生有逃跑的打算。他的心情也是激動的，雖然他并不故作革命狀，以達到某種目的，他仍然是樸素如常。可是厄運還是降臨到他頭上來。一個著名的馬列主義文藝理論

家，在香港出版的一個進步的文藝刊物上，發表了一篇長文，題目大概是什么《文壇一瞥》之類，前面有一段相當長的修飾語。這一位理論家視覺似乎特別發達，他在文壇上看出了許多顏色。他“一瞥”之下，就把沈先生“瞥”成了粉紅色的小生。我沒有資格對這一篇文章發表意見。但是，沈先生好像是當頭挨了一棒，從此被“瞥”下了文壇，銷聲匿跡，再也不寫小說了。

一個慣于舞筆弄墨的人，一旦被剝奪了寫作的權利，他心里是什么滋味，我說不清；他有什么苦惱，我也說不清。然而，沈先生并沒有因此而消沉下去。文學作品不能寫，還可以干別的事嘛。他是一個精力旺盛的人，他是一個閑不住的人，他轉而研究起中國古代的文物來，什么古紙、古代刺繡、古代衣飾等等，他都研究。憑了他那一股驚人的鉆研的能力，過了沒有多久，他就在新開發的領域內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他那一本講中國服飾史的書，出版以后，洛陽紙貴，受到國內外一致的高度的贊揚，他成了這方面權威。他自己也寫章草，又成了一個書法家。

有點兒諷刺意味的是，正當他手中的寫小說的筆被“瞥”掉的時候，從國外沸沸揚揚傳來了消息，說國外一些人士想推選他做諾貝爾文學獎金的候選人。我在這里著重聲明一句，我們國內有一些人特別迷信諾貝爾獎金，迷信的勁頭，非常可笑。試拿我們中國沒有得獎的那幾位文學巨匠同已經得獎的歐美的一些作家來比一比，其差距簡直有如高山與小丘。同此輩爭一日之長，有這個必要嗎！推選沈先生當候選人的事是否進行過，我不得而知。沈先生怎樣想，我也不得而知。我在這里提起這一件事，只不過把它當作沈先生一生中一個小小的插曲而已。

我曾在幾篇文章中都講到，我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優點？），我不喜歡拜訪人。有很多可尊敬的師友，比如我的老師朱光潛先生、董秋芳先生等等，我對他們非常敬佩，但在他們健在時，我很少去拜訪。對沈先生也一樣。偶爾在什么會上，甚至在公共汽車上相遇，我感到非常親切，他好像也有同樣的感情。他依然是那樣溫良、淳樸，時代的風風雨雨在他身上，似乎沒有留下什么痕跡，說白了就是沒有留下傷痕。一談到中國古代科技、藝術等等，他就喜形于色，眉飛色舞，娓娓而談，如數家珍，天真得像一個大孩子。這更增加了我對他的敬意。我心里曾幾次動過念頭：去看一看這一位可愛的老人吧！然而，我始終沒有行動。現在人天隔絕，想見面再也不可能了。

有生必有死，是大自然的規律。我知道，這個規律是違抗不得的，我也從來沒有想去違抗。古代許多圣君賢相，聰明一世，糊涂一時，想方設法，去與這個規律對抗，妄想什么長生不老，結果卻事與愿違，空留下一場笑話。這一點我很清楚。但是，生離死別，我又不能無動于衷。古人云：太上忘情。我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凡人，無論如何也做不到忘情的地步，只有把自己釘在感情的十字架上了。我自謂身體尚頗硬朗，并不服老。然而，曾幾何時，宛如黃粱一夢，自己已接近耄耋之年。許多可敬可愛的師友相繼離我而去。此情此景，焉能忘情？現在從文先生也加入了去者的行列。他一生安貧樂道，淡泊寧靜，死而無憾矣。對我來說，憂思卻著實難以排遣。像他這樣一個有特殊風格的人，現在很難找到了。我只覺得大地茫茫，頓生凄涼之感。我沒有別的本領，只能把自己的憂思從心頭移到紙上，如此而已。

