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受教育權的救濟

2024年3月20日發(作者：值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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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受教育權的救濟

作者：馮淑臻

來源：《法制與社會》2016年第20期

摘 要 河南省王娜娜被冒名上學的案件已經曝光，就引起公眾的廣泛關注，從齊玉苓案到

羅彩霞案，再到王娜娜被冒名上大學，類似案件屢見不鮮。公民受教育權如何實現救濟，仍是

一大難題，引入人生計劃權治標不治本，基本權利的救濟仍需要借鑒國外成功經驗，逐步實現

我國憲法司法化。

關鍵詞 受教育權 基本權利 憲法 司法化

作者簡介：馮淑臻，山東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憲法與行政法。

中圖分類號：D920.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1009-0592.2016.07.174

河南省王娜娜被冒名上大學的事情一經新聞媒體的曝光，人們再次將視線轉移至社會公正

上，普通民眾大都關心案件的繼續走向，被頂替的當事人能得到怎樣的補償，法律人則更關注

在現有法律規范下，如何實現權利的救濟，如何完善我們已有的法律規范，從制度上將這種現

象扼殺在搖籃中。

一、案情分析

該案被頂替者叫王娜娜，今年33歲，2003年高考考了399分，沒有收到大學錄取通知

書，以為自己落榜了，于是外出打工，之后結婚生子。2015年去銀行辦信用卡時被告知查到

她是大專學歷。銀行工作人員告訴她，中國高等教育學生信息網上可以查到學籍信息，而查詢

的結果和王娜娜申報的并不一致。網站顯示，王娜娜為周口市職業技術學院畢業，入校時間

2003年，專業為漢語言文學教育。為了讓自己的生活回歸正常，王娜娜2015年10月開始，就

一直尋找頂替她上學的人。最終發現，頂替者張某某用“王娜娜”的身份大學畢業，如今已經成

了一名教師。王娜娜提出讓對方注銷學籍，不再影響自己的生活，但結果事與愿違。假“王娜

娜”的父親承認，是自己當年花了5000元買的“指標”，并于2004年5月份即上學9個月之后改

名王娜娜，除了姓名之外，其他并沒有變化。此事曝光后，周口職業技術學院立即成立了調查

組展開調查。據周口職業技術學院學籍檔案顯示，彼“王娜娜”2003年8月經學院現代農藝專業

錄取，后調整至漢語文學教育專業學習，2006年7月畢業。2016年2月28日，調查組表示，

根據學院初步調查結果，事實真相是假王娜娜冒名頂替真王娜娜上學。學院于2月27晚上，

依據調查事實注銷了假王娜娜的學歷信息。

這樣冒名頂替上學的案子并非僅此一起，2010年的羅彩霞案與本案有不少相似之處，歷

經一年多的立案到庭審結束，最終以被告王崢嶸賠付4.5萬元的方式調解解決了。上述河南王

娜娜案當事人并未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而羅彩霞案中法院以侵犯姓名權受理本案，并沒有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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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原告關于受教育權的訴訟主張。從兩案分析，一疑點在于兩案當事人的受教育權這一憲法規

