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話劇在上海

2024年2月27日發(作者：函授大專)

楊絳話劇在上海

一部上世紀40年代創作于上海的風俗喜劇，64年后在上海舞臺上重新煥發光彩。這對于上海觀眾和耄耋之年的楊絳老人來說，都是一件喜事。

《弄真成假》是楊絳先生創作于上世紀40年代的喜劇，這部被柯靈先生譽為“中國話劇庫存中的有數的好作品”在1943年首演時便引起巨大轟動。64年后，這部本不該被人們遺忘的作品終于被重新搬上了上海的舞臺。

《弄真成假》的來龍去脈

《弄真成假》的劇情并不復雜，卻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青年周大璋，儀表非凡卻窮困不堪，與早年守寡的母親寄住舅父開的雜貨鋪樓上。他原有個女朋友張燕華，是個自食其力的女職員，也是因為家境清貧，寄住在她伯父、地產商張祥甫家中。周大璋因此結識了地產商的闊小姐張婉如，立刻移情另注，準備把闊小姐當作他的登天梯。兩位姑娘同時被他吹得神魂顛倒，把他當作年輕有為的大人物。最終，張燕華費盡心機，用閃電式的巧妙手腕賺得周大璋旅行結婚。周大璋的母親不見了兒子，卻誤以為地產商要把寶貝兒子入贅，登門拜訪，向親家要人卻出盡了洋相，她兒子天花亂墜的謊話也徹底拆穿……

作為英國牛津大學的文學副博士，楊絳本身并非專業劇作家，她的戲劇創作出于偶然，首演大獲成功多少讓人有點意外。而實際上，楊絳與現代戲劇的淵源頗深。她在清華大學研究院學習時，外國語言文學部主任是曾受教于戲劇大家貝克的王文顯教授，其所開設的“外國戲劇”、“戲劇概要”等課程，使清華外文系畢業的許多同學如洪深、石華父（陳麟瑞）、李健吾、曹禺、張駿祥等深受影響，開始接觸西洋戲劇并最終從事劇本創作和演劇活動。

在英國牛津和巴黎大學進修西洋文學時，楊絳遍讀古希臘以來的外文戲劇經典，對悲劇、喜劇以及后來的悲喜劇概念的理解更清晰了。

她生性開朗幽默，對喜劇體會尤深。她認為，喜劇不應只是用夸張的手法諷刺和嘲笑丑惡落后的現象，還應有趣可笑而又意味深長。這便是其創作中國式風俗喜劇的初衷。

《稱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就是在這樣的理念指導下創作的。1938年秋，楊絳帶著一歲的女兒錢媛回到戰火紛飛的祖國，并與父親一起避難到上海的法租界。40年代初，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淪陷，錢鐘書從昆明西南聯大回來后，與楊絳住在淮海路淮海坊楊絳的妹夫家。夫妻二人與戲劇家石華父、李健吾交往甚密，但當時，石、李只知道錢鐘書是個學問家、“書蟲”，并不知道他有寫小說的才能（錢尚未寫《圍城》），他們倒是覺得楊絳在創作上很有天賦。有一回，石華父改編的劇作《晚宴》上演，邀請錢鐘書、楊絳夫婦吃飯慶祝，同席的還有李健吾。就在飯桌上，李、石兩位學長都對楊絳笑說：“何不也來一個劇本？”鼓勵楊絳創作話劇劇本。

楊絳當時正在當小學教員，夫妻二人的生活很困難，寫劇本可以賺取稿費，擺脫寄居生活，買下自己的房子。于是，她便利用起業余時間，在石華父的指導下寫出了話劇處女作——《稱心如意》，并交給了李健吾。不久，著名導演黃佐臨先生看中了這個劇本，親自著手排演，李健吾甚至也決定粉墨登場，在戲中擔任徐朗齋一角……種種好運讓楊絳覺得真是“太稱心如意了！”

那時，楊絳一直用季康這個名字。戲正式要上演，要印刷宣傳品，李健吾要她為自己起個筆名。楊絳又驚又喜，生怕出丑，匆促中不及思索，就把學名“季康”二字切成了一個“絳”字，答說：“就叫楊絳吧。”從此，楊絳的大名就沿用至今，而楊季康反而并不怎么使用了。

《稱心如意》上演后，引起巨大轟動，楊絳一下子出了名。在李先生的鼓勵下，她又寫了《弄真成假》。《弄真成假》寫成，即由上海同茂劇團搬上舞臺。上演后，獲得了更大的反響，淪陷區的各大報刊上都有宣傳與評論，還有些朋友給她寄來剪報，鼓勵她繼續創作這類喜劇，劇團的演員也以演出她的喜劇為榮，聯名寫信給她表示謝意。當時中國的話劇喜劇，幾乎都是改編自外國的作品，楊絳“喜劇雙璧”

的出現，令李健吾先生贊賞有加：“假如中國有喜劇，真的風俗喜劇，從現代生活提煉的道地喜劇，我不想夸張地說，但我堅持地說，在現代中國的文學里面，《弄真成假》將是第二道紀程碑。有人一定嫌我過甚其詞，我們不妨過些年頭來看，是否我的偏見具有正確的預感。第一道紀程碑屬諸丁西林，人所共知；第二道我將歡歡喜喜地指出，乃是楊絳女士。”

