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板印象的體現與顛覆:從宋麗伶的人物塑造看《蝴蝶君》中的華人形象_百

2024年3月12日發(作者：古詩文賞析)

刻板印象的體現與顛覆：從宋麗伶的人物

塑造看《蝴蝶君》中的華人形象

作者：肖芳芳

來源：《名作欣賞·學術版》 2018年第3期

摘要：美國華裔劇作家黃哲倫的《蝴蝶君》對經典歌劇《蝴蝶夫人》進行解構，顛覆了東

方主義視野中的傳統東西方關系。至今，眾多國內外學者從解構主義、東方主義、后殖民主義

等角度對該劇進行了解讀和研究；但集中分析作品中的華人形象的研究相對較少，且在已有的

對華人形象的研究中，多是片面分析其消極形象。本文從劇本對主角宋麗伶的人物塑造的角度

出發，分析《蝴蝶君》中的華人形象———兼有東方主義對華人刻板印象的體現和顛覆。

關鍵詞：《蝴蝶君》華人形象刻板印象

一、《蝴蝶君》及其研究現狀

《蝴蝶君》是黃哲倫根據1986 年5 月11日《紐約時報》上一條關于法國的間諜審判案的

新聞故事改編的。該案件中，一位法國外交官與一個中國旦角相愛近二十余年，竟不知道這位

旦角不僅是一個間諜，還是一個男人。劇中，表面溫柔順從的“蝴蝶”宋麗伶實為易裝的男性

間諜；而深陷蝴蝶夫人幻想的法國外交官伽利瑪二十年不辨其男性身份，最終因叛國罪入獄并

自殺。

大部分中國學者從后現代和后殖民批評的角度出發，指出該劇通過對《蝴蝶夫人》的模擬

和戲仿，粉碎了西方人對東方人的刻板印象，批判了西方帝國主義支配東方的殖民心態，有效

消解了傳統東西方關系，如盧俊、湯衛根等認為該劇有力地解構了東方主義。但同時也有學者

指出該劇對東方主義解構不完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再東方化，加深了華人狡詐、女子氣以及

殘忍等刻板印象。

本文基于前人對《蝴蝶君》的研究，從劇本對主角宋麗伶的人物塑造的角度出發，分析

《蝴蝶君》中的華人形象，提出黃哲倫對普契尼歌劇《蝴蝶夫人》的東方主義幻想進行解構東

方化的嘗試，重塑了華人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劇本也有大量丑化華人形象的內容，進一步

