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是一種價值

2024年2月13日發(作者：仙人球的介紹)

美是一種價值

佚名

從客觀事物的自然屬性中探索美的本質的的嘗試，導致19世紀德國心理學家費希納創立了美學研究中的一個特殊流派棗實驗美學流派。他讓受試者們從一組由不同比例的橫邊和豎邊組成的直角四邊形中，挑選他們認為最美的四邊形，然后對結果進行統計。費希納和他的信徒們不僅研究美的比例，而且研究美的色彩和節奏。以他的《實驗美學》一書為先導，出版了大量實驗美學的著作。雖然費希納聲稱他用依靠科學實驗的“自下而上的”美學，代替了思辨的“自上而下的”整個舊美學，然而實驗美學的結果卻相當貧乏。費希納并沒有比前人提供更多的東西，他表明，人們最喜愛黃金分割的比例（把一條線一分為二，短的一段同長的一段比，等于長的一段同整條線之比），而正方形和接近正方形的長方形次之。

事物的自然屬性，如比例、節奏、對稱、和諧、完善等，在某些情況下是形成美的重要因素，但是還遠不能揭示美的的本質。一塊沼澤地可能是勻稱的，卻絕不是美的。美的成因也不能在于完善。18世紀英國美學家博克指出：“美這個性質，在達到高度時，例如在女人身上，往往帶有軟弱或不完善的意味。女人們很體會到這一點，因此她們學著咬舌頭說話，走路故意作搖搖搖欲墜的樣，裝弱不禁風甚至裝病。”“最動人的美是愁苦的美，含羞紅臉的力量略次一等。”把美歸結為事物的自然屬性，雖然是唯物的，然而不免失之于機械。這種美的理論被稱作為機械唯物主義美論。作為對這種美論的超越，現代美學中的審美價值學認為美是一種價值。價值是指事物對人的意義。“這朵花是紅的”和“這朵是美的”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判斷。“花紅”是認識判斷。花的“紅”不取決于人而存在，甚至在人類社會出現之前就存在。“花美”是價值判斷。花的“美”不能離開人而存在，離開人花就無所謂美丑。

美作為價值，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事物的自然屬性和外部形式，第二個層次是事物的社會屬性和社會內容，這種社會屬性和社會內容由事物在社會生活和社會歷史實踐中所占據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決定。例如黃金，天然的光澤和色彩是它的自然屬性，作為貨幣的等價物和財富的象征則是它的社會屬性。黃金作為一個帶有特殊自然屬性的金屬，在人出現之前就存在，在人類歷史的各個階段也沒有變化。但是黃金的美不僅取決于它的自然屬性，而且取決于它在社會生活中所占據的地位。隨著黃金中表現的社會關系的改變，自然屬性沒有變化的黃金也改變著自己的審美價值。黃金在很多場合下是富有、豪華和貴重的標志，能夠引起人們的審美欣賞。但有時，它卻引起人們的審美反感。看來，美的奧秘應該在社會生活和社會歷史實踐中去尋找。

郭沫若在《武則天》中指出，唐朝人喜歡的女性比較豐滿，“方額廣頤”正是唐朝所尚好的美人型。然而，唐朝以前的魏晉人卻以纖瘦為美。這從他們的壁畫和雕塑中可以看出。那么，魏晉人和唐朝人的審美觀點是怎樣形成的呢？這種審美觀和他們的社會生活有著什么必然的聯系呢？

魏晉時代是政治十分混亂、人民極其苦痛的時代。慘酷的、連綿不斷的戰爭動亂造成一片荒涼：“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占據統治地位的門閥士族階層，是依據軍閥勢力的上層地主階級的代表。他們有種種世代沿襲的政治特權和經濟特權。士族與地主階級中的庶族之間，固然界限分明，就是士族與士族之間，也是等級森嚴。統治階級內部經常火拚，顯赫一時的家族往往傾刻淪為階下囚。“人無百歲壽，常懷千古憂。”

對生命短促、人生坎坷的嘆喟成為整個時代的典型音調。面對悲傷苦難、不可捉摸的人生，玄談成了一些人逃避現實的防空洞和附庸風雅的裝飾品。所謂玄談，就是高談老莊玄奧的哲理。由于佛教的傳播，玄談之風在思想界更加盛行。受到尊敬和膜拜的不再是“外在的功業、節操、學問”，而是“內在的思辨風格和精神狀態”。記載士族階層遺聞軼事的《世說新語》所津津樂道的“并不是功臣名將們的赫赫戰功或忠臣義士的烈烈操守，相反，更多倒是手執拂塵，口吐玄言，捫虱而談，辯才無礙”。魏晉的壁畫和雕塑所表現的長臉細頸、削瘦病弱的身軀，看破紅塵、飄然欲仙的風度，智慧思辯、高深莫測的笑容，完全體現了清談名士的審美觀，而他們的審美觀又恰恰是魏晉社會生活的產物。

同魏晉相比，唐朝的壁畫和雕塑風格大變。人物形象由骨瘦支離變得雍容大方，“豐滿圓潤的女使替代了瘦削超脫的士夫”，甚至連馬的形象也由精瘦變得肥腴。這種變化同唐朝的政治經濟狀況和社會生活密切相關。唐朝是封建社會的強盛時期，政治局面相對穩定。初唐時期實行了一些比較開明的政策，門閥士族開始走下坡路，中下層地主階級日益得勢。經濟上出現繁榮景象，“公私倉廩皆豐實”。在這種社會氛圍和心理情緒影響下，壁畫和雕塑以生活安定殷實的統治階級人物為標本，自然是體肥臉胖。所以，“藝術趣味和審美理想的轉變并非藝術本身所能決定；決定它們的歸根到底仍然是現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