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種起源》在中國的譯介研究

2024年2月19日發(作者：教師評語)

《物種起源》在中國的譯介研究

《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1859)與《圣經》、馬克思的《資本論》等是少數幾本可以稱得上改變了世界的名著。《物種起源》對人類思想和科學事業均產生了深遠影響，確立了被馬克思稱為“19世紀自然科學的三大發明”之一的生物進化論。2013年10月，英國《新科學家》雜志公布了最具國際影響力的十大科普書籍評選結果，《物種起源》排名第一，并被評價為“有史以來最重要的思想”。 The Origin of Species在中國的第一個全譯本就是馬君武的《達爾文物種原始》(1920年)，他在序言中便稱：“達爾文以天擇說解釋物種原始，其在科學界之價值，與哥白尼之行星繞日說，及牛頓之吸引力說相等，而對人類社會國家影響之巨大則遠過之。”《物種起源》當代譯者之一的苗德歲教授說：“在世界經典著作中，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是少有的(如果不是僅有的話)一部跨越科學和人文兩大領域的巨著”。遺憾的是，《物種起源》研究者的關注點往往集中在自然科學以及社會科學思潮上，而對于翻譯問題卻關注較少。《物種起源》對中國社會文化思潮的生成和發展都起過至關重要的作用，盡管不同時期的翻譯版本不少，但對這個“舶來品”在中國的翻譯研究卻并不充分。

19世紀末20世紀初，《物種起源》在中國的翻譯與傳播，深受意識形態和社會文化傳統等因素的影響。從譯介規模、關注熱情、社會效應各方面而言，《物種起源》在中國翻譯史上都占據了不可或缺的地位。但是研究者大都是從生物學、社會學的角度進行研究，很少有從翻譯的角度進行探討，忽略了對《物種起源》翻譯在中國的百年歷程做系統性的梳理。本文試圖從歷時和共時的角度對《物種起源》在中國的翻譯進行系統的研究，并對此書的接受情況和影響接受的因素進

行探討，旨在跳出單純的譯本對比的傳統，《物種起源》這一經典文本通過譯者所采取的不同翻譯策略深化了人們對其認識和理解。

一、《物種起源》在中國不同時期的譯介與研究

《物種起源》最早的中譯本是由馬君武于1901—1919年期間翻譯完成。在1903年初次發表時只有兩章：第三章“生存競爭”和第四章“自然選擇”，

是馬君武用文言文進行翻譯，分別以《達爾文物競篇》和《達爾文天擇篇》單行本出版。1920年，馬君武的譯本《達爾文物種原始》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發行并被編入“新文化叢書”，極大地推進了達爾文進化論五四時期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盡管當代有學者認為馬君武的譯本沒有達到信達雅的翻譯標準，但馬君武的《達爾文物種原始》是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譯壇中唯一一個中譯本，風行全國，影響很大，直到20世紀50年代才逐漸被其他譯本所取代。[2]242-243在此之前，嚴復在1895年從赫胥黎《進化論與倫理學》一書中，抽出達爾文進化論的部分內容予以譯介，并加進自己的很多見解和想法，并命名《天演論》。在1954年，也就是《物種起源》問世近一個世紀之后，由周建人、葉篤莊和方宗熙以《物種起源》的第六版為母本合譯的白話文中文譯本出版。其他的中文譯本主要有(按出版時間)：

表1 《物種起源》中文譯本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幾年國內出現了《物種起源》翻譯熱潮， 另外包括以前出的譯本如謝蘊貞版本(科學出版社，1955)又于2012年再版。

目前比較流行的版本是由譯林出版社出版、苗德歲教授翻譯的《物種起源》。苗德歲這次的譯本是以第二版《物種起源》為藍本的。苗德歲教授是美國堪薩斯大學自然歷史博物館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研究員。在達爾文生前，《物種起源》總共出版了6版，以前國內均選擇最后一版翻譯，苗德歲則選擇了第二版進行翻譯，這是為什么?原耶魯大學研究生院院長、著名的達爾文學者Keith Thomason曾在“The American Scientist”的專欄文章中指出：若是在科學經典著作中舉出修訂版不如初始版本的例子的話，那么《物種起源》便是經典的一例。甚至可以說，《物種起源》的修訂是一版不如一版。第二版甚至沒有經過重新排版，相比第一版的改動也很少。根據研究，達爾文在第二版中刪除了9個句子，新增了30個句子，此外還有一些印刷、標點符號、拼寫、語法、措辭等方面錯誤的更