回憶陳寅恪先生

別人奇怪，我自己也奇怪：我寫了這樣多的回憶師友的文章，獨獨遺漏了陳寅恪先生。這究竟是為什么呢？對我來說，這是事出有因，查亦有據的。我一直到今天還經常讀陳先生的文章，而且協助出版社出先生的全集。我當然會時時想到寅恪先生的。我是一個頗為喜歡舞筆弄墨的人，想寫一篇回憶文章，自是意中事。但是，我對先生的回憶，我認為是異常珍貴的，超乎尋常的神圣的。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不要玷污了這一點神圣性，故而遲遲不敢下筆。到了今天，北大出版社要出版我的《懷舊集》，已經到了非寫不行的時候了。

要論我同寅恪先生的關系，應該從六十五年前的清華大學算起。我于1930年考入國立清華大學，入西洋文學系（不知道從什么時候起改名為外國語文系）。西洋文學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學計劃，必修課規定得有條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給選修課留下的時間卻是很富裕的，除了選修課以外，還可以旁聽或者偷聽，教師不以為忤，學生各得其樂。我曾旁聽過朱自清、俞平伯、鄭振鐸等先生的課，都安然無恙，而且因此同鄭振鐸先生建立了終生的友誼。但也并不是一切都一帆風順。我同一群學生去旁聽冰心先生的課。她當時極年輕，而名滿天下。我們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滿臉莊嚴，不茍言笑，看到課堂上擠滿了這樣多學生，知道其中有“詐”，于是威儀儼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選修此課者，下一堂不許再來！”我們悚然而聽，憬然而退，從此不敢再進她講課的教室。四十多年以后，我同冰心重逢，她已經變成了一個慈祥和藹的老人，由怒目金剛一變而

為慈眉菩薩。我向她談起她當年“逐客”的事情，她已經完全忘記，我們相視而笑，有會于心。

總之，我在清華四年，讀完了西洋文學系所有的必修課程，得到了一個學士頭銜，現在回想起來，說一句不客氣的話：我從這些課程中收獲不大，歐洲著名的作家，什么莎士比亞、歌德、塞萬提斯、莫里哀、但丁等等的著作都讀過，連現在忽然時髦起來的《尤利西斯》和《追憶似水年華》等等也都讀過，然而大都是浮光掠影，并不深入，給我留下深遠影響的課反而是一門旁聽課和一門選修課。前者就是在上面談到寅恪師的“佛經翻譯文學”；后者是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也就是美學。關于后者，我在別的地方已經談過，這里就不再贅述了。

在清華時，除了上課以外，同陳師的接觸并不太多。我沒到他家去過一次。有時候，在校內林蔭道上，在熙來攘往的學生人流中，有時會見到陳師去上課，身著長袍，樸素無華，肘下夾著一個布包，里面裝滿了講課時用的書籍和資料。不認識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廠某一個書店的到清華來送書的老板，決不會知道，他就是名揚海內外的大學者。他同當時清華留洋歸來的大多數西裝革履、發光鑒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這一方面，他也給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印象，令我受益無窮。

離開了水木清華，我同寅恪先生有一個長期的別離。我在濟南教了一年國文，就到了德國哥廷根大學。到了這里，我才開始學習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在我一生治學的道路上，這是一個極關重要的轉折點。我從此告別了歌德和莎士比亞，同釋迦牟尼和彌勒佛打起交道來。不用說，這個轉變來自寅恪先生的影響。真是無巧不成書，我的德國老師瓦爾德施密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學是同學，同為呂德斯教授的學生。這樣一來，我的中德兩位老師同出一個老師的門下。有人說：“名師出高徒”。我的老師和太老師們不可謂不“名”矣，可我這個徒卻太不“高”了。忝列門墻，言之汗顏。但不管怎樣說，這總算是一個中德學壇上的佳話吧。

我在哥廷根十年，正值“二戰”，是我一生精神上最痛苦然而在學術上收獲卻是最豐富的十年。國家為外寇侵入，家人數年無消息，上有飛機轟炸，下無食品果腹。然而讀書卻無任何干擾。教授和學生多被征從軍。偌大的兩個研究所：印度學研究所和漢學研究所，都歸我一個人掌管。插架數萬冊珍貴圖書，任我翻閱。在漢學研究所深深的院落里，高大陰沉的書庫中，在梵學研究所古老的研究室中，

