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老王》中的愧怍

2024年2月10日發(作者：馬秀才)

《老王》中“愧怍”探微

江蘇省鹽城中學 浦啟夫（224005）

楊絳先生的《老王》一文最后一句話“那是一個幸運的人的人對一個不幸者的愧怍”是全文的點晴之筆，內涵十分豐富，理解了這句話就可以解讀課文的思想內容和寫作目的。

“愧怍”是“慚愧”的意思，為什么一個幸運的人對不幸者產生慚愧之情呢？

幸運的人是作者，不幸的人是指老王，作者對老王感到深深的愧疚，首先來自對老王平時關心不夠以至連死都不知道，而與此形成對照的是老王在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總是不計后果地幫助我們，特別感人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時刻竟然把那種時代難得一見又是病人需要的香油和二十個雞蛋全部送給了我，無論于情于理，這都是一種極其鮮明的不對等，強烈的對照使作者產生自責之情；其次，這種不對等可以引發我們思考為什么會產生，表面看來，與老王比，作者認為自己是幸運的人，之所以幸運，是因為我們有工作，拿到微薄的薪水，能維持基本的生活，而老王充其量是個靠一輛破舊的三輪車拉人載貨的無業者，身體有殘疾，住的是塌敗的小屋，在人們的眼中，多少還有點嫌棄，整天為生計而發愁，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可有可無的人，物質上的有和無形成對照，自然在作者心里產生一種優勢感，所以，老王雖然一再幫助我們甚至最后把貴重的物品送給我，作者卻誤以為是老王把我們當作他生活下去的辦法之一，因此每一次相助，作者都下意識地拿錢來還酬謝，因而自覺無愧，老王的真誠，換來的是我的“拿錢去侮辱他”，從深層意義上看，這是情感上的不對等，動亂年代，人性扭曲，使作者不敢相信人與人之間還有真情，這是作者對老王產生誤會的根本原因，但不管怎么說，至少對老王是一種精神上的“負債”；第三，身份上的懸殊使作者輕忽了老王，盡管楊絳夫婦在文革中日子也不好過，但畢竟是知識分子，與身處底層的老王相比，無疑是秀才遇到文盲，知識分子身上固有的清高在潛意識深處影響著作者的待人接物，對老王所做的自然有了一點“漫不經心”的味道。鑒于上述原因，使作者發現自己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想要補救卻為時已晚。

這種愧怍之情為什么“幾年過去了，我漸漸明白”而不是一下子就體會到的呢？聯系作者寫作的時代背景我們不難找到原因，那是在動亂的年代，錢鐘書先生一家都遭到殘酷迫害，課文中有這么一句話：“‘文化大革命’開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條腿走不得路了。”“不知怎么的”頗值得人玩味，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錢先生的腿其實被人打折了，錢先生遭人打，楊絳先生自然也“好”不到哪兒去，她曾被剃成“陰陽頭”，掛著“反動的走資派”的牌子和錢先生一起讓“革命群眾”押著游街批斗；工作也不在書齋里了，而是去打掃廁所，更可怕的是在那是非顛倒的歲月，折磨人是無休無止的，楊先生一家可以說是整日生活在膽戰心驚之中，暈頭轉向之余，哪里還有時間去顧及他人，更遑論感情上的反思？所謂“幸運的人”在某種程度上是反語，“幸運”是在那種年代里能茍活下來，不幸的是身心遭受無情的摧殘，連做人的權利都沒有，為了劃清界線，人們都紛紛躲避著作者一家，只有老王以他可貴的誠實、善良、純樸無私地接近并幫助我們，老王沒覺得自己不幸，認為我們不幸，同情心使他覺得對我們所做的一切是“幸運的人對不幸的人的同情”。從本質上看，那段苦難的日子里，我們和老王都是不幸者，我們和老王的交往是苦難中的“相濡以沫”，老王“走”了，幾年過去了，也許才容許作者喘口氣來懷念老王，痛定思痛，作者才漸漸明白，在那動蕩的歲月里，一切都扭曲了，不幸者給不幸者又能提供多大的幫助呢？作者誤會了老王的同情，因而愧疚難安，她發現了底層老百姓的光芒，對“老王”們的苦難寄予深切的同情和悲憫，體現了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這種“愧怍”具有深廣的思想內涵，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去深刻地反思。