正。在其后十二年間的第三(1861)、第四 (1866)、第五(1866)、第六(1872)版中，尤其是自第四版開始，達爾文為了應對別人的批評，做了大量修改，以至于第六版的篇幅比第一、二版多出了三分之一。《物種起源》正是在中國社會的[3]轉型期被譯介到中國的，適應當時中國社會轉型的發展要求。“翻譯報國”的思想與當時中國社會的思想觀念、民族救亡圖存的需要與當時的社會語境互聯互動，翻譯西方科學著作引進先進的思想啟迪民眾以擺脫任人宰割的命運，不僅是當時中國社會的迫切需要，也是很多仁人志士的價值追求。正是在這種社會語境下，促使許多仁人志士在這一時期投身于翻譯事業，廣泛傳播西方的近現代文明成果。

二、《物種起源》在中國譯介中的誤讀

翻譯不僅僅只是兩種語言之間的轉變，更是一種跨文化的闡釋行為。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會以自己所屬的文化背景與源語文化進行觀照和對比，并對其做出符合自身價值觀的選擇和判斷，因此誤讀也就產生了。學界對于外來思想的接受慣常于實用主義的角度來思考，缺乏知識譜系學的梳理，這也是達爾文進化論思想被誤讀的深層原因。只有以知識譜系學的分析方法重新把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定位于原文本和譯文的社會文化語境，從原文本自身的視角來審視《物種起源》“現在的歷史”和“真實的歷史”，進而還原進化論思想的原本，才能減少不必要的誤讀。《物種起源》在譯介過程中所產生的誤讀其實并非由譯者粗心大意或者說水平不夠引起的誤讀，實質上是譯介者有意為之，是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場進行闡釋的必然結果。這種闡釋也是重構的過程，它是受意識形態、詩學主張以及讀者期待視野等多重因素影響的。

1859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發表之時正是英國資產階級壯大的時候，進化論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資產階級的社會訴求。中國早期譯者在翻譯《物種起源》時，對“evolution”一詞的翻譯也強化了“進化”與“進步”的含義，而達爾文卻認為不是所有的進化都朝著“進步”的方向發展(evolution不等于progress)。近代譯者對《物種起源》的翻譯反映了近代中國對待外來文化看重實用主義傾向。從近代中國向西方學習的背景和目的來看，就很容易理解為何近代譯者對達爾文作品的翻譯背離了作者的原意。從近代中國的大背景看，近代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貧弱，故向西方學習的主要目的就是救亡圖存或強國富民，所以，引進的理論必須吻合為救亡圖存或強國富民而進行的改革與革命。19世紀末資產階級改良派推行維新變法盡管以失敗而告終，但是維新派倡導的學習西方、科學文化、改革社會政治制度的思想逐漸得到大眾的認可。這種思想也需要一種理論進行支撐，從理論上深入闡述了維新變法的必要性。于是，《物種起源》傳入中國后，被很多人作為變革社會的理論依據，他們把自然選擇理論，更多地當成了社會學的理論去解讀和宣傳。

研究《物種起源》在中國譯介中的誤讀不能不說“物競天擇”與“適者生存”在中國的概念演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并不是達爾文的本意，而是嚴復在翻譯《天演論》中用了“物競天擇”。之后，梁啟超又在“物競天擇”的基礎上闡發出了“適者生存”的概念，宣揚社會進化論。《天演論》是嚴復1895年據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進化論與倫理學》(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一書進行譯介的。盡管赫胥黎是達爾文學說的忠實捍衛者，但《進化論與倫理學》還不完全等同于達爾文的進化論。