定的基本權利是否受到來自私人的侵犯。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

但學界關于受教育權的法律屬性為公或私，是民事權利還是憲法權利多有爭議。當前大多認為

受教育權是一項公權，對應的是國家負有積極義務去保障公民受教育權的實現，實施義務教育

即為其中內容，當國家沒有履行義務時，公民可將國家作為被告提起訴訟以實現自身權利的救

濟，但是這使得當受教育權受到來自私人的侵害時又該如何認定成為一大難題，因此有學者提

出將受教育權認定是民事權利，認為受教育權是人格權的一種，雖是憲法規定的基本權利，但

《教育法》也對受教育權做出規定而轉化為一項基本權利。但教育法同時規定國家有權對公民

不履行受教育義務的行為進行處罰。繼而又有學者認為受教育權兼具社會權和自由權的屬性。

“受教育權既是一種公權，憲法權利，同時又可在一定條件下作為民事權利，被侵權者可以要

求按照我國受教育法規定獲得賠償。正是由于它在公法的前提下，具有民事性質。因此受教育

權在社會化范式中，成為精神權利兼具物質利益的權利。”①那么，本案中被頂替當事人是否

擁有受教育權呢？從憲法學上來看，受教育權主要包括三個具體的內容②，其中最核心的內容

是學習的權利，即權利主體（以適齡兒童和少年為主）享有在學校等國家舉辦的受教育機構中

接受教育，并通過學習在智力和品德等方面得到發展的權利。但是這一權利內涵也存在爭議，

許多憲法學者認為受教育權主體的范圍過小，此外還應該包括非適齡兒童和少年，從保障適齡

兒童和少年權利救濟的角度還應包括適齡兒童和少年的父母等監護人。因而有學者將受教育權

劃分為學習機會權（入學升學機會權、受教育的選擇權和學生身份權）、學習條件權（教育條

件建設請求權、教育條件利用權和獲得教育資助權）和學習成功權（公正評價權和獲得學業、

學位證書權）。③具體到本案可以看出，王娜娜的分數已經達到河南省周口職業學院的錄取分

數線，如果沒有張某某及其父親的操作，王娜娜就可以被周口職業技術學院繼續接受教育，因

此本案中王娜娜是擁有受教育權的。張某某侵害的也就是王娜娜的學習機會權，根據有關理

論，學習機會權根據不同的階段可分為入學升學機會權、受教育的選擇權和學生身份權。④其

中入學升學機會權是其基本內容，沒有此項權利，也就沒有受教育選擇權和學生身份權。

本案中，張某某冒用王娜娜的姓名，致使王娜娜無法繼續接受教育，侵害了其入學升學機

會權，侵犯了王娜娜的受教育權。

本案與羅彩霞案相比，可以發現侵權類型是一致的，本案被頂替當事人截止到目前未提起

訴訟，但從羅彩霞一案法院的判決來看，人民法院僅對侵犯姓名權這一民事訴求做出裁判，并

未對侵犯受教育權這一基本權利做出回應，這也從側面反映出我國受教育權救濟的尷尬，首先

是受教育權公私屬性并無定性，作為公法的受教育權所依據的憲法在我國不能成為審理案件的

依據，如果將受教育權放在司法框架內加以保護又缺乏相應的法律規定。

二、 由受教育權救濟到基本權利救濟

在齊玉苓案件之后，被冒名頂替上學者的利益到底應該如何看待，采取怎樣的措施保障，

成為法學研究者難題。法國首位社會學教授埃米爾—迪爾凱姆提出“人生計劃權”的概念，他認

為，所謂人生計劃權是個體尋求生存、發展和獲得自由的概念，并且提出要對被侵權者給予人

生計劃損害賠償，這是一種受到社會集體廣泛認同的權利救濟方式，因而立法和司法機關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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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過相關途徑對社會集體的意識作出反應，制定法律。想法是好的，但畢竟是社會學領域的

設想，相關理論和制度仍是法學界應做努力，所幸并非淪為空想。1997年泛美人權法院對塔

瑪育一案的判決中提出人生計劃，判決認為人生計劃就是在正常情況下可以實現的個人和職業

的發展，對它的破惠、遲滯或者減等，構成必須賠償的侵害。⑤我國徐國棟教授在《綠色民法

典草案》中嘗試將人生計劃權納入自然人一編，作為一種新型人格權加以保障：“以生命健康

權或者自由權為基礎，自然人享有人生計劃權。”但是這種對人生計劃的損害用金錢賠償的主

張與我國目前法律制度的發展狀況并非適應，不能否認設立人生計劃權可以達到規范社會道德

和維持社會秩序的目的，但受教育權畢竟是憲法規定的一項基本權利，不能僅僅依靠民法保

障，加之此類案件的舉證十分困難，賠償數額難以確定，一旦設立也不能排除權利濫用的可

能。因此，與其引入人生計劃權對受教育權進行保護，不如將受教育權的救濟看作是基本權利

救濟這一整體問題的一部分，尋求我國基本權利救濟的出路。

三、 國外基本權利救濟模式

國外關于基本權利的救濟大概分為四種模式：

第一種是直接效力模式，代表國家是瑞士和愛爾蘭，突出特點是憲法具有可訴性，將憲法

基本權利作為主觀權利，直接賦予私人以訴權，私人可以提起憲法訴訟。但是憲法條文大都抽

象，適用憲法進行裁判，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過大也是問題，此外私法的自治原則也會受到破