闃無一人。天上飛機的嗡嗡聲與我腹中的饑腸轆轆聲相應和，閉目則浮想聯翩，神馳萬里，看到我的國，看到我的家，張目則梵典在前，有許多疑難問題，需要我來發覆。我此時恍如遺世獨立，苦歟？樂歟？我自己也回答不上來了。

經過了轟炸的煉獄，又經過了饑餓，到了1945年，在我來到哥廷根十年之后，我終于盼來了光明，東西法西斯垮臺了。美國兵先攻占哥廷根，后為英國人來接管。此時，我得知寅恪先生在英國醫目疾，我連忙寫了一封長信，向他匯報我十年來學習的情況，并將自己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發表的一些論文寄呈。出乎我意料地迅速，我得了先生的復信，也是一封長信，告訴我他的近況，并說不久將回國。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說，他想向北大校長胡適，代校長傅斯年，文學院長湯用彤幾位先生介紹我到北大任教。我真是喜出望外，誰聽到能到最高學府去任教而會不引以為榮呢？我于是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謝。

這一年深秋，我終于告別了住了整整十年的哥廷根，懷著“客樹回望成故鄉”的心情，一步三回首地到了瑞士。在這個山明水秀的世界公園里住了幾個月。1946年春天，經過法國和越南的西貢，又經過香港，回到了上海。在克家的榻榻米上住了一段時間。從上海到南京，又睡到了長之的辦公桌上。這時候，寅恪先生也已從英國回到了南京。我曾謁見先生于俞大維官邸中。談了談闊別十多年以來的詳細情況，先生十分高興，叮囑我到雞鳴寺下中央研究院去拜見北大代校長傅斯年先生，特別囑咐我帶上我用德文寫的論文，可見先生對我愛護之深以及用心之細。

這一年的深秋，我從南京回到上海，乘輪船到了秦皇島，又從秦皇島乘火車回到了闊別十二年的北京（當時叫北平）。由于戰爭關系，津浦路早已不通，回北京只能走海路，從那里到北京的鐵路由美國少爺兵把守，所以還能通車。到了北京以后，一片“落葉滿長安”的悲涼氣象。我先在沙灘紅樓暫住，隨即拜見湯用彤先生。按北大當時的規定，從海外得到了博士學位回國的人，只能任副教授，在清華叫做專任講師，經過幾年的時間，才能轉向正教授。我當然不能例外，而且心悅誠服，沒有半點非分之想。然而過了大約一周的光景，湯先生告訴我，我已被聘為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的系主任。這真是石破天驚，大大地出我意料。我這個當一周副教授的紀錄，大概也可以進入吉尼斯世界紀錄了吧，說自己不高興，那是謊言，那是矯情。由此也可以看出老一輩學者對后輩的提攜和愛護。

不記得是在什么時候，寅恪師也來到北京，仍然住在清華園。我立即到清華去拜見。當時從北京城到清華是要費一些周折的，宛如一次短途旅行。沿途幾十里路全是農田。秋天青紗帳起，還真有綠林人士攔路搶劫的，現在的年輕人很難想象了。但是，有寅恪先生在，我決不會憚于這樣的旅行。在三年之內，我頗到清華園去過多次。我知道先生年老體弱，最喜歡當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國神甫親手釀造的柵欄紅葡萄酒。我曾到今天市委黨校所在地當年神甫們的靜修院的地下室中去買過幾次柵欄紅葡萄酒，又長途跋涉送到清華園，送到先生手中，心里頗覺安慰。幾瓶酒在現在不算什么，但是在當時通貨膨脹已經達到了鈔票上每天加一個“0”還跟不上物價飛速提高的速度的情況下，幾瓶酒已非同小可了。

有一年的春天，中山公園的藤蘿開滿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氣彌漫，招來了眾多的游人和蜜蜂。我們一群弟子們，記得有周一良、王永興、汪篯等，知道先生愛花。現在雖患目疾，跡近失明，但據先生自己說，有些東西還能影影綽綽看到一團影子。大片藤蘿花的紫光，先生或還能看到。而且在那種兵荒馬亂、物價飛漲、人命危淺、朝不慮夕的情況下，我們想請先生散一散心，征詢先生的意見，他怡然應允。我們真是大喜過望，在來今雨軒藤蘿深處，找到一個茶桌，侍先生觀賞紫藤。先生顯然興致極高。我們談笑風生，盡歡而散。我想，這也許是先生在那樣的年頭里最愉快的時刻。