從詞源學角度來說，進化論(theory of evolution), Evolution字義有演變和進化兩種概念，達爾文進化論使用演化概念，是用來解釋生物在世代與世代之間具有發展變異現象的一套理論。拉丁文“evolution”是“翻開”(案卷), “ 打開”(書本)之意。因為古書多是以卷軸的形式存在的，所以更準確的含義是“展開”(卷軸)。1744年，瑞士生理學家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按照這個字面意義，生造了“evolution”一詞，將預成論稱為“evolutionem theoria (theory

of evolution”)。《辭海》( 第六版縮印本) 對“天演”、“天演論”等詞的[4]32釋義是：“天演”一詞是嚴復對英語evolution 的意譯，即進化，指達爾文發現的生存競爭、自然選擇的生物進化規律。“天演論”即“進化論”；另外還指書名。近代嚴復據英國赫胥黎( T．Huxley，1825-1895)《進化論與倫理學》( Evolution and Ethics)原著譯述。分上下卷，共三十五篇。附有按語并作序，表達他自己的見解。1895 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譯成“天演論”，1898 年正式出版，為中國近代較早的一部直接介紹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著作。對當時國內鼓吹變法圖強和提倡維新運動起過積極作用。[5]1867

嚴復翻譯《天演論》的目的是宣揚哲學形態的進化論，《天演論》并不是作為生物學知識傳播的，而是作為哲學形態的世界觀傳播的。馮友蘭指出：“嚴復翻譯《天演論》，其實并不是翻譯，而是根據原書的意思重寫一遍。文字的詳略輕重之間大有不同，而且嚴復還有他自己的案語，發揮他自己的看法。所以嚴復的《天演論》，并不就是赫胥黎的《進化論和倫理》。”[6]101赫胥黎是堅定的生物達爾文主義的維護者，同時也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堅決的反對者。他不主張把自然界的法則類推到人類社會，其《進化論與倫理學》的后半部分(倫理學)明確講述

“人類社會不同于自然界，不適用進化競爭的規則”，鑒于當時的社會思潮需要，這一部分被嚴復刪減了。

達爾文的進化論在當時的英國飽受爭議，為什么在中國受到非常熱烈的追捧？由于“誤讀”使得在西方社會遭遇冷嘲熱諷的達爾文，卻在中國找到了知音。這引起了當代西方學術界的關注，中國思想史學者、美國哈佛大學博士浦嘉珉(James Puy)寫了《中國與達爾文》,這本書回答了以上的問題。嚴復雖然首倡“信、達、雅”三原則，翻譯時卻不能以身作則。在翻譯《天演論》時，只做到了“雅”，地道的中國文言，滿足了晚清知識界的口味，使該書得以廣泛流傳，影響了數代人的思想。至于“信”、“達”，《天演論》實乃典型的反面教材。不僅不“信”、不“達”，簡直是徹底的“誤譯”。盡管如此“誤譯”，但在許[7]多專家看來，《天演論》的影響力“怎么強調都不過分”。上世紀70年代，知名學者曹聚仁提到，他20年來共計閱讀過500種以上的回憶錄，基本上所有的作者都看過《天演論》。追溯到1897年12月，它在天津首度面世，立刻產生了連嚴復本人都始料未及的巨大社會反應，迅速風靡整個中國知識界。此后10多年里出版了30多種版本，單是商務印書館一家22年間就印過24版(從1905年到1927年)。“維新派”領袖康有為稱嚴復“為中國西學第一者也”。另一位領袖梁啟超深受《天演論》啟發而成為達爾文最重要的中國傳播者。那個時期的毛澤東也開始接觸到梁啟超的理論和達爾文的進化論，后與同學蔡和森成立了一個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宗旨的青年組織(新民學會)。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胡適之名也是取“適者生存”之意……

[8]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且不論嚴復是按照當時的社會需要準確地補足了原文的內在含義，況且翻譯沒有在真空中進行的。即便是嚴復誤譯了此文，也不會對

中國的歷史形成實質的影響。當然，“誤讀”也發揮了一些積極作用，可簡要概括為幾方面：①使外國文學作品很容易在本國傳播, 與本國讀者達到溝通,建立起文化交流；②在“誤讀”中可能會闡發出原作中一些未被發掘的新意，重新發現原作的價值；③由于“誤讀”往往是由譯者自身文化的歷史需求造成的，因而，它也能促進本民族文學的發展。勒菲弗爾認為翻譯除了是一種語言活動之外還[9]22是戰略文化活動。他將翻譯置于社會文化背景下，強調歷史和文化中的翻譯研究。翻譯沒有統一的標準，規范可能隨時間的變化而變化，好的翻譯是應該符合時代的需求。喬治·斯坦納從解釋學的觀點，提出了“任何解釋都是翻譯”的觀點，解構主義理論家哈羅德·布魯姆稱：“閱讀總是以某種方式的誤讀”。[11]31[10]28

