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18日發(作者:樂觀積極)

北宋政治家王安石的理財之道
怎樣安撫百姓,一直是歷代統治者最關心的問題,如何在不激起百姓反抗的情況下增加財政收入,更是許多帝王將相費盡心機需要解決的問題,對此,王安石發表了如下的觀點:“臣于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自古治世,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
王安石認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理財”是鞏固北宋王朝的關鍵。儒家的經典《周易》指出:“何以聚人?曰財。”意思是,天下之人,有“財”即聚,無“財”即散,有財無財決定著人民的聚散。而人心的向背,自古以來就是政治失敗的關鍵,這就充分說明“財”的作用和重要性。王安石繼承和發揚了這一思想,反復強調:“夫聚天下之眾者財”、“夫聚天下之眾者莫如財”、“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反復說明“財”是“合眾”、“聚眾”的紐帶和橋梁。他還指出“理財”的重要性,他認為如果有財卻不能好好管理,“擅萬物之利”,只有善于立法,并選擇能干的官吏來理天下之財,才能使天下富足,使統治穩定。在這里,王安石反復論述了能否成功地解決財政問題,直接關系到政權的穩定,提醒執政者千萬不可忽視財政問題。
“理財”既然如此重要,那么應該如何理財呢?王安石又指出:
“理天下之財者法”、“理天下之財,不可以無義”。這里所說的“理財”的“法”和“義”,是指理財的根本原則和基本制度。就理財的根本原則而言,王安石認為“理財”應建立在“生財”的基礎上。“生財”可以有兩種方法:一是通過增加稅收項目來增加宋王朝的財政收入;二是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涵養和培植社會財富。王安石認為這兩種生財方法都是可行的。
與此同時,王安石在向皇帝建議增加財政收入途徑的同時,竭力倡導不能采取增加平民百姓稅收的辦法,因為這樣做會把被統治者逼到無法生存的地步。應該抑制豪門大戶的土地兼并,使平民百姓有足夠的耕地,能夠維持基本的生存條件。然后在百姓富足的前提下才能增稅。如果貿然按人頭增加稅收,埋下不安定的因素,往往會導致天下大亂。
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說:“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生財),取天下之財(聚財)以供天下之費(用財)。”這兩句話,包含了生財、聚財和用財三重涵義,而生財是基礎。如果社會沒有創造財富或創造出財富不多,怎能聚財和用財呢?那只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王安石把國家財政同社會生產發展緊密聯系起來觀察分析,把發展社會生產,培植稅源作為國家財政充裕的前提,這顯然比當時有些人單純強調增稅更積極、更有活力、更具有遠見性和超前性。王安石還用一個生動的比喻,尖銳地諷刺了北宋王朝以拼命搜刮農民為其唯一的理財方針。他寫道:“蓋為家者不為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
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者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市于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歟!”意思是一個人關上大門同自己的兒子做買賣,即使把兒子的錢都賺過來,還是不會富足。王安石反對單純采取強硬措施增加稅額,主張發展社會生產以開辟稅源,對于減輕人民的痛苦,促進生產的發展和社會的安定大有好處,這在當時是大膽的、積極的。
王安石雖然在當政參政時,備受當時封建劣豪和保守派的攻擊反對,但他憂國憂民之心是實實在在的,他的財政思想是發展生產、崇儉反奢;他從維護統治者長遠利益出發,兼顧了各個方面的利益,這是對范仲淹改革思想的繼承、拓展、豐富、充實。王安石為政清廉,沒有財富留給后代,隱退江寧后,唯一的半山堂也在死后捐給了佛寺,可謂一生清政廉政,這在封建社會是難能可貴的。王安石的財政思想和用人觀念和他為政清廉、淡泊名利的工作和生活作風,值得我們后人加以研究和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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