加深了西方對華人的刻板印象。

二、旦角宋麗伶：加深華人女性刻板形象

劇中，宋麗伶具有雙重的社會身份———著名的京劇演員和中國間諜。作為一個名角，像

他的師輩一樣，他從小必然被訓練模仿女子的音容笑貌、舉止言談。得益于旦角深厚的功力，

他的易裝藝術在生活中也運用得游刃有余。他易裝成的女性形象，是常年模仿中國女子言談舉

止與其自身作為一個華人男性所理解的中國女子的共同結果,同時也是西方男性伽利瑪眼中的完

美東方女性的形象。因此，劇本中的旦角宋麗伶的人物形象體現了西方人眼中華人女性的刻板

印象。

（一）東方主義視野中的華人女性形象

仆人和妓女是西方普遍認同的中國或者說亞洲女性的最早印象。華人女性是種族秩序下的

待拯救與被支配者，她們外形妖嬈性感，地位低下，職業卑微。如第一位華裔女星黃柳霜，她

總是忍辱扮演此類角色，在她的演藝生涯中，扮演過多次舞女、妓女以及被拋棄的普通少女，

去盡量符合“性奴隸”的形象。電影《蘇西黃的世界》中，香港妓女蘇西黃是另一個例子。不

管是仆人還是妓女，她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柔弱、順從、地位低下。同時，西方人

認為華人女性還有另一個特點，那就是惡毒，如《龍的女兒》中的凌公主。另外，在現代西方

人眼里，包括中國女性在內的亞洲女性都是保守、矜持的。

（二）易裝的宋麗伶

《蝴蝶君》中，無論是京劇演員、蝴蝶夫人的扮演者、貴妃醉酒中的貴妃，還是法國外交

官伽利瑪的情人、中國間諜，這些女裝的宋麗伶的身份標記，幾乎完全不謀而合地印證了西方

對于中國女性最初的印象。戲子、蝴蝶夫人、情人，都是地位低下、柔弱順從的女人，就連楊

貴妃也是唐太宗的一個順從的“妾室”。宋麗伶既是巧巧桑式的蝴蝶，順從、害羞、矜持，又

是危險的，是一個毀掉了白人男子的中國間諜。黃哲倫在實施其顛覆東方女子刻板形象的策略

的同時，無意間也強化了西方對華人女性卑微、順從、矜持的刻板形象的定型。

1.宋麗伶的矜持和羞怯

“我是個中國女孩”，這是宋麗伶在面對伽利瑪時給自己貼上的標簽。扮演著中國女孩形

象的宋麗伶，以自己多年來對女子的模仿以及理解，言行中處處表現出中國女子的矜持和羞怯。

宋麗伶第一次邀請伽利瑪到她家時，她在伽利瑪面前就開始表現出矜持優雅。她“輕輕地

走向他”，“屈膝行禮”，“開始吃吃地笑”，這些都是傳統中國女性的舉止標準；“屈膝行

禮”也表現出了宋麗伶對伽利瑪的尊重。在伽利瑪看來，這些行為展示了東方女子的優雅。隨

后，當伽利瑪將手放在宋的手上并夸她漂亮時，“宋跑到門旁，讓自己冷靜下來，然后轉向伽

利瑪”，刻意逃離伽利瑪的肢體接觸和曖昧的眼神，宋借此向對方表達出自己的保守與羞怯。

作為保守的中國女子，她邀請男人到自己的住所并不常見，正如她所說：“我還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邀請過一個男人到我的公寓里來。我的魯莽的行為讓我的皮膚發燙。”

在第一次親密接觸之后，伽利瑪心目中保守矜持的中國女子形象得到進一步強化。一個明

顯的事實是，宋麗伶從沒在伽利瑪面前裸體。在伽利瑪面前，宋經常穿著保守的長袍、旗袍或

者是在扮演蝴蝶夫人那次穿的和服，這些都符合伽利瑪心中對東方女性的憧憬。同時，這樣的

著裝風格覆蓋著宋麗伶的真身，給她披上了一層神秘感，并給人留下一種矜持保守的印象。

值得注意的是，宋甚至在兩人的性交過程中都堅持穿著衣服。雖然宋的目的是掩飾其真實

身份，而在伽利瑪看來，這是中國女人的羞怯。并且，在伽利瑪“粗暴地吻她”的時候，她

“輕輕地抵抗著”。這些舉動加強了她的矜持，與劇中其他女性的行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無

論是“從不穿內褲”的伊莎貝拉，“不怕被看到裸體”的瑞尼，還是給了伽利瑪第一次性經歷

的女孩，她們都非常主動，充滿了激情。與她們不同的是，宋麗伶被動、害羞、安靜。

除此之外，宋麗伶的言談也向伽利瑪展示了她的羞怯。她從來不會像西方女子瑞尼那樣把

男性生殖器官掛在嘴上，更不用說用各種比喻來形容了。她會選擇含蓄的言辭向伽利瑪傳達她

的感情以及羞怯保守的內心，如“在我想變得現代、像一個男人一樣講話、擁有西方女人的堅

強、去勇敢地面對我自己的時候，是很困難的……最后，我失敗了。一顆小小的、受了驚嚇的

心跳得這么快，把我暴露了”。在給伽利瑪的信中，她用“朋友”來稱呼他，而不是用西方人

說的“親愛的”，用“我已經在你面前丟了臉”委婉地暗示她的愛情。“小小的”是她將自己

柔弱化的策略，“受了驚嚇”再次展示了她的緊張情緒。“我的魯莽的行為讓我的皮膚發燙”，

間接告訴伽利瑪矜持已在她身上根深蒂固。

2.宋麗伶的忍耐與順從

宋麗伶的矜持與羞怯有助于建立伽利瑪的優越感，而另一個加深其在伽利瑪心中“完美”