怎一個“恨”字了得

——秦觀《踏莎行·霧失樓臺》賞析

江蘇省鹽城中學 浦啟夫（224005）

湖南郴州有塊“三絕碑”，這“三絕”是秦觀的詞《踏莎行·霧失樓臺》，蘇軾為此詞寫的跋，米芾為之寫的行書，“三絕碑”成了郴州人民的驕傲，而當年秦觀寫此詞時卻是最為痛苦的時候，筆者以“怎一個‘恨’字了得”賞析這首詞。

宋哲宗紹圣初年，秦觀因受“元佑黨人”的牽連，先貶為杭州通判，繼之，又因“影附蘇軾，增損《實錄》”再貶監處州酒稅，最后又被遷徙郴州。政治上連續的挫折與打擊，生活上一再的變動和顛簸，這就使一個曾經懷有遠大理想的詞人感到理想破滅，前途渺茫，心情因之也極度低沉。這首詞形象地刻畫了作者被貶郴州時的孤獨處境和屢遭貶謫而產生的不滿之情。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表達了詞人理想破滅的悵恨。“樓臺”因其高大，雄偉，象喻為作者心中美好的政治理想和奮斗目標，現在一片迷霧之中消失了，“津渡”本來可以擺渡詞人去實現理想，現在也在月色朦朧之中模糊不清了，陶淵明所描繪的世外桃源更是無從尋覓，這三句實際都指向作者的政治理想，“失”“迷”“無尋”三個否定的詞訴說了理想的無情毀滅，詞人以美好的事物在現實中的消失委婉表達自己政治上的失敗，心中一片茫然，其極度失落無望之情躍然紙上。

“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寫盡詞人被謫郴州的凄涼、孤苦之恨。“孤館”說明詞人獨自一人住在旅館之中，郴州在當時還是個未開化之地，生活環境的惡劣自不待言，更何況詞人是獨自一人飄零至此，寂寞、孤獨之意盡在“孤”字之中；“閉春寒”是被早春的寒冷包圍，只能瑟縮在孤館之內，又是寒冷又是孤獨，簡直讓詞人無法承受，到了夕陽西下、黃昏來臨是怎樣的一番情形呢？送入詞人耳鼓的是子規啼血的悲鳴聲！“孤館”、“春寒”、“杜鵑聲”、“斜陽”這一系列意象集中一處，既襯托出荒涼而又寂寞的環境，又說明作者閉戶不出，幾乎斷絕與人的來往，進入耳鼓的杜鵑的哀啼似在說：“不如歸去，不如歸去！”這無疑觸發了詞人的鄉愁，所以張炎《高陽臺》中有“莫開簾，怕見飛花，怕聽啼鵑”這樣的詞句。王國維先生吟誦至此，不禁揮筆題曰：“少游詞境最為凄婉，至‘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則變而為凄厲矣。”（《人間詞話》）

“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表達詞人的鄉思離別之恨。“梅花”“尺素”代指親人友人的來信，更表親人友人對詞人不幸命運的同情和關切，“梅”和“素”象征著純潔的感情，有了這樣的禮物和音信，似可略慰藉遠謫他鄉的客子之心了，然而事與愿違，這一切反而加重了孤寂怨恨之情。“砌成此恨無重數”便是發自作者內心的最強音。“砌”字新穎、生動而有力。化無形為有形，有把那一封封書信、一束束梅花，仿佛變成一塊塊磚頭，層層壘起，發展到“無重數”這一極限，徹底阻隔了作者與親人友人之間的聯系，聽不到鄉音，看不見親友，只能在荒涼、凄苦的環境中捧讀親友的來信，詞人想到的是何年才能回歸故里與親人團聚？據說秦觀被貶郴州達三年之久，天天盼望能回到朝廷，可惜遙遙無期，使詞人絕望，“身似不系之舟，心如枯槁之木”，心情的沉重是可想而知了。