因此，重點不在于對照原文、揭示出嚴復的“誤譯”——他的確刪去了赫胥黎對“進化” 一詞包括“存續”或“倒退”之義的說明，甚至在書名中刪去了“倫理”一詞，而且比起刪 除，他還增添了更多的內容；重點在于澄清嚴復為什么這樣做，產生了哪些后果。也正因為 此，要害不在于對照著“正確的”達爾文將中國的“誤讀”揭示出來，而在于“誤讀”背后 的基底是什么？“誤讀”是怎樣發生的？[12]40

嚴復、梁啟超等對進化論的闡釋，可以說代表了那個時代中國知識分子對達爾文的理解和詮釋。赫胥黎原著的本意是生物學意義上“優勝劣汰、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進化論”。原本只適用于生物界，而不適用于人類社會。按照赫胥黎與達爾文的觀點，生物界沒有道德標準，而人類社會的發展模式不同于生物界。但到了嚴復翻譯的《天演論》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變成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通過嚴復的“創造性叛逆”，在翻譯過程中進行了加工、增刪和改譯，并摻人了大量自己闡釋的按語，因此，中國人看到的已不是達爾文宣揚的進化論，

而是斯賓塞社會進化論的混和物。因此，之后的《物種起源》進入中國，經過譯介中的誤讀與蛻變，真正產生影響的是社會進化論。雖然這種理解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十分自然，但今天來看，還是很難理解為何《物種起源》的誤讀會持續一個世紀的時間。

三、讀出《物種起源》“文學性”(literariness)

美國當代藝術學家愛布拉姆斯在《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中提出文學活動應由四個要素構成：世界(univer) 、作品(work) 、讀者( audience) 、作者(artist)。依此標準，《物種起源》當然是屬于文學作品，其中的“文學性” (literariness) 也是非常明顯的。只是前人研究不夠或者沒有關注文學性的因素。

例句分析：

原文：

Two canine animals, in a time of dearth, may be truly said to struggle

with each other which shall get food and live. (The Origin of Species第三章第一節：“The term, struggle for existence, ud in a large n”)

譯文一：兩只狗類動物，在饑餓的時候，為了獲得食物和生存，可以確切地說，就要互相斗爭。[13] 77-78

譯文二：在食物缺乏時，為了生存兩只狗在爭奪食物，可以說它們真的是在為生存而斗爭。[14]46

譯文三：兩只狗類動物在饑饉的時候，彼此爭奪食物以生活，可說是真正的生存斗爭。[15]78

譯文四：可以確定，兩只狗類動物在饑餓時，彼此爭奪食物，為了生存而相互斗爭。[16] 38-39

譯文五：兩只狗，在饑餓的時候為了爭奪食物而相互撕咬，可說是真正的生存斗爭。[17]29

譯文六：兩只犬科動物在匱乏時期，可以真切地說是在為誰應該得到食物和生存機會而互相斗爭。[18]63

譯文七：兩只犬類動物，在饑饉之時，委實可以稱之為彼此間為了爭奪食物與求生而斗爭。[19]52

在遣詞造句上，原文語篇措詞準確嚴謹，語法結構完整規范。原文中出現了生物學專業術語，如、canine animals、dearth、等。《物種起源》本是生物學著作，出現相關的術語是理所當然，但是以上七種譯文除了譯文六和譯文七把canine animals譯為“犬科動物”之外，其余都沒有做到文體“對等”，從而把比較專業的用詞譯作比較通俗的“兩只狗”。dearth一詞也比較正式，有點專業的意義，一般按照語義用famine即可。譯文三、六和七表述相對專業一點，其余都譯為“饑餓”或“食物”缺乏等通俗的表述形式。

苗德歲所翻譯的譯林版(2013)，不僅是回歸為當今學界所推重的初始版本，①而且譯文使用半文半白的漢語，以試圖反映相應的維多利亞時代英語的特點以及著力再現該書的文學性。[1]139在中國，20世紀《物種起源》的諸多譯本是在多重因素影響下譯介完成的，對《物種起源》的譯介實質上是譯介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對原作加以重構的過程。正如苗德歲所述，《物種起源》寫作時，還是科學發展