的東方女子形象的特點是她的忍耐和順從。在兩個人的交往中，宋麗伶對伽利瑪表現出了最大

限度的順從，并無限度地忍耐著他的抱怨和背叛。

在兩人認識大約二十周后，宋成了伽利瑪的情人，成了他的一個安慰和棲身之所。伽利瑪

在包括其妻子的西方女性中一直遭受挫折，而宋麗伶的順從和忍耐，讓他找到了自信與權力感。

當伽利瑪向宋抱怨其妻子海爾佳要求他去看醫生檢查生育能力時，作為一個情人，宋麗伶不僅

沒有埋怨他提及妻子，相反，她耐心傾聽著他的抱怨，并給予他鼓勵：“在封建時代的中國，

當一個男人發現妻子不能生育的時候，他就會轉向另一個女人———給他生個兒子。”她愿意

為其生兒子，同時，為了不給伽利瑪帶來麻煩，她寧愿無名無分，“我不要你做我的丈夫，但

是我已經是你的妻子了”。身為一個中國女人，她可以犧牲自己的名譽，甘心忍受做一個沒有

名分的情人，不要求對方負任何責任，并成為伽利瑪所有挫折和抱怨的庇護所。她不僅包容了

他的不快，并解決了他的煩惱，努力保持著一個順從的“蝴蝶夫人”的形象。

另外，在伽利瑪與年輕女孩瑞尼交往，背叛他們的愛情時，宋麗伶依舊選擇了忍耐。很長

一段時間，當伽利瑪無所顧忌地沉溺于他與瑞尼的性生活中，放肆地維持著另一段戀愛關系時，

宋麗伶采取裝聾作啞的態度。“她知道這個我試圖隱藏的秘密。但是，不像西方女人，她并不

對抗我，恐嚇，甚至對我生氣。”她絲毫沒有怪罪伽利瑪，相反，她的隱忍，進一步加強了她

柔弱順從的特點，使她成為“可以容納我（伽利瑪）的屈辱的人”。

三、間諜宋麗伶：強化華人男性消極形象《蝴蝶君》中，宋麗伶的真實身份是一個男性間

諜，劇中恢復男裝的宋麗伶無形中加深了中國人陰險狡詐、善于暗中破壞的刻板印象。

（一）西方視角下的華人男性形象

西方文學傳統對中國男性的詆毀源遠流長，總體而言可歸納為兩個典型，即“黃禍”傅滿

洲和少數族裔模范陳查理。自19世紀末起，“黃禍論”思潮在西方盛行一時。“黃禍”一詞包

含著恐怖與邪惡雙層內涵。傅滿洲是美國電影中華人形象塑造史上的一個十分重要的華人“定

型化形象”。電影中的傅滿洲幾乎窮盡了所有對邪惡撒旦的想象，其作惡程度令人發指。他在

美國幾乎無人不知，他給西方人帶來恐懼，他是東方惡魔。他殘暴成性，詭秘陰險，精通五花

八門、鮮為人知的酷刑，他是一個由美國電影人精心制作出來的臉譜化形象，成了刻畫東方惡

人的范本。

與邪惡、陰險的傅滿洲形象相對應，出自美國作家厄爾·德爾·比格斯之手的華人偵探陳

查理以一種新的同情性形象出現。電影中的陳查理挺著大肚子，舉止行為具有女性特征，女性

化的方式完全去除了陳查理偵探的力量感。在性格上，他沉著、耐心、機敏，最終成功地破獲

了一個又一個懸案。他彬彬有禮，不管是對同事還是辦案時接觸的人，他都以禮相待。他謙遜、

低調，出口成章，充滿東方智慧。他與人說話總是微微欠著身子，待人接物非常謙恭。他有副

好脾氣，總是笑容可掬，對那些不太友善的態度毫不在意。從某種程度上看，陳查理更像一個