“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是即景生情，寓情于景的警句，表面是在追問郴江你本應繞郴山而行，為何卻流向遙遠的瀟湘而去呢？實際是道出詞人忠而見疑、信而被謗的遷謫之恨。詞人本是懷揣遠大理想，出于一片忠心，為國為民，不料想卻遭到無情的打擊和迫害，一貶再貶和這郴江之水流向瀟湘是何等相似，作者的詰問，似在詰責天地造物的無情，實際不也是對腐朽無情的統治者的責問？據宋惠洪《冷齋夜話》記載：“坡翁絕愛此詞尾兩句，自書于扇云：‘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蘇武不僅賞識秦觀的才能，而且也十分了解秦觀的為人并同情他的不幸遭遇。秦觀之所以被貶，也正是受到蘇軾的牽連。所以“為誰流下瀟湘去”的喟嘆、不僅發自秦觀的內心，實際也說出了蘇軾（包括與蘇軾有相同命運

的知識分子）的深切感受，引起他強烈的共鳴。所以王士禎說過：“高山流水之悲，千古而下，令人腹痛！”（《花草蒙拾》）

吾道一以貫之的核心——忠恕

江蘇省鹽城中學 浦啟夫（224005）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論語·里仁第四》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儒家認為，人是整個宇宙的一份子，人的性情與整個宇宙是相通的，所以他人之心即為我心，一人之心即為千萬人之心。我之所欲所惡即他人之所欲所惡。

忠從積極的方面說，也就是孔子在《雍也》篇里所說的：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即自己想有所作為，也盡心盡力地讓別人有所作為，自己想飛黃騰達，也盡心盡力地讓別人飛黃騰達。這其實也就是人們通常所理解的待人忠心的意思。恕是從消極的方面說，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的事，不要強加給別人。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簡史》第四章說得好：如何實行仁，在于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換句話說，“己之所欲，亦施于人”，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稱之為“忠”，即“盡己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稱之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的這兩個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實行仁的方法）。后來的儒家，有些人把忠恕之道叫做“系矩之道”，就是說，這種道是以本人自身為尺度，來調節本人的行為。

第一段孔門師徒的回答把孔子的仁學思想歸納為“一以貫之”的“忠恕”之道，其意義深長，不僅指明了人類社會人與人相處的基本道德準則，而且對于促進當今世界的和平乃至保護人類的生態環境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儒家仁學的“一以貫之”的踐行之道是“忠恕”。“忠”與“恕”實只一道，即二者有著相互補充、相互規定、相互包含的意思，而“恕”更為基本。循此“一以貫之”之道，不僅可以處理好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系，而且“齊家、治國、平天下”亦可從中引申出來。

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人類如何能夠避免沖突，逐步走向人類的永久和平？面對這個嚴峻而又宏遠的問題，我們需要“一步一步地逐漸建立起國際法”。但“國際法”如何正當地建立起來？各個國家和民族應如何承擔“國際法”的義務？似乎這兩個“國際”問題的答案仍潛存在人類處理“人際”關系的基本道德準則之中，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孔子希望人類社會能夠“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能夠“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季氏》）。看來，“均無貧”應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維度——盡管“自由競爭”是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維度。若能“均而不貧”，就需要有一定的“自由競爭”；若使“自由競爭”不致貧富懸殊，就須引入“均無貧”的政策調控維度。只有這兩個維度“趨近于平衡的中點”，社會才能“安無傾”。

在中國五千年得歷史進程中，形成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世界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如果在不同的國家、民族和文化之間實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的原則，那么也有望逐步走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全人類的“多元一體”。世界和平離不開忠恕之道。發達國家需要“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所不欲饑寒、勞苦、衰乏，就應在“全球化”過程中負起更多的責任，使發展中國家的人民亦能得衣食、安逸、富足。誠如是，則實現世界和平“可運之掌上”。

總之，若要走向世界和平，除了“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之外，還須在經濟上“平等互利”，在政治和文化上“和平共處”。也就是說，要在不同的國家、民族和文化之間實行忠恕之道。

最后簡略談及保護生態環境的問題，若要真正解決生態環境的問題，也須實行忠恕之道。在中國哲學中，人與萬物都是天地“氤氳”而生，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所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正蒙·乾稱》）。孔子強調“愛人”，但也“愛物”，故孔子“釣而不綱，戈不射宿”（《論語·迷而》）。不實行忠恕之道，只顧一代人的眼前利益，“吃祖宗的飯，斷子孫的糧”，那么也就不存在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作者聯系地址：江蘇省鹽城市解放南路199號 鹽城中學高二語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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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