還有一件事，也給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回憶。在解放前夕，政府經濟實已完全崩潰。從法幣改為銀元券，又從銀元券改為金元券，越改越亂，到了后來，到糧店買幾斤糧食，攜帶的這幣那券的重量有時要超過糧食本身。學術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學家鄭天挺先生稱之為“教授的教授”的陳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連買煤取暖的錢都沒有。我把這情況告訴了已經回國的北大校長胡適之先生。胡先生最尊重最愛護確有成就的知識分子。當年他介紹王靜安先生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去任教，一時傳為佳話。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挽詞》中有幾句詩：“魯連黃鷂績溪胡，獨為神州惜大儒。學院遂聞傳絕業，園林差喜適幽居。”講的就是這一件事。現在卻輪到適之先生再一次“獨為神州惜大儒”了，而這個“大儒”不是別人，竟是寅恪先生本人。適之先生想贈寅恪先生一筆數目頗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卻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決定用賣掉藏書的辦法來取得適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適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車——順便說一句，當時北京汽車極為罕見，北大只有校長的一輛——

讓我到清華陳先生家裝了一車西文關于佛教和中亞古代語言的極為珍貴的書。陳先生只收2000美元。這個數目在當時雖不算少，然而同書比起來，還是微不足道的。在這一批書中，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詞典》市價就遠遠超過這個數目了。這一批書實際上帶有捐贈的性質。而寅恪師對于金錢的一芥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見一斑了。

在這三年內，我同寅恪師往來頗頻繁。我寫了一篇論文：《浮屠與佛》，首先讀給他聽，想聽聽他的批評意見。不意竟得到他的贊賞。他把此文介紹給《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發表。這個刊物在當時是最具權威性的刊物，簡直有點兒“一登龍門，聲價十倍”的威風。我自然感到受寵若驚。差幸我的結論并沒有瞎說八道，幾十年以后，我又寫了一篇《再談浮屠與佛》，用大量的新材料，重申前說，頗得到學界同行們的贊許。

在我同先生來往的幾年中，我們當然會談到很多話題。談治學時最多，政治也并非不談，但極少。寅恪先生決不是一個“閉門只讀圣賢書”的書呆子，他繼承了中國“士”的優良傳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從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關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滿篇考證，骨子里談的都是成敗興衰的政治問題，可惜難得解人。我們談到當代學術，他當然會對每一個學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除了對一位明史專家外，他沒有對任何人說貶低的話。對青年學人，只談優點，一片愛護青年學者的熱忱，真令人肅然起敬。就連那一位由于誤會而對他專門攻擊，甚至說些難聽的話的學者，陳師也從來沒有說過半句褒貶的話。先生的盛德由此可見。魯迅先生從來不攻擊年輕人，差堪媲美。

【篇三：季羨林品讀人生美文】

內容簡介季羨林品讀人生（全七冊）季羨林 著

圖書定價：288.00元

作者:季羨林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

isbn：9787229099541

出版時間:2015年12月

版 次：1頁 數：1588字 數：950000印刷時間：2015-12-1

開 本：32開紙 張：膠版紙印 次：1包 裝：精裝

/p p 站在恩師兒時嬉水的池塘邊，站在恩師兒時攀援的老樹下，腦海里浮現出的盡是恩師晚年悲天憫人的眼神。

/p p 終其一生，恩師都是一位高校中的專業學者，所從事的專業冷僻到罕有世人知，純粹到幾無煙火氣。

/p p 然而，恩師更是一位有真性情、大情懷的人。他在無數場合曾經說過：“自謂愛國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燒成了灰，每一粒灰也還是愛國的。”正因為此，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命運等“宏大問題”也一直是恩師思考的對象。特別是到了晚年，恩師基本以解放軍301醫院為家，無論是身體條件還是資料條件，都不允許恩師研究畢生摯愛的專業學術問題了，他思考的“宏大問題”除了眾所周知的大國學之外，當屬“和諧說”。