沒有脾氣的侍從，而不是主持大局的名偵探。與傅滿洲相同的是，陳查理也被去除了男性氣質。

（二）陰險的間諜宋麗伶

黃哲倫將中國間諜宋麗伶塑造成傅滿洲和陳查理這兩種男性形象的混合體。劇中，宋麗伶

的主要任務是獲取西方的情報，他是一個非常有謀略的人物，在圖隆使館里扮演蝴蝶夫人時，

就在積極尋找獵物而且眼光十分準確獨到，在演出結束后他便徑直走向伽利瑪并與他攀談許久。

他世故老練、狡詐善變，不費吹灰之力便將西方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宋麗伶深諳男性心理，初

次見面即以自負和驕傲的姿態引起伽利瑪的注意。隨后，他有意控制二人的見面時間，“也許

十五分鐘，最多二十分鐘”，使伽利瑪的渴望逐周遞增。為了操縱伽利瑪，讓他提供有關美軍

在越南的軍備情況和行動計劃，宋努力使自己的表演符合外交官的幻想。為了竊取諜報，他又

假裝謙卑無知，恭維伽利瑪是西方最有前途的外交官，他的決定能夠改變世界的形態。至于他

的真實性別行將暴露的關鍵時刻，他則抓準了西方男性希望東方女性臣服的心態，最終將謊言

隱瞞了二十年。當伽利瑪回到法國后，他也再次回到伽利瑪身邊，并要求對方找了一份方便他

獲取情報的外交信使的工作。尤其是在劇末，宋麗伶和伽利瑪同時在法庭受審的時候，他伶牙

俐齒地陳述著證詞，當伽利瑪傷心地爬向他的假發和長袍時，他依舊保持著男人的形象，“多

么的淺薄，多么的口齒伶俐和諂媚”，繼續著他的陳詞，完全忽視了伽利瑪的感受，也沒有對

他表示出一點同情。

在整個劇中，宋麗伶實質上是扮演了殘忍可恨的平克頓，而伽利瑪卻成了令人同情的蝴蝶

夫人。宋麗伶在伽利瑪自殺時曾宣稱后者是他的“蝴蝶”，這諷刺地表明了自己就是那個絕情

無義的平克頓。當宋麗伶向伽利瑪脫去衣服，露出自己的裸體時，觀眾除了同情被騙的伽利瑪

之外，并沒有對宋麗伶產生應有的認同。在這場荒唐的愛情下，宋麗伶只是一個替代品，裝扮

西方人期待的東方人形象，完成使命。他的生存模式是個特例，不足以代表中國的整體男性。

而他的形象的塑造，很容易讓西方人以此來認識華人，因此，他的形象又再次陷入傅滿洲的惡

魔化身的套路，加重了西方人對華人男性的仇恨。

（三）被“閹割”的宋麗伶

既然裝扮成女人是為了接近伽利瑪，那么，在不跟伽利瑪在一起時，他并沒有必要繼續保

持女人的著裝和行事風格。而事實上，在戲中，即使在宋麗伶自己一個人可以做回真實身份的

時候，他仍然看起來像一個女人。他身上男性氣質的缺失主要體現在行事和思考的風格上。

與革命伙伴秦的第一次接觸中。面對秦，宋仍然穿著用來偽裝的女人服裝，導致

秦驚訝的反應：“你穿了件女人的衣服。而且，每次我來這里，你都穿著女人的衣服。”秦的

反應傳遞的不僅僅是宋穿的衣服這么簡單的信息。他的偽裝，是計劃的一部分，有助于完成任

務。但是，除了偽裝功能，保持女人的裝扮已經成為習慣性的行為。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