壞。

第二種是間接效力模式，這種模式又可以分為強間接效力模式和若間接效力模式。強間接

效力模式不同之處在于主張“有權利必有救濟”，凡是在公法領域規定的權利根據該原則必能在

私法中有相應的救濟方式，這不同于傳統的間接效力模式，在傳統的間接效力模式中沒有將憲

法權利納入到司法體系中進行保護的通道。憲法規定具有模糊性和不確定性，根據有權利必有

救濟的原則將受侵害的憲法權利擴展到司法層面來保護，是因為在私法救濟中的救濟體系較完

整，在具體案件中便于確定補償措施。⑥

第三種模式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國家行為模式。美國案例實踐中將某些私人行為看作是國家

行為，主要有公共職能行為和國家關聯行為。所謂公共職能行為是指行為本身具有公共職能的

性質；國家關聯行為是指有國家公權力因素存在，有國家權力的參與的行為。此外還有國家授

權行為。回歸到本案，暫且不論案件中王娜娜的受教育權受到損害是否有國家或者政府的因

素，若是適用美國模式對我國受教育權進行保護難免會存在對基本權利救濟的空白，因為如果

侵害行為無法歸屬于上述兩種行為，必然無法得到憲法救濟。

第四種模式是國家保護模式，德國法學界認為“國家負有義務去保護公民法益及憲法上所

承認的制度，特別是國家負有保護國民的生命和健康、自由和財產等義務。”也就是說，當一

方的基本權利受到另一方的侵害時，即使侵權一方主體是非公權力主體，受侵害一方仍可以將

國家告上法庭，提起憲法訴訟，因為國家沒有盡到保護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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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較上述四種基本權利的救濟模式，德國采用的國家保護模式更為簡單且具有實用性。

但是我國沒有違憲審查制度和憲法訴訟制度，因此只能在以上四種模式中尋求借鑒。

觀之我國關于基本權利的救濟，1991年的齊玉苓案被稱為中國“憲法司法化第一案”，在此

案件中，最終處理結果是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批復，認為陳曉琪等人以侵犯姓名權為手段，本

質上是侵犯了齊玉苓的受教育權，這里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復是其作為最高司法機關作出的司法

解釋，從該解釋中可以看出原告侵害對象是受教育權。在法院在判案過程中遇見適用法律困難

由最高人民法院針對個案作出司法解釋也是一種關于基本權利救濟的做法，但是2008年12月

最高人民法院廢止了該解釋，理由是“已停止適用”。從基本權利救濟的其他途徑來看，我國行

政法規定的是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我國目前關于學校的定位為事業單位，事業單位不屬于行

政主體，更重要的是法院僅能對行政主體的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進行審查，不能審查其合理

性，在具體案件中被侵權人受到的侵害不能保證不包括行政主體抽象的行政行為；至于民法，

其調整范圍是平等主體之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對類似本案中被侵權人受教育權受到侵害

的情況，難以認定到底是對人身利益的侵害還是財產利益的侵害，這也是為什么在羅彩霞一案

法院的判決中，法院僅對原告關于姓名權受到侵害的部分作出判決，此外，公民受教育權等基

本權利可能受到不僅僅是來自與其平等主體-私人的侵害，還有可能受到來自不平等主體的，

比如國家機關的侵害，此時公民就不可能就這一部分侵害得到來自民法上的救濟。

四、關于我國基本權利救濟途徑的思考

據上文所述可知，我國關于基本權利救濟這一部分，憲法上我國沒有憲法法院或者憲法訴

訟，行政法和民法上缺乏有效的救