楊絳幾乎成了當時文藝青年競相崇拜的偶像。據其晚年回憶，當時有人介紹錢鐘書時，常常會冠以“這是楊絳的先生”。一天夜晚，錢先生看了楊絳的話劇以后，從戲院出來的路上，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他對妻子說，自己決定要寫一部長篇小說。而這部小說，正是后來風靡文壇至今不衰的《圍城》。楊絳聽了以后大為高興，竭盡全力支持自己的丈夫。她讓錢先生減少在震旦女子文理學院的授課鐘點，并將本來就很節儉的家庭生活進一步加以省儉，甚至辭退了女仆，自己兼任一切家務，心甘情愿地“做灶下婢”。《圍城》于1946年完成，但在當時，楊絳的盛名仍在錢先生之上。

錢鐘書先生在1959年寫給楊絳的十首詩中，有兩首還提起這一段時間的往事：“弄翰捻脂詠玉臺，表編粉指更勤開。偏生怪我耽書癖，忘卻身為女秀才。”他責怪自

己是個書呆子，不會家務瑣事，耽誤了楊絳先生許多讀書寫作時間來照料自己，使楊絳的創作數量大為減少，幾乎“忘卻身為女秀才”。在另一首詩中，錢先生的內疚之情則更為強烈：“世情搬演栩如生，空際傳神著墨輕。自笑爭名文士習，厭聞清照與明誠。”不僅贊揚了楊絳的劇作生動傳神，更自悔當年不該像趙明誠嫉妒李清照那樣文士爭名，要與自己的賢妻一比高低。

《弄真成假》成功之后，楊絳先生又接著寫了一部三幕鬧劇《游戲人間》。1944年夏由上海苦干劇團在巴黎大戲院上演，劇作家姚克導演，他極力保持了喜劇的純潔性，對人物的塑造和環境的安排也很成功。1945年夏天，楊絳寫了四幕悲劇《風絮》，上海苦干劇團決定搬上舞臺，并由黃佐臨先生的夫人、著名演員丹尼擔任女主角，未及

上演，抗戰就取得了勝利，演員們各奔前程，首演就此遙遙無期。此后楊絳先生沒有再創作劇本。

話劇百年，重現舞臺

對于《弄真成假》再次搬上話劇舞臺，96歲的楊絳先生起先很猶豫，她覺得近年來重排重拍的老戲很多，但能在藝術上超過舊作的極為少見。而一些為迎合當下社會趣味而做的改編，又往往使原來的作品失其本真。最終，在導演楊昕巍多番解釋后，楊先生同意在不修改原著的前提下，免費授予該劇版權。

究竟是什么理由最終打動了楊絳呢？

“為中國話劇百年再做貢獻。”楊昕巍笑著說道。“紀念中國話劇百年，絕不該遺忘楊絳先生的這兩部曠世之作。”為了讓這顆劇壇明珠重放光彩，楊昕巍力圖在作品中加重歷史感、人文觀和當代質感。“旗袍、弄堂和留聲機并不僅僅是老上海文化和歷史的唯一代言。我們需要表現的，是上海這座城市在孤島時期獨特的生活環境與社會狀態。”楊導特別指出了長時期以來“孤島文學”留給人們的錯誤印象：“1943年的上海，正是日偽統治，孤島淪陷的時期，政治環境嚴酷緊張，社會局勢動蕩不安，文藝創作更是受到了空前的限制和打壓。這個時候，最為著名的作家莫過于張愛玲，她在孤島時期寫的很多小說，如《傾城之戀》、《金鎖記》、《紅玫瑰與白玫瑰》等至今為讀者津津樂道，隨著張愛玲熱的興起，很多年輕的讀者更錯誤地理解了40年代‘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沉溺于華麗文字下的小布爾喬亞情調中，甚至認為那時候的上海是浪漫的，奢華的，醉生夢死的，這在一定程度上是誤讀歷史。”

實際上，在嚴厲的政治壓迫下，當時很多作家都無法直抒胸臆地創作反日抗日表現民族憂患的作品。但不管如何，在上海孤島淪陷區的文學創作上，除了近年來不斷升溫的張愛玲外，還有太多作家和學者有待人們重新發現和認識，楊絳先生便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位。“盡管楊先生在原作中并沒有對當時環境的過多描寫，但我希望通過劇組的努力，盡量在最大尺度上展現孤島時期的眾生相。希望《弄真成假》

能夠成為觀眾窺視和認識孤島文化的一扇新窗口。”

楊絳先生特意撰寫了《楊絳與楊季康》一文，祝賀《弄真成假》的上演。對于64年后自己的作品重登舞臺，楊先生感慨良多：“楊季康曾當過‘四害’里的‘蒼蠅、蚊子’之類，拍死后也沒有了。都到哪里去了呢？我曾寫過一篇‘廢話’《隱身衣》，說隱身衣并非仙家法寶，人世間也有：身處卑微，人人視而不見，不就沒有了嗎？我不合時宜，穿了隱身衣很自得其樂。六十多年只是一瞬間，雖然楊絳的大名也曾出現過幾次，這個名字是用水寫的，寫完就，也就沒有了。

“想不到戲劇界還沒忘掉當年上海的楊絳。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2004級3班的同學，為了紀念中國話劇百年誕辰，選中了六十四年前楊絳處女作《稱心如意》，于今年六月三日至十日，在中央戲劇學院北劇場演出。十一月間，上海又將演出楊絳的《弄真成假》。這兩個喜劇，像出土文物，稱‘喜劇雙璧’了！我驚且喜，感激又慚愧，覺得無限榮幸，一瓣心香祝演出成功。承他們抬舉，還讓我出頭露面，說幾句話。可是我這件隱身衣穿慣了，很稱身；一旦剝去，身上只有‘皇帝的新衣’了。我慌張得哪還說得出話呀！”其中的喜悅之情自不待說，而文字背后的超然物外，真值得玩味。

“明年《弄真成假》來北京首演，我一定會親自來劇場觀看。”楊絳先生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