似乎喜歡模仿女人，并從中獲得喜悅。即使最終在伽利瑪面前暴露他真正的男性身份，宋麗伶

仍然像個女人。“他撿起蝴蝶夫人的長袍，開始在周圍舞蹈”，“用一只手蒙住了伽利瑪的眼

睛。用另一只手抓起伽利瑪的手放在自己的臉上”，這些行為多出于女人，卻真實地發生在宋

身上。然而，除了他的行事風格，他的思維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女子氣。當他向秦同

志匯報工作要求給他找來一個嬰兒時，他發出這樣的感嘆：“一個有著金色頭發的中國嬰兒—

——他將終生是我的！”這樣的陳述類似于很多文學作品或者電視劇中一些女人的欲望，以嬰

兒為籌碼換得男人的傾心或使自己留在某個男人身邊。因此除了旦角宋的形象，間諜宋的形象

也是女性化的，或者說，一個閹割的華人男性形象。就如最后在法庭上宋聲稱的那樣：“作為

一個東方人，我從來不可能完全是個男人。”在整部劇中，只有在最后宋麗伶才以男人的形象

出現。

四、華人宋麗伶：顛覆華人弱勢形象

無論是華人女性還是男性，無論是惡毒的傅滿洲還是謙恭的陳查理，在西方人的視角下，

他們都是地位低下、處于社會邊緣的華人。盡管劇中塑造的宋麗伶的形象無形中強化了西方對

于華人的刻板印象，但不可否認的是，該劇也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華人的弱勢形象。

劇中，黃哲倫倒置了《蝴蝶夫人》中的男女角色，柔弱順從的蝴蝶巧巧桑不再是東方女子，

而是身為外交官的西方男子；華人間諜宋麗伶成了處于強勢地位的平克頓。劇中的華人，不再

代表著弱勢力量。相反，宋麗伶利用自己身為京劇旦角這一身份，利用自己的智慧，成功易裝

成女性并接近外交官伽利瑪，贏得對方的信任和愛情，并獲取大量重要情報。最終，伽利瑪成

了事實上的“蝴蝶夫人”，成了針上扭動的“蝴蝶”。而且，在全劇最后一場的時候，伽利瑪

穿著傳統的和服，而宋麗伶身著西裝。西裝是西方文明社會的服飾，是紳士的服裝，一定程度

上代表著西方社會的現代文明，象征著其優越的地位。因此，穿著西裝的宋麗伶或多或少向觀

眾證明了自己不是地位低下的弱勢一方。就如劇中宋所說：“就因為是一個東方人為了一個西

方人自殺———啊！你就發現它是美麗的。”西方男子俘虜東方女性給了西方人優越感，而在

劇中，事實上是西方男子為了中國男性自殺。盡管宋麗伶給人留下了殘忍無情的印象，但他確

實顛覆了傳統的東西方關系，顛覆了華人處于弱勢的形象，塑造了一個無畏且強勢的華人形象。

五、結語

《蝴蝶君》被很多學者當作一部典型的解構主義作品進行解讀，然而，黃哲倫對傳統東西

方關系的解構并不徹底。劇中宋麗伶擁有兩種社會身份———旦角和中國間諜。一方面，易裝

成女性的宋麗伶表現出的矜持、羞怯與忍耐，體現并加深了西方人眼中華人女性柔弱順從的刻

板形象。而身為中國間諜的宋麗伶，給人留下了狡猾無情的印象，進一步加強了西方視角下以

傅滿洲為典型的惡毒且缺乏男子氣的華人形象。另一方面，盡管劇中伽利瑪獲得了更多觀眾的

同情，宋麗伶沒有得到應有的認同，但宋的形象確實顛覆了東方弱于西方這一定型化印象，向

觀眾證明了華人為了事業的成功能夠充分利用對方的弱點和自己的才能，而并不是一直處于弱

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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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芳芳，三亞學院教師，研究方向：美國文學與文化。

編輯：趙斌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