初期，不像現在有很多專業術語(jargons)。同時，達爾文既要說服科學界人士，又要說服大眾，所以達爾文在書里用的是彌爾頓和莎士比亞的語言，用了許多隱喻和類比，十分典雅。有人說，在《物種起源》里，可以看到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和艾略特(George Eliot)作品的影子。也就是說他使用的是維多利亞時期的文學語言，非常美，但對今天母語非英語的人來說并不好懂。不同于牛頓等人的科學元典，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還是人文經典。而我所翻譯的這個原版，就是收入牛津世界經典叢書的，苗德歲的譯本則是收入“譯林人文精選”叢書的。[3]

原文：It is interesting to contemplate an entangled bank, clothed with

many plants of many kinds, with birds singing on the bushes, with various

incts flitting about, and with worms crawling through the damp earth…[20]426

譯文：“凝視紛繁的河岸，覆蓋著形形色色茂盛的植物，灌木枝頭鳥兒鳴囀，各種昆蟲飛來飛去，蠕蟲爬過潮濕的土地??”

而最為頻繁引用的書末這句話，簡直是神來之筆：

原文: There is grandeur in this view of life, with its veral powers,

having been originally breathed by the Creator into a few forms or into

one; and that, whilst this planet has gone cycling on according to the

fixed law of gravity, from so simple a beginning endless forms most

beautiful and most wonderful have been, and are being, evolved.譯文：“生命及其蘊含之力能，最初由造物主注入到寥寥幾個或單個類型之中；當這一

行星按照固定的引力法則持續運行之時，無數最美麗與最奇異的類型，即是從如此簡單的開端演化而來、并依然在演化之中；生命如是之觀，何等壯麗恢弘！”

如上可見，譯者把 “There is grandeur in this view of life”譯成“生命如是之觀，何等壯麗恢宏”，惟妙惟肖。在語言上，苗德歲不僅糾正了前人誤譯和漏譯的地方，而且對很多微妙的英文詞隱義的漢譯都處理得恰到好處。達爾[22]文原著中具有維多利亞時期(Victorian era)英語的長句式多的顯著特點，達爾文憑借自己對彌爾頓和莎士比亞文筆的熟稔，在結構和修辭上都采用了文學手法。苗德歲的譯文無論從措辭還是句法修辭上都展現了原文的文學性特點，很多地方讀起來根本感覺不到是生物學著作，而且語言優美、措辭文雅的文學著作。《物種起源》與狄更斯的《雙城記》同年在倫敦出版，均為當年的暢銷書！為了體現原文的文學性特點，苗德歲的譯文用了非常流暢優美的語言，不僅體現了科技說明文語言的簡明性和嚴密的邏輯性，也有文學語言的美感。譯文不僅是“信”與“達”，很多地方也譯得非常“雅”。

再例如：“...yet no one ignorant of this fact would have even suspected

the vast lap of time reprented by the thinner formation.”前人一般譯為：“忽視這一事實的人們，甚至會懷疑這樣薄的地質層會代表長久時間的過程。”或者“一個不了解這一事實的人，將會懷疑這樣薄的地層卻代表著長久的時間過程。”苗徳歲譯為：“但不明這一事實的人，壓根兒就不會想到，較薄的這一組地層竟會代表逝去的極漫長的時間。”值得注意的是，苗徳歲教授作為古生物學家和演化論學者，其譯著不僅具有語言譯本的欣賞價值，更具學術譯本的研究價值。

結語

《物種起源》這部原本屬于生物學經典著作的文本及其進化論思想在進入中國語境之后，通過譯者所采取的不同翻譯策略使得這部著作由生物學著作變成了一篇十分精彩的政論文。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陳獨秀、魯迅、胡適、毛澤東無一不受其影響，甚至有說法認為《物種起源》是“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錯誤翻譯”，認為誤譯不但會影響歷史進程，也會反過來重新潤飾乃至扭曲歷史本相，這就過于夸大了翻譯的作用了。《物種起源》從最早的生物學著作到社會學著作以及其隱含的文學性因素，文本翻譯的演變，表明翻譯決不僅僅只是一種純語言的行為，更是一種文化行為，折射出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和交流，蘊含了社會文化心理的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