/p p 恩師對“和諧”的思考有一個似乎未被注意的背景，那就是國學泰斗錢穆先生在臺灣去世前，提出中國文化**價值，并且*能夠貢獻于世界的是“天人合一”觀。恩師經常說：“我很喜歡陶淵明的四句詩，實際上這也是我人生的座右銘，即：‘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我覺得這首詩中就充分展現了順其自然的思想。我覺得‘順其自然’*有道理，不能去征服自然，自然不能征服，只能天人合一。要跟自然講交情、講平等，講互相尊重，不要講征服，誰征服誰，都是不對的。” /p p 恩師在晚年一直思考這個問題：中國文化的精髓是什么？恩師的答案是：“自古以來，中國就主張‘和諧’，‘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和諧這一的概念，是我們中華民族送給世界的一個的禮物，希望全世界能夠接受我們這個‘和諧’的概念，那么，我們這個地球村就可以安靜許多。從中國文化的傳統來說，我們是不講弱肉強食的。張載在《西銘》中說：‘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民，都是我的同胞兄弟；物，包括植物都是我的伙伴。這就是中國的思想。‘和諧’這個概念，有助于全世界人民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愛護。” /p p 不過，我發現很多人忽略了極其重要的一點，那就是，恩師所倡導的“和諧”是有三個層面的：人與人和諧，人與自然和諧，人內心和諧。當下很多人的“和諧”觀還僅僅局限在前兩個層面，罕見有人關注到“和諧”的真正基礎——“人內心和諧”。而正是這個“人內心和諧”，又使得恩師回到了思考這個問題的起點。恩師作為世紀老人，也坦言自己也是一個“世故老人”，深知“人內心和諧”的艱難不易。有一次恩師和友人談到這個問題，慈眉善目的恩師瞬間變得嚴肅起來，略帶憂慮地講道：“和諧是一種文化。我要講的是天人合一，人人合一，個人合一，三個層次，缺一不可。而個人合一很重要，講的是個人修養。讀小學的時候，我就上過一門課，叫‘修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中國人

傳統的道德理想。”恩師一貫贊成，在晚年更是特別強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他心目中，這是“和諧”的起點和必由途徑。

/p p 恩師西行已有三年了，我相信，思考恩師生前思考過的問題，是**的緬懷和紀念。《一花一世界——跟季羨林品味生活禪》這本書，選編了恩師生前各個年齡段寫就的散文，這些散文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它們都承載著恩師“民胞物與”、“天人合一”的仁者情懷與和諧理念。我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恩師**的魅力，就是仿佛無法用堂皇的語言來言說他的魅力。用在恩師身上的形容詞，*合適的大概還是純粹和平淡。”我相信這本書中的文字，如同恩師的品質，以其純粹和平淡給人帶來啟迪和感動，讓人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和諧，并讓自己的內心世界更和諧。

/p p 錢文忠 /p p /p p /p p span span 在線試讀 /span /span /p p

/p p /p p 悼念沈從文先生 /p p 去年有一天，老友肖離打電話告訴我，從文先生病危，已經準備好了后事。我聽了大吃一驚，悲從中來。一時心血來潮，提筆寫了一篇悼念文章，自詫為倚馬可待，情文并茂。然而，過了幾天，肖離又告訴我說，從文先生已經脫險回家。我心里一塊石頭落了地，又竊笑自己太性急，人還沒去，就寫悼文，實在非常可笑。我把那一篇“杰作”往旁邊一丟，從心頭抹去了那一件事，稿子也沉入書山稿海之中，從此“云深不知處”了。

/p p 到了今年，從文先生真正去世了。我本應該寫點兒什么的，可是，由于有了上述一段公案，懶于再動筆，一直拖到今天。同時我注意到，像沈先生這樣一個人，悼念文章竟如此之少，有點兒不太正常，我也有點兒不平。考慮再三，還是自己披掛上馬吧。

/p p 我認識沈先生已經五十多年了。當我還是一個大學生的時候，我就喜歡讀他的作品。我覺得，在所有的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獨立風格的人并不多見。除了魯迅先生之外，就是從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讀上幾行，立刻就能辨認出來，決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個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輕時當過兵，沒有受過多少正規的教育，他完全是自學成家。湘西那一片有點兒神秘的土地，其怪異的風土人情，通過沈先生的筆而大白于天下。湘西如果沒有像沈先生這樣的大作家和像黃永玉先生這樣的大畫家，恐怕一直到今天還是一片充滿了神秘的terra incognita（沒有人了解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